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控”和案件的上诉程序及复审程序

Posted 2023-01-05 小民

篇首语：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清代“京控”和案件的上诉程序及复审程序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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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京控”和案件的上诉程序及复审程序

> 　　，普通人、普通案件的上诉程序及复审程序是怎样的？“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 > 　　说白了，所谓京控，就是到京城控告。> > 　　老百姓缘何走“京控”之路？是不是放着太平日子不过，吃饱撑的？显然不是。俗谚曰“饿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老百姓是柔弱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打官司告状，更不愿惊动上一级。小民有了冤屈，自己又不得排解，才会走上告状这条路。初告不得伸，告到上一级，仍不得白，便再上告，直至京城。对小民百姓来讲，衙门是可以“讲理”的地方，更高一级的衙门是一个比基层社会更具“权威”的所在。京城，是皇帝居住之地，是政治文化中心，老百姓对那里所怀的希望最大。实际上“京控”也是一种“上控”，假如老百姓赴京告状之前，冤屈已得伸张，谁会损财伤身大老远地跑到那里去！> > 　　“京控”，对皇朝是有利的，它能加强统治者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也可以下情上达；然而对原来审结此案的官员来说，却有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无论结果如何，皇帝从此触到了一点那个地方政府的信息。> > 　　曾说：“朕勤求民隐，唯恐乡曲小民含冤莫诉，每遇来京具控之案，无不特派大臣前往审办。”虽然此处他只提到“小民含冤莫诉”，但可以想见，“小民含冤” 的原因也会进入他的大脑。地方官员最最担心的是，假如发生集体上访、村族械斗之类案件，皇帝就会在脑海里留下州县官员处理不力或无能的印象，进而影响自己的仕途。> > 　　“京控”牵扯的范围非常广，金钱是一个方面，交通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尤其，每个朝代对“京控”都有各种限制，官府里的人还有种种刁难之法。明朝初期，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二人，赴京状告本县县吏害民，经过淳化镇时，巡检何添观刁蹬留难，弓兵马德旺索要钱财。闻知此事发火了，将弓兵马德旺枭首示众，巡检何添观刖足枷示。朱皇帝是穷苦人出身，对贪官污吏毫不手软；又加上明王朝建立不久，灭亡的教训墨迹仍新，故而对底层的事情极为重视。历史上只有一个朱元璋，明朝只有一个幼年时期。历史难以重复，不论优点还是缺点。> > 　　不知道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不少人觉得，古时候民告官比较容易，进一趟京城不仅可以见到那样的大臣，如果幸运的话，连皇帝本人都可能见到。实际上，未必如此。> > 　　诚然，我们老祖宗确立直诉制度比较早。《周礼》就有关于路鼓和肺石制度的记载。所谓路鼓，设立在宫殿最里层门外，让大仆掌管。如有冤无门者和有紧急事的人要上达于王，就来击鼓。大仆听到鼓声，要迅速了解情况后向王报告。肺石，指在王宫门外设立的赤色石头，有冤屈的人在肺石上站立三日，司法官即受理此案。究竟有无路鼓和肺石制度，已难考实，据学者研究，当时已有击鼓上事的制度。到了，路鼓称为登闻鼓。后来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这种制度的畅行。可是每个朝代，对越级上访申诉都有严格的限制，凡越级上诉，或遭笞打，或遭流放，或遭羁押。> > 　　当然，也有鼓励老百姓告御状的皇帝。朱元璋在《大诰》中申明：> > 　　地方官有廉能造福民众者，当地百姓必定深知详情。若被不才同僚捏造罪名，排挤陷害，允许本地耆宿之人赴京面奏，保全其人。因此说，“京控”能否成功，与时代特点、官员的个人品德、皇帝的道德水平、皇朝治国方略，有深刻关系。> > 　　“京控”的难点有两个：其一，基层利弊观与朝廷利弊观的冲突。> > 　　理论上，二者的利弊观是一致的，实际却未必如此。太宗主政时，开封府寡妇刘某告其夫前妻儿子王元吉投毒害她，案件经过几个月的审理定不下来。刘某在这期间也死了。后来王元吉判决徒刑。他的妻子张某击登闻鼓称冤，太宗亲自召问张某，查清是因为刘某有奸情，怕王元吉发觉才进行诬告的。于是，宋太宗将审判此案的官吏，分别加以处理：> > 　　弄错了的予以处罚，坚持对了的予以奖赏。对宋太宗和地方官而言，利益显然不一致。其二，是传统观念与社会实际的冲突。下告上、民告官，在几千年的传统中一直处于道德弱势，没有经过裁断，就“错”了。对小民百姓乃至低级官吏来讲，讳与忍是必修的课程。> > 　　1975　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一件西周青铜器，上面有一篇长达157　字的罕见判例。判例完整地记载着两个奴隶主贵族为争夺五名奴隶所有权而争讼的过程。讼案是由小贵族牧牛提起的，他控告大贵族。这种行为违反了宗法等级制度，本身构成了诬告罪。铭文记载，这位牧牛，曾向司法机关控告过那位上司，称大贵族依仗权势霸占了他的五名奴隶，司法官判决牧牛败诉。牧牛不服，这次又重新提起诉讼，结果，牧牛再次败诉。司法官伯扬父在判决辞中说：你一个小小的贵族，竟敢控告自己的上级，竟敢违背前次判决时立过的誓言！不过，你这次又重新宣誓，表示要信守前约，服从判决，按法律规定，你应亲自到你的上司那里去谢罪，求得谅解，并立即将那五名奴隶归还给他。牧牛缴了赎金铜，审判结束。那个大贵族用牧牛缴的铜，铸了一件供自己使用的礼器，并在腹底和盖上镌刻了文字，记载自己胜诉的经过，以确认自己对那五名奴隶的所有权。> >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大贵族与小贵族之间，君王和臣民之间，根本没有共同遵守的法律，法律唯特权者利益是从，法律是有权有钱人的奴仆。宗法与国法发生抵牾时，国法必须服从宗法。> > 　　牧牛是不是犯了诬告罪，以今日观念来看，何罪之有？但在那样的环境下，他无疑是一个有罪的人。> > 　　环境不变，“京控”充其量只解得近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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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不问满事

