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汉族居住风俗研究

Posted 2023-01-05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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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汉族居住风俗研究

> 　　１．传统居舍习俗的传承> > 　　后期，汉族社会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民不聊生，盗匪横行。反应在居住风俗上，就是许多大宅院多建碉楼、炮楼，以及避难楼等设施；东南沿海村镇亦建有碉楼，或在楼房民居外墙增设炮眼以防盗；闽粤客家人则发展集居式的大土楼。这些居处建筑的出现，都是基于防卫的要求而采取的习俗措施。> > 　　清代后期，汉族在造屋时有一整套的传统仪式，近人钟毓龙《说杭州》写清末杭州造屋习俗曰：“造屋时之习俗有三：一曰定门向。有门向不正者，杭人谓之歪墙门，大都因风水之故。又开门大都在左首，谓之龙首，以右为白虎不吉也。一曰上梁。上梁后必以红布悬于正中之梁上，又须用馒头一盘抛掷之，使过于梁，谓之上梁馒头。一曰打灶，其方向地位，必须以风水定之，杭人最重视。又灶内必以米与茶叶贮于小瓶中，并加和顺钱各一枚共埋之。和顺钱者，为宋微宗之宣和钱或政和钱，及清代之钱，取和顺之义。”> > 　　清代汉族在宅居上向来“安土重迁”，所以在新居落成迁居时也颇有讲究。迁居，南方俗谓之搬房子。《说杭州》又写清时杭州迁居风俗曰：> > 　　“迁居之时，首先移入者为发篮，以两小篓，彩纸糊之，中贮头发等物，悬于厅事或内室庭柱之顶角。发发同音，取发达之义。又有梯子及晒衣之节节高、步步高等，皆取上达之义。节节高即竹竿之多枝者。步步高以木为之而有座。又有万年青、吉祥草各二盆，柴米各一担，皆取其名之美与富裕之义。其次则移神堂及祖先堂。> > 　　神堂祖先堂既移，即移箱笼杂物等等，随即择时进屋。主人坐轿，以朱漆盘恭奉神牌栗主，手持安息香三枝，虽在白昼，亦请人以灯烛火把为前导，以鬼神系幽阴也。亦有以彩亭者。全家齐到新宅后，有亲友预在其中迎接，以灯烛导之登楼，彼此不交一语，取俗谚“闷声大发财”之义。饮糖茶一盅，下楼后，亲友始齐声道贺焉。> > 　　奉安神牌栗主之后，当日或次日，即治馔祀神作享，兼作地主享。> > 　　亲友馈礼，普通以粉制之元宝两盘，名曰发宝；送现金于主人，曰乔迁之喜。醵金具酒以公贺之，名曰暖屋。更有送戏法、摊簧等等者。新屋落成，更有送器用及陈设品等等者。> > 　　２．城镇宅居有变> > 　　晚清民居风俗的发展和演变有两个特点：一是散落在广大乡间集镇以及偏远地区的县城，除了极少数地方建有欧式教堂建筑以外，绝大多数建筑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延续，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客家的土堡房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这些民居建筑与清朝前期无大变化，体现出传统性特征，一是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许多受到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的新式民居，体现出西化的特征。> >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上海兴仁里一带出现三间两厢二层联立式建筑——里弄房屋。从这种居室建筑布局来看，里弄房屋每个居住单位仍按中国传统的设计：主房居中，左右对称两个厢房，房前设置天井。而它的外观则完全是外来的建筑风格：楼房式样，一楼一底，单调平直。外国人称这种房屋为“联排房屋”。受上海的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　《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到后来，这类民居形式变化较大，开始向多层、大进深发展，其外观和内部结构也更接近西方公寓建筑，和中国传统低层院落式民居风格愈发泾渭分明了。> > 　　在南方城市民居由三合院向里弄房屋发展的同时，北方城市四合院却朝着居住大院形式发展。在近代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的情况下，青岛、沈阳、哈尔滨等城市由于人口密集，原有的一家一户独居变成了十几户，几十户聚居的居住大院。此类建筑从风格到结构与过去相比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反而由于建筑密度大，卫生条件差而明显地退化了。> > 　　晚清民居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外观，更重要是其建筑结构带有突破性的变化。> > 　　此前，中国建筑一直采取木骨泥墙，其主体是木构架。木构架取材方便，建筑容易，翻修时基本不影响主结构。但是，木构架建筑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如易燃，承重力低，很难加盖高层等，在近代城市人口密集的情况下，很难适应人多地少、建筑向高层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 > 　　１９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这种建筑克服了木构架无法向更高发展的缺点。它采用砖石承重墙、木架楼板、人字木屋架等手法，技术简单，取材方便，适合于晚清６０～７０年代新建厂房、学校、商店、住宅等等需要。砖木混合结构在晚清建筑主体上实现了革命，并推出了一系列建筑代表，如十七年（１８９１年）上海江海关（３～５层），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北京饭店（５层）等等。