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汉族器用风俗研究

Posted 2023-01-05 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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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汉族器用风俗研究

>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西式器物逐渐进入我国，汉族社会的器用风俗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１煤油灯、煤气灯和电灯的出现> > 　　首先是新式煤油灯的出现，使汉族社会的照明器具有了很大改善。新式煤油灯和旧式油灯的不同除了表现在构造、形状上外，主要的区别是所用燃料不同。新式煤油灯以“洋油”，即用工业方法从石油中提炼出的煤油为燃料。在１９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外国商人便在上海等通商口岸推销煤油，有的广告宣传奖励销售，买１公斤煤油奖励１盏油灯。煤油灯的优越性，再加上商家的奖励销售，使煤油灯成为畅销货，不少居民“至少要用煤油作室内照明之用”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２册，第１０９４页。。上海租界当局还修了地下管道，接通煤气，用于照明之用。人们把这种灯称为“煤气灯”，或“地火”　。　吴贵芳主编：《上海风物志》，第５２页。煤气灯不仅用于住户，而且被安装在新修的马路及桥梁上，为城市夜色增添了新的景观。“初设仅有路灯，后于行栈、铺面、茶酒戏馆以及住屋，俱用煤气灯。火树银花，光同白昼，上海遂成不夜之城”。《竹枝词》赞道：“不用兰膏只用灯，自来灯火满街明。晚从黄歇浦边望，万点光中不夜城。”　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第２７３、２７４页。随着煤油灯的流行，洋蜡、火柴也被引进，形成取代土蜡、火寸之势。> > 　　当煤气灯尚未在中国城乡普及的时候，另一种新的照明器具——电灯，亦被引进，很快被国人所接受。上海是最先使用电灯的城市。八年（１８８２年），西人立德在上海“首在租界创设电灯”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１辑上册，第１２５页。，并设厂于乍浦路，成立上海电光公司。９０年代后，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了电气处，加快了电灯使用的推广。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上海安装白热电灯６３２５盏，次年达到９０９１盏。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２辑上册，第３１２页。继上海之后，北京、天津也相继出现了电灯。北京使用电灯照明，初用于皇宫禁苑，次及于外国使馆，再及于普通居民。２０世纪初，一些中小城市也有了电灯照明，然而广大农村仍处于落后状态，不仅无电灯，而且连新式煤油灯也不多见。> > 　　２钟表流行于都市> > 　　明末时，西方钟表始输入中国，被称之为“自鸣钟”。由于数量稀少，国人对其计时价值仍无认识，只把它列入“乐器”一类。晚清时期，西方钟表进口日渐增多，挂钟、座钟、怀表、手表等陆续出现，在中国一些较开化的地区，成为日渐重要的计时工具。上海的法国租界工部局大楼及城南董家渡天主堂安装的大型自鸣钟，“四面置钟盘一，报时报刻，远近咸闻。”　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１６页钟表成为一些商店必备的商品。在上海，“西人所开洋货行以亨达利为最著名，专售时辰寒暑风雨各式钟表、箫鼓丝弦、八音琴、鸟音匣、显微镜、救命肚带及一切耍货，名目甚繁。”　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 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２８页。> > 　　３缝纫机进入上海> > 　　在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外国人把缝纫机带入上海。葛元煦对最早传入中国的缝纫机作过如下描述：“器仅尺许，可置几案上。上有铜盘街针一，下置铁轮，以足蹴木板，轮自转旋。将布帛置其上，针能引线上下穿过。细针密缕，顷刻告成，可抵女红十人。”　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２９页。此后美国商人向中国输入了一批缝纫机，缝纫机进入了汉族社会人们的生活。