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汉族社会陋俗简介

Posted 2023-01-05 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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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汉族社会陋俗简介

> 　　１烟毒、赌博和娼妓成公害> > 　　在一些大商业城市，鸦片烟祸与其他社会弊病互为表里，成为社会公害，败坏了社会风俗。烟毒、赌博和娼妓一道构成奢侈性消费，毒害着由于近代企业初步发展而握有余钱的市民。《申报》曾在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作过统计，这一年上海城内烟馆多达１７００家，绝大多数集中在英法租界里。其高级烟馆陈设极为富丽堂皇，典雅精美。以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开设在法租界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的南诚信为例，门内分东西两厅，每厅设榻２０多只，除此之外还有“雅座”，每间安放１—２张床，四处墙壁还贴着名人字画。烟具也极为讲究，有云铜黄竹的枪、广州的灯、云南的斗，都精雕细琢如同艺术珍品。烟馆还聘有青楼女子陪抽，同时附设几种娱乐活动，如说书、品茗、清乐等等。这样的娱乐场所，当然吸引着有钱人终日在这里消磨意志，挥钱。属于下层的花烟间，则是一种把吸烟、嫖娼合为一体的低档烟馆，贩夫走卒之辈染上毒瘾后，便把一天劳动所得抛掷其中，不仅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而且每每造成家破人亡的惨剧。上海的外滩一带，天津的旭街，北京的八大胡同以及其他大中城市某些繁华区、通商口岸的租借地，差不多都是烟馆林立，藏污纳垢之处。吸食鸦片的陋俗不仅贻祸于晚清，而且还蔓延到年间，成为中国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社会顽症。> > 　　晚清赌博由于西方赌具的传入，而在形式、内容上都有不少变化。二十一年（１８４５年），上海租界正式设立，西方人陆续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娱乐赌博直接搬了进来，中国社会的赌博之风愈演愈烈。近代赌博在性质上与传统赌博一样，而在形式、内容上却有很多不同，刺激性更强。末期新的赌博方式主要有跑马、赌台和花会等。> > 　　跑马，本是竞技活动，体育性能是主要的，但从晚清社会有跑马始，西方人就把赌赛马的活动融入其中，使它带有赌博色彩。初始，跑马厅不许华人进入，后来为卖出更多的马票，中外人士都可观赛、参赌，从而赌赛马成了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赌博活动之一。赌的方式有“挂牌定额分彩金”、发行“香槟票”（马票的一种）等。> > 　　赌台，是半公开的赌博。因为它没有任何运动形式做遮掩，直接以赌为主，所以赌台在法规上是不允许的，赌台大多设在租界里，瞒上不瞒下。设赌台的老板往往是黑社会的成员，一般都在自己所属帮派控制的区域里设赌。赌台里赌博的方式五花八门，有中国传统的摇摊、大牌九、小牌九、抓摊，也有外来的轮盘赌、勃洛克、二十一门大小等等形式。赌台往往修饰得富丽堂皇，并有小吃、冷饮、中西餐等供应，用汽车接送赌客。越到后来，其赌博手段、经营方式越趋新颖，规模也越来越大，开张之后便车水马龙、，社会影响相当大。> > 　　花会，是道光年间在江南地区流行起来的一种赌博形式。赌具、赌博的规则十分简单，在３４块木排上写３４个古人名字，任取一块放置竹筒之中，然后下注押名。猜中，庄家出３４块钱给赌客，不中则注归庄家。此种方式在民间十分盛行，清政府屡禁不止。后来由于查禁之风甚紧，庄家便把花会移到租界，从此花会迅速发展起来并泛滥成灾。> > 　　此外，还有跑狗、回力球等赌博，在上海、天津等地都很盛行。> > 　　晚清的赌博已呈大众化趋势，不仅租界里流行赌风，而且在沿江、沿海通商口岸大中城市，京津沪以及东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也建有各式赌场。乡镇酒肆茶坊，大半兼作赌场。兼卖彩票的店铺也为数不少。清末上海虹口曾是最繁华的赌场，每天的输赢都有数万、数十万之巨。杭州府“同治初大乱甫平，俗尚诚朴，无酒馆娼楼赌博及一切华靡之习”，可到了年间“大非昔比”，糜烂的社会风气充斥上下，参与赌博的人日益众多。“光、宣间，麻雀盛行，达官诸侯大夫及庶人，名之曰看竹，其意若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也。”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０册，第４９０６页。清末，赌博已经出现了大众化的趋向。如以前鲜有参赌的妇女，晚清时期，则出入赌场不再稀罕。而且专门设有“女总会”、“女子地铺会”一类专供妇女赌博的场所。在某些地区，则出现了职业化赌徒。福建建阳城中“业赌博者万余人”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卷５，第７４页；嘉定府金家湾赌场每天下午“闻风而至者不下千余人，船舶百余号，彻夜不散。”《申报》１８８４年１０月５日。在上海市民中，除小孩童稚之外，差不多有半数之人嗜赌。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第４６４页。许多人乐此不疲，把投机当成发财手段。> > 　　清政府对官吏人等狎邪治游曾有严格禁止的规定，时至晚清，此类规定名存实亡，官府之人狎妓青楼优游宴饮遂成时尚。另外，近代城市经济发展促进城市流动人口迅速增加，劳动就食之余无处消耗剩余精力，而烟赌娼的存在适应了他们的一时需要，又成了娼妓蔓延的基本条件之一。更重要的是开埠以后租界当局默许娼妓行业的存在，借此刺激其区域的繁荣，于是租界里藏污纳垢，成为烟赌娼的渊薮。