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汉族生活娱乐风俗研究

Posted 2023-01-05 光绪

篇首语：少年意气强不羁，虎胁插翼白日飞。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清代后期汉族生活娱乐风俗研究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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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汉族生活娱乐风俗研究

> 　　后期，在全国范围内，人们的娱乐、休闲生活基本传承前期固有的风俗事象，戏剧、歌舞、百戏、杂耍、竞技、博弈，以及各种各样的花会等。但在沿海地区的一些城镇，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西式文体娱乐项目也随之传入，并逐渐为社会各界所接受，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如看电影、幻灯、话剧，跳西洋舞，玩朴克牌等，在沿海口岸城市已成为上层社会的主要娱乐休闲方式，从而使汉族社会的文化娱乐风俗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而带有近代性的特征。> > 　　１．传统娱乐风俗的继承> > 　　、年间，以徽班为基础的京剧形成，至同治、年间，开创了一个兴盛的局面。京剧演出受到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汉族官贵与平民的普遍赞赏。并出现了流派纷呈的局面，如同治以后的陈调、俞调和马调，就当时有名的三大京剧唱腔流派。陈调苍劲浑厚，俞调婉转清秀，马调朴实流利，三派各有特点，影响直至现代，继续衍生出新流派。他们的著名曲目分别有《玉蜻蜓》、《倭袍》、《珍珠塔》等。到清代末年，京班在进入宫廷的同时，逐步流布到南北各地，除北京的近邻天津、保定及农村有京班的足迹外，在上海，山东的济南、烟台、曲阜孔府，河南的开封，湖北的汉口，湖南的长沙，云南的昆明，四川的成都，杭嘉湖地区，以及东北的沈阳、营口、安东（今丹东）、海参崴、哈尔滨、吉林等，都可见到京班的影子。在流动演出的基础上，有的戏班落了户，并设立科班培育人才，甚至形成了地域性的流派，如上海的海派京剧等。> > 　　同时，各地的地方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流行于安徽等地的泗州戏，原名“拉魂腔”，于咸丰年间在民间歌舞“秧歌”、“号子”、“花鼓”、“猎户腔”的基础上发展成一个少有影响的地方剧种。泗州戏有一种特殊的传统演出形式“压话场”，即正戏开演前男女演员各一人对唱对舞，表演“百马大战”、“蛇脱壳”、“剪子股”、“门外窝”、“荡子踢球”、“燕子拔泥”、“凤凰双展翅”等。表演完这段生动活泼的双人歌舞，正戏才开始。在“压话场”中，有一段倾诉艺人痛苦生活的“篇子”，提到“咸丰三年临时贵，缴了租子顾不上吃”，从唱词看，作为职业性演出的兴起，泗州戏应该在咸丰三年之前。> > 　　此外，清代后期的地方戏还有流行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花灯戏，山东的吕剧、五音戏，江苏的锡剧，山东及河南的二夹弦，的歌仔戏，湖北、江西的楚剧，广西的彩调剧等。> > 　　在清代后期亦巫亦艺的傩戏班到已初具规模。清同治三年《酉阳直隶州总志》载曰：“案州属多男巫，其女巫则谓师娘子，凡咒舞求佑，只用男巫一二人或三四人。病愈还愿，谓之阳戏，则多十余人。生、旦、净、丑，袍帽冠服，无所不俱，伪饰女旦，亦居然梨园弟子，以色媚人者。”而且演出也十分活跃，每逢民俗节日，如春节、元宵等各地都有傩戏演出，如贵州安顺，“岁时礼节，俱有楚风。正月自元旦至十五，击鼓以唱神歌，妆扮傩神，沿村逐疫，所至之寨，必款以酒食。九月祀五显神，远近咸集，戏舞终日，至暮乃散。”“元宵遍张鼓乐，灯火爆竹，扮演故事。有龙灯、狮子、花灯、地戏之乐。”> > 　　到清末时，傩戏已摆脱了季节的限制，也摈弃了一些繁文缛节，由傩坛演出向高台演出发展，巫作傩戏也出现了向职业性演出迈进的趋势。如在湖南沪溪，“今年仓内禾蚕富足，明年生意买卖兴隆，事事如意，还唱一本《孟姜女》戏文酬谢神佑；”“虽无当街扎台专演《孟姜女》，但入冬迎傩神，还旧所许愿时，也必须唱一本《孟姜女》。演至寻夫时，必向来宾索路费钱。”道光年间，四川傩戏已有与地方戏班同台合演的迹象。江西人黄勤业在《蜀游日记》中记载了他在清道光年游峨嵋山时，目睹了巫师“跳端公”、“祭马头娘”并“作优戏”的情景，其中提到了“鲍老”。鲍老是宋之戏曲中的一个常引人发笑的喜剧角色。可见此时的傩戏中还吸收了木偶戏参与演出。另，道光《新宁县志》载曰：“俗重日插秧毕，以傀儡演剧为青苗戏，并诵《虫蝗经》”。此处所说的“傀儡”，当是提线木偶之类的傀儡戏，其中当有巫觋戴面具的形象。其剧亦是祭祀性戏剧。在湖南岳阳，有杨四庙，每年都要开庙演傩戏。