现审案件分配到司后，就进入了审理程序。乾隆以前，刑部现审有所谓汉人不问满事的倾向，这是延续了清廷在关外的习惯。在康熙中期以前，刑部审理旗人案件需要用满文录供，汉官虽然也可以参与审案，但看不懂供词，只能审阅经笔帖式翻译后的招册。

另外，许多案件涉及旗人内部的习惯、利益，汉官也不愿过多参与。因此，康熙四十三年以后，虽然旗人案件招供改为兼录满、汉双语，但汉官不问满案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乾隆末年。

不过，所谓汉官不问满案，也不能理解为绝对不过问。在清初，满官的文化水准普遍较低，对律例的理解更是远不能与汉官相比，满官即便遇到旗人案件，也往往会就律例的适用问题向汉官请教。

康熙年间的律学家王明德在《读律佩》中记载，康熙九年他在刑部福建司任职时，旗下有一小叔收嫂案送到本司，全司的满汉官员都找不到对应的律条处理，讨论了将近一个月还没有结果。

当时刑部河南司的掌印满司官名叫库而康，平时学习汉文很是用功，他认为应该适用《大清律》中「出妻」一条注释中「期亲以杖一百、流三千里」。

王明德解释说，《大清律》中「出妻」、「完娶」分属不同的条目，不能混淆在一起适用。几番辩论后，库而康对王明德十分佩服，其他满汉官员也都很认可。

不过，该案最终并没有按照王明德的意见断拟，而是由福建司掌印郎中宜成格裁定。由此可见，此时的满官虽然努力学习汉文与律例，但在熟练程度上还存在很大问题，遇到旗人案件，也需要与汉官讨论相应的法律适用问题。当然，最终的决策仍要由满官做出，汉官即便稍有异议，也不会越俎代庖。

