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师订交，博览群籍

Posted 2023-01-05 科举

篇首语：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拜师订交，博览群籍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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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师订交，博览群籍

　　黄宗羲生长在书香门庭，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他跟随父母在北京的御史官邸生活时，父亲每天都要他完成八股制义的功课，而宗羲却喜欢偷看那些、小说，几十年以后，他在回忆母亲生平事迹的文章中追述当时读书的情景说：> > 　　宗羲此时年十四，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帐中，俟父母熟睡，则发火而观之，终于有一天，这些闲书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将此事告知母亲，母亲怕儿子耽误做八股文的功课，所以希望黄尊素出面禁止，但这位父亲还算比较开明，认为如果禁止他读野史、小说，就可能会伤害他的豪迈勇往之气，影响他的探索精神，还是让他用这类书去启发聪明智慧吧！从此，母亲虽不反对儿子读小说，但却经常偷看儿子读书时的心得批注，而且始终不让儿子知道父亲发现他偷看杂书这件事，此事说明宗羲在少年时代就不热衷科名，而喜欢博览群书、独立思考，而其父母虽然望子成龙，却也给了他自由发展的空间，这对他后来揭露批判科举制度的流弊、提倡经史并重、切于民用的“经世”实学是有很大影响的。> > 　　元年（1628）秋天，黄宗羲护持着父亲的灵柩从北京回到家乡，正式办理丧事时，已经入冬了，他父亲的好友蕺山先生刘宗周专程从绍兴来余姚吊唁亡友，他用衣袖拂去棺木上的仆仆风尘，不禁悲从中来，放声痛哭而去，当初，黄尊素被逮押送京城时，刘宗周亲自为之饯行，临别时，尊素谆谆嘱咐儿子要拜蕺山先生为师，刻苦攻读经史，次年春天，宗羲即遵照父亲遗训，到郡城绍兴拜刘宗周为师，同时，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广交朋友，切磋学问，从崇祯二年到崇祯十七年（1629—1644）明亡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黄宗羲拜师、读书、游学、交友的黄金时期，期间虽参与了一场驱逐阉党余孽阮大铖的政治运动，但绝大多数时间是在读书学习。> > 　　黄尊素之所以训命儿子拜刘宗周为师，是因为宗周不仅是当时大儒，而且是朝廷直臣、东林诤友，且与尊素私交甚笃。> >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念台先生，因其讲学于蕺山，故又称蕺山先生，浙江绍兴人，他于二十九年（1601）登进士，在万历、天启两朝历官行人司行人、礼部主事、光禄寺丞、尚宝司少卿、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他是最早弹劾宦官魏忠贤的官员，在天启元年当魏阉羽毛未丰时，即上疏弹劾魏进忠（忠贤）和保姆客氏，而被罚俸，天启五年二月，朝廷命他升任通政司右通政，他连上三疏辞官，并再次上疏弹劾魏忠贤，于是奉旨“革职为民，追夺诰命”，崇祯朝，历官顺天府尹（首都行政长官）、工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长），又屡因忠正直谏而被革职夺官，南明弘光朝，复起为左都御史，弘光覆亡，浙江失守，刘宗周坚守臣节，绝食二十日而死，死后，南明鲁王谥曰“忠端”，唐王谥曰“忠正”，清又追谥曰 “忠介”，刘宗周虽然通籍四十五年，但在朝为官仅只四年多，大半时间是在野讲学著书，曾先后讲学于绍兴证人书院和京师首善书院，其学以慎独、诚意为宗旨，而成为明末大儒，据董《蕺山弟子籍》记载，正式记名于蕺山先生门下的弟子有百余人；全祖望的《子刘子祠堂配享碑》则列举了“其学行不愧师门者三十五人”，其中多数在明清嬗替之际坚持大义大节，或殉国，或遇难，或守节隐居，其中比较著名者如：顺天金铉（伯玉）、山阴祁彪佳（世培）、余姚章正宸（羽侯）、孙嘉绩（硕肤）、武进吴钟峦（峦稚）、台州吴执御（朗公）、松江陈子龙（卧子）、嘉善陈龙正（几亭）、会稽王毓蓍（玄趾）、金坛周镳（仲驭）、海宁陈确（乾初）、祝渊（开美）、会稽王毓芝（紫眉）、余姚王业洵（士美）、山阴秦弘佑（履思）、诸暨陈洪绶（章侯）、余姚黄宗羲（太冲）、黄宗炎（晦木）、黄宗会（泽望）、董（瑞生）、余姚姜希辙（二滨）、山阴张应鳌（奠夫）、武进恽日初（仲升）、嘉善魏学濂（子一）、杭州冯（俨公）、江浩（道）、钱塘张岐然（秀初）、长洲周茂兰（子佩）、慈溪刘应期（瑞当）、桐乡张履祥（考夫）等，皆为蕺山高徒，其学问、行事与名节均有可称者。> > 　　但黄宗羲这次跟随老师的时间很短，不过三四个月，就因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顺天府尹而暂时中断，崇祯三年（1630），黄宗羲寄身于南京叔父的官邸读书，当时，他叔父黄等素（字白）正在留都南京任应天府经历，黄宗羲侍奉祖母卢太淑人住在叔父官邸，于是，一面读书，一面游学交友，他与很多文人名士就是这段时期结下交情的，如时任南京国子监照磨的番禺名士韩上桂性格豪爽，擅长诗赋，并向黄宗羲传授了诗法；时任南京工部右侍郎的文坛领袖何乔远（号匪莪，晋江人）主动吸收黄宗羲为诗社成员；金坛名士周镳介绍黄宗羲加入了复社，他的朋友、宣城名士沈寿民（字眉生）劝宗羲重理科举之业，准备应考，于是，他在南京参加了乡试，但满腹经纶的黄宗羲却榜上无名，落第还乡，当他返乡途径京口（镇江）时，遇见了曾任内阁大学士的文震孟先生，文阁老邀请宗羲一起乘船到苏州，舟中，宗羲呈上落场答卷给文阁老看，文阁老十分欣赏宗羲的才华，勉励他说：你以后“当以古文鸣世，一时得失不足计也”（《思旧录》），这次科举落第，黄宗羲受到极大的教育，使他看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此后，他虽然遵从母命而与宗炎、宗会兄弟参加过两次乡试，但对时文制艺一类八股文章已无多大兴趣，也不将登第作为目标，而将读书重点放在苦读经史和诸子百家之书上，后来，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严厉批判科举制度，指出“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认为当时取士制度，只有科举一途，堵塞了许多豪杰之士的进取之路，因而提出了拓宽取士途径的“取士八法”，这些思想的产生，显然与他年轻时参与科举考试蒙受挫折的经历有着因果关系。> > 　　崇祯四年春，刘宗周再次被革职，回到家乡讲学著书，黄宗羲再次从学蕺山，这年三月，他与同邑名士陶龄（号石梁）共举越城证人之会（或称证人社，俗称证人书院），集合同志、门生大开讲会，刘宗周为证人社制订了社约、社规，并确定每月三日举行讲会，由刘蕺山与陶石梁担任主讲，三月三日的首次大会，来听讲的缙绅、学士竟有200多人，可见其盛况，但刘、陶为学宗旨不同，刘子主“慎独”，而陶氏则近禅，所以不久便，陶氏另立分会于白马山，开门受徒，所讲都是佛教因果之说，黄宗羲认为非常荒谬，力驳陶氏邪说，他又邀集吴、越名士40余人（一说60余人）至刘宗周门下听讲，从此，蕺山门人日益增多，“慎独”之说也得到广泛传播，但正如黄宗羲自己在数十年后总结从学蕺山的经历时所说：> > 　　先生与陶石梁讲学，石梁之弟子，授受皆禅，且流而为因果，先生以意非心之所发，则无不起而争之，余于是邀一时知名之士数十余人执贽先生门下，而此数十余人者，又皆文章之士，阔远于学，故能知先生之学者鲜矣，先生诲余虽勤，余顽钝终无所得，今之稍有所知，则自遗书摸索中也，除两次从学刘蕺山之外，黄宗羲在崇祯时期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自学与游学，当初，黄尊素在被押赴京的路上，曾告诫宗羲说：“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将架上《献徵录》涉略可也。”