史载，“杨四庙在十二都横板桥，祀杨业第四子杨四将军；祀唐张巡，一名庄祀堂。此庙每年游傩演剧甚盛。”> > 　　在民间歌舞方面，民间狮舞已发育成熟。成书于光绪年间的《京都风俗志》曰：“太少狮，以一人举狮头在前，一人在后为狮尾，上遮宽布，彩色绒线，如狮背皮毛状，二人套彩作狮腿，前直立，后伛偻，舞动如生，有滚球、戏水等名目。”所介绍的为两人协同表演的太狮舞，已与今天的狮舞无多大差别。少狮舞则是一人藏伏狮皮中表演。在广泛流传中各地民间还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狮子舞，如南方威武矫健、穿插着许多翻滚跌扑技巧表演的“武狮”；诙谐风趣逗人喜爱的“文狮”；用板凳装饰成狮形耍舞的“板凳狮”和使舞狮口喷火的“火狮”等。此外，当时的民间舞蹈还有跑旱船，其表演形式有二，《燕京岁时记》曰：“跑旱船者，乃村童扮成女子，手驾布船，口唱俚歌，意在学游湖而采莲者”，此其一；其二，则以一人扛起木架船形道具边唱边舞，蔡省五《一岁货声》“跑旱船”注曰：“一人携两儿，戴女冠，荷木架船，行敲锣鼓，如人家唱山西曲。”又有舞大头和尚。《新年杂咏?大头和尚》序曰：“兼办山神童子，跳舞而来，皆戴彩绘假头，故曰大头和尚。”> > 　　在清代后期，北京各地有各种各样的民间花会组织，如吹打乐队、云车会、高跷会、杠子会、中幡会、天平会等，多达几十种。每当逢年过节和迎神赛会、红白喜事时，人们往往要组织十几档花会进行大会串，俗称“走会”或“过会”。清代光绪年间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曰：“过会者，乃京师游手，扮作开路、中幡、杠箱、官儿、五虎棍、跨鼓、花钹、高跷、秧歌、什不闲、耍坛子、耍狮子之类，如遇城隍出巡及各庙会等。随地演唱，观者如堵。”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花会中，包括了民间杂耍、民间歌舞，及武术表演。这些民间花会有的还被请到宫中去表演。据传京东小红门地区的红寺村于清年间成立的地秧歌会，以及丰台十八村中的孟家村旱船会、柳林的花钹大鼓、张房的太狮会、鹅凤营的献音老会等都于光绪年间参加过宫廷演出，而受过皇封。> > 　　在北京，每逢京西妙峰山碧霞元君庙庙会，附近各地的民间花会都要赶去赴会。《燕京岁时记》记其盛况曰：妙峰山碧霞元君庙“每届四月，自初一日开庙半月，香火极盛，……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籼如列宿。以各中之人计之，共约有数十万。以金钱计之，亦约有数十万。”其中就有花会表演。《旧都文物略》记　“赶会”习俗曰：“中顶、西顶、南顶皆有祀神之会，而四月妙峰山之娘娘顶，则香火之盛，闻于远迩……而乡社子弟，又结队扮演灯火杂剧，藉娱神为名，歌舞于途，谓之‘赶会’”。> > 　　在南方的温州，端午节有台阁会，大约始于清同治年间。端午节观划台阁，成了温州人节日娱乐活动的重要内容。台阁，也称彩舫，是一种将亭台楼阁置于船上，并在其间安排化妆人物、乐队、秋千等供人欣赏的龙舟。温州的台阁十分壮观，长约六、七丈，宽丈余，可容纳１００人左右。前后为木雕龙头龙尾，其须角、眼睛、鳞片均为彩漆、贴金装饰。台阁有亭台三座，各式花灯遍布台阁，入夜时景色甚迷人。台阁还设有风车、秋千架三座，每个秋千架上都有四名儿童身着戏装、手握绳子，坐在软绳上随秋千回环起伏、腾空飞转。龙头龙尾还各设一对艄公艄婆站立，负责台阁的转向。还有四位划手藏于隐秘处划船。台阁上的乐队演奏的乐曲，更令人心旷神怡。每逢端午节，台阁被装扮一新，缓缓行于河面，船上秋千回转，彩旗飞舞，岸边观者如潮涌。> > 　　山东潍坊则有风筝会。潍坊风筝是山东风筝的代表。潍坊人放风筝的历史悠久，但真正形成气候，并进入鼎盛期的时间是清乾隆至年间。《潍县志稿》载曰：“本邑每逢寒食，东门外，沙滩上……板桥横亘，河水初泮，桃李葩吐，杨柳烟合，凌空纸鸢，高入云端。”放风筝不仅成为人们节日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娱乐习俗，而且发展趋向普及。潍坊成了扎、糊、绘、放这风筝四艺中心和集散地。在清代后期，潍坊风筝已从自我欣赏、娱乐转向商品生产，鼎盛期有风筝作坊和店铺３０余家。清乾隆、嘉庆以后，潍县东关城墙下的白浪河滩，是集市贸易中心，而风筝市就在东城的城墙下。风筝习俗从此兴起并广为传之。清末民间画家王福斋是扎人物风筝的拿手艺人，“雷震子”就是他的著名之作。除外，还有陈哑巴等１０余家扎风筝名家。> > 　　在江苏，端午节时有龙舟竞渡。如武进端阳节时“龙舟竞渡于白云渡一带，画船箫鼓，竞日通宵。”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江苏武进岁时记》。江苏六合县于五月朔日，“龙津桥上下河内，群造龙舟竞渡。”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江苏六合之岁时》。> > 　　此外，湖北、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四川等南方省份均有竞渡之戏。如湖北武昌“五月五日端阳节，有竞舟之戏，以吊也。”