刑案派审采取满汉兼用

乾隆、嘉庆以后，所谓汉官不问满事的惯例被逐渐打破，移送或是钦交的现审案件不分旗汉，普通案件由各司统筹分派官员审理，大案则由堂派的秋审处司官会审。与清代其他行政事务的做法相同，刑案派审一般都采取满汉兼用的做法，如一满一汉、两满两汉之类。

如果是本司审理的普通案件，本司多选派一满一汉两位司官坐堂。司官手写一票，命衙役送到南北二监，交司狱官提取人犯，由帮班禁卒押带至司听审。

审讯大多安排在白天，如果案情复杂、限期紧迫，也会在夜间熬审。至于堂派秋审处司官到司会审的案件，审讯安排须以秋审处司官为准。

秋审处部案累累，如果正值秋审核稿之期，更是繁忙，拖延的时间往往更长。至于钦命刑部与其他衙门会审的案件，虽然谕旨上通常指派由某大臣前往会审，但真正到堂参与审讯的多是该大臣所在衙门的司官。

当然，如果是极其重大的钦案，特别针对高级官员的政治类案件，也有钦派亲王大臣与刑部堂官同堂会审的情况。如雍正朝审理有关年羹尧的一系列案件时，就多以亲王、重臣会同刑部审理。

《文献丛编》中收录有〈戴铎口供〉一份。戴铎系雍正帝潜邸亲信，因为与年羹尧关系匪浅，此时亦被牵连在内，押赴京师受审。对于这样的人物，如果仅以刑部司官坐堂，必然被其轻视。

因此雍正帝命他最亲信的弟弟怡亲王允祥与刑部会审。〈戴铎口供〉开头写「十三王爷同大人问」，即指怡亲王与刑部堂官当堂所问。

刑讯与刑具

在问讯过程中，理想的方式是运用「听辨五辞」，即运用《尚书．吕刑》中提出的辞、色、气、耳、目五种方式理刑狱、求民情，要以诚待之、以理鞫之，则「未有不得其实者」。

但是，受刑侦技术局限，清代刑官问案，还是以口供为重，是以刑讯一事，在审讯中几乎不能避免。刑部官员刑讯犯人一般以掌嘴、杖刑为主，对拒不招认的重犯可用夹棍、拶指。审讯三品以上大员，如需动刑，则要事先请旨。

刑部的刑具由四川司掌管，按例设有「夹棍十副、指十副、枷一百四十具、板二十副、镣锁各八百件，又扛子二十根」，各依典章制造。但事实上，刑具的规格也并非那样统一，衙役借此上下其手，收受贿赂。

这样的情况在清初比较常见，连康熙帝也有耳闻，并曾亲自告诫刑部堂官：「犯人各有应得之罪，今闻尔部枷孔大小不一，板有厚薄。贿嘱者板薄而孔大，否则板厚而孔小……此等情弊尔等宜亲行严察禁止。」

刑部官员虽然以慎刑自勉，但常年从事审讯工作，对刑讯的危害也难免冷漠麻木。越是遇到疑难大案，特别是限期迫近、经过皇帝亲自督促的案件时，刑部官员用刑的力度就越大。

如嘉庆九年二月，刑部部内的赃罚库被盗，涉及看库吏役、兵丁二十余人，屡供屡翻，审讯数月，毫无结果。嘉庆帝大为震怒，下旨痛斥：刑部是天下刑名总汇，自己衙门被盗了都这么久破不了案，其他棘手大案，还能指望你们迅速审理清楚吗？此后，皇帝又多次就此事对刑部提出批评，使刑部堂司备感压力。

为了早日审结此案，刑部将疑犯反覆刑求，二十余人「备受各刑，体无完肤」。与之类似的是道光二年刑部承审的御史常赓滥责酿命一案，刑部在审讯中直接将本案要证唐七刑讯毙命。

不过，刑部地处京师，上有皇帝，旁有科道言官，与地方官署一手遮天的情形还是有所不同。刑部如果出现刑讯过度的情况，会被言官揭发弹劾，引来皇帝的干预。前举嘉庆、道光时期两案，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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