这一时期的高级公寓、花园洋房等民居也大都采用了砖木混合结构。> > 　　２．　西式洋房出现> > 　　在鸦片战争以前，葡萄牙人已在澳门建筑西式住宅，在中国人眼里，“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居，多至三层，绣　绿窗，望如金碧”。　《集?日记》。战后西人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亦是“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　王韬：《漫游随录》，第５９页，《走向世界丛书》合印本。在西人高楼大厦的影响下，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方或半西式住宅，出现“　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中国风俗史》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当，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汉口，“屋舍亦极壮丽，且高楼大厦亦甚多”　徐焕斗：《汉口小志?商业志》，第１３页，１９１５年。。还出现了一种民居建设的新形式——里弄，许多里弄一色二层楼房，中间留出笔直宽敞的通道，其整齐划一的景观与旧式小巷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　《奉天通志》卷九七《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　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７２页。；在杭州，“西湖多别墅，且大率为西式建筑”　徐珂：《可言》卷一，第１０页。。> > 　　当时洋房建筑的室内陈设也以样式为考究，不仅旅馆广告标榜“一切器具均仿欧美式样”，百姓居室也用上了西式家具。上海“从前家中陈设不过榆树器具及瓷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房间，觉得寻常之极，一定要铁床、皮榻、电灯、风扇，才觉适意”。　《申报》１９１２年８月９日第９版。北京“国人用西式家具者日益增多”，以致在后各地开设了不少西式木器家具厂。有的富户设有西式客厅，一应西式家具，专门接待洋人或新派人物。> > 　　随着世界各国建筑技术的提高，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一种更先进的砖石钢骨混凝土混合结构传入中国。初时，因为砖石钢骨混凝土混合结构造价较高，除去高级公寓之外，主要用于银行、办公楼等坚固建筑。其代表性建筑有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上海俄华道胜银行大楼、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办公楼、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青岛提督公署等等。从此，木构架在城市主体建筑中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而砖石钢骨混凝土混合结构成了多层建筑中经常采用的主体结构方式。> > 　　新结构的出现还带动了建筑材料的革命。晚清以后，钢铁、水泥、机制砖瓦、玻璃陶瓷、建筑五金都成了新兴的极有前途的行业。同时，注重建筑的装饰也是晚清公共建筑与民居的重要特点。晚清不少建筑施以砖雕、石刻、木装修、油漆饰面、水磨石、马赛克、青铜饰件、石膏花饰、铝合金饰件等，为城市建筑增添了色彩，晚清民居也就是在这些方面一变而从新了。

清代后期汉族生产风俗

　　一、工农业风俗> > 　　１．　农业风俗格局未变> > 　　后期的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业生产风俗基本承袭清代前期已有的格局，而少有变化。只是汉族社会的土地大部分被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而无地的农民只得向他们租佃土地耕种。美国学者费正清在研究了中国清代末年的土地制度后说：“租佃在南方要比北方普遍得多；又像以后几十年那样，也许有５０％的农户可以定佃农和部分自耕农。在遭受长期饥荒的区域和在大商区中心附近的地区，可以看到租佃关系日益增加的某些迹象，但是足以说明在清朝最后四十年中土地使用形式发生激烈变化的证据还很少”　（美）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２１页。。当时承租土地的习惯形式，有租种、伙种、帮工佃种等几种。其中以租种制流行最为普遍。> > 　　所谓租种，就是佃户向地主租入土地，然后按事先约定的方式交纳地租。地租有两种：一是定租，不管旱涝丰歉，一律按事先约定的数额交租，其租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兑换的银钱；二是分成租，即按当年收成的一定比例交租，有四六分成或对半分成等。伙种制，地主除了出租土地之外，还提供牧畜、肥料、种子、农具等，而佃农则只提供劳动力。帮工佃种制，佃户不仅租佃地主土地，用其种子、农具，甚至连粮、住房也完全由地主提供，结果是佃农的妻子儿女也要为地主承担无偿劳动。> > 　　当时的风俗，地租只是正式规定的租额。除此之外，地主对农民尚有许多额外的剥削。诸如小亩出租、大斗大秤收租、年节的额外索取和佃户替地主负担差役等等，这类租额大小视地方具体情况而定。> > 　　清代后期由于纺织、粮油食品等工业的发展，对原料的需求较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许多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种植，如棉花、桑、茶、麻，以及席草、药材等，相应地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风俗。