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湖北武昌之岁时》。又江西萍乡端阳节“龙舟竞渡，角黍投江，相传为屈大夫蹈汨罗之纪念。习俗相沿，年年如是……午后年幼男女，咸著新衣，纷纷去观龙船。”每艘参赛船“水手数十人，拨桨前进，船末掌舵一人，船首一人持小红旗二面。当二船比赛时，锣鼓大作，船首执旗者，大喊助威，发声极怪，舞旗不已。及至胜负即分，两岸观者亦大声欢呼。”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萍乡岁时之风俗》。> > 　　北方冬天除有滑冰之戏外，清末时还有一种拖冰床活动，“冬至以后，水泽腹坚，则十刹海、护城河、二闸等处皆有冰床。一人拖之，其行甚速。长约五尺、宽约三尺，以木为之，脚有铁条，可坐三四人。雪晴日暖之际，如行玉壶中，亦快事也。”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拖床》。> > 　　在清代后期，象棋活动虽在民间颇为流行，但棋坛高手却不多见，棋道衰落，甚至“恒有人设摊于道左，以钱博胜负者。”　徐珂：《清稗类钞?赌博类》。> > 　　起于唐宋，盛于明的蹴鞠之戏，到了清代后期已经衰落，故在史志上已少见有载。只是踢石球之戏作为传统的蹴鞠活动的一种，名曰蹋鞠，俗名踢球、踢铁球或石球，在京师少儿中尚有流行，多在冬季进行。《燕京岁时记?踢球》曰：“十月以后，寒贱之子，琢石为球，以足蹴之，前后交击为胜。盖京师多寒，足指　冻，儿童踢弄之，足以活血御寒，亦蹴鞠之类也。”清末《北京民间风俗百图》中《踢球图》曰：二人以石球两个为赌，用些碎破瓦块铺地，用一球先摆一处，二球离七、八尺远，每人踢二次，踢中为赢，不中便输，娱乐场所简便易行，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其群众性、自娱性和世俗性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活动在河北一些地区也有流行。> > 　　２．近代娱乐样式的滥觞> > 　　清代后期汉族社会的文体娱乐风俗不仅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娱乐形式，而且还适应了历史时代的变化，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体娱乐形式吸收进来，如话剧、电影、西式舞蹈、体育比赛、打扑克、打台球等，进一步丰富了官民士庶的文化生活。外国人占据的租界，是展示西方社会文体娱乐方式的最重要的舞台。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居住在上海租界（中国人称之为“夷场”）的外国人组成了业余剧团，在一间大仓库里排练演出，上演了《势均力敌》、《合法继承》、《精疲力竭》等剧目。以后，又有了专门的戏剧俱乐部“大英剧社”，此为中国近代有西洋戏剧之始。但这一时期的近代休闲娱乐完全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参与的人又都是西洋人，还未影响到中国民间。> > 　　除了戏剧之外，租界内尚有舞会活动。新的生活娱乐方式很快渗透到市民百姓中。有外国人业余演剧，也有百姓“男女数人”跑到租界码头“居然坐唱”，打破了旧时男女有别不能同台演戏，更不能抛头露面公然在街头大庭广众之下吟唱之禁。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留声机传入，清末士大夫曾赋诗诵之：“旧闻声是无常物，气浪摇空遇不停，谁遣伶伦造奇器，封藏万籁斗乾灵。”《清代日记汇抄》，第３７５页。这些新事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愉悦，增添了不少色彩。> > 　　晚清上海租界内每周五在市政会议厅里都要举办舞会，周日则开音乐演奏会，这类活动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定制，同时也成了在华洋人的高级娱乐方式。初始是不允许华人参加的，自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以后，少数“高级华人”方可进入指定的厅堂参与其事，这在当时被视作一种特权和荣耀。不过，它们与百姓生活相距甚远。> > 　　戏剧在晚清社会精神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６０年代～７０年代看过西洋戏剧的士大夫表现了一种欣赏情绪，“遥见布帐，高出缭坦，状若巨盖，设有双扉，西人守焉，纳以金遂入。入见灯彩灿然，观者环从，各铺锦褥座凡三层，集高下定值，上客得饮酒一器，座既满，即有一西人登场，手执火枪，一举而声发霹雳，忽然灯光万点，照耀如昼。”　毛祥麟：《墨余录》，《笔记小说大观》，第２１册。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所以，乐意前往领略西剧风情的人为数不少。《申报》有报道说：“每逢英历１８号在西国戏馆开演诸剧，近日天时甚暑，改在跑马厅开演”，“往观者则携小扶老，道路间颇形热闹。”　