诗本性情，以诗补史

Posted 2023-01-05 性情

篇首语：没有道路直接通向成功，我们必须用自己的辛勤与汗水，来凝结这条漫长的道路。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诗本性情，以诗补史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诗本性情，以诗补史

　　关于诗与性情的关系，从时代就已进行讨论，孔子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中，就包括了性情的表达，孔子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无邪”之“思”，在看来，就是一种真性情，孔子又首创“诗教”之说，他所谓的诗教，就是温柔敦厚的人格与性情，他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礼记，经解》）可见，孔子的诗教、诗情，主要是指道德情感，后代的儒家，对诗与性情的关系也有很多论述，如朱熹对孔子“兴于诗”的解释是：“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四书集注，论语泰伯注》）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有“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之说，王夫之则有“诗以道性情”、“诗之为教，相求于性情”之说，黄宗羲则提出了“诗从性情出”的主张，应当强调的是，儒家种种关于诗与性情关系的观点，并非崇尚人的自然情感，而是倡导人的道德情感，有人将明清之际儒家（如顾、王、黄等）的诗学理解为崇尚自然情感的诗学，本人不敢苟同。> > 　　黄宗羲在其为他人所作诗文序或墓志铭中，多次论证了“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的观点，他在《寒村诗稿序》中说：“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负，古人不能尽其变化，学者无从窥其隅辙，此处受病，则注目抽心，无非绝港，而徒声响字脚之假借，曰此为风雅正宗，曰此为一支半解，非愚则妄矣。”又在《陈苇庵年伯诗序》中写道：“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人之性情，其甘苦辛酸之变未尽，则世智所限，易容埋没，即所遇之时同，而其间有尽不尽者，不尽者终不能与尽者较其贞脆。”就是说，作诗的根本之道，在于表达人生千变万化、酸甜苦辣的性情，不出于真性情而只注意文字格律的诗，便是“非愚则妄”，那么，黄宗羲所谓的“性情”究竟是什么呢？他说：“诗也者，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之精神意志者也，……彼才力工夫者，皆性情所出。”联系天地万物的变化无穷而畅达个人的精神意志，这就是诗人的“性情”，但这性情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因时而异，黄宗羲的诗论明确区分了“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的不同涵义，指出：> > 　　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来，诗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夫吴歌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吾人诵法孔子，苟其言诗，亦必当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如徒逐逐于怨女逐臣，逮其天机之自露，则一偏一曲，其为性情亦末矣，那些吟咏民间小调、怨女逐臣、触景感物之情的诗表达的是“一时之性情”，而经孔子删选过的合乎 “思无邪”之旨趣的诗表达的是“万古之性情”，所以，论诗的标准应当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而不应该受怨女逐臣一时一己性情的局限，由此可见，黄宗羲所讲的性情并非就是人的自然情感，而是以“思无邪”为标准的道德情感。> > 　　他在《黄孚先诗序》中具体而微地诠释了“性情”的内涵，认为“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但“古人之情”与“今人之情”却是根本不同，“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无论是吟咏忠君、孝亲、思妇劳人还是吟咏风云月露、草木虫鱼，都是“真意之流通”，而今人之情却是“情随事转，事因世变，乾啼湿哭，总为肤受，即其父母兄弟，亦若败梗飞絮，适相遭于江湖之上”，简直冷酷无情，有时偶尔因“劳苦倦极”而呼天抢地，因“疾痛惨怛”而呼爹喊娘，然而“俄顷销亡”，所以不算真情也，故“今人之诗，非不出于性情也，以无性情之可出也”，这是经历了亡国破家之痛的诗人黄宗羲的真性情，他在另一篇悼念亡友鲁栗（号韦庵）的墓志铭中十分尖锐地批评了钱谦益之流的诗文“所得在排比铺张之间，却是不能入情”，进而评论说：“余观今世之为遗老退士者，大抵龌龊治生，其次丐贷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举场屋之心胸，原无耿耿；治乱存亡之故事，亦且愦愦，如先生者，日抱亡国之戚以终其身，是可哀也。”