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洲末命，不同凡响

Posted 2023-01-05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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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洲末命，不同凡响

　　黄宗羲是豁达开朗、不信佛老、视死如归的一代大儒，他对生死问题早就看得很透彻，他并不认为人死万事皆空，也不期待肉体的长生不老，而是坚信人文精神的永恒价值，坚信那些长留天壤、激励人心的是人间正气，是可与日月争光的正义精神，所以，他在生前就为自己准备了后事，在78岁那年，他选择远离县城的化安山中先父忠端公（黄尊素）墓旁，为自己建筑了一座简陋的墓室，在墓室里放置了一张将来存放遗体的石床，为此，他写了11首题名《剡中筑墓杂言》的诗，今录如下：> > 　　剡中筑墓杂言> > 　　昔年曾此作邻家，依旧水声彻夜哗，风景过清销不尽，满溪明月浸桃花。> > 　　幽兰无土庇芳根，鼠穴乘车梦失伦，独有此中堪避世，依然元会未经寅。> > 　　空谷登登相杵频，野狐蛇鼠不相亲，应知难免高人笑，苦恋生身与死身。> > 　　荒山土阜柏交加，曾是当年书满家，日后夕阳谁下马，还能闻得木樨花？> > 　　昔年曾记筑幽堂，草荐连床夜漏忙，白首重来笑语尽，鸡声不肯度邻墙。> > 　　（自注：丙子冬，筑忠端公禁茔，长夜笑语，余弟四人，今无一在者，）> > 　　此身久不关天壤，犹有鸦声到树头，身后定中无水观，总然瓦石亦难投。> > 　　残骸桎梏向黄泉，习惯滔滔成自然，东汉赵岐真足法，沙床散发得安眠。> > 　　（自注：岐敕其子曰：“吾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簟，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 > 　　层层寒翠锁山隍，收敛琼花瑶草香，天意似嫌犹担板，故教三女隙东墙。> > 　　（自注：三女，峰名，隐见山城之外，）> > 　　不信残骸不化尘，应同过眼一烟云，张超谷里骷髅骨，却有幽香出见闻。> > 　　（自注：华山张超谷，陈希夷颅骨尚有异香，）> > 　　过庭诗礼恨参差，枉作人间一世儿，死若有知真不恶，秋坟应唱《白华》诗。> > 　　闻说始宁有赵君，不将棺木自缠身，人间亦有奇于我，比例无烦及古人。> > 　　（自注：赵履光字奎先，上虞人，孝廉，官太守，）> > 　　从这些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宗羲之所以把这里选作墓址，不仅因为其父安葬在此，还因为他一生中有很多时间在此度过，他曾在四明山结寨抗清，曾在这里读书写作，他要以此地为“避世”场所，等待新一轮世运的到来，诗中也透露出，他准备打破世俗厚葬陋习，效法东汉经学家赵岐（108—201）和近人赵履光，实行薄葬，墓中以沙石为床，不用棺椁，死后立即掩埋。> > 　　这位梨洲老人在82岁高龄时，还曾应老朋友靳治荆的邀请，游历黄山，他“龙钟曳杖，一步九顿”，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了，但他之所以在垂暮之年作此远行，除了朋友相召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要践履亡友沈寿民（字眉生）的生前约会，黄宗羲还为此作诗一首，题为《至黄山忆沈眉生寓黄山焦村累书相约》，诗云：> > 　　黄山有约负当年，垂老经过倍黯然，岂是精魂真冥漠，还疑牛背笛声边，失约的歉疚、深厚的友情、无穷的思念跃然笔端，可见，梨洲老人对这位肝胆相照的复社同志的感情多么深厚。> > 　　自83岁以后，黄宗羲真正进入了垂暮之年，黄炳《黄梨洲先生年谱》“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公八十三岁”条记曰：“海盐李明府梅墅请公主讲，不果，……秋七月，公病几革，文字因缘一切屏除，接仇子沧柱都中来书，言北地贾醇庵若水子已将《明儒学案》梓行，公暂彻呻吟，作序文一首，口授季子主一公书之，……是年后所作文曰《病榻集》（今入《文定五集》）。”> >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七月，86岁高龄的黄宗羲预感生命将到尽头，便向亲属朋友交代后事，他郑重嘱咐家人说：“我死后，即于次日抬至圹中，殓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他的家人对这个“不用棺椁，不作佛事”的临终遗嘱感到震惊、犹疑，甚至不以为然，宗羲遂提笔写下《葬制或问》一篇文章，以释家人之疑，文云：> > 　　或问：“送死者，棺周于身，椁周于棺，古今之通义也，今子易棺以石床，易椁以石穴，可乎？”