《申报》１８７６年８月１９日。在西剧的熏染下，中国戏剧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上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时装戏和引进话剧上。> > 　　时装戏在晚清被称作新戏，主要与京剧昆曲等中国传统戏剧相区别。“１９世纪末，戏剧界人……创造了一种时事新戏，亦称时装新戏，这是以现代情节、现代人物为资料，服装全用现代打扮，说白不用中州韵，改用京剧或方言，剧情都有头有尾，不像京剧那样只有片段，这样的时装新戏，卖座居然不错。”　郑逸梅、徐卓果：《上海旧话》，第１０２页。新戏有别于旧戏除了内容新之外，舞台也是新的。“光绪戊申（１９０８）秋，有商办新舞台崛起于南市之外马路。剧场全部构造悉仿欧制。戏台为半月形，可旋转，并有一切布景。每出必易，加之以电光。建筑告成……兼演新旧剧。”　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１册，第５０４７页。２０世纪前后，文艺界爱国志士仁人充分利用新剧这样一种新艺术形式宣传革命思想，唤醒民众，上演了许多爱国主戏剧，诸如历史上的爱国英雄人物文天祥、史可法、，现实生活中的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等先后多次被搬上舞台，甚至还把外国革命者写入新剧充当主角，以配合民主、共和的宣传。一时间蔚为大观。> > 　　比起戏剧，对大众影响更大的是电影。晚清史料中的“影戏”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幻灯，另一种是电影。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电影正式传入中国，上海一些戏院茶园开始陆续上演电影。有报纸报道说：“自电法既创，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穹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　《游戏报》１８９７年９月５日。为了区别于幻灯，人们把电影称作“活动影戏”。仅隔了一年，电影就在上海茶园戏院出现。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北京也开始放映电影。> >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第一部中国无声电影《定军山》拍摄成功。这是一部戏剧片，主角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伶界大王”、京剧谭派艺术的创始人谭鑫培。电影上映之时，百姓反应极其热烈，竞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从《定军山》开始，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起来。> > 　　与近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娱乐形式，因为新奇，非常受人欢迎。电影大约是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传入中国的。１８９６年８月１１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是中国放映电影之蒿矢。上海《游戏报》第７４号（１８９７年９）上有一篇《观美国影戏记》，记录了中国人初看电影的观感：“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如蜃楼海市，与过影何以异？自电法既创，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穷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乍隐乍现，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１８９８年九江放映美国电光影戏时，“观者咸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莫不鼓掌称奇”。　转引自龚书铎：《近代社会习俗变化漫话》，《文史知识》１９８４年第９期。而香港的三个仙（铜元）“环游世界十分钟”的影戏“挑动了许多人的好奇心，纷纷付钱入座去一开眼界”。　子羽：《香港掌故》（一集），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５页。后来，出现了正式电影和电影院。上海第一家电影院是１９０９年外商雷马斯创建的虹口大戏院，它放映的第一部正式影片为《龙巢》。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在百星大戏院上映《特福莱声片》，是有声电影第一次公映于上海。