> > 　　４文化器用的西化> > 　　文化器用包括“文房四宝”（笔、墨、砚、纸）及书籍等物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在晚清时仍有重大影响，上述文化器用在鸦片战争以后并没有立即被新式的文具所取代，而是出现了新旧文化用品同时存在、竞长争高的状况。> > 　　长期以来，毛笔一直是中国主要的书写工具。自明清以降，“湖笔”（产于浙江湖州）制作技艺进一步提高，成为笔中名牌。的制笔业更加兴旺，以湖州为中心，向四方扩散。初时硬毫笔盛行，到嘉道以后，以羊毫为原料的软毫笔，逐渐取代了硬毫笔，成为通行的书写工具。> > 　　墨，清代仍以微墨最为流行。有人记载：“微墨，安徽徽州府所产。古人制墨，率用松烟，汉取诸扶风，晋取庐山，唐则易册、上党。自李超徙歙，张谷徙黟，皆世其业，于是始有微墨，以至于今。”　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２册，第６０１７页> > 　　墨盒在晚清时期始流行。初时，文人参加科举考试现用现磨，这不仅费时且不易磨好。于是有人发明使用墨盒，即用铜盒子，盒盖里面嵌块石片，可以刮笔。盒中置丝棉，注入磨好的墨汁，带入考场，使用起来十分方便。据记载，墨盒最早出现在年间，到了同治、光绪后才盛大行起来。《清稗类钞》曰：“墨盒自昔推京都琉璃厂松竹斋所制为极品。同、光间，有名寅生者，不详其姓，以善镌墨盒名于世，书画皆极精妙。寅生殁，坊镌墨盒多冒其名。”　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２册，第６０１７页　据邓云乡先生考证，所名“寅生”者，即陈寅生，长于雕刻，能在盒盖上刻芝麻粒大小的小楷，曾在二三寸见方的盒盖上刻下晋代书圣的《兰亭序》一篇。> > 　　然而，在晚清，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西洋式的文具，如铅笔、钢笔、墨水、西式纸张等在中国开始流行。清末时，美国脱华门、犀飞利、派克等牌号的金笔相继在国中出现，但由于价格昂贵，使用者多为洋行买办、官僚及富商等。后来，学堂兴起，开设外文及数、理、化等课程，钢笔、铅笔遂流行于学堂学生中间。宣统年间，“有仿西法制墨水以供书写者”　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２册，第６０１８页。，可见墨水不仅已被汉族社会使用，而且已经开始生产。> > 　　“文房四宝”中变化最大的是纸张。西方近代造纸法在清末被引进中国。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曹子　等人在上海创办机器造纸局，是为中国第一家商办造纸厂。至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成立的商办造纸厂共达２３家，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１８４０～１９３７）》，第３７５页。除商办者外，清政府也创办了一些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造纸厂。湖广总督陈夔龙于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在武昌设立白沙洲造纸厂，与外商合作购进国外先进造纸设备，采用新式技术生产的纸张，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讲，都非旧式造纸业所可比。无怪有人慨叹：“近数年风气渐　，南来所见，以西洋笺为伙，过此以往，恐无复人用国中纸墨者。”　黄：《花随人圣摭忆》，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３年，第２７０页。> > 　　此外，书籍的印刷，本来印刷术也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我们的先民对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然而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刷技术却超过了中国。１９世纪初叶，欧洲近代机械印刷术开始传入中国，最早是凸版印刷，其次是平版印刷，再是凹版印刷。输入的新式印刷机价格低，效率高，很快为国人所接受，成为许多出版机构、报馆的主要设备。于是，一批新式出版物，如报纸、刊物、书籍纷纷告世，流传海内。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的商务印书馆，最初拥有２部手摇水印机，３部脚踏圆盘机和３部手扳压印机，主要印刷商业簿册和商业报表，后来扩大规模，出版《最新教科书》，行销国内各地。这些印刷品与旧式书籍有很大的不同，是中国图书业更新的重要标志。> > 　　５消闲器用精致化> > 　　在晚清时期的消闲用品中，值得一提的是鼻烟壶和扇子。鼻烟壶，俗名烟壶，是一种装鼻烟的器皿。它制作精美，造形多样，内装掺入麝香等名贵药材的鼻烟，供人吸闻。其气味醇厚、辛辣，有明目、提神、避疫、活血、驱寒等功效。