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汉族夏时节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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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后期汉族夏时节俗

2、清代后期汉族生产风俗

清代后期汉族夏时节俗

  1立夏称人比肥瘠> >   立夏日,杭州店铺作坊各伙友,皆得休假,有“五郎八保上吴山”之谚。五郎者:一为剃头郎;一为打米郎,米店中之 舂米者;一为倒马郎,即出粪者;一为皮匠郎;一为 箔郎,打 箔者也。八保者:酒店中之伙友曰酒保;茶店中之伙友曰茶保;饭店中之伙友曰饭保;以马赁人而 随其后者曰马保;一曰地保,管一地方之事者;一曰像像保,即阴阳生;一曰奶保,即以育婴为业者。《说杭州》曰:“立夏日早晨,必以乌饭叶之汁煮糯米而食 之,谓之乌米饭。”“居民又用细小野笋,谓可以助人之足力也。是日,还取清明所藏之清明狗,煮以食小儿。儿童成队,向各家乞取薪、米、豆、肉,至野外支石 炊之,谓之夏野饭,亦曰立夏饭,自比于丐者,殆亦厌胜之意耳。立夏日还有悬大秤“称人”习俗,“男女老少,除有孕者外,皆须以秤称之,计其轻重,以与去岁 比较其肥瘠。”> >   2浴佛节市民放生> >   四月初八日,杭州“西湖热闹异常,皆烧香而兼放生者也。昭庆、净慈各寺门外,皆 有预备放生之物,丛集其间,各种俱有,而以水族为多。渔人之龟、丐者之蛇为尤多。马、牛、猪、羊、鸡、鹅等则放之于江干之大云栖,或放之于城内东园之小云 栖,水族则放之于三潭印月。”“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铙钹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杓浇灌以求布施。”居民则于 “是日以红纸写‘每逢四月八,毛虫多出嫁。嫁在深山里,永不回娘家’四语,粘于壁柱上,盖厌胜也。”> >   3独特的朱天君生日> >    四月二十四日,江南俗传为朱天君生日,实际为祭祀明末皇帝朱由检。钟毓龙《说杭州》记清末杭城此俗曰:“是月二十四日,为朱大天君生日,杭人崇奉 之,茹素有经月之久者,名曰朱天素。亦有行会之事。庙宇不止一处,而以在下城之仓桥者香火为最盛,实则明之崇祯皇帝也。朱者其姓,君即皇帝也。手执一环, 即自经时之环也。被发者,其自经时之状态也。崇祯尚非无道之君,而又能身殉社稷,故杭之遗黎哀而庙祀之。恐触清帝之忌,故止能隐约以为表示。四月二十四 日,为崩后五七之日,年隔三百,遗黎都尽,数典忘祖,但以邀福而已。”> >   4端午节俗因旧制> >   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各地均有吃雄黄酒、吃端午粽等习俗。江南杭州,则要吃“五黄”。“杭人谓五月为五黄月。雄黄之外,有黄鱼、有王瓜,有咸鸭蛋中之蛋黄,又用黄豆板以裹粽子,是曰‘五黄’。”> >    端午节驱“五毒”、辟邪之俗,各地普遍流行,喝雄黄酒、挂菖蒲剑、挂桃叶、贴符条等,即辟毒驱邪之常见手法。《说杭州》曰:“是日,以雄黄烧酒调和之, 人人各饮少许,谓之雄黄酒,又含而喷之房屋壁角阴暗处,或以一“王”字,比作猛虎,以威邪魅。