中国人自拍电影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由黎民伟创办的“民新电影公司”在香港拍成第一部电影《试妻》。北京灯市口的灯市“已随世变一一衰息，代兴者电影、跳舞，穷欲疲神，方不限于岁时佳节”。　黄：《花随人圣摭忆补编》，第２７页。气球“为最易销卖之物”，枝巢老人（夏仁虎）咏曰：“空际晨星点点浮，也将科学作嬉游。风前拍手天边看，知有人抛养（氢）气球。”　枝巢老人：《广甸新春竹枝词》，转引自邓云乡：《与北京风土》，第４７页。上海“大世界”的哈哈镜曾吸引了无数游客，北京万牲园的畅观楼则特意为太后装了“两面特大的哈哈镜”。街头“西洋景”常常围满了人，《都门杂咏?西洋景》。“西洋小画妙无穷，千里山川掌握中，可笑不分人老幼，纷纷镜里看春宫”。更有一些人追求高雅的娱乐方式，学西人跳舞，认为“此等社交，乐而有礼，男女和合，故最能怡悦心情。较之中国人每会必为牧猪奴等戏者大异矣”　黄远庸：《喜日日记》，《远生遗著》卷三，第２１５页。。外国侨民还带来了西方的一些休闲娱乐方式，如德国人在青岛为招徕游客，开办夏期音乐会、跳舞会、游泳会、乘马会、射击会等等。

清代后期汉族信仰风俗

　　后期汉族社会人们普遍流行宗教信仰风俗，其关心的问题不全是虚无缥渺的天堂地狱，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切实的利益。因此，就多数人而言，崇拜神鬼仙佛往往出于一种实用的心态。正如葛元煦在一首诗中所说：“香烛些些费莫猜，非关祈子乃求财。鬓边黄纸签条插，如向司徒庙里来。”　葛元煦：《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５３页。> > 　　因此，民众信仰习俗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心理的，主要是要得到精神的安慰，寻求精神支柱和寄托；另一种是经济的，求神拜佛保佑现实生活平安无事，能带来多子多福、前途平顺、财路宽广、大吉大利等。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是求子。“多子多福”，这是汉族社会民众所企盼的一种生活愿望，然而往往事与愿违。人们于是把“多子多福”的希望寄托于神灵的恩佑。如每年三月十五日，安徽寿春人皆赴四顶山烧香，“山上有一座碧霞元君庙，供人抱取，使香火道人守之。凡见抱取泥孩者，必向之索钱，谓之喜钱。抱泥孩子者，谓之偷子。若偷子之人果以神助而得子，则须更买泥孩，为之披红挂彩，鼓乐而送之原处，谓之还子。”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５，第３１页。天津北仓镇的一些独子家庭，父母惟恐小孩多病或夭殇，往往带其子到庙中焚香祷告，求和尚起“寄僧名”，意思是自此以后小孩便算出家，可以得到佛法的护佑。“寄增名之孩，往往作僧人之装束，直至十二岁跳墙还俗之时，才能更换。”　葛元煦：《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８２页。> > 　　第二是求财。人们求财的心情并不亚于求子。因此，晚清时期的财神爷可以称得上是最走运的神祗了。各地财神庙香火繁盛。祭祀财神的日期多在正月初二，也就是说，在新年伊始的第一件事便是拜财神，足见人们对求财的重视。“初二之晨，居民、商店，均祀财神，焚香放炮，以羊、鸡、鱼供之，曰‘三牲’。又燃火于酒杯中，以供神，燃尽，奉财神码（纸绘神像），出庭，置松柏枝于芝麻秸之上，加黄钱、阡张、元宝而焚之。”　《天津志略》，１９６１年刊本，第２页。财神庙在这一天更是热闹非凡。在北京的财神庙，天未明，即有进香者等候于庙外，争烧头股香，据说，这样可以吉星高照，当年发财。终一日，进香者可达上万。由于人太多，一般多挤不到殿内，只得将香投入原内香池中。回家时，人们都要买些画有蝙蝠和写有“福”字的物品，意思是“带福还家”。> > 　　第三是前程平顺。由于受传统风俗的影响，清代汉族社会的人们普遍认为个人的前途、命运亦受神灵的支配，而在各行各业人员中，最关心个人前程者，便是当官的、经商的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清代的官吏迷信成风，不仅下层官吏甚信佛道神鬼，而且连公卿大僚亦为左道所惑。他们笃信神鬼，是借神灵保有仕途腾达，永享荣华富贵。应试的文人拼死于科举场，无非是为了博得功名利禄。为了前程功名，他们去文昌庙礼拜文昌帝君最殷勤。“文昌”本星名，亦称“文曲星”、“文星”。古代星相家认为它是吉星，主大贵。后来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禄位的神。文昌帝君的地位在晚清有所提高，不仅受到广大人士日益隆重的崇拜，而且还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抬举。六年（１８５６年），清政府提出了祭祀文昌帝君的规格，把它从“群祀”上升为“中祀”，并“崇殿阶，拓规制，遣王承祭”　《清史稿?礼志三》。，与关胜帝君齐驾并驱。