鼻烟壶发展至清代，进入大盛期。广州、北京、山东博山以及内蒙古、辽宁等地，是鼻烟壶的主要产地。辽宁的玛瑙鼻烟壶、内蒙古的银制鼻烟壶等，都享誉全国。制作鼻烟壶的原料相当广泛，主要有玻璃、瓷、玉、珊瑚、玛瑙、琥珀、悲翠、水晶、金、银、石、木、竹以及象牙、海贝等材料。许多鼻烟壶不仅制作工艺精细，而且用多种画案、色彩装饰，有套二彩、套三彩，甚至套四五彩的。由于鼻烟壶包含了大量艺术成分，所以被人们视为艺术品得以收藏。晚清时，达官贵人多嗜鼻烟壶，每遇公众场合，各出其所藏相互炫耀。> > 　　扇子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多种价值，既可驱热纳凉，又是观赏品、收藏品，具有一定的消闲性和艺术性。清代时扇子品种繁多，艺术加工愈加精巧。其品种有竹扇、羽扇、纨扇、油扇、蒲扇、折叠扇。晚清同光年间，士大夫中盛行油扇。油扇为折扇中的一种，因产自杭州，俗称“杭扇”。扇面多用黑油涂刷，亦名“油扇”。油扇扇骨细而密，一般为３０～５０根，展开形如半规。贵重的油扇还用金箔制成翎毛、花卉、人物等，贴在扇子的两面。得到这种扇子后，人们或者将之珍藏，或者赠送亲朋好友。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西洋自来风扇传入中国。葛元煦曾对其形状作过描述：“外洋所制自来风扇，以法条运轮齿鼓动折扇，不烦人力。置诸案头，微风习习，最可人意。惜为时不久，法条一转不及一刻耳。”　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４０页。这种机械风扇别具一格，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人工，从使用价值来讲显然超过中国传统式样的扇子，但在艺术价值、收藏价值方面，则无法与中国式扇子相比，故未能在汉族社会中流行开来。

清代后期汉族生产风俗

　　一、工农业风俗> > 　　１．　农业风俗格局未变> > 　　后期的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业生产风俗基本承袭清代前期已有的格局，而少有变化。只是汉族社会的土地大部分被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而无地的农民只得向他们租佃土地耕种。美国学者费正清在研究了中国清代末年的土地制度后说：“租佃在南方要比北方普遍得多；又像以后几十年那样，也许有５０％的农户可以定佃农和部分自耕农。在遭受长期饥荒的区域和在大商区中心附近的地区，可以看到租佃关系日益增加的某些迹象，但是足以说明在清朝最后四十年中土地使用形式发生激烈变化的证据还很少”　（美）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２１页。。当时承租土地的习惯形式，有租种、伙种、帮工佃种等几种。其中以租种制流行最为普遍。> > 　　所谓租种，就是佃户向地主租入土地，然后按事先约定的方式交纳地租。地租有两种：一是定租，不管旱涝丰歉，一律按事先约定的数额交租，其租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兑换的银钱；二是分成租，即按当年收成的一定比例交租，有四六分成或对半分成等。伙种制，地主除了出租土地之外，还提供牧畜、肥料、种子、农具等，而佃农则只提供劳动力。帮工佃种制，佃户不仅租佃地主土地，用其种子、农具，甚至连粮、住房也完全由地主提供，结果是佃农的妻子儿女也要为地主承担无偿劳动。> > 　　当时的风俗，地租只是正式规定的租额。除此之外，地主对农民尚有许多额外的剥削。诸如小亩出租、大斗大秤收租、年节的额外索取和佃户替地主负担差役等等，这类租额大小视地方具体情况而定。> > 　　清代后期由于纺织、粮油食品等工业的发展，对原料的需求较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许多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种植，如棉花、桑、茶、麻，以及席草、药材等，相应地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风俗。如苏杭一带的蚕桑风俗、湖南的植棉风俗等。> > 　　此时，由于西方资本的侵入，洋货的倾销，中国农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模式被打破。农民在种植、养殖、家庭加工等方面，产品除了满足自己的消费以外，农副产品的剩余部分也在农村集市贸易中进行交换。（美）德?希?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１３６８～１９６８》，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８２页。> > 　　２．工业风俗渐趋丰富> > 　　清末许多手工作坊或个体劳动已逐渐转变成机器化的有组织的大生产劳动。在工业企业中，已采取了有组织的社会化生产的方式。> > 　　当时的工业企业主要是洋务企业。