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力行”哲学的时代意义

Posted 2023-01-05 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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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力行”哲学的时代意义

　　黄宗羲从解说阳明学中提炼出来的“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功夫”的哲学思想，虽对王阳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而言，不免有转移学说重点之嫌，但十分契合其师刘宗周“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的思想，更符合宗羲本人以强调实践工夫为特色的“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本体论思想，所以，我们可以把梨洲哲学归结为“力行”哲学，这一哲学思想在黄宗羲许多著作中都有体现，例如他在《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中指出：> > 　　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侧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 “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建功立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显然，黄宗羲所批评的，是那些死抱“语录”教条而脱离实际、高谈阔论、欺世盗名的假儒者；他所肯定和赞颂的，是那些学以致用、身体力行、在“经纬天地”的实践中“建功立业”的真儒者，在其所著《今水经》的序言中，第一句就是：> > 　　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后世流为词章之学，始修饰字句，流连光景，高文巨册，徒充惑之学而已，这是对先秦原儒民本、务实思想的肯定，而批评了后世俗儒、迂儒们华而不实的学风，全祖望在阐述黄宗羲经世思想时说：> > 　　（梨洲）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又说：> > 　　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梨洲）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痼疾，为之一变，诸如此类，一反俗儒鄙薄实践实用的迂腐习气，而表现了一种强调“经世应务”的实学精神，而这正体现了从“力行”哲学出发落实为政治实践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经世应务”的实学精神不仅在黄宗羲那里有突出体现，而且在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那里也有突出体现，例如，被称为明清之际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1613—1682）也曾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清谈学风而力倡实学学风，他说：> > 　　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顾炎武还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观点，实际是要重新树立“六经”的权威，他认为，为学目的一是“明道”，二是“救世”，“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其所著《日知录》，所编《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数百卷，都反映了他注重实学以求明道救世的目的。> > 　　明清之际另一位具有启蒙思想的学者颜元也与黄宗羲、顾炎武一样，批评了宋明理学之弊而提倡实学，他指出，宋明理学家，无论是程朱派还是陆王派，其弊在于“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原以表里精粗、全体大用，诚不能无歉”，感叹当时“浮言之祸甚于焚坑，吾道何日得见其行哉”，所以，颜元强烈主张以实代虚，提倡实学实用，立足经济事功，反对理论空谈，他说：> > 　　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是为圣学之极致矣，不及此者，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如六艺不能兼，终身只精一艺可也；如一艺不能全，数人共学一艺……亦可也，正因为颜元在言行上崇实非虚，所以他在义利观上批评了董仲舒所谓“正谊不谋利”的偏颇和宋儒的“空疏无用之学”，明确主张正义谋利、明道计功，他说：> > 　　利者义之和也，……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这一字之改，反映了儒学从宋明理学“内圣成德”之虚学向“经世致用”之实学转化的趋势，颜元及其门人弟子不仅在理论上提倡实学，而且在行动上努力实践，如他主持漳南书院时，即在“习讲堂”内设立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四大学科，开设了礼、乐、书、数、天文、地理；兵法、战法、射御、技击；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20多门课程，明清之际还有一位与黄宗羲出身同乡、参与过浙东抗清事业却与黄宗羲“失之交臂”的实学提倡者，那就是在抗清失败后流落异国他乡、最终成为日本德川幕府政权“宾师”（国师）的朱舜水，舜水在回答学生问《论语》“学而时习之”之义时说：“兼致知、力行，方是《颜元集》上册学，方是习，若空空去学，学个甚底？