> > 　　年间的北京，“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贴，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身败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　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１册，第５１５５页。> > 　　下层青楼女子的存在使浑浊的社会风气直接侵蚀下层百姓。“上海风俗之坏，不坏于妓馆林立，而独坏于烟间、台基之属。盖妓馆至少须洋蚨一头，始能订交。若衣衫褴褛，即不得其门而入。故惟惨绿翩翩，挥金如土者，方能荡心惑志。至花烟间一开，而肩挑负贩者之腰缠罄矣……尝见东洋车夫，捉襟肘见，两足如飞，尽一日之力，得青蚨二、三百片，除房饭数十文之外，俱消耗于此乡。愚民初至沪地，偶尔问津，亦无不囊　立尽，其危害岂有涯哉？”　葛元煦等：《沪游杂记?　送淞南梦影录?　沪游梦影》，第１０２页。> > 　　与烟赌合流是清代妓业的一大特点。同治年间，“更有一种烟馆，修筑辉煌铺张精洁，转顾少年妇女，庆酬诸客，名曰女堂倌，盖以之为饵引人上钩也。于是有瘾者固欣然愿往，无瘾者亦乐得而尝试之，遂有因而上瘾者，其实皆为贪妇女之色，初非必欲吸烟也。” 《申报》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３日。２０世纪初年，北京八大胡同妓院云集，清朝当局允许开妓院，而设鸦片岩局则属不合法，所以不少烟局设到妓院，因为那里明禁暗不禁，使那里的风气更为败坏。> > 　　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淫业“昌盛”提供了条件，而近代交通等事业的发展则使那些本来可以算做风淳水清的地方，也发展成烟、赌、娼的聚集之地。例如河南郑县（今郑州）未通铁路之时并没有太多的烟贩、娼妓，可开铁路之后，不仅烟商云集，而且“宣统二三年间，为神女生涯极盛之时代。”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卷二，第３４页。> > 　　２械斗之风禁而不止> > 　　晚清以后，南方数省械斗之风仍在蔓延扩大。械斗之案，多起于闽省漳州、泉州一带，广东的惠州、潮州也时有发生。江西、湖南、浙江、广西等省也是械斗多发省份，死于械斗的民众不计其数。> > 　　晚清械斗既有宗族械斗，也有土客械斗，偶然也发生省与省之间的械斗。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端午龙舟会，“闽人将粤船撞损，订期械斗，在船开炮，俱未登岸。粤人炮子落处，击毙无干之裁缝一名，闽人又将无干之粤伙捉去砍杀，势遂汹汹，必欲大斗”。官府急调一千军队前去弹压，事态未平，直到请来“花奇（旗）到兵船二艘，申戒闽粤，令其息斗，如抗不遵，即约官兵击之于内，兵船堵之于外，尽数歼除，闽粤震慑罢争。”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２９８～２９９页。这种省际间的民众械斗，在不少地区都时有发生。> > 　　晚清械斗还有职业化趋势。由于械斗频繁，本地人员不足，经常招募外地打手。一些“不农不工”之徒为得到口食，往往参与其中。“本村壮丁不足，则于外间招募，总以必死为能……或夫子二人，父受大姓雇募，子受小姓雇募，及到临场，父子各忠所事，若不相识。每受雇者死一人，则雇者给银洋三十元，祠堂设立忠勇牌位，妻孥俱有养赡。”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６１～６２页。至于为本族利益“奋不顾身”，甚或以牺牲为荣者，差不多在各种性质的械斗中都可以见到。“一家不出，则百姓将聚而歼之，虽妇孺亦　然思攘臂起。”　郑振图：《治械斗议》，《皇清经世文编》卷２３上册，第５９８页。晚清械斗不仅频繁发生，而且规模愈来愈大。闽南仙游地区，“自道光年间械斗滋事，分树黑白旗帜，各乡蔓延，亘连百余里，屡禁不止。”　《福建巡抚王懿德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奏折》，转引自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８３页。这样的记载俯拾皆是，足见清代汉族社会宗族械斗陋俗之盛。

清代后期汉族生产风俗

　　一、工农业风俗> > 　　１．　农业风俗格局未变> > 　　后期的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业生产风俗基本承袭清代前期已有的格局，而少有变化。只是汉族社会的土地大部分被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而无地的农民只得向他们租佃土地耕种。美国学者费正清在研究了中国清代末年的土地制度后说：“租佃在南方要比北方普遍得多；又像以后几十年那样，也许有５０％的农户可以定佃农和部分自耕农。在遭受长期饥荒的区域和在大商区中心附近的地区，可以看到租佃关系日益增加的某些迹象，但是足以说明在清朝最后四十年中土地使用形式发生激烈变化的证据还很少”　（美）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２１页。。当时承租土地的习惯形式，有租种、伙种、帮工佃种等几种。其中以租种制流行最为普遍。> > 　　所谓租种，就是佃户向地主租入土地，然后按事先约定的方式交纳地租。地租有两种：一是定租，不管旱涝丰歉，一律按事先约定的数额交租，其租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兑换的银钱；二是分成租，即按当年收成的一定比例交租，有四六分成或对半分成等。伙种制，地主除了出租土地之外，还提供牧畜、肥料、种子、农具等，而佃农则只提供劳动力。帮工佃种制，佃户不仅租佃地主土地，用其种子、农具，甚至连粮、住房也完全由地主提供，结果是佃农的妻子儿女也要为地主承担无偿劳动。> > 　　当时的风俗，地租只是正式规定的租额。除此之外，地主对农民尚有许多额外的剥削。诸如小亩出租、大斗大秤收租、年节的额外索取和佃户替地主负担差役等等，这类租额大小视地方具体情况而定。