曰：“何为其不可也！余览《西京杂记》，所发之冢，多不用棺，石床之上，藉以云母，赵岐敕其子曰：‘吾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簟，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陈希夷令门人凿张超谷，置尸其中，人入视，其颅骨重于常人，尚有异香，古之人行此者多矣。”> > 　　或曰：“为其子者从之与否？”曰：“奚为其不从也！为子者，于亲平日之言无有不从，至于属圹之后，世俗谓之遗嘱，礼家谓之顾命，亲之所言，从此不得闻矣，无论马医、夏畦之子，不敢不奉以终身，不必孝子，于此而有不从，则平日之为逆子无疑矣，杨王孙裸葬而子从之，古今未有议其子之不孝者，是从之为是也。”> > 　　问者曰：“子以从亲为孝，则古今无诤子矣。”曰：“圣人之为棺椁，以概天下之人，其有不欲概者，自创为法，亦圣人之所不禁也，必以去棺椁为非礼，则赵岐之《孟注》不当列于诸经，希夷之图书，不当传之于后世矣，使为子者而欲诤之，则是自贤以盖父也。”> > 　　问者曰：“诤之不可，父死之后，阴行古制，使其父不背于圣人，不亦可乎？”曰：“恶！是何言也！孝子之居丧，必诚必信，诚信贯于幽明，故来格来享，欺伪杂于其间，精诚隔绝，宗庙之馈食，松楸之霜露，其为无祀之鬼矣，之礼匡章，以其不欺死父也，父之不善尚不敢欺，父之不循流俗，何不善之有？顾使其形骸不能自主，则棺椁同于敝盖，人亦何乐乎有子也！”> > 　　为了强调自己的遗命，要求家人必须遵守，这位不同凡响的梨洲老人用其最后的生命之光，写下了临终遗言，题为《梨洲末命》，文曰：> > 　　余圹虽成，然顶未淋土，非三百担不可，此吾日夕在心者也，吾死后，即于次日之蚤，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棕棚抽出，安放石床，圹中须令香气充满，不可用纸块钱串一毫入之，随掩圹门，莫令香气出外，墓前随宜分为阶级、拜坛，其下小田，分作三池，种荷花，春秋祭扫，培土要紧，切不可以一两担循故事而已，其祭品：干肉一盘，鱼腊一盘，果子两色，麻一盘，馒首一盘，上坟须择天气晴明，第一不可杀羊，天雨变为堂祭，此流俗无礼之至也，凡世俗所行折斋、做七，一概扫除，来吊者五分以至一两并纸烛，尽行却之，相厚之至，能于坟上植梅五株，则稽首谢之，有石条两根，可移至我圹前，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若再得二根，架以木梁，作小亭于其上，尤妙。> > 　　这样丧事从简、不循流俗的临终遗嘱，在那个迷信鬼神、相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因而盛行厚葬的时代，真可谓是惊世骇俗、超凡入圣，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评论梨洲此一“遗命”时说：“公自以身遭国家之变，期于速朽，而不欲显言其故也。”这恐怕属于托词，充其量只是表面原因，其深层的思想原因是，黄宗羲在根本上是无神论者，他始终坚持反佛立场，而奉行的“祭如在”传统，但他的“祭如在”，不是要求后人铺张浪费式的厚祭，而是要移风易俗，实行高雅脱俗——“植梅五株”的心祭；他所要效法的，是 “不事王侯”的东汉高士严子陵（名光）的高风亮节；他所要传承的，是自己学术文化的成果。> > 　　而在写下《葬制或问》与《梨洲末命》之前，宗羲还曾给自己最钟爱的孙女婿万承勋写了一封私人信函，信中讲了四条“可死”的理由，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他说：> > 　　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 > 　　在他辞世313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来对照他这四条“可死”标准，评判他的“自料”，可以说他颇有自知之明，既不自夸，也不自卑：> > 　　他享年86岁，可谓高寿了；他毕生努力实践儒家的君子人格，堪称明朝的忠臣、黄门的孝子、儒生的良师、学者的益友，虽然没有成就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却也没有做过什么祸国殃民的坏事，可以问心无愧地告别人世；他身为为改革朝政而被迫害致死的东林党人黄尊素的长子，虽然未能继承父业完成其改革弊政的遗志，也未能在父亲生前竭尽一份孝心，不免有一份未了之情，但他能秉承父亲遗命，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中奉养母亲以终天年，也算是对先人“稍稍无歉” 