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汉族信仰风俗

Posted 2023-01-05 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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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汉族信仰风俗

　　后期汉族社会人们普遍流行宗教信仰风俗，其关心的问题不全是虚无缥渺的天堂地狱，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切实的利益。因此，就多数人而言，崇拜神鬼仙佛往往出于一种实用的心态。正如葛元煦在一首诗中所说：“香烛些些费莫猜，非关祈子乃求财。鬓边黄纸签条插，如向司徒庙里来。”　葛元煦：《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５３页。> > 　　因此，民众信仰习俗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心理的，主要是要得到精神的安慰，寻求精神支柱和寄托；另一种是经济的，求神拜佛保佑现实生活平安无事，能带来多子多福、前途平顺、财路宽广、大吉大利等。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是求子。“多子多福”，这是汉族社会民众所企盼的一种生活愿望，然而往往事与愿违。人们于是把“多子多福”的希望寄托于神灵的恩佑。如每年三月十五日，安徽寿春人皆赴四顶山烧香，“山上有一座碧霞元君庙，供人抱取，使香火道人守之。凡见抱取泥孩者，必向之索钱，谓之喜钱。抱泥孩子者，谓之偷子。若偷子之人果以神助而得子，则须更买泥孩，为之披红挂彩，鼓乐而送之原处，谓之还子。”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５，第３１页。天津北仓镇的一些独子家庭，父母惟恐小孩多病或夭殇，往往带其子到庙中焚香祷告，求和尚起“寄僧名”，意思是自此以后小孩便算出家，可以得到佛法的护佑。“寄增名之孩，往往作僧人之装束，直至十二岁跳墙还俗之时，才能更换。”　葛元煦：《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８２页。> > 　　第二是求财。人们求财的心情并不亚于求子。因此，晚清时期的财神爷可以称得上是最走运的神祗了。各地财神庙香火繁盛。祭祀财神的日期多在正月初二，也就是说，在新年伊始的第一件事便是拜财神，足见人们对求财的重视。“初二之晨，居民、商店，均祀财神，焚香放炮，以羊、鸡、鱼供之，曰‘三牲’。又燃火于酒杯中，以供神，燃尽，奉财神码（纸绘神像），出庭，置松柏枝于芝麻秸之上，加黄钱、阡张、元宝而焚之。”　《天津志略》，１９６１年刊本，第２页。财神庙在这一天更是热闹非凡。在北京的财神庙，天未明，即有进香者等候于庙外，争烧头股香，据说，这样可以吉星高照，当年发财。终一日，进香者可达上万。由于人太多，一般多挤不到殿内，只得将香投入原内香池中。回家时，人们都要买些画有蝙蝠和写有“福”字的物品，意思是“带福还家”。> > 　　第三是前程平顺。由于受传统风俗的影响，清代汉族社会的人们普遍认为个人的前途、命运亦受神灵的支配，而在各行各业人员中，最关心个人前程者，便是当官的、经商的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清代的官吏迷信成风，不仅下层官吏甚信佛道神鬼，而且连公卿大僚亦为左道所惑。他们笃信神鬼，是借神灵保有仕途腾达，永享荣华富贵。应试的文人拼死于科举场，无非是为了博得功名利禄。为了前程功名，他们去文昌庙礼拜文昌帝君最殷勤。“文昌”本星名，亦称“文曲星”、“文星”。古代星相家认为它是吉星，主大贵。