又以菖蒲制作剑形,门户上各悬之,谓能杀鬼;是日午时,取桃 叶,左手绾结而簪之,谓可辟邪;又以红纸条,写‘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粘之壁上,亦厌胜之法”;“又以雄黄一块,裹以丝绵,资之井中,亦所 以祛水中之毒”;“以红绿线制成图形,盘老虎、蛇、蝎、蜘蛛、蜈蚣等于上,系于儿之臂,名曰五毒索儿,即古之长命缕也;又用扇,画蛇、虎等五物,名曰五毒 扇,皆取以毒制毒之义;又制绣袋绝小,中贮雄黄,系之儿童衣上,以辟邪秽,名曰雄黄袋;又以黄色布制为老虎头形,系于小儿襟带间,或择蒜本之不分瓣者结线 为网,贮而佩之” ;观中道士,“乃为符 一张,上署‘天书’二字,于是日分送各户,令悬于堂中或户上”,凡此种种,皆为辟秽驱邪而作。> >    端午节,各地还有龙舟之戏。杭州西湖龙舟竞渡,“舟约四五只,长各四五丈,头尾据高,彩画如龙形。中舱上下两层。首有龙头太子及秋千架均以小孩装扮。太 子立而不动,秋千则上下移动。旁列十八般武器,各式旗帜。门列各枪。中央高低竖立彩伞,尾有蜈蚣旗。中舱下层,敲打锣鼓,旁坐水手。划船若做胜会,大看船 停泊湖中,龙舟四周围圈转鱼贯而行。如抛物件,各龙舟水手争抢,最难者莫如钱、鸭二物。钱则入水即沉,鸭则下水游去,各有争逐,大有可观。游船之中,或有 打十番锣鼓者,亦有吹弹歌唱者。”杭州龙舟竞渡,由于时,湖中竞渡,溺毙多人,官府禁止之,其后遂不复举行。> >   除此以外,汉族各地的端午节的厌胜物已从古代朱索桃印、艾人、五彩缕、赤灵符中滋生出更多的新的厌胜物,如天师符,彩葫芦等。> >   天师符,据《燕京岁时记》记载,每逢端午节,北京一带的街面店铺,都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天师、钟馗之像,或绘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出售。人们争相购买,粘贴于中门,以避灾驱邪。端午日贴挂,六日则撕去。> >   彩葫芦,用五色彩纸折叠贴而成,有圆形、方形、菱形等多种式样,下缀以彩穗,“倒粘于门阑之上,以泄毒气,至初五午后,则取而弃之。” 也有深闺巧女用绫罗制做成葫芦状饰物,配以小虎、粽子、樱桃、桑椹等,用彩线穿之,悬于姑娘钗头或小儿背上。> >    汉族社会自古即认为五月为“恶月”、“毒月”,该月毒虫滋生,瘟疫流行,易得病灾,因此形成了许多禁忌。至清代后期,北京仍有该月不迁居、不糊窗隔之 俗,杭州则有小孩不剃发的禁忌。北京民间还流传着端午日井水有毒之说,故该日禁忌从井中汲水,每户都要在前一日争相汲水,蓄满缸釜。上海一带忌讳称恶,故 称善月。> >   五月二十日,南方为分龙日。俗传自此日起,诸龙分行布雨,故有“夏雨隔牛背”之说;北方则谓五月二十三日“分龙兵”,“盖五月以后,大雨时行,有雨,故须得龙兵分之也。”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   5六月洗象拜观音> >   六月六日,《燕京岁时记》曰:“象房有象时,每岁六月六日牵往宣武门外河内浴之,观者如堵。后因象疯伤人,遂不豢养。十年以前尚及见之。……同治末年、光绪初年,越南国贡象二次,共六七只,极其肥壮。都人观者喜有太平之征,欣欣载道。”> >   六月十九日,俗传为观世音菩萨出家之日,江南城乡善男信女多往寺庙进香。在江浙一带,“有好事者,且于湖中大放花灯。其法用纸扎荷花形,下缀以木片,轻浮水面,中燃红烛,多至千余盏,虽波飘荡,掩映满湖。是夜茶楼酒肆面食店,通宵达旦,概不收市,利几三倍焉。”