了；他后半生致力于讲学著书，既培养了许多学生，建立了一个有特色、有影响的学派，又为世人留下了百余种、千余卷、数千万字的著作，称得上是“著述宏富，不输古人”，虽然故居迭遭水火之灾，加上连绵不断的兵祸与统治者的文字狱禁，使其遗著散亡大半，未能尽传，但仅从流传下来的数百万字著作对于后世的巨大影响来看，黄宗羲对人类精神文明宝库的贡献，确实不下于古之名家，中国民主启蒙的历史，蕴涵着黄宗羲的一片心血；浙江“文献名邦”的称号，铭刻着梨洲先生的一份贡献，他在政治思想领域，以及在总结、整理宋、元、明三代学术思想史方面的伟大贡献，不仅不下于古之名家，甚至是前无古人的，他以丰硕的著述成果，成就了一个文化巨人和伟大思想家的不朽声名。> > 　　康熙三十四年戊辰岁农历七月三日（公元1695年8月12日）清晨卯时，梨洲先生黄宗羲在他的乡间草庐与世长辞，享年86岁。

一篇文章让你全面了解黄宗羲

第一节从少年“党人”到“蕺山”门徒

>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学者尊其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政治思想理论家，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家、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在前期与孙奇逢。李禺齐名，并称“国初三大儒”；自清末至当代，又与顾炎武、王夫之三人同被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 　　黄宗羲的一生经历曲折坎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黄炳厘，《黄宗羲年谱》卷首，中华书局，1993年版。以下简称《年谱》，引文出自同一版本）。信哉斯言。> > 　　明朝天启初年（162年）的一天夜里，在山东道监察御史黄尊素的邸寓里，五六个人正围灯而聚，谈论朝廷时政，针砭时事，时而因神情激昂而高谈阔论，时而因义愤填膺而窃窃私语，脸上无不显出难施报国之志的悲愤神色。只有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垂手侍立一旁，用崇拜的目光注视着这些人，聚精会神地听着大人们的谈话。似乎是第一次听到时局的危机和朝廷的黑暗内幕：君王昏聩、阉党篡权、忠臣遭排挤。小人得猖狂、饿狼争于前、饥虎追于后……他感到万分惊异，同时也对先辈们忧国忧民的精神产生了无限的敬佩，从而激发了他对国家对社会的正义感和责任感。这位15岁的少年，就是后来名扬天下的黄宗羲。> > 　　三十八年（161年）八月八日，黄宗羲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庭。据传在他出生的前一大，母亲梦见麒麟祥瑞，故给他起乳名为“麟”。在他的额角上，有钱币大小的红黑痣两个，“左右各一”，（《年谱》第九页）有人说这是“日月痣”，预示着他将有非凡的前程。> > 　　在黄宗羲7岁那年，其父黄尊素考中进士。第二年，被任命为宁国府（治所在安徽宣城县）推官，即审理刑狱的法官。在此后的5年里，黄宗羲一直呆在父亲身边，父亲时时耳提面命，谆谆告诫，从而使他养成了勤奋好学、刻苦不辍的坚强意志。每到晚上，黄尊素处理完公事后，便给小宗羲讲和当时国事，每当讲到朝政昏暗、国家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惨痛情景时，他便仰天长叹，激愤不已。这在黄宗羲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迹，促使他形成了善恶分明。嫉恶如仇的性格。此时的黄宗羲，年龄虽小却智胆过人，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天启二年门622年），13岁的黄宗羲自宁国府回余姚参加郡城当年的童子试。路过一座空楼时，里面传出阵阵开怀大笑和嘈杂的下棋声，他便独自走上楼去。当看到五六个人慌里慌张地四处逃散时，他却没有害怕反而追过去看个究竟。由此可见，童年的黄宗羲便有着特殊的胆识。> > 　　大启三年（162年），黄尊素升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来到北京。