除了求文昌帝君神佑外，不少士子还相率请乩占卦，占问前程，大比之年，甚至有“父子共叩鸾仙问得失”　《客坐偶谈》卷一。６的情况。> > 　　第四是消病免灾。清时，在广大农村地区医药匮缺，灾病困扰着广大民众。在缺医少药的社会条件下，汉族民众只好求神拜佛，借神灵护佑，以保家人安康。人们认为灾祸疾病是“厉鬼瘟神”作祟，因此有的地方便把“三月寒食节”、“七月望日”、“十月朔日”定为“祭鬼节”，届时设祭，以躯厉鬼，使其不敢为害于民。宣化地区盛行着“拜愿”的习俗。当地人“于五月十三日，为父母妻子或己身疾病，具香纸牲醴于城隍庙拜祷。自其家门且行且拜，至庙乃止，谓之拜愿。”　徐珂：　《清稗类钞》第１０册，第４６６９页。在天津，人们在药王诞辰日，为患病亲人立愿。立愿以红布裹胫，赤足，右手　香，左手携砖，匍匐翻之，有一步至五步，望庙面拜，当地人称为“拜香”。江、浙一带的名山宝刹常年有络绎不绝的香客，最虔诚的是“磕头香客”。这些人“行三步，磕一头，必入庙而后已”。这些香客前来的目的“无不以求福免祸为祈祷也”。“去灾免祸”，“求安保福”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信条，当人们的这些愿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便把神鬼仙佛视为他们的保护神了。> > 　　另外，社会的一些反清势力还把民间宗教当做号召人心，组团结伙的有力武器。最突出的事例就是末年广东落魄书生根据西方基督教而创立了拜上帝教，发展教徒，扩大组织，终于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类似情况在清代屡见不鲜。咸同时期的全国农民大起义中，绝大部分起义军都与民间秘密宗教有关。义和团运动从组织来源上看，则是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相互结合的产物。白莲教及其支派是组成义和团的重要力量。> > 　　一、多神崇拜> > 　　１佛道神崇拜世俗化> > 　　到清代末年，汉族民间信佛之风更盛。《清稗类钞》载晚清佛教的状况时说：“寺院遍郡邑，供奉文殊、普贤、释迦、观音诸像。晚近信徒多乏知识，但业忏醮为生计。男称僧，女称尼。惟人情每不能脱然生之际，故中夏社会仍多信之，用以治丧，外人遂称我国为佛教国。”> > 　　尤其是全真道甚至出现兴盛的局面。该道中的龙门派兴盛于江浙，不仅扩展到内地各省，而且在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缘地区，也有他们的传播之迹。盛京（今沈阳）太清宫，从道光三年至五年（１８２３～１８７９年），传戒４次，受戒者每次递增，先后凡数百人。湖北武昌的长春观，在清末“着屋千间，道友万数” 　，　《长春观志》卷一，转引自《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５５页。为当时龙门派的大丛林，与西安八仙庵、成都二仙庵等著名道观齐驾并驱。北京白云观在清末的势力及影响更为显赫，不仅常年有大批善男信女光顾朝拜，而且还交结宫禁，势倾京师。清代，汉族社会除了一些人出家为道士之外，在民间还有许多人信奉道教，集中表现在对道教俗神的尊奉。例如，雷公本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司雷之神，道教奉为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说他能用符咒召役，以除妖孽。于是，民间就信奉雷公，说他能击妖孽及忤逆不孝之人。为了表示对道教的信奉，许多人还讲求斋法，或设供斋以求积德解愆，或节食以求诸神保寿，也有的静心以求除嗜欲，去秽累。在晚清，据郑观应估计，在汉族地区，“僧道两门所聚徒众部下数十万，或众至百万人”。　《盛世危言?僧道》，《郑观应集》上册，第５３７页。> > 　　２俗神信仰普遍> > 　　清代在汉族地区，民间俗神信仰最为发达的要数江浙、福建、广东一带东南沿海地区，浙江杭州，“信鬼神，好淫祀”，在清时仍有案可查的祠庙宫观就达２００多处，其中属于神道、神话和民间传说的寺庙就有５０多处，如玉皇殿、宗阳宫、三官庙、太岁庙、雷神庙、火神庙、东岳庙、城隍庙、水神庙、旗　庙、龙王庙、华光庙、财神庙、月下老人祠、花神庙、樟树庙、白马庙、白泽庙、救命王菩萨庙、天后宫、顺济庙、协顺庙、广惠庙、飞鹅福王庙、半山娘娘庙、广福庙、马滕庙、喜神殿、痘神庙、周宣灵王庙、晏公庙、屠墟庙、二圣庙、崔府庙、金元七总管庙、运德海潮神庙、刘猛将军庙、张大仙庙、药皇庙、机神庙、通神庙、先蚕庙、仓圣庙、禹王庙、伍公庙、祖师殿、防风氏庙、福神庙、潮王庙、钱王祠、关帝庙、酒仙祠、岳王庙、金龙四大王庙、戚少保祠、朱大天君庙、张苍水祠、文昌庙、葛仙翁庙、吕洞宾祠等。　钟毓龙：《说杭州》。> > 　　在福建，《福建通志?风俗志》指出：“闽人好鬼，习俗相沿，而淫祀惑众。……从未有淫汗卑辱诞妄凶邪列诸像祀公然祈报，如闽俗之甚者也。”《厦门志?风俗志》亦云：“邪怪交作，石狮无言而称爷，大树无故而立祀，木偶漂拾，古柩嘶风，猜神疑仙，一唱百和，酒肉香纸，男妇狂驱。平日扪一钱汗出三日，食不下咽，独斋僧建刹泥佛作醮，倾囊倒箧，罔敢吝啬。”可见俗神之多。