后来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禄位的神。文昌帝君的地位在晚清有所提高，不仅受到广大人士日益隆重的崇拜，而且还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抬举。六年（１８５６年），清政府提出了祭祀文昌帝君的规格，把它从“群祀”上升为“中祀”，并“崇殿阶，拓规制，遣王承祭”　《清史稿?礼志三》。，与关胜帝君齐驾并驱。除了求文昌帝君神佑外，不少士子还相率请乩占卦，占问前程，大比之年，甚至有“父子共叩鸾仙问得失”　《客坐偶谈》卷一。６的情况。> > 　　第四是消病免灾。清时，在广大农村地区医药匮缺，灾病困扰着广大民众。在缺医少药的社会条件下，汉族民众只好求神拜佛，借神灵护佑，以保家人安康。人们认为灾祸疾病是“厉鬼瘟神”作祟，因此有的地方便把“三月寒食节”、“七月望日”、“十月朔日”定为“祭鬼节”，届时设祭，以躯厉鬼，使其不敢为害于民。宣化地区盛行着“拜愿”的习俗。当地人“于五月十三日，为父母妻子或己身疾病，具香纸牲醴于城隍庙拜祷。自其家门且行且拜，至庙乃止，谓之拜愿。”　徐珂：　《清稗类钞》第１０册，第４６６９页。在天津，人们在药王诞辰日，为患病亲人立愿。立愿以红布裹胫，赤足，右手　香，左手携砖，匍匐翻之，有一步至五步，望庙面拜，当地人称为“拜香”。江、浙一带的名山宝刹常年有络绎不绝的香客，最虔诚的是“磕头香客”。这些人“行三步，磕一头，必入庙而后已”。这些香客前来的目的“无不以求福免祸为祈祷也”。“去灾免祸”，“求安保福”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信条，当人们的这些愿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便把神鬼仙佛视为他们的保护神了。> > 　　另外，社会的一些反清势力还把民间宗教当做号召人心，组团结伙的有力武器。最突出的事例就是末年广东落魄书生根据西方基督教而创立了拜上帝教，发展教徒，扩大组织，终于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类似情况在清代屡见不鲜。咸同时期的全国农民大起义中，绝大部分起义军都与民间秘密宗教有关。义和团运动从组织来源上看，则是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相互结合的产物。白莲教及其支派是组成义和团的重要力量。> > 　　一、多神崇拜> > 　　１佛道神崇拜世俗化> > 　　到清代末年，汉族民间信佛之风更盛。《清稗类钞》载晚清佛教的状况时说：“寺院遍郡邑，供奉文殊、普贤、释迦、观音诸像。晚近信徒多乏知识，但业忏醮为生计。男称僧，女称尼。惟人情每不能脱然生之际，故中夏社会仍多信之，用以治丧，外人遂称我国为佛教国。”> > 　　尤其是全真道甚至出现兴盛的局面。该道中的龙门派兴盛于江浙，不仅扩展到内地各省，而且在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缘地区，也有他们的传播之迹。盛京（今沈阳）太清宫，从道光三年至五年（１８２３～１８７９年），传戒４次，受戒者每次递增，先后凡数百人。湖北武昌的长春观，在清末“着屋千间，道友万数” 　，　《长春观志》卷一，转引自《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５５页。为当时龙门派的大丛林，与西安八仙庵、成都二仙庵等著名道观齐驾并驱。北京白云观在清末的势力及影响更为显赫，不仅常年有大批善男信女光顾朝拜，而且还交结宫禁，势倾京师。清代，汉族社会除了一些人出家为道士之外，在民间还有许多人信奉道教，集中表现在对道教俗神的尊奉。例如，雷公本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司雷之神，道教奉为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说他能用符咒召役，以除妖孽。