14岁的黄宗羲也跟随父亲到达北京。在北京的这一个时期，黄尊素严格督促黄宗羲读书学习，同时更注意塑造和培养黄宗羲的思想性格。黄宗羲喜欢看稗官之类的书籍，每每在完成额定的功课之后，他便偷偷地去寻找野史津津有味地阅读，常常读到的地步。一次，他母亲将此事告诉黄尊索，黄尊索不但没有责难，反而对此表示支持，从而使黄宗羲得以纵览各种各样的图书，开阔了眼界，有助于他跳出“八股文”的圈子。随着年岁的增长，他逐渐发现科举制度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醉心于科举的人即使做了官对社会也有害无益。> > 　　这时的明王朝，各种矛盾尖锐激化，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空前的危机，表现在：> > 　　第一，两千年的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局部的“裂变”：商品经济得到飞快发展，猛烈冲击着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在手工业特别是江南苏州、松江、杭州地区的纺织业中，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新型生产关系——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与此相联系，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日益扩大的城市工葡业者阶层，或称新兴市民阶级，他们要求发展工商业，要求减轻或取消对建统治者的超经济剥削，因而与传统的社会关系和封建势力（如皇帝派出的税监、矿监）发生着日益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 　　第二，国内民族矛盾激化。此时，东北的女真族（后称满族）迅速强大起来，并建十了自己的政权，女真族奴隶主的扩张野心也随之增大。为了向内地掠夺和扩张势力，女真族领袖将进攻矛头指向明中央政权。双方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开始，先后进行了多次攻击战，明朝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丢失抚顺、沈阳、辽东等大片土地。> > 　　第三，15至门世纪，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并开始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时期。西方国家诸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商人、人主教传教士开始陆续来到中国。他们或传播西方文化，介绍西方宗教教义以及自然科学知识，对中国民众进行思想上的宣传和利诱；或侵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财富。如天后二年（162年），荷兰殖民者侵往入澎湖，强迫岛上居民建筑城堡，妄图长期占据，并且烧杀掳掠，肆无忌惮；天启三年（1623年），西班牙殖民者悍然侵占北部的基隆和淡水等。似此种种劣行，愈演愈烈。> > 　　第四，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由于宦官控制朝廷，专权跋扈，残酷迫害正直的官员，引起了激烈的党争，主要表现为东林党人要求改革和魏忠贤阉党集团反改革的政治一斗争。黄宗羲的家庭被无情地卷入了这一场与明王朝衰亡密切相关的斗争漩涡。东林党是原吏部郎中顾宪城及其好友高攀龙等人在无锡故邑宋人杨时讲学处发起的，他们名为讲学，实际上是从事政治活动。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机，缓和阶级矛盾，东林党人要求改革朝政，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反对阉党专权。黄尊素就是东林党人中的一员，因为他刚直敢言，义能深谋远虑，成了东林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当时，东林党杨涟、左光斗等领袖人物经常到黄尊素家中共议时局，商讨对付阉党的办法，每每谈到深夜不止，为了不致走漏风声，黄尊素总是屏返家人，只把黄宗羲留在身旁，这就是本文开头时所介绍的深夜清议之场景。