习，又习个甚底？”又说：“学问之道，贵在实行”；“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 > 　　从上引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朱之瑜等学者的言行著述可以看出，明清之际儒家学者思想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严厉批评了宋明理学家的空疏学风，而积极提倡讲求实用、实务的经世实学，这实际上成了明清之际的时代思潮，黄宗羲的“力行”哲学，正是这时代思潮的理性概括。> > 　　黄宗羲的“力行”哲学，在本体论上扬弃了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和刘宗周的“意本”论，提出了动态的“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命题，坚持了所谓“本体”是在无尽的工夫实践中逐步呈现的思想；在处理知行关系的认识论上特别强调实践之“行”的作用，将传统儒家的“学、问、思、辨、行”等认识环节，都归结为一个 “行”字，强调了“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的实践思想，又通过提出“致字即是行字”的命题而将“致良知”导向“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在方法论上强调 “一本万殊，会众合一”辩证结合的“穷理”方法，而超越了传统的“格物致知”方法，这都反映了黄宗羲已摈弃宋明理学家那种支离、空疏的学风而走向实用、实学的新境界，从而为其倡导社会变革、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新民本”思想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黄宗羲在明清之际社会大变动时期倡导的“力行”哲学，是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的：从理论风气而言，反映了摆脱“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回避现实，逃之愈巧”的空疏学风的时代需要，从现实政治而言，反映了社会剧变时期关切民瘼、以“万民忧乐”为天下头等大事的民生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批判虚风、虚学，提倡实用、实学成为时风所急，特别是在何谓“行”、如何“行”的问题上，更成为有志于社会改革、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家、哲学家所关注的突出理论问题，正因如此，他要强调“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强调“致字即是行字”，强调“必以力行为功夫”、“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在在表现了一种“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而这正是从“力行”哲学思想发而为“民本”政治实践的人文主义精神，尽管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梨洲还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力行”哲学的新体系，但他深度的哲学思考是值得称道的，他不仅对从传统民本思想转型到民主启蒙思想作出了关键性的理论贡献，而且对中国儒学超越宋明理学而走向近代实学进行了有益的哲学探索。> > 　　黄宗羲以“经世应务”为目的的“力行” 哲学，尤其是给予清代浙东学者以很大影响，培育并形成了与乾嘉考据学派学风迥异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独特学风，如前所述，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是一个经史并重的学术流派，其学术涵盖面相当广泛，既包括了传统的经学、史学与文学，也涵括了以历学、算学为主流的自然科学，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黄宗炎、黄百家、万斯大、万斯同、李邺嗣、郑梁、陈、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王梓材、黄炳等，尤以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深得梨洲真传，万斯同自述其治史目的是“欲讲求经世之学”，声明“吾之所谓经世者，非因时补救，如今之所谓经济云尔，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这个“作而行”，正是梨洲“力行”哲学之真谛所在。> > 　　章学诚是第一个对浙东学术特点及其经世精神作出理论总结的史学家，他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提出浙东、浙西之分，不只是一种“人文地理”的划分，实质上是试图将乾嘉考据学与浙东经世实学作出原则的区分，他在该文强调和推崇的并非“尚博雅”的浙西之学，而是既“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又重视经世致用、使学术“切合当时人事”的“贵专家”的浙东经史之学，他说：> > 　　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言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言，不足言史学也。> > 　　在这里，章氏提出了“经学即史学”的思想，这是具有时代意义的，顾炎武在清初倡言“经学即理学”，本来同黄宗羲倡言“经术所以经世”一样，是针对着王学末流“束书不观，而从事于游谈”的空疏学风而进行的批判和扫除，但到后来，特别是乾嘉学者，他们抽去了顾、黄学风的“经世”精神，而把“经学”引向了纯粹考证、训诂的方向，这已远离“治天下”、“为民用”的“经世”目的，在这样的学术空气下，章学诚重申浙东学术的经世传统，提出“经学即史学”的思想，正是为了扫除只争门户而不知经世、只知考证而不知人事的繁琐考据学的弊病，由此正可看出章氏学术思想的实学特色。