于是，民间就信奉雷公，说他能击妖孽及忤逆不孝之人。为了表示对道教的信奉，许多人还讲求斋法，或设供斋以求积德解愆，或节食以求诸神保寿，也有的静心以求除嗜欲，去秽累。在晚清，据郑观应估计，在汉族地区，“僧道两门所聚徒众部下数十万，或众至百万人”。　《盛世危言?僧道》，《郑观应集》上册，第５３７页。> > 　　２俗神信仰普遍> > 　　清代在汉族地区，民间俗神信仰最为发达的要数江浙、福建、广东一带东南沿海地区，浙江杭州，“信鬼神，好淫祀”，在清时仍有案可查的祠庙宫观就达２００多处，其中属于神道、神话和民间传说的寺庙就有５０多处，如玉皇殿、宗阳宫、三官庙、太岁庙、雷神庙、火神庙、东岳庙、城隍庙、水神庙、旗　庙、龙王庙、华光庙、财神庙、月下老人祠、花神庙、樟树庙、白马庙、白泽庙、救命王菩萨庙、天后宫、顺济庙、协顺庙、广惠庙、飞鹅福王庙、半山娘娘庙、广福庙、马滕庙、喜神殿、痘神庙、周宣灵王庙、晏公庙、屠墟庙、二圣庙、崔府庙、金元七总管庙、运德海潮神庙、刘猛将军庙、张大仙庙、药皇庙、机神庙、通神庙、先蚕庙、仓圣庙、禹王庙、伍公庙、祖师殿、防风氏庙、福神庙、潮王庙、钱王祠、关帝庙、酒仙祠、岳王庙、金龙四大王庙、戚少保祠、朱大天君庙、张苍水祠、文昌庙、葛仙翁庙、吕洞宾祠等。　钟毓龙：《说杭州》。> > 　　在福建，《福建通志?风俗志》指出：“闽人好鬼，习俗相沿，而淫祀惑众。……从未有淫汗卑辱诞妄凶邪列诸像祀公然祈报，如闽俗之甚者也。”《厦门志?风俗志》亦云：“邪怪交作，石狮无言而称爷，大树无故而立祀，木偶漂拾，古柩嘶风，猜神疑仙，一唱百和，酒肉香纸，男妇狂驱。平日扪一钱汗出三日，食不下咽，独斋僧建刹泥佛作醮，倾囊倒箧，罔敢吝啬。”可见俗神之多。如武夷山莲花峰上的大雄宝殿之侧，俨然设立了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和百龙马的五身塑像，奉拜者甚众。在沿海的兴化、泉州一带，有瘟神庙，俗称“大王爷”、“王爷公”，其香火之旺远远超过佛、道，儒等正统的寺庙。在福州一带，更有奉祀胡天保、牛头愿之类，胡天保为男子同性恋之神“胡田宝塑（一称胡天保、蝴蝶保），为良人相抢，一面稍苍，一面嫩白，速成小官庙，凡无耻淫荡之士，见少年子弟欲图苟合，即向泥象祷求。”“牛头愿”，用“板刻为牛马狗诸畜头，刷印多张，其鬼名铁头和尚及牛头神。有与人仇怨及争诉不胜者，即买牛头纸一二车，每车百张，祷神焚化，……其怨家必病或致死。”在福安县甘棠堡，聚居着郑、林、虚、陈、刘、蔡等２０余个姓氏，这里的各种寺庙共有数十座，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朝阳宫华光大帝、宝莲堂、喜雨堂、花果龙王庙、五谷仙公庙、平麓祖师、薛厝宫、关圣庙、平水宫、齐天大圣、临水宫、两莲庵、洙溪庵、坐莲庵、种德堂、莲花庵、忠平侯、得道禅师、白莲三位尊夫人、石榴二位将军、李施三位夫人以及虎、马将军等。这众多的寺庙神祗中，有的是通堡共有的，如华光大帝、天后宫、关圣庙等，有的是各个家族私有的，如薛厝宫、得道禅师、忠平侯等。在这些神祗中，据说最神灵的是华光大帝、天后以及虎马二将军，他们在保护甘棠堡的安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人们祀之最勤。> > 　　至于各地的庙会，则常有善男信女云集而来，求神拜佛，祛灾许愿。《燕京岁时记》曰，京师“每至三月，自十五日起，开庙半月，士女云集，至二十八日尤盛，俗谓之无尘会，实乃东岳大帝诞辰。庙有七十二司，司各有神之。相传速极司之神为岳武穆，最为灵验，凡负屈含冤心迹不明者，率于此处设誓蒙心，其极最速度。后阁有梓童帝君，亦颇灵异，科举之年，祈祷相属。神座右有铜骡一匹，相传能治病，有耳病者摩其耳，有眼病者拭其眼，有脚病人者抚其足。”> > 　　并有善男信女舍神。范祖述《杭俗遗风》曰：“七月为东岳大帝朝审”，凡舍身男女均需事先登记，编序班号， “香会不拘时日，班号则有定期。