（黄炳《黄梨洲先生年谱》）于是，宗羲遵照父亲遗训，开始有计划地读书，他先从十三朝实录读起，再读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同上），他“通知史事”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致用”，他还钻研了四书、五经等经典，广泛研读了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音乐、佛教、道教等方面的书籍，甚至对耶稣会教士传入的西方科学著作如历学、算学之书，也认真地作了研究，并写了十多种历算学研究专著，这为他以后成为博学多识的一代学术大师，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 　　根据黄宗羲《思旧录》以及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与黄炳《黄梨洲先生年谱》等资料的记载，宗羲在崇祯二年至十五年即20岁至33岁这段时期，是他读书、游学、论交的黄金时期，其读书交游的地域，以余姚、绍兴、杭州、苏州、南京五地为主，足迹遍布浙、苏、皖数省，与其过从密切、友情笃厚的，上至名宦大臣，下至普通学子，数以百计，如他曾在崇祯三年、九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多次在南京游学、应试，结交了很多名士，与复社名士张溥（天如）、张采（受先）、周镳（仲驭）、杨廷枢（维斗）、陈子龙（卧子）、吴伟业（骏公）、万寿祺（年少）、沈寿民（眉生）时相过从，常在秦淮河的小舟中举行文会，不仅参加何乔远（匪莪）的诗社，并与南中词人汪逸（遗民）、林古度（茂之）、黄居中（明立）、林云凤（若抚）、闵景贤（士行）等相交甚契，还积极参与了崇祯十一年的复社名士声讨阮大铖的“桃叶渡大会”，参与了崇祯十二年的南京“国门广业社”的文人集会，与江右张自烈（尔公）、宣城梅朗中（朗三）、宜兴陈贞慧（定生）、广陵冒襄（辟疆）、商丘侯方域（朝宗）、桐城方以智（密之）过从甚密，几乎“无日不相征逐”，其中侯朝宗是花花公子，每当酒会，必定要招青楼女子陪酒，宗羲实在看不过去，就对主持人张尔公说：“朝宗的父亲还在坐牢，怎么能这样做呢？”尔公回答说：“朝宗的本性大概是不耐寂寞吧！”宗羲说：“如果一个人不耐寂寞，则亦何所不至！我辈不说，就是损友了。”尔公点头称是，以后，清兵南下，侯方域率先投降，大概是“不耐寂寞”的必然结果吧，在众多坚持民族气节的复社名士面前，他真应验了黄宗羲的“损友”之说，而在这批名士中，与黄宗羲交往最密且最令梨洲老人难以忘怀者，莫过于安徽宣城的沈寿民、沈寿国兄弟了，宗羲在《思旧录》中追忆其交往始末说：> > 　　沈寿民，字眉生，宣城人，移寓南京，余十七岁遭难，往来都中……无暇更理经生之业，不读书者五年矣，庚午（崇祯三年），至南京，邂逅眉生，为之开导理路，谆谆讲习，遂入场屋，癸酉（崇祯六年），访我于黄竹，不遇而去，至武林，与余同寓孤山，诗酒流连月余，戊寅（崇祯十一年），余访眉生于宛陵……阮大铖党祸起，眉生变姓名至金华，不相闻问，然余逢急难，必梦投眉生之家，痛哭而醒，戊戌（十五年），邹文江来，始得眉生消息，已返家园，作诗寄之，……庚戌（康熙九年），得眉生手书，余诗所谓“春尽来书岁暮收，从前犹胜竟沈浮”是也，乙卯（康熙十四年），有客自长洲来，接眉生书云：“知己之难久矣，梨洲先生之于弟，与弟之于梨洲先生，今世才一见耳，世路羊肠，天地，不敢咫尺，先生悉此情哉！初意道驾西来，不腆敬亭，愿撰杖履，自此陟黄鹤，渡渐江，下严濑，买舟而东，拜吾太夫人堂下，日复一日，好音不续，此志渐颓，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奈之何哉！道旨愧未亲承，然于诸时贤传诵，颇窥什一，‘古今生知惟尧，学知惟舜，大禹口口说艰说难，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书筒上书：“四月廿日濑江寄。”而眉生之卒，在五月三日，相去仅十有二日，则此书是绝笔也。> > 　　沈寿国，字治先，眉生弟也，庚午，同试南都，……戊寅，余至宛陵，宿于市肆，明日，欲抵安庆，治先知之，来肆中，将余被强搬去，拉予同入城，则麻孟璇、梅朗三、徐律时、颜庭生十余人，已角巾葛袍，出迎于路矣，遂寓徐乾岳之家，款留近十日，将行，出宿治先家，余卧后，治先发吾拜匣，空无所有，以五十金置其中，锁如故，迟明，余始知之，谓治先曰：“此子会银也，凡人窘则举会，奈何以饷余乎？”