这“亡国之戚”，也是黄宗羲诗论中赞颂最多最真切的情感。> > 　　黄宗羲还在《南雷诗历，题辞》中通过亲身体验的叙述来阐明其诗论，他说，年轻时学诗只是局限于声调抑扬，“妄相唱和”，后来“经历变故”才有所悟，知颠沛流离之处，而“诗在其中”，他总结说：> > 　　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古今志士学人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不必出于一途，今于上下数千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唐，于唐数百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盛唐，盛唐之诗，岂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浓淡，亦未尝归一，将又何适所从耶？是故论诗者，但当辨其真伪，不当拘以家数，…… 一友以所作示余，余曰：“杜诗也。”友逊谢不敢当，余曰：“有杜诗，不知子之为诗者安在？”友茫然自失，此真伪之谓也，余不学诗，然积数十年之久，亦近千篇，……横身苦趣，淋漓纸上，不可谓不逼真耳，所谓“诗之道”，就是能藏纳“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而非模仿古人；所谓“辨其真伪”，也即辨性情之真伪，而非拘泥家数，这就是黄宗羲诗论的真谛所在。> > 　　黄宗羲诗论的另一创见，就是提出了“诗补史之阙”的观点，中国的诗歌理论史或曰诗学史大概以唐分界，唐以前大体崇奉《尚书，舜典》的“诗言志，歌咏言”之说，尚无“诗史”说，自唐末文人孟所著《本事诗》指称“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之后，“诗史”之说于是流行起来，但无论古今有无此说，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黄宗羲在前人“诗史”说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诗与史相为表里”和“以诗补史之阙”的重要观点，他在《姚江逸诗序》中写道：“ 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好问）《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之人物，赖以不坠。”而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更为全面地阐述了“以诗补史之阙”的观点，他写道：> > 　　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死，宝幢志其处所：可不谓之诗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见于九灵之诗，而铁崖之乐府，鹤年席帽之痛哭，犹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尽矣，明室之亡，分国鲛人，纪年鬼窟，较之前代干戈，久无条序；其从亡之士，章皇草泽之民，不无危苦之词，以余所见者，石斋、次野、介子、霞舟、希声、苍水、密之十余家，无关受命之笔，然故国之铿尔，不可不谓之史也，黄宗羲认为，以往称杜诗为诗史固然不错，但只是以史证诗，而没有自觉意识到“诗补史之阙”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把握“诗史”说的根本，在历史上，凡遇到社会大变局如改朝换代、国家兴亡之际，许多轰轰烈烈的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的事迹以及血泪斗争史，在新朝的正史记载中往往付之阙如，反而靠着民间的特别是遗民诗人的诗篇得以保存，这就叫“史亡而后诗作”，与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史）作”之说恰恰形成对照，黄宗羲又以宋、元、明三代的灭亡为例，说明“诗补史之阙”的重要性：当时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正史没有记载，就是靠当事人的诗集或诗篇保留下来的，而这些“诗史”，并非受命之作，但却记录了大变动时代可歌可泣的历史。> > 　　黄宗羲不仅是“诗补史之阙”理论的倡导者，而且是这个理论的实践者，他平生写了千余首诗，其中有不少就是“补史之阙”的，他把自己的诗稿删定结集，称为《南雷诗历》，便包含了“诗史”之意，他曾将自己在六年（己丑，1649）以前追随监国鲁王在浙东海岛坚持抗清斗争时期所写的诗编为《穷岛集》，显然是一部“补史之阙”的诗集，在当时清政府大搞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下，黄宗羲的大量诗史类作品难以完整保留下来，上列《穷岛集》也已亡佚，但我们从现存340多篇南雷诗中大致可以找寻到黄宗羲反阉、抗清、讲学、著书的历史足迹，也可以找到那个大变动时代中许多为正史所遗弃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事迹与历史人物，例如，他写于顺治初年的《感旧》诗十四首，就是系列性的史诗：> > 　　其一> > 　　高谈不见陆文虎，深识难忘刘瑞当。> > 　　岂料一时俱夺去，浙东清气遂销亡。