例如七月初一为天字号，初二为坤字号，初三为福字号。以此类推。十六日止，不相紊乱。男女有愿舍身委身前执役者，名曰投文。”“人患疯病，班号中人，先缚而置之庙中所设地狱中。至夜，各扮差役，一如官吏坐庭然，提疯人出，使跪神座下，旁置一草人，指为疯鬼替身。有执役者作审问状，疯人即能作鬼语相答。不答，则用木杖击草人，疯者便自呼痛，亦一奇事。然有愈有不愈，未可概论也。”> > 　　江苏一带俗以六月二十四日为雷神诞辰，俗称雷尊诞，有素食之举。《中华全国风俗志》曰：“六月二十四日为雷尊诞。自朔日至诞日茹素者，谓之雷斋。郡人几十之八九；屠门为之罢市。或有闻雷茹素者，虽当食之倾，一闻　虺虺之声，重御素肴，谓之接雷素。”> > 　　民间还崇拜床神，俗传床神为专司保护小孩之神。敬奉床神之俗，唐时已有之，清代后期民间仍奉之不绝。范祖述《杭俗遗风?清床公床母》曰：“正月十五，用糖茶两杯，糖果两盘，鸡蛋两个供于房中，据说小儿夜睡必宁。”> > 　　梨园子弟以田相公为行业保护神。俞樾《茶香师丛钞》曰：“习梨园者，共构相公庙，自闽人始。旧说为雷海青而祀，去雨存田，称“田相公”。> > 　　二、巫术禁忌> > 　　１符咒禳解习俗兴盛> > 　　对符咒的信奉，在清代汉族民间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清代后期著名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中，许多义和团战士都相信胸前佩了符咒，就可刀枪不入，面对红毛子的洋枪洋炮冲锋陷阵，而为此丧生。> > 　　上刀梯招魂是清时常见的禳解方式，又名上刀山，是在一个很高的梯子上每格都拴一把刀，刃部朝上，巫师赤脚，踏着刀刃，爬到梯顶，行招魂仪式，然后从另一侧面跳下去，脚掌却不会受伤，人们往往以此为神奇。在《点石斋画报》上有一幅“高上刀梯”图，其文字说明为：“湖人笃信鬼神，有病不事医药，惟召巫禳灾。巫之术不一，而以上刀梯一事为尤奇。大抵梯用直木两根，各长三丈余矗立于大木盘内，而以大索系于木杪　，四周牵住，使不摇动，旋用利刃百二十柄，横架两木，刀锋向上，次第层级而上，皆以绳缠系，直至其颠。届时巫童披发仗剑，跣足拾级而上，视蹈白刃如履平地然。及至绝顶，垂绠耳下，取病者之衣，在梯一焚符念咒，播弄神通，呼其名而招之，名曰：‘赎魂’。然后仍将衣继下，即另病者衣之，旋在梯上以二竹竿挂红布于上如旗帜状，两手执旗拈毡而舞，盘旋天矫，作种种之变态，恍若金镜法鼓之声相吻合，时观者皆曰：两神灵保护，故无失足颠扑之虞也。”> > 　　２巫傩之风不绝> > 　　成都地区降神禳解还要演剧，付宗榘《成都通览》曰：“凡病重请巫者，三更后必有《打梅山》一剧，亦不知何鬼神，大约系五猖之类。巫者画脸，现怪相，助以打火，大声疾呼，在病人室中大肆搜索，开门去鬼，出外而返。”四川降神又称“跳端公”，道光年间江西人黄勤业在游峨嵋山时所目睹的“跳端公”习俗曰：“夜深坐旅会中，忽闻邻人鼓乐大作，盖蜀俗抱病之家不事医药，请人祈神，祈者衣锦诡异，极似鲍老登场，名‘跳端公’。”> > 　　在湖北，“上元节，城内四街，城外四乡，悬灯或扮演龙灯、狮子、竹马及杂剧故事。先于各庙朝献。谓之“出马”。然后逐户盘旋，击大钲鼓，主人亦肃衣冠拜神，盖犹索室驱疫、朝服祚阶之意。”　同治《长阳县志》。在贵州：“安平正月初八日，东门迎内神，皆彩衣，花爆旗帜，男女老幼，沿途塞巷，观者如堵，余村则鸣锣击鼓，歌唱为乐。”　咸丰《安顺府志》。江西，“各大姓宗族倡捐置买田租，竞立神会，雕彩傩像，兴修傩庙，以供报赛。”　同治《义宁州志》。> > 　　在傩风最盛的湖南，巫傩活动巳糅入民俗之中。“湖外之俗好巫而尚鬼，观楚辞诸篇可见。都梁祷雨禳疫皆用巫祝；小儿有疾者或编竹为桥，上施赤帛，旁茶竹枝，使巫婆娑器件，谓之度花岁；旱祈雨遣灵巫，将才舆导杖迎致山神，令巫昼夜鼓歌吹螺致雨，先　雨知期；卜以杯王交　，得圣阴王交　则吉，阳则否；或舆黄龙行且唱，使童孺助歌，呼巫登岩穴呼雨，谓之“打寨”；富家往往设石为坛，届三秋必用少牢鸡鹜祷祭，男曰召姻娅相庆，聚巫歌舞靡靡寝为敝俗。”