> > 　　除清议外，黄等素还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上书皇帝，尖锐地揭露和痛斥魏忠贤阉党的罪恶。他在上书中说：宦官控制国家政权，到头来受害的只是国家。并且极其悲愤地向大启皇帝发问：“难道陛下连江山社稷的前途都不考虑了吗？”（陈祖武《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二卷第378页）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黄尊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入骨。天启五年（1625年）初，阉党借故将他削职革官，放回原籍。但残忍的阉党势力并没有就此罢手，于次年三月利用走卒率实伪造证据，陷害黄尊素，诬告他谋反，把他从家中逮捕押送京城。与此问时，东林党人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等人也先后进到逮捕。这年，黄宗羲刚届17岁，他把父亲送到常州（当时有著名学者刘宗周在萧寺为黄尊素饯行），临别时，父子俩都意识到，这恐怕是他们的最后一别了，都禁不住潸然泪下。黄尊素抑制着撕心的痛苦和压抑，再三嘱咐宗羲，一定要认真读书，要努力钻研历史书籍，只有这样才能借以了解古今治乱的情况；同时要黄宗羲拜刘宗周为师，黄宗羲眼含热泪，强忍悲痛地点头答应。> > 　　果然，黄尊素一去之后便再也没能回来。在牢狱中，他多次遭到毒刑拷打，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但坚强的意志却使他坚决不向阉党势力低头屈服。魏忠贤气急败坏，密令爪牙许显纯、崔应元将黄尊素处死。六月一日，黄尊素遇害，年仅43岁。> > 　　噩耗传来，全家人痛哭不止，尤其是黄宗羲的母亲中年丧夫，悲痛难忍，多次昏厥过去。黄宗羲唯恐母亲哭坏了身子，带着热泪劝解母亲，可是母亲却硬咽着对他说：“你要安慰我，就不要忘记你祖父写在墙壁上的话！”顿时，在黄宗羲的脑海中浮现出11个苍遒刚劲的大字：“尔忘勾践杀尔父乎？”这句话是黄宗羲的祖父为了激励孙子为父报仇雪冤，特意在一堵墙壁上写下了春秋时吴王夫差用以自励的名言。这几个字犹如根根利箭，时时地刺痛着黄宗羲的心，仇恨的怒火在他心中燃烧，他默念着祖父的教诲，想起父辈们忧国忧民的事迹，便毅然下定了锄奸雪冤的决心。> > 　　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死，其弟朱由检即位为帝，次年改年号崇帧。元年（1628年）春天，19岁的黄宗羲暗藏铁锥，带着由杭州陈眉公修改过的申冤状，只身启程，进京诉冤。当他到达北京时，统治集团内部已起了很大的变化。新即位的崇祯皇帝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机，接受臣下的谏言，削夺阉党职权，屏斥阉党。魏忠贤于是畏罪自杀。另外，崇帧皇帝给不少东林党人平冤昭雪，黄尊素平反后被追赠为三品官，予以厚葬。听到这个消息，黄宗获内心十分激动。但魏忠贤虽死，阔党残余分子还大有人在，当年直接谋杀他父亲的凶手许显纯。崔应元和李实等人还依然逍遥法外。于是，黄宗羲上书崇侦帝，感激皇恩浩荡，同时揭发许显纯等人的罪恶，坚决请求“立斩凶手，以慰忠魂”。（《年谱》第十九岁条）崇帧帝看过黄宗羲的奏疏，为其恳切言辞所打动，立即传旨刑部严加追究，从速审问。> > 　　五月的一天，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黄宗羲出庭作证。他袖藏铁锥，大步走进刑部威严肃穆的大堂。当那两个双手沾满了东林党人鲜血的刽子手吓得面如死灰地被拖到堂前时，黄宗羲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父子泣别、母亲的悲恸、祖父的大字。民众的悲惨困苦……一幕幕展现于眼前，他猛地冲了上去，左手揪住许显纯的前襟，右手举起带在身上的铁锥狠刺下去，直刺得许显纯鲜血淋漓，哀嚎求饶。跪在另一边的崔应元早已吓酥了骨头，倒在地上瘫成了一团。> > 　　直到这时，许犯还妄图开脱自己的罪责，说自己是万历皇后的外甥，按明律中的议亲之条，应当减刑。黄宗巅当即厉声质问道：“你是奸臣魏忠贤的走狗，害死无数忠臣良士，致使国家危机，朝纲不振，民不聊生。难道因为你是皇后的亲戚，就可以无视你胡作非为而免你一死吗？”说完之后，他又转过身去，挥拳痛打崔应元，拔掉他的胡须，祭奠于亡父的灵位前。（请钱仪吉《碑传集卷》第十一册）案情审定后，许、崔二犯都被判死罪。> > 　　同年六月发生的另一件事，更表现出黄宗羲伸张正义、嫉恶如仇的斗争决心。那个对黄尊素捏造罪名的李实，偷偷地托人送给黄宗羲三千两白银，妄图逃避审讯。