> > 　　这是回忆年间与诗友陆文虎、刘瑞当等人在浙东组织复社分社昌古社的情景，并寄托悼念亡友之情。> > 　　其六> > 　　刘门弟子祝王称，亦谓捐生似近名。> > 　　今日风波无畔岸，自惭不值一钱轻。> > 　　这是记载刘宗周弟子暨诗人同门祝渊、王毓蓍在明亡后自杀殉国的诗集。> > 　　其七> > 　　南都防乱急鸱枭，余亦连章祸自邀。> > 　　可怪江南营帝业，只为阮氏杀周镳！> > 　　这是记录崇祯十一年作者与复社名士发表《留都防乱公揭》驱逐阉党余孽阮大铖，而阮大铖于弘光元年掌权后实行报复杀害复社骨干周镳的。> > 　　其十四> > 　　虞渊事业已难凭，此意沉埋却未曾。> > 　　梦哭芦花寒月上，谁人更复唱平陵！> > 　　这是歌颂浙东抗清领袖孙嘉绩（字硕肤）的事迹，并表达了对恢复事业犹存一线希望的心情。> > 　　又如诗人写于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的《得吴公及书》，诗曰：> > 　　荒村接得纸零星，四十三年梦又呈。> > 　　战鼓夫人充健卒，朝仪宗伯领诸生。> > 　　寒琴堕水声犹在，孤堞经围血尚。> > 　　三板洋中三十里，至今耿耿此时情。> > 　　十里洋船上下潮，一杯相对话漂摇。> > 　　马兰万树遮荒岛，饥鹗千群泊乱礁。> > 　　公已千秋传信史，我开九冷诗瓢。> > 　　宫人何事谈天宝？清泪能无湿绛绡！> > 　　诗中通过回忆重现了历史画面，即四十三年前（监国鲁王四年己丑岁，1649）舟山抗清情景以及诗人黄宗羲被迫离开抗清前线而与战友吴钟峦依依惜别的情景。> > 　　在现存南雷诗中堪称“补史之阙”而且寄托了梨洲先生深沉的故国之痛的诗，莫过于悼念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的两首诗了，张煌言在艰难困苦条件下百折不挠地坚持武装抗清近20年，最后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被捕后从容就义，梨洲门人万斯大等收其遗骸安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黄宗羲为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墓志铭，详细记载其抗清事迹及就义情景，此外，还写了两首悼念诗，第一首是在张煌言被清政府杀害后的第二年，即康熙四年乙巳（1665），黄宗羲写了八首悼念亲朋好友的诗，题名《八哀》，其中一首叫《张司马苍水》，诗曰：> > 　　廿年苦节何人似？得此全归亦称情。> > 　　废寺醵钱收弃骨，老生秃笔记琴声。> > 　　遥空摩影狂相得，群水穿礁浩未平。> > 　　两世雪交私不得，只随众口一闲评，> > 　　短短八句诗，既歌颂了张煌言艰苦抗清、从容就义的英雄事迹，又表彰了万斯大等人“废寺醵钱收弃骨”的义举，同时还抒发了对有两世交情的亡友的深切哀悼之情。> > 　　另两首先后写于康熙十八年（1679）、十九年（1680），黄宗羲于康熙十八年秋天与门人陈夔献同登杭州南屏，寻找张煌言墓，赋诗一首，题名《寻张司马墓》，诗曰：> > 　　草荒树密路三叉，下马来寻日色斜。> > 　　顽石呜呼都作字，冬青憔悴未开花。> > 　　夜台不敢留真姓，萍梗还来酹晚鸦。> > 　　牡蛎滩头当日客，茫然隔世数年华，> > 　　次年，黄宗羲再到杭州，与朋友共10人，效仿当年谢翱在桐庐钓台祭拜文天祥故事，在大雪纷飞之时祭拜张苍水，赋诗一首，题名《大雪野祭》，诗曰：> > 　　湖边已断草鞋痕，何似冰天共出门。> > 　　雪夜千年同此哭，孤坟三尺大于昆。> > 　　讳名自甲还终癸，遗事书潮不系元。> > 　　近日传闻君莫告，歌声变徵咽清樽，> > 　　这两首诗，既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深切怀念的感情，也谴责了清朝统治者大搞文字狱的文化专制政策，致使祭拜者不敢留下真名实姓。> > 　　总之，黄宗羲的文学观，是根柢经史、反对空疏的文学观，是歌颂豪杰精神、提倡思想创新的文学观，黄宗羲的文论与诗论，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明末清初大变动时代的特点和遗民的悲情，其文论提倡豪杰精神、强调根柢之学，其诗论强调诗道性情、以诗补史，这对纠正当时委靡空疏的学风无疑具有开风气的积极作用，如同全祖望所说“足以扫尽近人规模字句之陋”（《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他经史基础雄厚，故其散文气势磅礴、优雅流畅，其中许多诗文，从一个侧面反映和记载了那个“天崩地解”时代的历史，其文可作“史记”读，其诗也可作“诗史”看，然而，黄宗羲的文论与诗论也有其片面与缺陷，全祖望盛赞“南雷自是魁儒”，是“杂而不越”的“纯儒”，但批评梨洲先生“党人之习气未尽，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文人之习气未尽，不免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此论固然不错，但从多元文化和谐兼容的观点看来，梨洲先生的“门户之见”与“文人习气”，还表现在过分坚守儒家门户、排斥佛老之学，如他主张“作文不可倒却架子，为二氏（指佛老）之文”，因而批评宋景濂撰写《大浮屠塔铭》是“和身倒入（佛氏），便非儒者气象”，这就未免主张太过，囿于儒者门户了，而梨洲诗论所主张的 “承学统”、“道性情”和“诗史”说，不太重视文学作品艺术技巧的运用，则不只是“文人之习气未尽”，而简直是道学之习气未尽了，所以，或许可以说，梨洲先生堪称文章盖世，但诗赋尚欠灵气，当然，这无损于他的文学家称号。