光绪《武冈州志》宁远一带　 “…或游闲毕，扮演狮子，鸣锣击鼓，哗然撞门，跳舞为戏，名曰‘送傩’。”　光绪《宁远县志》。道州、永州各地，　“惟腊月祀灶或各庙赛会，多延巫觋，名曰‘乐傩神’　。”又有众姓醵金酬愿、打醮、歌演戏文、扮故事、放花树。”　光绪《道州志》。如此等等。> > 　　３禁忌繁多> > 　　清代后期的汉族社会，日常生活中仍颇讲究避讳禁忌，人们举手投足之间均得，以免破禁祀忌。《中华全国风俗?　河南》载曰：清时洛阳地区婚嫁，“新娘轿前有良人先行，各持一红毡。每过庙，或大石、大树，均遮掩之，以为恐有触犯神明。”> > 　　妇女婚后丧夫者，则更被民间视为“丧门星”、“扫帚星”，俗称“寡妇”，民间忌娶之，《中华全国风俗志》云：“（广东）寡妇俗称孤妗，又称鬼婆，人咸目为不祥人，以为其夫主之魂魄，常随妇身，又一娶者，必受其祟，故辄弃置不顾，无人再娶。”> > 　　北京等地还忌婴儿五日落脐带。《中华全国风俗志》曰：“俗以为五日落脐的婴儿，必忤逆不孝。”在起居方面，东北汉族忌睡卧时头向窗，足向人。《中华全国风俗志?吉林》云：“凡卧，头临炕边脚抵窗，无论男女尊卑皆并头。如足向人，则谓之不敬。唯妾则横卧之脚后，否则贱如奴隶亦忌之。”> > 　　四、清末迷信之式微> > 　　中国人素有“信巫鬼，重淫祀”的传统，迷信佛道，相信算命，对风水、择日之说尤为笃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西学传来，特别是洋务运动中，办报刊，译西书，设学堂，使近代科学知识得到初步传播，各种迷信活动便相应衰微，人们的迷信心理也日渐淡薄。> > 　　洋务活动中充满了与封建顽固派和习惯势力的斗争。使用机器、架设电线、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等活动，往往遭到顽固派和习惯势力的阻挠，其借口是有碍于地方风水，破坏祖茔庐墓，惊动龙王河伯，会带来各种灾祸。１８７４年广州近郊建立的机器缫丝厂，引起很多人反对，其理由是有男女同工，有伤风化；烟囱太高，有碍风水。由于丝厂厂主抵制众议，才使丝厂生存下来。于１８７５年筹办的磁州铁矿，曾引起民众哗变。１８８１年通车的唐山胥各庄铁路因“震动东陵”而被迫改用畜力牵引。１８８９年拟议中的津通铁路也因顽固派的坚决反对而作罢。１９００年荣氏申新资本集团在无锡筹设保兴面粉厂，也被封建势力以破坏风水为口实而加以阻止。然而，经过多次较量，烟囱、电杆终于树起来了，铁路修起来了，矿山也开办起来了，虽然风水、庐墓受到冲击，但利益大于祸害，人们终于接受了近代文明而渐渐抛弃了迷信，洋务运动在开通社会风气方面起了前锋先路的作用。正如《盛宣怀行述》所说：“时（指光绪初年）风气未开，民间惑于地脉风水之说，旁挠者众，经营累月，始有端绪。”　盛宣怀：《愚斋存稿》附《盛宣怀行述》。> > 　　古代妇女信鬼神者居多。光绪年间，一些读了新书或受到新思想影响的女子，开始从鬼神迷信中解放出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九死一生（人名）的堂姐就是她们的代表。她不信鬼神，而且找到了没有鬼神的凭据，根据古书中“先王以神道设教”的含义，她认为“神道本来是没有的，先王因为那些愚民有时非王法所能及，并且王法只能治其身，不能治其心，所以先王设出一个神道来，教化愚民。”该小说中的一些人物还将算命先生和大醮道士用以骗人的手段以及扶乩检药、敬奉大王（蛇、河神）等迷信活动的秘密加以揭露。> > 　　在古代，择日的迷信一直束缚人们的手脚，限制人们的行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一个故事，说某人被倒下来的墙压在里面，喊儿子来救援，儿子却说，你就压在里面吧，待我去翻翻历书，看今日是否宜动土，因为你老人家总是教我们做事以前一定要查看是否吉日。这个故事是对择日迷信的讽刺。《文明小史》中的抚台万岐奉命调鄂，到达之日，恰逢五月中旬。向例官员五月里是不接印的，因为人们迷信五月是恶月，办事不吉利。但这位“锐然以革弊自任”的抚台，却不讲究禁忌，当时便去拜见前任抚台，次日接印，上任视事。