治先曰：“子途中不比吾家中也。”……以肩舆送至池洲，又寓书青阳吴空之钟馈金，其交情如此，这生动地揭示了黄宗羲与沈寿民兄弟的深厚友谊，宗羲更在《感旧》诗中印证了与沈氏兄弟的亲密友情：“敬亭二沈最交亲，一别于今十二春，已脱从前钩党祸，如何犹作不归人？”> > 　　又如在杭州时，黄宗羲与武林读书社（又称孤山读书社）诸君子如张岐然（秀初）、江浩（道）、冯（俨公）、闻启祥（子将）、严调御（印持）等交往甚笃，他们经常读书论文于杭州城中，孤山脚下，当时，黄宗羲对《十三经》注疏颇感兴趣，并且重视经传之名物象数，此外，宗羲还疏证了《汉书，地理志》，并研究乐律，撰写了《律吕数义》，读书社的人们敬佩他深得《论语》、《周易》之精髓，讲论儒家经典时能够“凿空新义，石破天惊”。> > 　　在家乡余姚，黄宗羲与甬上（宁波）名士陆符（文虎）、万泰（履安）订交，他与陆符、万泰的交情最称至交，不但序其文、为之写作墓志铭，而且在自己的诗文中多次称述其交情，对二人的诗文、人格推崇备至，其《万悔庵先生墓志铭》（写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宗羲五十岁时）记曰：> > 　　予束发出游，于浙河东所兄事者两人，曰陆文虎、万履安。> > 　　两人皆好奇，胸怀洞达……世间嵬琐解果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绝不交谈，其人多惶恐退去，……诗坛文社，三吴与浙河东相闭隔，而三吴诸老先生皆欲得此两人为重，浙河东风气渐开，实由此两人，文虎既死，履安只轮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大兵渡浙，一时士人讳言受职，皆改头换面充赋有司，而公车之徵，先生独不行，当是时，先生遁迹榆林，丧其夫人，已又丧其太夫人，翰林之书卷青毡，荡于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屡绝，形废心死，然友人高中丞在狱，予弟晦木犯难，犹能以奇计出之，先生既无心于当世，庙堂著作，坊瓦摸勒，凡士林之所矜贵者，一不以寓目，……间或出游，则多与失职之人聚于野店僧寮，闻一奇事，咨嗟而乐道之。> > 　　先生讳泰，字履安，晚年自号悔庵，……举崇祯丙子乡试，郁然领袖名士，十年流落，饥渴寒冻，未尝不为江湖所传诵，正复不恶，然方其盛时，交游满地，事有不可言，风波消铄且尽，先生间行过之，荒台天末，彷徨而不能去，先生即好奇乎？而抑郁憔悴，已见之于发容矣，盖先生本用世之才，售答俄顷，悬然天得，置之寂寞，非其所长，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真可谓之好奇者也，……自文虎死后，先生始为诗文，文虎之诗以才，先生之诗以情，皆有可传，当其渡岭，则酸咸苦辣之味尽矣，……忆晦冥之际，予过甬上，文虎新死，先生病疟，翦烛相对，凄惋欲断，是日先生之疟为之不发，十年以来，岁必相过再三，每一会合，破涕收泪，竟不知其身在困顿无聊之中也，其《陆文虎先生墓志铭》（写于康熙十六年丁巳宗羲六十八岁时）> > 　　记曰：> > 　　陆文虎先生卒三十有二年，其丧尚在浅土，未亡友黄某泫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于世之为郭元振者，而使契家子万斯大董其事，某月某日葬于城西之外，忆其平生崖略而志之。> > 　　先生讳符，字文虎，陆氏世为宁波望族，……四岁时，大父引置膝上，口授以杨忠愍草疏传奇，先生对客辄抗声高唱，意若深慨慕之者，……> > 　　先生风貌甚伟，胸贮千卷，謦为洪钟响，一时士大夫听其谈论，皆以为陈同甫、辛幼安复出……举（崇祯）壬午顺天乡试，监国时赐进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闽中，不果行，……丙戌（顺治三年）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余束发出游，吴来之谓子乡陆文虎志行士也，归而纳交于先生，从此左提右挈，发明大体，击去疵杂，念终身之力，使余稍有所知者，眉生与先生二人而已，在武林两京，余晨出循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僮肩负而返，先生邀之要路，信宿还书，必向余述其梗概，如此盛事，于今那复可得！