清代后期汉族生产风俗

  一、工农业风俗> >   1. 农业风俗格局未变> >   后期的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业生产风俗基本承袭清代前期已有的格 局,而少有变化。只是汉族社会的土地大部分被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而无地的农民只得向他们租佃土地耕种。美国学者费正清在研究了中国清代末年的土地制度后 说:“租佃在南方要比北方普遍得多;又像以后几十年那样,也许有50%的农户可以定佃农和部分自耕农。在遭受长期饥荒的区域和在大商区中心附近的地区,可 以看到租佃关系日益增加的某些迹象,但是足以说明在清朝最后四十年中土地使用形式发生激烈变化的证据还很少” (美)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 卷,第21页。。当时承租土地的习惯形式,有租种、伙种、帮工佃种等几种。其中以租种制流行最为普遍。> >   所谓租种,就是佃户向地主租入 土地,然后按事先约定的方式交纳地租。地租有两种:一是定租,不管旱涝丰歉,一律按事先约定的数额交租,其租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兑换的银钱;二是分成 租,即按当年收成的一定比例交租,有四六分成或对半分成等。伙种制,地主除了出租土地之外,还提供牧畜、肥料、种子、农具等,而佃农则只提供劳动力。帮工 佃种制,佃户不仅租佃地主土地,用其种子、农具,甚至连粮、住房也完全由地主提供,结果是佃农的妻子儿女也要为地主承担无偿劳动。> >   当时的风俗,地租只是正式规定的租额。除此之外,地主对农民尚有许多额外的剥削。诸如小亩出租、大斗大秤收租、年节的额外索取和佃户替地主负担差役等等,这类租额大小视地方具体情况而定。> >   清代后期由于纺织、粮油食品等工业的发展,对原料的需求较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许多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种植,如棉花、桑、茶、麻,以及席草、药材等,相应地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风俗。如苏杭一带的蚕桑风俗、湖南的植棉风俗等。> >    此时,由于西方资本的侵入,洋货的倾销,中国农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模式被打破。农民在种植、养殖、家庭加工等方面,产品除了满足自己的 消费以外,农副产品的剩余部分也在农村集市贸易中进行交换。(美)德?希?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182页。> >   2.工业风俗渐趋丰富> >   清末许多手工作坊或个体劳动已逐渐转变成机器化的有组织的大生产劳动。在工业企业中,已采取了有组织的社会化生产的方式。> >    当时的工业企业主要是洋务企业。办厂形式除采用官办者外,还采取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所谓官督商办,一般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 理。有的企业开办时由官方垫借部分官款进行筹备,等商股募集后,再陆续归还。不过企业盈亏,全由商民承担,与官府无涉,官款可坐收“官利”。官督商办企业 为了融资,采用了股份的手法,有报道说:“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申报》1882年8月12日。> >    洋务企业又有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之分。但无论军工企业还是民用企业,都普遍使用了机器生产。同治二年(1863年),与留学归国在洋行担任买办的 容闳相见,托他携款赴美购买“制器之器”,也就是工作母机。两年后,在上海虹买下一家美商工厂,其设备以“修船之器居多,造炮之器甚少”。《洋务运 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册,第17页。这批设备与容闳买来的工作母机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第一批机器设备。到同治六年(1867年),江南制造总 局已经拥有机器厂、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热铁厂、库房、煤栈、轮船厂、船坞等分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时,购地300余亩,并买来轧花、纺纱、织布 各机,拥有纺机35000锭,布机530台。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277页。所以,清代后期工业的劳动风俗一开始就有别于传统的手工 作坊和手工工场,具有机器生产的基本特点。> >   晚清工业企业的劳动关系是雇佣劳动制。工人的劳动报酬采取工资制,并有比较固定的工时。但 在管理上,在洋务军工企业中采用盛行于清军中的体罚习俗,显得野蛮粗暴,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三十年(1904年)《中外日报》报道说:“上海制造 局创设时,总其事者为前苏松太道冯竹如观察……每日必躬自至各厂视察,如见工匠辈有躲懒者或糜物料,手执军棍自挞之。” 黄逸峰、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 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7页。在洋务军工企业的雇佣工人中,还有一部分从军队裁汰下来的士兵,他们在制造局里不能自由行动,亦不能 “随意去留”;工人若违反企业规章,则以军法治罪。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制的管理办法。> >   在民用工业企业中,雇佣劳动关系与军事工业企业基本相似。有的企业在雇佣工人时,要求他们交付保结,甚至“各具连环保结”。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383页。带有浓厚的封建连坐色彩。> >   二、商业风俗> >    商业在晚清社会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性质。对延续了千百年之久的乡村集市贸易而言,它大体维持了旧有商业的规模和性质,而在新兴的商业中心城市那里,则连 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大市场。从它们对居民和消费者产生的影响来看,一般的交换关系在全国乡镇交换中仍占多数,而像上海那样的近代商业中心城市则代 表了晚清商业关系发展的新方向。集市贸易是晚清商业的主体。> >   1.商业兴盛,商帮林立> >   在沿江沿海交通便利的地区, 商业贸易发展明显。早在年间,广东顺德的龙山商人“或奔燕齐,或来往吴越,或入楚蜀,或客黔滇。凡天下省郡市无不货殖其中”。 嘉庆《龙山乡志》卷 四。东莞商人则“度岭峤,步湖湘,浮江淮,走齐鲁间,往往以糖香牟大利”。 光绪《广州府志》卷十五。光宣年间,广东的丝商十分有名。仅顺德一县就有茧市 19处,丝市20处,与此相关的茧绸、纱绸、茧纱等市4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粤商,活跃于全国各地,并足迹遍及东南亚,及欧美各国。叶显恩:《明清珠江三 角洲商人与商业活动》,《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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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汉族冬时节俗

  1“冬至大如年”>>  十月初一日,南方名曰‘十月朝’,《说杭州》曰:杭州“例行城隍会……即为赈济孤魂者。”此日,朝廷则要颁新时宪书(历书),“大小书肆出售宪书,街巷间亦有负箱唱卖者。” 富察敦崇

清代后期汉族生产风俗

  一、工农业风俗>>  1. 农业风俗格局未变>>  后期的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业生产风俗基本承袭清代前期已有的格局,而少有变化。只是汉族社会的土地大部分被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而无地的农民只得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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