> > 　　清代后期由于纺织、粮油食品等工业的发展，对原料的需求较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许多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种植，如棉花、桑、茶、麻，以及席草、药材等，相应地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风俗。如苏杭一带的蚕桑风俗、湖南的植棉风俗等。> > 　　此时，由于西方资本的侵入，洋货的倾销，中国农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模式被打破。农民在种植、养殖、家庭加工等方面，产品除了满足自己的消费以外，农副产品的剩余部分也在农村集市贸易中进行交换。（美）德?希?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１３６８～１９６８》，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８２页。> > 　　２．工业风俗渐趋丰富> > 　　清末许多手工作坊或个体劳动已逐渐转变成机器化的有组织的大生产劳动。在工业企业中，已采取了有组织的社会化生产的方式。> > 　　当时的工业企业主要是洋务企业。办厂形式除采用官办者外，还采取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所谓官督商办，一般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有的企业开办时由官方垫借部分官款进行筹备，等商股募集后，再陆续归还。不过企业盈亏，全由商民承担，与官府无涉，官款可坐收“官利”。官督商办企业为了融资，采用了股份的手法，有报道说：“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申报》１８８２年８月１２日。> > 　　洋务企业又有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之分。但无论军工企业还是民用企业，都普遍使用了机器生产。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与留学归国在洋行担任买办的容闳相见，托他携款赴美购买“制器之器”，也就是工作母机。两年后，在上海虹买下一家美商工厂，其设备以“修船之器居多，造炮之器甚少”。《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４册，第１７页。这批设备与容闳买来的工作母机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第一批机器设备。到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江南制造总局已经拥有机器厂、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热铁厂、库房、煤栈、轮船厂、船坞等分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时，购地３００余亩，并买来轧花、纺纱、织布各机，拥有纺机３５０００锭，布机５３０台。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２７７页。所以，清代后期工业的劳动风俗一开始就有别于传统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具有机器生产的基本特点。> > 　　晚清工业企业的劳动关系是雇佣劳动制。工人的劳动报酬采取工资制，并有比较固定的工时。但在管理上，在洋务军工企业中采用盛行于清军中的体罚习俗，显得野蛮粗暴，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三十年（１９０４年）《中外日报》报道说：“上海制造局创设时，总其事者为前苏松太道冯竹如观察……每日必躬自至各厂视察，如见工匠辈有躲懒者或糜物料，手执军棍自挞之。”　黄逸峰、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８７页。在洋务军工企业的雇佣工人中，还有一部分从军队裁汰下来的士兵，他们在制造局里不能自由行动，亦不能 “随意去留”；工人若违反企业规章，则以军法治罪。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制的管理办法。> > 　　在民用工业企业中，雇佣劳动关系与军事工业企业基本相似。有的企业在雇佣工人时，要求他们交付保结，甚至“各具连环保结”。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３８３页。带有浓厚的封建连坐色彩。> > 　　二、商业风俗> > 　　商业在晚清社会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性质。对延续了千百年之久的乡村集市贸易而言，它大体维持了旧有商业的规模和性质，而在新兴的商业中心城市那里，则连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大市场。从它们对居民和消费者产生的影响来看，一般的交换关系在全国乡镇交换中仍占多数，而像上海那样的近代商业中心城市则代表了晚清商业关系发展的新方向。集市贸易是晚清商业的主体。> > 　　１．商业兴盛，商帮林立> > 　　在沿江沿海交通便利的地区，商业贸易发展明显。早在年间，广东顺德的龙山商人“或奔燕齐，或来往吴越，或入楚蜀，或客黔滇。凡天下省郡市无不货殖其中”。　嘉庆《龙山乡志》卷四。东莞商人则“度岭峤，步湖湘，浮江淮，走齐鲁间，往往以糖香牟大利”。　光绪《广州府志》卷十五。光宣年间，广东的丝商十分有名。仅顺德一县就有茧市１９处，丝市２０处，与此相关的茧绸、纱绸、茧纱等市４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粤商，活跃于全国各地，并足迹遍及东南亚，及欧美各国。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人与商业活动》，《历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