> > 　　综上所述，作为阳明心学的殿军，黄宗羲一方面接受了阳明心学的学术取向，另一方面又对阳明后学的空疏学风提出了诸多批评；作为蕺山门人，他承续了刘宗周对阳明学的批判继承态度，大致以刘宗周的评判为依据去简择阳明、平章学术，沿着乃师“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的思路进行了理论创新；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社会批判精神、力倡新民本思想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在批判继承自到陆、王的心学思想基础上，力求折衷朱、陆、王、刘，从而建立了超越阳明“致良知”教与刘宗周 “诚意慎独”之教而重视实践、实用的“力行”哲学新模式，并奠定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理论基础，他的“力行”哲学模式虽然还不够系统与完整，但开拓了以 “经世致用”为目的的清代实学新方向，其理论尝试和思想火花是值得肯定的。> > 　　黄宗羲提倡的“必以力行为工夫”、“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哲学思想，是一种重视实践的哲学，它对我们在当代社会实践中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有借鉴意义，而黄宗羲在其哲学探索中总结出来的“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辩证思维方法，更具有开放性、兼容性思维的特征，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异质文化交流、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人文精神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 　　“经世应务”的史学理论> > 　　黄宗羲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不仅编写了大量史学著作，开创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史学理论原则和比较科学的治史方法。> > 　　黄宗羲的史学著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实录型的，例如《行朝录》、《弘光实录钞》等，记载了几个南明小朝廷（弘光帝、监国鲁王、隆武帝、绍武帝、永历帝）从建立到覆灭的历史，前面提到的他的《明史案》当属这类著作，其所录“史案”，可能不限于南明史，很可能包括有明一代历朝帝王的起讫历史，我们从钱林《文献徵存录，黄宗羲传》所称“《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条举一代之事，供采摭，备参定也”一语，可知黄宗羲这部大著属于实录型的史料编著，是宗羲为纂修《明史》作准备的未定稿，可惜今已亡佚，无法详考了，第二类是学术史著作，例如已经定稿的《明儒学案》62卷和尚未完编的《宋元儒学案》（后由其子黄百家、五世孙黄璋以及后学全祖望、王梓材陆续修订成《宋元学案》100卷），就是总结宋、元、明三代学术发展演变史的专著，其所编《明文案》、《明文海》、《宋元文案》等则是为编宋、元、明儒学案而进行的资料准备，另外，黄宗羲还曾编辑了《东浙文统》若干卷，据其自述，属于明末浙东地区学者的文章汇编，是地方学术史资料，第三类是别史、杂史（如方志、家乘、回忆录等），如《四明山志》属地方志，《黄氏家录》属家乘，《思旧录》属回忆录，第四类是碑铭、传记，如《南雷诗文集》所载数百篇墓志铭、人物传记等，尤其是两个学案，创立了一种史书新体裁——学案体，这是黄宗羲对中国史学的一大贡献。> > 　　编纂史书、起例发凡、开创新体裁固然重要，但提出新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原则似乎更为重要，黄宗羲一系列史学观念和比较科学的治史方法是很值得称道的。

黄宗羲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自然科学成就

　　黄宗羲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论家，而且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在历学（天文学）、算学（数学）、地理学领域均有重要的研究成果，而他的科学思想，也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堪称我国第一部科学家传记总汇的阮元《畴人传》一书，就收录了《黄宗羲（传）》，称黄宗羲“博览群书，兼通步算”，并著录了黄宗羲《大统历法辨》等历算学著作8种，而《畴人传》的记载并不全面，只限于其历算学方面的成就而已，现就黄宗羲的自然科学著作与科学思想作一概述。> > 　　自年间起，许多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他们除了为后来的殖民扩张投石问路之外，也带来了当时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于是，在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出现了钻研西学特别是西方历算学的趋势，并导致时期的新旧历法之争，黄宗羲也受到了那股西学新思潮的影响，潜心钻研中西历算学，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他对中国和西方的历学、算学都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在《叙陈言扬勾股述》一文中说：> > 　　勾股之学，其精为容圆、测圆、割圆，皆、商高之遗术，六艺之一也，自后学者不讲，方伎家遂私之，……珠失深渊，罔象得之，于是西洋改容圆为矩度，测圆为八线，割圆为三角，吾中土人让之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 > 　　又说：> > 　　余昔屏穷壑，双瀑当窗，夜半猿啼伥啸，布算簌簌，自叹真为痴绝，及至学成屠龙之伎，不但无所用，且无可与语者，漫不加理，今因言扬，遂当复完前书，全祖望论梨洲历算学成就时说：> > 　　历学则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岛，古松流水，布算簌簌，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其后，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历，世惊以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公实开之，虽然黄宗羲的“中学西窃”说难以成立，但上述记载证明黄宗羲在当时已经在自然科学方面致力于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学术整理工作了。> > 　　据笔者考证，黄宗羲在历算学方面的著作总计有16种之多，属于历学的有10种，即：> > 　　（1）《历学假如》2种2卷。> > 　　此书合《西历假如》（即《西洋历法假如》）和《授时假如》（即《授时历法假如》）两种为一书，各一卷，现北京图书馆藏有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姜希辙序西爽堂刻本，该本所载《姜希辙序》云：> > 　　余友黄梨洲先生，所谓通天地人之儒也，精于性命之学，与余裁量诸儒宗旨，彻其堂奥，所著《学案》、《文案》，海内钞传，尝入万山之中，茅舍独处，古松流水，布算簌簌，网络天地，其发明历学十余种，间以示余，余取其《假如》刻之，由姜氏序文可知，黄宗羲的历算著作初稿共有10多种，大多是他避居“万山之中”（指浙东之四明山和化安山）时期即清初年撰写的，《历学假如》即其一。> > 　　（2）《授时历故》1卷。> > 　　元代著名的历算学家（1231—1316）于至元十七年（1280）修成《授时历》，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黄宗羲对授时历法作了深入研究，寻其原委，发其幽旨，并且比较明代颁行的《大统历》之优劣短长，撰写了多种注解《授时历》与《大统历》的专著，《授时历法假如》和《授时历故》都是注解《授时历》的书，《授时历故》初稿成于顺治四年丁亥（1647），修订于康熙十五年丙辰岁（1676），原本已佚，今存十三年（1924）刘氏《嘉业堂丛书》所收后人改订本四卷刻本。> > 　　（3）《新推交食法》1卷，今佚。> > 　　（4）《春秋日食历》1卷，今佚。> > 　　（5）《大统历推法》1卷，今佚。> > 　　（6）《大统历法辨》4卷，今佚。> > 　　（7）《时宪书法解》1卷，今佚。> > 　　（8）《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1卷，今佚。> > 　　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王御史传》曰：“行朝初建，进某所著《监国鲁元年大统历》。”> >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黄宗羲传》云：“是年（指清顺治二年乙酉），作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之浙东。”> > 　　（9）《监国鲁五年庚寅大统历》1卷，今佚。> > 　　属于算学著作6种：（1）《气运算法》1卷；（2）《勾股图说》1卷；（3）《开方命算》1卷；（4）《测圆要义》1卷；（5）《圆解》1卷；（6）《割圆八线解》1卷，以上6种均见阮元《畴人传》著录，今皆亡佚。> > 　　黄宗羲的历算学成就虽比不上历算大师王锡阐（1628—1682）、梅文鼎（1632—1721），但无疑可列入清代历算学先驱之列，全祖望称其开梅文鼎算学先河，并赞颂“黄氏最精历学，会通中西”，阮元称其“博览群书，兼通步算”，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说：“他（黄梨洲）又最喜历算之学，著有《授时历故》……《测圆要义》等书，皆在梅定九文鼎之前，多所发明。”如此等等，都是对黄宗羲历算学成就的应有肯定。> > 　　黄宗羲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虽然主要体现在天文学与数学方面，但不限于此，他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也相当突出，应予肯定，他撰述的地理类著作有4种，即《今水经》1卷、《四明山志》9卷、《匡庐游录》2卷、《台雁笔记》1卷，既有关于地形、地貌变化的科学考察，也有历史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知识考辨，《今水经》成书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黄宗羲在其自序中说：> > 　　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先王体国经野，凡封内之山川，其离合向背，延袤道里，莫不讲求，《水经》之作，亦《禹贡》之遗意也，郦善长注之，补其所未备，可谓有功于是书矣，……余读《水经注》，参考之以诸图志，多不相合，是书不异汲冢断简，空言而无事实，其所以作者之意，岂如是哉！乃不袭前作，条贯诸水，名之曰《今水经》，穷源按脉，庶免空言，据此知《今水经》之作，旨在纠正郦道元《水经注》及后世诸家对于中国境内南、北水脉源流关系及其走向的错误记载，《四库全书总目，今水经提要》指该书“创例本皆有法”，但也有“排纂未善”之处，大致允当。> > 　　《四明山志》9卷，初稿成于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定稿于十二年癸丑（1673），在黄宗羲以前，无人为四明山写过志，崇祯十五年，宗羲偕弟宗炎、宗会遍游此山，寻觅古迹，考稽事实，乃博考前人记载，订伪存真，辑成初稿。31年后，修改定稿，成《四明山志》9卷，《匡庐游录》与《台雁笔记》，则是黄宗羲游览江西庐山与浙江天台山、雁荡山的考察笔记，其中对当地风俗人情、物产古迹、地理环境均有考辨纪实，有助于后人了解名山历史，增进地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