如武夷山莲花峰上的大雄宝殿之侧，俨然设立了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和百龙马的五身塑像，奉拜者甚众。在沿海的兴化、泉州一带，有瘟神庙，俗称“大王爷”、“王爷公”，其香火之旺远远超过佛、道，儒等正统的寺庙。在福州一带，更有奉祀胡天保、牛头愿之类，胡天保为男子同性恋之神“胡田宝塑（一称胡天保、蝴蝶保），为良人相抢，一面稍苍，一面嫩白，速成小官庙，凡无耻淫荡之士，见少年子弟欲图苟合，即向泥象祷求。”“牛头愿”，用“板刻为牛马狗诸畜头，刷印多张，其鬼名铁头和尚及牛头神。有与人仇怨及争诉不胜者，即买牛头纸一二车，每车百张，祷神焚化，……其怨家必病或致死。”在福安县甘棠堡，聚居着郑、林、虚、陈、刘、蔡等２０余个姓氏，这里的各种寺庙共有数十座，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朝阳宫华光大帝、宝莲堂、喜雨堂、花果龙王庙、五谷仙公庙、平麓祖师、薛厝宫、关圣庙、平水宫、齐天大圣、临水宫、两莲庵、洙溪庵、坐莲庵、种德堂、莲花庵、忠平侯、得道禅师、白莲三位尊夫人、石榴二位将军、李施三位夫人以及虎、马将军等。这众多的寺庙神祗中，有的是通堡共有的，如华光大帝、天后宫、关圣庙等，有的是各个家族私有的，如薛厝宫、得道禅师、忠平侯等。在这些神祗中，据说最神灵的是华光大帝、天后以及虎马二将军，他们在保护甘棠堡的安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人们祀之最勤。> > 　　至于各地的庙会，则常有善男信女云集而来，求神拜佛，祛灾许愿。《燕京岁时记》曰，京师“每至三月，自十五日起，开庙半月，士女云集，至二十八日尤盛，俗谓之无尘会，实乃东岳大帝诞辰。庙有七十二司，司各有神之。相传速极司之神为岳武穆，最为灵验，凡负屈含冤心迹不明者，率于此处设誓蒙心，其极最速度。后阁有梓童帝君，亦颇灵异，科举之年，祈祷相属。神座右有铜骡一匹，相传能治病，有耳病者摩其耳，有眼病者拭其眼，有脚病人者抚其足。”> > 　　并有善男信女舍神。范祖述《杭俗遗风》曰：“七月为东岳大帝朝审”，凡舍身男女均需事先登记，编序班号， “香会不拘时日，班号则有定期。例如七月初一为天字号，初二为坤字号，初三为福字号。以此类推。十六日止，不相紊乱。男女有愿舍身委身前执役者，名曰投文。”“人患疯病，班号中人，先缚而置之庙中所设地狱中。至夜，各扮差役，一如官吏坐庭然，提疯人出，使跪神座下，旁置一草人，指为疯鬼替身。有执役者作审问状，疯人即能作鬼语相答。不答，则用木杖击草人，疯者便自呼痛，亦一奇事。然有愈有不愈，未可概论也。”> > 　　江苏一带俗以六月二十四日为雷神诞辰，俗称雷尊诞，有素食之举。《中华全国风俗志》曰：“六月二十四日为雷尊诞。自朔日至诞日茹素者，谓之雷斋。郡人几十之八九；屠门为之罢市。或有闻雷茹素者，虽当食之倾，一闻　虺虺之声，重御素肴，谓之接雷素。”> > 　　民间还崇拜床神，俗传床神为专司保护小孩之神。敬奉床神之俗，唐时已有之，清代后期民间仍奉之不绝。范祖述《杭俗遗风?清床公床母》曰：“正月十五，用糖茶两杯，糖果两盘，鸡蛋两个供于房中，据说小儿夜睡必宁。”> > 　　梨园子弟以田相公为行业保护神。俞樾《茶香师丛钞》曰：“习梨园者，共构相公庙，自闽人始。旧说为雷海青而祀，去雨存田，称“田相公”。> > 　　二、巫术禁忌> > 　　１符咒禳解习俗兴盛> > 　　对符咒的信奉，在清代汉族民间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清代后期著名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中，许多义和团战士都相信胸前佩了符咒，就可刀枪不入，面对红毛子的洋枪洋炮冲锋陷阵，而为此丧生。> > 　　上刀梯招魂是清时常见的禳解方式，又名上刀山，是在一个很高的梯子上每格都拴一把刀，刃部朝上，巫师赤脚，踏着刀刃，爬到梯顶，行招魂仪式，然后从另一侧面跳下去，脚掌却不会受伤，人们往往以此为神奇。在《点石斋画报》上有一幅“高上刀梯”图，其文字说明为：“湖人笃信鬼神，有病不事医药，惟召巫禳灾。巫之术不一，而以上刀梯一事为尤奇。大抵梯用直木两根，各长三丈余矗立于大木盘内，而以大索系于木杪　，四周牵住，使不摇动，旋用利刃百二十柄，横架两木，刀锋向上，次第层级而上，皆以绳缠系，直至其颠。届时巫童披发仗剑，跣足拾级而上，视蹈白刃如履平地然。及至绝顶，垂绠耳下，取病者之衣，在梯一焚符念咒，播弄神通，呼其名而招之，名曰：‘赎魂’。然后仍将衣继下，即另病者衣之，旋在梯上以二竹竿挂红布于上如旗帜状，两手执旗拈毡而舞，盘旋天矫，作种种之变态，恍若金镜法鼓之声相吻合，时观者皆曰：两神灵保护，故无失足颠扑之虞也。”> > 　　２巫傩之风不绝> > 　　成都地区降神禳解还要演剧，付宗榘《成都通览》曰：“凡病重请巫者，三更后必有《打梅山》一剧，亦不知何鬼神，大约系五猖之类。巫者画脸，现怪相，助以打火，大声疾呼，在病人室中大肆搜索，开门去鬼，出外而返。”四川降神又称“跳端公”，道光年间江西人黄勤业在游峨嵋山时所目睹的“跳端公”习俗曰：“夜深坐旅会中，忽闻邻人鼓乐大作，盖蜀俗抱病之家不事医药，请人祈神，祈者衣锦诡异，极似鲍老登场，名‘跳端公’。”