黄宗羲大义凛然地予以拒绝，并立刻上书崇帧帝说，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李实还敢公开行贿，谁还会再相信他的辩词！最后朝廷判决李实充军发配。> > 　　家仇报完之后，黄宗羲联合一些遇害的东林党人的子弟，在诏狱中门祭祀父辈英魂，以告慰他们在天之灵。在祭奠时，黄宗羲还没把祭文读完便已泪流满面，众人更是号陶不止，连旁观的人都为之心酸落泪。当时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崇祯皇帝，崇祯帝也为之感叹不止。（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下册）这是带有进步倾向的社会力量同统治阶级中最反动。最腐朽的势力之间的一场生死搏斗。黄宗羲的锄奸事迹使他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从而为他以后与阉党阮大铖的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对他的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 　　这年秋天，黄宗羲扶着父亲的灵枢，返回家乡。遵照父亲遗命，他跟随刘宗周求学。刘宗周（1578——1645年），字念台，号起东，学者称“蕺山先生”，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人。他从小饱尝人间辛酸，出生前四个月，父亲离开了人世。出生后，“家酷贫北明史·刘宗周传》），孤寡母寄养于外婆家。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外婆家的资助下，考取了进士，时年24岁。27岁被召为行伺行人，”居官淡素自持，动必敕法，视权贵若浼焉“（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刘宗周登入仕途后，历官明万历、天启、崇祯和南明弘光数朝。他为官”不以面从为敬“（《明史·刘宗周传》），常常得罪皇帝，屡屡弹劾宦官奸臣而遭排挤，多次被革职为民，但他”进退不失宜，死生不易志“（《刘子全书·吴杰序阿，不遗余力地提出改良政策，匡时救弊，绝不苟且求荣。结果是仕途坎坷，五起五落，悲剧一生。他一生著述宏富，经后人整理成《刘子全书》和《刘子全书补编》。其学说继承王阳明思想，以”慎独为主，强调为人要经常检查自己一切行动的动机，谨慎遵守道德的原则，他还提倡实事求是和亲身实践，对黄宗盖在治学和修身立世立起到了极大的影响。> > 　　当时正是明朝末年，王学的流派中禅学大为盛行，各家思想层选而起，就拿绍兴地区来说，周汝登首倡于前，陶爽龄继起之后，各立讲坛，与刘宗周分庭抗礼，气焰颇为嚣张。黄宗羲年少气盛，见到这种情景，便邀集远近文士六十余人，大力打击异己思想，以壮大刘宗周讲坛的声势。此时江南文人结社之风很盛，黄宗羲也为一时风气习染，在以后的几年里，他追随刘宗周的同时，义频繁往来于南京、苏州。常熟、安庆、杭州等地，并广泛结交，与几社、复社、读书社的成员们诗文相会、呼应相和，因此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文士，如张溥、钱谦益、杨廷枢、汪逸等。> > 　　崇祯三年（1630年），黄宗羲在宣城人沈寿民的鼓动下，参加了科举考试。由于黄宗羲在内心深处对科举考试有鄙视的意识，所以难免。此次落榜更进一步打消了他走“八股取土”的道路。他又记起了父亲的遗训和恩师的教诲，于是开始研讨经世济国的实学。首先，他遵照父亲生前关于读书人不可不通晓史事的教诲，潜心学史，把自己家中的藏书分门别类，有计划地一一细读。黄宗羲的坚强毅力是惊人的，常常是秉烛夜读，彻夜不眠。“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两年的时间，黄宗羲终于将《二十一史》、《明十三朝实录》等浩秩巨著全部看完了。与此同时，他还广泛地研读了六经。天文、地理、历法、数学、佛教、音乐等方面的书籍。> > 　　黄宗羲深知学无止境。在阅尽家中藏书之后，他又离开家乡，遍游大江南北，求帅访友，探讨学术疑难之处，解开自己的困惑；同时遍访藏书之家，如饥似渴地借阅，有时甚至逐字抄录。经过苦读勤诵，在黄宗羲眼前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境界，丰富的学识把他带到了一个博大精深的领域，使他不仅在学术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他以史为鉴，通过历史这面镜子，敏锐地看到了当前的政治和形势，意识到了治乱衰亡，从而激发和坚定了他救国救民、匡扶正义的政治意向。