关盼盼是何许人也？白居易以诗逼死的痴情女子

白居易是着名唐代大诗人和文学家，与李白、杜甫齐名，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其文章精切，尤工诗，作品平易近人，老妪能解，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并写下了大量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他是日本人最喜欢的唐代诗人之一。

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发。白居易去世后，连唐宣宗都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然而，这样一位声名远播、流芳千古的“诗魔”却曾用他最擅长的诗歌逼死了一位颇具才情的痴情女子——关盼盼。后来，白居易为自己逼死关盼盼的事情悔恨半身，若干年后他归隐洛阳香山，心知时日不多，还遣散了侍姬樊素与小蛮，怕她们重蹈关盼盼的覆辙。

那么，这位被“诗魔”白居易以诗逼死的痴情女子关盼盼究竟是何许人也？

关盼盼生于唐德宗贞元三年，出身于书香门第，七岁识字，十岁能作文，加之能歌善舞又生得可爱，所以从小就声名远播，引得不少富家子弟倾慕于她。然而好景不长，在关盼盼正值碧玉年华的时候却逢家道中落，从而不得已沦为江南一代名妓。

在唐朝，几乎无几人可以完整地跳完以复杂、绚丽闻名的“霓裳羽衣舞”，可是关盼盼却以擅长此舞而闻名。不仅如此，着名的大才子白居易那首《长恨歌》，关盼盼也可以完整、声情并茂地唱下来。柔美的歌喉再加上轻盈袅娜的舞姿，在当时被人传为“美艳惊鸿，歌舞双绝”并招来不少江南的官员前来拜访她。而其中一位，则是她未来的丈夫张愔。