如苏杭一带的蚕桑风俗、湖南的植棉风俗等。> > 　　此时，由于西方资本的侵入，洋货的倾销，中国农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模式被打破。农民在种植、养殖、家庭加工等方面，产品除了满足自己的消费以外，农副产品的剩余部分也在农村集市贸易中进行交换。（美）德?希?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１３６８～１９６８》，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８２页。> > 　　２．工业风俗渐趋丰富> > 　　清末许多手工作坊或个体劳动已逐渐转变成机器化的有组织的大生产劳动。在工业企业中，已采取了有组织的社会化生产的方式。> > 　　当时的工业企业主要是洋务企业。办厂形式除采用官办者外，还采取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所谓官督商办，一般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有的企业开办时由官方垫借部分官款进行筹备，等商股募集后，再陆续归还。不过企业盈亏，全由商民承担，与官府无涉，官款可坐收“官利”。官督商办企业为了融资，采用了股份的手法，有报道说：“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申报》１８８２年８月１２日。> > 　　洋务企业又有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之分。但无论军工企业还是民用企业，都普遍使用了机器生产。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与留学归国在洋行担任买办的容闳相见，托他携款赴美购买“制器之器”，也就是工作母机。两年后，在上海虹买下一家美商工厂，其设备以“修船之器居多，造炮之器甚少”。《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４册，第１７页。这批设备与容闳买来的工作母机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第一批机器设备。到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江南制造总局已经拥有机器厂、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热铁厂、库房、煤栈、轮船厂、船坞等分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时，购地３００余亩，并买来轧花、纺纱、织布各机，拥有纺机３５０００锭，布机５３０台。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２７７页。所以，清代后期工业的劳动风俗一开始就有别于传统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具有机器生产的基本特点。> > 　　晚清工业企业的劳动关系是雇佣劳动制。工人的劳动报酬采取工资制，并有比较固定的工时。但在管理上，在洋务军工企业中采用盛行于清军中的体罚习俗，显得野蛮粗暴，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三十年（１９０４年）《中外日报》报道说：“上海制造局创设时，总其事者为前苏松太道冯竹如观察……每日必躬自至各厂视察，如见工匠辈有躲懒者或糜物料，手执军棍自挞之。”　黄逸峰、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８７页。在洋务军工企业的雇佣工人中，还有一部分从军队裁汰下来的士兵，他们在制造局里不能自由行动，亦不能 “随意去留”；工人若违反企业规章，则以军法治罪。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制的管理办法。> > 　　在民用工业企业中，雇佣劳动关系与军事工业企业基本相似。有的企业在雇佣工人时，要求他们交付保结，甚至“各具连环保结”。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３８３页。带有浓厚的封建连坐色彩。> > 　　二、商业风俗> > 　　商业在晚清社会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性质。对延续了千百年之久的乡村集市贸易而言，它大体维持了旧有商业的规模和性质，而在新兴的商业中心城市那里，则连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大市场。从它们对居民和消费者产生的影响来看，一般的交换关系在全国乡镇交换中仍占多数，而像上海那样的近代商业中心城市则代表了晚清商业关系发展的新方向。集市贸易是晚清商业的主体。> > 　　１．商业兴盛，商帮林立> > 　　在沿江沿海交通便利的地区，商业贸易发展明显。早在年间，广东顺德的龙山商人“或奔燕齐，或来往吴越，或入楚蜀，或客黔滇。凡天下省郡市无不货殖其中”。　嘉庆《龙山乡志》卷四。东莞商人则“度岭峤，步湖湘，浮江淮，走齐鲁间，往往以糖香牟大利”。　光绪《广州府志》卷十五。光宣年间，广东的丝商十分有名。仅顺德一县就有茧市１９处，丝市２０处，与此相关的茧绸、纱绸、茧纱等市４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粤商，活跃于全国各地，并足迹遍及东南亚，及欧美各国。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人与商业活动》，《历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