清代后期汉族器用风俗研究

>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西式器物逐渐进入我国，汉族社会的器用风俗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１煤油灯、煤气灯和电灯的出现> > 　　首先是新式煤油灯的出现，使汉族社会的照明器具有了很大改善。新式煤油灯和旧式油灯的不同除了表现在构造、形状上外，主要的区别是所用燃料不同。新式煤油灯以“洋油”，即用工业方法从石油中提炼出的煤油为燃料。在１９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外国商人便在上海等通商口岸推销煤油，有的广告宣传奖励销售，买１公斤煤油奖励１盏油灯。煤油灯的优越性，再加上商家的奖励销售，使煤油灯成为畅销货，不少居民“至少要用煤油作室内照明之用”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２册，第１０９４页。。上海租界当局还修了地下管道，接通煤气，用于照明之用。人们把这种灯称为“煤气灯”，或“地火”　。　吴贵芳主编：《上海风物志》，第５２页。煤气灯不仅用于住户，而且被安装在新修的马路及桥梁上，为城市夜色增添了新的景观。“初设仅有路灯，后于行栈、铺面、茶酒戏馆以及住屋，俱用煤气灯。火树银花，光同白昼，上海遂成不夜之城”。《竹枝词》赞道：“不用兰膏只用灯，自来灯火满街明。晚从黄歇浦边望，万点光中不夜城。”　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第２７３、２７４页。随着煤油灯的流行，洋蜡、火柴也被引进，形成取代土蜡、火寸之势。> > 　　当煤气灯尚未在中国城乡普及的时候，另一种新的照明器具——电灯，亦被引进，很快被国人所接受。上海是最先使用电灯的城市。八年（１８８２年），西人立德在上海“首在租界创设电灯”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１辑上册，第１２５页。，并设厂于乍浦路，成立上海电光公司。９０年代后，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了电气处，加快了电灯使用的推广。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上海安装白热电灯６３２５盏，次年达到９０９１盏。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２辑上册，第３１２页。继上海之后，北京、天津也相继出现了电灯。北京使用电灯照明，初用于皇宫禁苑，次及于外国使馆，再及于普通居民。２０世纪初，一些中小城市也有了电灯照明，然而广大农村仍处于落后状态，不仅无电灯，而且连新式煤油灯也不多见。> > 　　２钟表流行于都市> > 　　明末时，西方钟表始输入中国，被称之为“自鸣钟”。由于数量稀少，国人对其计时价值仍无认识，只把它列入“乐器”一类。晚清时期，西方钟表进口日渐增多，挂钟、座钟、怀表、手表等陆续出现，在中国一些较开化的地区，成为日渐重要的计时工具。上海的法国租界工部局大楼及城南董家渡天主堂安装的大型自鸣钟，“四面置钟盘一，报时报刻，远近咸闻。”　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１６页钟表成为一些商店必备的商品。在上海，“西人所开洋货行以亨达利为最著名，专售时辰寒暑风雨各式钟表、箫鼓丝弦、八音琴、鸟音匣、显微镜、救命肚带及一切耍货，名目甚繁。”　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 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２８页。