> > 　　由这两篇墓志铭，我们可知黄、陆、万三人交情之深厚，他们不仅是共读诗书的文坛至交，而且是共同抗清的战友，后来，黄宗羲回忆旧友的《感旧》诗十四首，其中两首写他与陆符、万泰的友情，其一曰：“高谈不见陆文虎，深识难忘刘瑞当，岂料一时俱夺去，浙东清气遂销亡。”其九曰：“甬上风流尽雁行，履安今日鲁灵光，两年贫病存形骨，一夕西窗截疟方。”足见梨洲对青年时期朋友的真挚情感。> > 　　这个时期，黄宗羲不辞辛苦，四处访书、读书、抄书，黄宗羲刻苦读书，广搜博求的精神是非常感人的，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写道：> > 　　公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者，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僮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黄炳《黄梨洲先生年谱》“崇祯十四年辛巳”条记黄宗羲在南京的读书情形说：> > 　　之南中，主黄比部明立（居中）家，千顷堂之书，至是翻阅殆遍，……朝天宫有道藏，公自易学以外，有干涉山川者悉手抄之，闻焦氏书欲售，公急往讯，因不受奇零之植而止，与宣城梅朗三共晨夕者数月，一日出步燕子矶，看渔舟集岸，斜阳挂网，有言某家多古画，公与朗三往观，二更而返，……都御史方孩未（震儒）过访，谓公曰：“君文有师法，不落世谛，真古文种子也。”> > 　　黄宗羲读书日博，学问日进，交游日广，由于父亲英年早逝，身为长子，自然承担起教导兄弟的职责，数年之内，其弟宗炎（字晦木）、宗会（字泽望）各自学有所成，名闻乡里，于是学界就有了“东浙三黄”的名目，以此称扬黄氏三兄弟的道德文章，各地慕名求教问学的人纷至沓来，蔚为盛况，当时一些宿学老儒，听说黄太冲的大名，都竞相邀请他到家里或到官邸切磋学问，例如经学家何栋如（字天玉），以精通《周易》闻名，尤其注意君子小人消长的变化，他住在南都乌龙潭的木牌蓬屋里，听说黄宗羲从学刘蕺山，颇能会通刘蕺山的心性之学与黄道周的周易象数之学，于是特邀黄宗羲到家里论学，还因为请人到家里演戏唱曲而开玩笑地对宗羲说：“我不像尊师念台先生那样因直谏而挨板子，你不必感到惊讶。”又如时任礼部侍郎的文坛名家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也主动与宗羲结交，讨论文史之学，后来，梨洲曾多次到常熟钱氏绛云楼读书作文，牧斋视为知音，临终前夕，还以“殁后文字”相托。

人物志褚玠的生平简介_历史评价

褚玠(528—580)，字温理，钱唐(今杭州)人。祖籍河南阳翟。9岁时父母双亡，为其叔父褚随收养。长大后博览群籍，下笔成文。他的文风朴实严谨，作文引经据典，不尚词藻。入仕之初任王府法曹，后转外兵记室。南朝陈文帝天嘉年间(560—566)，兼任通直散骑常侍，升太子庶子、中书侍郎。宣帝太建年间(569—582)，以中书舍人蔡景历荐，出任戍昭将军，领山阴令。当时山阴县豪强猾吏勾结县令贪赃枉法十分严重，玠上任后，除暴去残，整顿吏治，为豪猾所忌。后因豪强陈信上书诋毁，宣帝不明是非，竟免玠官职。玠在任清廉勤政，两袖清风，离职时竟无以自给，只得留在当地种菜度日。皇太子闻知此事，亲自赐粟二百斛，始得还都。于是年(569)，出为吴兴太守。二年，征为侍中，不久加特进、护军将军。四年，复为侍中，右光禄大夫、将军、佐史等。晚年不预军事，优游都城以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成，配享武帝庙庭。

拜师订交，博览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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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褚玠的生平简介_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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