张愔是一名武将，可是却生性儒雅，颇通文墨，对关盼盼的诗文十分欣赏，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出守关盼盼所在之地徐州。张愔本来妻妾成群，却对关盼盼情有独钟，又因为怕关盼盼嫌弃自己年纪太大，迟迟不敢表白。后来几经周折，才让二人把婚事定了下来。张愔为了表示自己十分看重关盼盼，就按照当地规矩向关盼盼家中下了一大笔聘礼，而且是以十分隆重的形式把关盼盼娶回了家中。在徐州西郊，风景秀美怡人，关盼盼曾经在新婚之夜随口对张愔说，如果能在此终老，将会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哪想到张愔真的把这句话放在心上，请来工匠在那里为关盼盼造了一座别院，别院的里面是一座小楼。二楼的亭子临水而立，仿佛与世隔绝一般。

窗前垂有新柳，引得不少燕子双双穿枝而过。于是，关盼盼与张愔就为此楼取名为“燕子楼”。关盼盼生性娴静，知书达理，为这位身为封疆大臣的显官枯燥的官场生活增添了不少浪漫色彩，让他享受到人生的另外一重美妙境界。所以两人虽然年纪差距甚远，却情投意合，恩爱有加。

不久之后，官居校书郎的白居易远游至徐州，被敬慕其诗才的张愔邀请至府中，设宴盛情款待。席间，张愔让盼盼为客人表演歌舞，关盼盼欣然领命。一曲“霓裳羽衣舞”再加上一首爱恨缠绵的“长恨歌”让白居易大为赞叹。白居易借助酒力当即成诗称赞道：“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得大才子白居易这样一翻盛赞，关盼盼的名声则更加香溢四方了。

然而好景不长，关盼盼入府才两年光景，张愔就病逝徐州，葬于洛阳北邙山。张愔去世后，家中姬妾都很快风流云散，各奔前程而去，只剩下年轻貌美的关盼盼决心为丈夫守节。张府易主后，她只身移居到徐州城郊云龙山麓的燕子楼，只有一位年迈的仆人相从，主仆二人在燕子楼中，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昔日关盼盼与张愔常常双双在燕子楼上看夕阳暮色，在溪畔柳堤上缓缓漫步，多少个月明之夜喁喁低语，数不清的晓雾朦胧中相偎相依;如今却是风光依旧，人事全非，独对长夜寒灯，形单影只，夜夜刻骨的思念，日日无望的期盼，冬去春来，去年的燕子今年又飞回，却不见去年伉俪。

住在满溢旧情的楼中，关盼盼心中只剩下悲思和无奈，日复一日，全靠着沉醉在回忆中打发时光，不再歌舞，也懒于梳洗理妆。昏昏暗暗中，不知不觉竟也度过了十度春秋，关盼盼的这种忠于旧情、守节不移的精神，赢得了远近许多人的怜惜和赞叹。

元和十四年，曾在张愔手下任职多年的司勋员外郎张仲素前往拜访白居易，他对关盼盼的生活十分了解，并且深为盼盼的重情而感动，因关盼盼曾与白居易有一宴之交，又倾慕白居易的诗才，所以张仲素这次带了关盼盼近来所写的《燕子楼新咏》诗三首，让白居易观阅。

后来，燕子楼因为关盼盼的故事而成为徐州的胜迹，历代均加以修葺。宋朝才子苏轼登游燕子楼夜梦关盼盼，曾词云：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觉梦，但有旧愁新怨，异时对南楼夜景，为余浩叹。”如今，楼上仍悬挂着关盼盼的画像，神情秀雅，容貌艳丽绝伦，过往的游客，不但仰慕其风貌，更为她的贞情而感叹。

诗本性情，以诗补史

诗本性情，以诗补史

关盼盼是何许人也？ 白居易以诗逼死的痴情女子

关盼盼是何许人也？白居易以诗逼死的痴情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