> > 　　此时的明王朝已是风雨飘荡、摇摇欲坠。各地灾荒连年，赋税不断加重，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起义风起云涌，以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正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满洲贵族在东北建立地方政权（先称“金”，后改称“清”）后，对中原地区的侵略和掠夺更是步步紧逼。同时从个人资质方面看，朱由检是一个刚愎自用、心狭疑多的人，他不能任用贤能挽救危亡，却把明王朝的命运寄托在宦官身上。因此，阔党势力又逐渐重新抬头，死灰复燃。这使黄宗益非常愤慨，毅然于崇帧二年（1630年）参加了复社，展开了第二次反对宦官的斗争。正是这些斗争，为黄宗轰写出那部锋芒咄咄直指封建君主专制的巨著《明夷待访录》，做好了思想准备。> > 　　复社成立于崇帧二年（1629年），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文人结社，这种团体不仅在明朝绝无仅有，就是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它除了组织集会，讨论文章之外，更重要的是继承了东林党的传统，评议朝政。抨击时弊，这从他们的宗旨“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中就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复社的性质不是单纯的文学团体，而是带有十分鲜明的政治色彩。> > 　　声讨阉党阮大铖是复社最大的一次政治斗争。阮大铖是魏忠贤的一名走卒，曾经谋害过东林党人。崇祯元年，阉党失势，阮大铖被削职为民，躲在南京。但这家伙贼心不死，凭借自己长于诗歌词赋，利用当时文人结社的风气，搞起了“中江社”和“群社”，以图。他表面上假装正人君子的模样，讲文论道，但暗地里收容亡命之徒，拉拢那些卑劣文人。黄宗羲“恶大铖甚”（钱仪吉《碑传集》卷一三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阮大铖将来就是第二个魏忠贤。”崇祯十一年（163年）七月，周镳、吴应箕与黄宗羲等组织了复社中的140人，由黄宗羲和顾宪成之孙顾果为首，共同签名，发表了声讨阮大铖的《留都防乱揭》。> > 　　这篇揭文把阮大铖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指出：早在天后年间，阮大锨就为魏忠贤出谋划策，助纣为虐，残害忠良。如今，他又乘国家危难之际，“日聚无赖，招纳亡命”，扬言“吾将翻案矣”！尤其“阴险叵测，猖狂无忌”。目前，他潜伏南京，仍与阉党残余“交通不绝”，“其焰愈张”。大家要“戮力同心”，把阮贼扫除，以免酿成国家大患。他们坚决表示：“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如果有朝一日，阮大铖“威能杀士”，复社志土甘愿以“一身当之”“以寒乱臣贼子之胆”。> > 　　紧接着，黄宗羲又联合志同道合的文人学者，在桃叶渡举行大会，血泪控诉阮贼罪孽，痛斥这个无耻败类。在复社凌厉的声讨下，阮大铖犹如过街老鼠，人人痛骂。对于复社，他既恨之入骨，又极为害怕。于是，偷偷地溜到南京城外牛首山躲了起来。在以后的五年间，始终不敢公开露面。这场斗争，虽然打击了阉党气势，喊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取得了初步胜利，然而却没有像复社名士所估计的那样起到“防险愈固”（吴应箕《复社姓氏录》）的作用，相反在后来却给复社成员带来了没顶的灾难。> > 　　在这一段时期中，黄宗羲大体上还是处于观察社会。体验人生的时，正是为后来著述酝酿的时候，所以这一阶段他发表的著作还不多，如崇祯五年（1632年）有诗稿一册，崇须十二年（1639年）有《西台恸哭记注》、《冬青树引注》，崇帧十五年（1624年）有《忠端神弦曲》一卷。但由于涉世不深，阅历尚浅，在这些著作中除了一些愤世嫉俗的慨叹之外，还寻觅不出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梨洲末命，不同凡响

梨洲末命，不同凡响

一篇文章让你全面了解黄宗羲

第一节 从少年“党人”到“蕺山”门徒

第一节从少年“党人”到“蕺山”门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