办厂形式除采用官办者外，还采取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所谓官督商办，一般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有的企业开办时由官方垫借部分官款进行筹备，等商股募集后，再陆续归还。不过企业盈亏，全由商民承担，与官府无涉，官款可坐收“官利”。官督商办企业为了融资，采用了股份的手法，有报道说：“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申报》１８８２年８月１２日。> > 　　洋务企业又有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之分。但无论军工企业还是民用企业，都普遍使用了机器生产。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与留学归国在洋行担任买办的容闳相见，托他携款赴美购买“制器之器”，也就是工作母机。两年后，在上海虹买下一家美商工厂，其设备以“修船之器居多，造炮之器甚少”。《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４册，第１７页。这批设备与容闳买来的工作母机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第一批机器设备。到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江南制造总局已经拥有机器厂、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热铁厂、库房、煤栈、轮船厂、船坞等分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时，购地３００余亩，并买来轧花、纺纱、织布各机，拥有纺机３５０００锭，布机５３０台。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２７７页。所以，清代后期工业的劳动风俗一开始就有别于传统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具有机器生产的基本特点。> > 　　晚清工业企业的劳动关系是雇佣劳动制。工人的劳动报酬采取工资制，并有比较固定的工时。但在管理上，在洋务军工企业中采用盛行于清军中的体罚习俗，显得野蛮粗暴，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三十年（１９０４年）《中外日报》报道说：“上海制造局创设时，总其事者为前苏松太道冯竹如观察……每日必躬自至各厂视察，如见工匠辈有躲懒者或糜物料，手执军棍自挞之。”　黄逸峰、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８７页。在洋务军工企业的雇佣工人中，还有一部分从军队裁汰下来的士兵，他们在制造局里不能自由行动，亦不能 “随意去留”；工人若违反企业规章，则以军法治罪。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制的管理办法。> > 　　在民用工业企业中，雇佣劳动关系与军事工业企业基本相似。有的企业在雇佣工人时，要求他们交付保结，甚至“各具连环保结”。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３８３页。带有浓厚的封建连坐色彩。> > 　　二、商业风俗> > 　　商业在晚清社会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性质。对延续了千百年之久的乡村集市贸易而言，它大体维持了旧有商业的规模和性质，而在新兴的商业中心城市那里，则连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大市场。从它们对居民和消费者产生的影响来看，一般的交换关系在全国乡镇交换中仍占多数，而像上海那样的近代商业中心城市则代表了晚清商业关系发展的新方向。集市贸易是晚清商业的主体。> > 　　１．商业兴盛，商帮林立> > 　　在沿江沿海交通便利的地区，商业贸易发展明显。早在年间，广东顺德的龙山商人“或奔燕齐，或来往吴越，或入楚蜀，或客黔滇。凡天下省郡市无不货殖其中”。　嘉庆《龙山乡志》卷四。东莞商人则“度岭峤，步湖湘，浮江淮，走齐鲁间，往往以糖香牟大利”。　光绪《广州府志》卷十五。光宣年间，广东的丝商十分有名。仅顺德一县就有茧市１９处，丝市２０处，与此相关的茧绸、纱绸、茧纱等市４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粤商，活跃于全国各地，并足迹遍及东南亚，及欧美各国。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人与商业活动》，《历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