> > 　　在湖北，“上元节，城内四街，城外四乡，悬灯或扮演龙灯、狮子、竹马及杂剧故事。先于各庙朝献。谓之“出马”。然后逐户盘旋，击大钲鼓，主人亦肃衣冠拜神，盖犹索室驱疫、朝服祚阶之意。”　同治《长阳县志》。在贵州：“安平正月初八日，东门迎内神，皆彩衣，花爆旗帜，男女老幼，沿途塞巷，观者如堵，余村则鸣锣击鼓，歌唱为乐。”　咸丰《安顺府志》。江西，“各大姓宗族倡捐置买田租，竞立神会，雕彩傩像，兴修傩庙，以供报赛。”　同治《义宁州志》。> > 　　在傩风最盛的湖南，巫傩活动巳糅入民俗之中。“湖外之俗好巫而尚鬼，观楚辞诸篇可见。都梁祷雨禳疫皆用巫祝；小儿有疾者或编竹为桥，上施赤帛，旁茶竹枝，使巫婆娑器件，谓之度花岁；旱祈雨遣灵巫，将才舆导杖迎致山神，令巫昼夜鼓歌吹螺致雨，先　雨知期；卜以杯王交　，得圣阴王交　则吉，阳则否；或舆黄龙行且唱，使童孺助歌，呼巫登岩穴呼雨，谓之“打寨”；富家往往设石为坛，届三秋必用少牢鸡鹜祷祭，男曰召姻娅相庆，聚巫歌舞靡靡寝为敝俗。”光绪《武冈州志》宁远一带　 “…或游闲毕，扮演狮子，鸣锣击鼓，哗然撞门，跳舞为戏，名曰‘送傩’。”　光绪《宁远县志》。道州、永州各地，　“惟腊月祀灶或各庙赛会，多延巫觋，名曰‘乐傩神’　。”又有众姓醵金酬愿、打醮、歌演戏文、扮故事、放花树。”　光绪《道州志》。如此等等。> > 　　３禁忌繁多> > 　　清代后期的汉族社会，日常生活中仍颇讲究避讳禁忌，人们举手投足之间均得，以免破禁祀忌。《中华全国风俗?　河南》载曰：清时洛阳地区婚嫁，“新娘轿前有良人先行，各持一红毡。每过庙，或大石、大树，均遮掩之，以为恐有触犯神明。”> > 　　妇女婚后丧夫者，则更被民间视为“丧门星”、“扫帚星”，俗称“寡妇”，民间忌娶之，《中华全国风俗志》云：“（广东）寡妇俗称孤妗，又称鬼婆，人咸目为不祥人，以为其夫主之魂魄，常随妇身，又一娶者，必受其祟，故辄弃置不顾，无人再娶。”> > 　　北京等地还忌婴儿五日落脐带。《中华全国风俗志》曰：“俗以为五日落脐的婴儿，必忤逆不孝。”在起居方面，东北汉族忌睡卧时头向窗，足向人。《中华全国风俗志?吉林》云：“凡卧，头临炕边脚抵窗，无论男女尊卑皆并头。如足向人，则谓之不敬。唯妾则横卧之脚后，否则贱如奴隶亦忌之。”> > 　　四、清末迷信之式微> > 　　中国人素有“信巫鬼，重淫祀”的传统，迷信佛道，相信算命，对风水、择日之说尤为笃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西学传来，特别是洋务运动中，办报刊，译西书，设学堂，使近代科学知识得到初步传播，各种迷信活动便相应衰微，人们的迷信心理也日渐淡薄。> > 　　洋务活动中充满了与封建顽固派和习惯势力的斗争。使用机器、架设电线、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等活动，往往遭到顽固派和习惯势力的阻挠，其借口是有碍于地方风水，破坏祖茔庐墓，惊动龙王河伯，会带来各种灾祸。１８７４年广州近郊建立的机器缫丝厂，引起很多人反对，其理由是有男女同工，有伤风化；烟囱太高，有碍风水。由于丝厂厂主抵制众议，才使丝厂生存下来。于１８７５年筹办的磁州铁矿，曾引起民众哗变。１８８１年通车的唐山胥各庄铁路因“震动东陵”而被迫改用畜力牵引。１８８９年拟议中的津通铁路也因顽固派的坚决反对而作罢。１９００年荣氏申新资本集团在无锡筹设保兴面粉厂，也被封建势力以破坏风水为口实而加以阻止。然而，经过多次较量，烟囱、电杆终于树起来了，铁路修起来了，矿山也开办起来了，虽然风水、庐墓受到冲击，但利益大于祸害，人们终于接受了近代文明而渐渐抛弃了迷信，洋务运动在开通社会风气方面起了前锋先路的作用。正如《盛宣怀行述》所说：“时（指光绪初年）风气未开，民间惑于地脉风水之说，旁挠者众，经营累月，始有端绪。”　盛宣怀：《愚斋存稿》附《盛宣怀行述》。> > 　　古代妇女信鬼神者居多。光绪年间，一些读了新书或受到新思想影响的女子，开始从鬼神迷信中解放出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九死一生（人名）的堂姐就是她们的代表。她不信鬼神，而且找到了没有鬼神的凭据，根据古书中“先王以神道设教”的含义，她认为“神道本来是没有的，先王因为那些愚民有时非王法所能及，并且王法只能治其身，不能治其心，所以先王设出一个神道来，教化愚民。”该小说中的一些人物还将算命先生和大醮道士用以骗人的手段以及扶乩检药、敬奉大王（蛇、河神）等迷信活动的秘密加以揭露。> > 　　在古代，择日的迷信一直束缚人们的手脚，限制人们的行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一个故事，说某人被倒下来的墙压在里面，喊儿子来救援，儿子却说，你就压在里面吧，待我去翻翻历书，看今日是否宜动土，因为你老人家总是教我们做事以前一定要查看是否吉日。这个故事是对择日迷信的讽刺。《文明小史》中的抚台万岐奉命调鄂，到达之日，恰逢五月中旬。向例官员五月里是不接印的，因为人们迷信五月是恶月，办事不吉利。但这位“锐然以革弊自任”的抚台，却不讲究禁忌，当时便去拜见前任抚台，次日接印，上任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