> > 　　３缝纫机进入上海> > 　　在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外国人把缝纫机带入上海。葛元煦对最早传入中国的缝纫机作过如下描述：“器仅尺许，可置几案上。上有铜盘街针一，下置铁轮，以足蹴木板，轮自转旋。将布帛置其上，针能引线上下穿过。细针密缕，顷刻告成，可抵女红十人。”　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２９页。此后美国商人向中国输入了一批缝纫机，缝纫机进入了汉族社会人们的生活。> > 　　４文化器用的西化> > 　　文化器用包括“文房四宝”（笔、墨、砚、纸）及书籍等物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在晚清时仍有重大影响，上述文化器用在鸦片战争以后并没有立即被新式的文具所取代，而是出现了新旧文化用品同时存在、竞长争高的状况。> > 　　长期以来，毛笔一直是中国主要的书写工具。自明清以降，“湖笔”（产于浙江湖州）制作技艺进一步提高，成为笔中名牌。的制笔业更加兴旺，以湖州为中心，向四方扩散。初时硬毫笔盛行，到嘉道以后，以羊毫为原料的软毫笔，逐渐取代了硬毫笔，成为通行的书写工具。> > 　　墨，清代仍以微墨最为流行。有人记载：“微墨，安徽徽州府所产。古人制墨，率用松烟，汉取诸扶风，晋取庐山，唐则易册、上党。自李超徙歙，张谷徙黟，皆世其业，于是始有微墨，以至于今。”　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２册，第６０１７页> > 　　墨盒在晚清时期始流行。初时，文人参加科举考试现用现磨，这不仅费时且不易磨好。于是有人发明使用墨盒，即用铜盒子，盒盖里面嵌块石片，可以刮笔。盒中置丝棉，注入磨好的墨汁，带入考场，使用起来十分方便。据记载，墨盒最早出现在年间，到了同治、光绪后才盛大行起来。《清稗类钞》曰：“墨盒自昔推京都琉璃厂松竹斋所制为极品。同、光间，有名寅生者，不详其姓，以善镌墨盒名于世，书画皆极精妙。寅生殁，坊镌墨盒多冒其名。”　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２册，第６０１７页　据邓云乡先生考证，所名“寅生”者，即陈寅生，长于雕刻，能在盒盖上刻芝麻粒大小的小楷，曾在二三寸见方的盒盖上刻下晋代书圣的《兰亭序》一篇。> > 　　然而，在晚清，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西洋式的文具，如铅笔、钢笔、墨水、西式纸张等在中国开始流行。清末时，美国脱华门、犀飞利、派克等牌号的金笔相继在国中出现，但由于价格昂贵，使用者多为洋行买办、官僚及富商等。后来，学堂兴起，开设外文及数、理、化等课程，钢笔、铅笔遂流行于学堂学生中间。宣统年间，“有仿西法制墨水以供书写者”　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２册，第６０１８页。，可见墨水不仅已被汉族社会使用，而且已经开始生产。> > 　　“文房四宝”中变化最大的是纸张。西方近代造纸法在清末被引进中国。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曹子　等人在上海创办机器造纸局，是为中国第一家商办造纸厂。至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成立的商办造纸厂共达２３家，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１８４０～１９３７）》，第３７５页。除商办者外，清政府也创办了一些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造纸厂。湖广总督陈夔龙于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在武昌设立白沙洲造纸厂，与外商合作购进国外先进造纸设备，采用新式技术生产的纸张，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讲，都非旧式造纸业所可比。无怪有人慨叹：“近数年风气渐　，南来所见，以西洋笺为伙，过此以往，恐无复人用国中纸墨者。”　黄：《花随人圣摭忆》，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３年，第２７０页。> > 　　此外，书籍的印刷，本来印刷术也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我们的先民对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然而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刷技术却超过了中国。１９世纪初叶，欧洲近代机械印刷术开始传入中国，最早是凸版印刷，其次是平版印刷，再是凹版印刷。输入的新式印刷机价格低，效率高，很快为国人所接受，成为许多出版机构、报馆的主要设备。于是，一批新式出版物，如报纸、刊物、书籍纷纷告世，流传海内。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的商务印书馆，最初拥有２部手摇水印机，３部脚踏圆盘机和３部手扳压印机，主要印刷商业簿册和商业报表，后来扩大规模，出版《最新教科书》，行销国内各地。这些印刷品与旧式书籍有很大的不同，是中国图书业更新的重要标志。> > 　　５消闲器用精致化> > 　　在晚清时期的消闲用品中，值得一提的是鼻烟壶和扇子。鼻烟壶，俗名烟壶，是一种装鼻烟的器皿。它制作精美，造形多样，内装掺入麝香等名贵药材的鼻烟，供人吸闻。其气味醇厚、辛辣，有明目、提神、避疫、活血、驱寒等功效。鼻烟壶发展至清代，进入大盛期。广州、北京、山东博山以及内蒙古、辽宁等地，是鼻烟壶的主要产地。辽宁的玛瑙鼻烟壶、内蒙古的银制鼻烟壶等，都享誉全国。制作鼻烟壶的原料相当广泛，主要有玻璃、瓷、玉、珊瑚、玛瑙、琥珀、悲翠、水晶、金、银、石、木、竹以及象牙、海贝等材料。许多鼻烟壶不仅制作工艺精细，而且用多种画案、色彩装饰，有套二彩、套三彩，甚至套四五彩的。由于鼻烟壶包含了大量艺术成分，所以被人们视为艺术品得以收藏。晚清时，达官贵人多嗜鼻烟壶，每遇公众场合，各出其所藏相互炫耀。> > 　　扇子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多种价值，既可驱热纳凉，又是观赏品、收藏品，具有一定的消闲性和艺术性。清代时扇子品种繁多，艺术加工愈加精巧。其品种有竹扇、羽扇、纨扇、油扇、蒲扇、折叠扇。晚清同光年间，士大夫中盛行油扇。油扇为折扇中的一种，因产自杭州，俗称“杭扇”。扇面多用黑油涂刷，亦名“油扇”。油扇扇骨细而密，一般为３０～５０根，展开形如半规。贵重的油扇还用金箔制成翎毛、花卉、人物等，贴在扇子的两面。得到这种扇子后，人们或者将之珍藏，或者赠送亲朋好友。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西洋自来风扇传入中国。葛元煦曾对其形状作过描述：“外洋所制自来风扇，以法条运轮齿鼓动折扇，不烦人力。置诸案头，微风习习，最可人意。惜为时不久，法条一转不及一刻耳。”　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４０页。这种机械风扇别具一格，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人工，从使用价值来讲显然超过中国传统式样的扇子，但在艺术价值、收藏价值方面，则无法与中国式扇子相比，故未能在汉族社会中流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