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著名的诗人

Posted 2023-01-05 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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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著名的诗人

> 顾炎武 > 　　顾炎武（1613-1682）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杰出的思想家和著名的诗人。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后，参加昆山、嘉定一带人民的抗清斗争。入清不仕。治经重考据，注意经世致用，开清代汉学风气。其诗沉郁苍凉，有强烈的爱国精神。有《亭林集》。> > 　　顾炎武的家庭是江苏有名的四大富户之一，又是世代相传的书香门第。从他的高祖到他父辈，祖孙五代都作过明朝的大官。顾炎武的养母王氏也出生在官宦人家，是一位有学识的妇女。> > 　　顾炎武小的时候患过天花，病好以后，左眼略微有点斜视，相貌有点儿怪。可是他学习非常勤奋。三岁的时候，王氏就亲自教他读《小学》（古代儿童教育课本，朱熹、刘子澄编），还给他讲古代英雄的故事。十岁的时候，他开始跟随祖父学孙子、吴子的兵法著作和《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十四岁就考中了秀才。> > 　　后来，他参加了明末有名的文学团体“复社”。从此，他的视野开阔了，开始关心国计民生的大事。明朝大政治家的文集和奏章文册，他都仔细阅读，切中要害的地方就立即摘录下来。明朝灭亡以后，顾炎武接受了福王的招聘，到南京担任兵部司务。可是，还不到一年。福王政权也灭亡了。顾炎武满怀亡国之恨，回到家乡组织义军抗清。不久，清兵攻占昆山，顾炎武率义军奋战了四个昼夜，因为力量悬殊终于失败了。王氏为国担忧，粒米不进，绝食而死。她临死前嘱咐顾炎武说：“我虽是个妇人，也要以身殉国；你千万不要当异族的臣子，不要忘记先祖的遗训。那样我死也瞑目了。”顾炎武牢记母训，决心抗清到底。他又去和唐王政权联系。这件事让人告发了，顾炎武被清朝政府关进监获。多亏他的好朋友设法把他搭救出来。顾炎武在家里没法呆了。只好背井离乡，开始了长期的旅居生涯。> > 　　顾炎武出游，为了考察方便，随身带了很多资料，行动极为不便。他的友人见后，深为感动，就赠送了二马二骡的车子，装驮书卷。一路上，他进行大量的金石考古工作。一年之中，半宿郊野，半宿旅店，行了万里路，读了万卷书。> > 　　以游为隐之后，顾炎武专心著述。对于清朝科举应试、清朝开办史局的征聘，甚至邀其南归，他都予以拒绝。因此，他著述甚丰，据说他写的书稿，堆积得有自己身体那么高了。今天可以见到的近50种400多卷。其中《日知录》32卷，他一生为学所得，大都荟萃其中，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有人说，这是顾炎武治世救民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更加深化，反映出的时代特征更加集中，萃平生心力所精心结撰的作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他写此书的目的非常明确，这在他与友人的书札中，多次说明。> > 　　如在致友人的信中，顾炎武明确地谈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另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 　　可见，顾炎武撰写《日知录》，其动机在于“拨乱涤污”、“法古用夏”、“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这也正是他治世救民思想的进一步体现。> > 　　在《日知录》中，最为可贵的是他所表现的有价值的民主思想，具体反映在：> > 　　首先，对君权的怀疑，顾炎武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大胆地列入了自己的讨论研究范围。在《日知录》卷24《君》条中，他广泛征引历代载籍，以论证“君” 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在古代君为“上下之通称”，不惟天子可称君，就是人臣、诸侯、卿大夫，乃至府主、家主、父、舅等皆可称君。这样的论证，简直近乎在嘲弄封建帝王了。> > 　　在论君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反对“独治”，实行“众治”的主张。他认为：人君对于天下，不能搞“独治”，如果搞“独治”，则“刑繁”；搞“众治”则“刑措”。> > 　　顾炎武为了进-步论证“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道理，还在《日知录》的《守令》条中写到“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这里的“各治”，也就是“众治”，只有“众治”，天子之权才能受到尊重。相反，“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这是“独治”，搞“独治”的结果是“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 > 　　这里，顾炎武虽然没有否定君主制，但他对君权的大胆怀疑，并进而提出“众治”、“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等主张，是难能可贵的。> > 　　除了民主思想外，在《日知录》中，反映了顾炎武社会政治思想另一个突出内容，即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也就是他在《日知录》中反复阐述的“华裔之防”。> > 　　同时，在《日知录》中，对宋明理学、王阳明的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日知录》中的《夫子之言一性与天道》中，他指出：理学家们，言心言性，“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他认为这整日空谈，“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才使“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引起了国家民族的危机，造成了明朝的灭亡，危害之大，后果之严重，是极为痛心的。> > 　　顾炎武从政治上批判了心学的危害之外，还从哲学上指出心学的错误。他否定心的全能，但不否定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所以他在《日知录》的《艮其限》一条中，谈了他对“心”的看法。他说 “心者，于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但具体说，有两种情形：一是“古人之所谓存心者，存此心于当用之地”；二是“后世之所谓存心者，摄此心于空寂之境”。然而，造化流行，无一息法运，人得之以为心，亦不容一息不运。心怎么能是空虚无用之物呢？> > 　　顾炎武否定了心学，提出了“经世致用”、“引古筹今”，学习要为现实服务，人们要从外界的具体事物中去探求真理，而不能“用心于内”，只从自己的头脑中寻求答案。否则，“近世禅学之说耳”。所以，他认为，应该把天道性命等抽象的论述，还原于日常的经验之中，不要清谈妙悟，而要把着眼点放到探讨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上，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 　　作为爱国志士、杰出的学者、进步思想家的顾炎武，他的道德学问、治学精神、思想方法，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清初学术界，顾炎武即是旧传统的破坏者，也是新风气的开创者。他以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qiè）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为开启清一代的朴实学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世学者，发扬其治学精神，继承他的治学方法，沿着他开辟的路径走下去，取得了清代学术文化多方面的成果。所以，清人阎若璩（qú）曾盛赞顾炎武是“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也是罕见难得的学人。从现在看，尽管他的思想不能与现代思想家相等同，但是他注意到了“匹夫之心，天下之心也”；注意到了人心所潜在力量对社会面貌的重大影响；注意到了端正人们精神面貌在变乱世为治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切都给后世以有益的启示。> > 　　顾炎武不但是杰出学者，而且也是著名诗人。为有明诗文殿后，清代朴学开山。他诗歌根底深厚，于古人兼学并蓄，尤得力于杜诗。诗的内容大都是眷怀君国，感慨沧桑。诗风沉郁悲壮，慷慨苍凉，绝无敷衍应酬之作。所作众体兼备，七律尤为以后有数的作者。其诗集有《亭林诗文集》。> > 　　仅举一例，可见其大概，诗题《又酬处士次韵》：> > 　　愁听关塞遍吹笳，不见中原有战车。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待得汉廷明诏近，五湖同觅钓鱼槎。> > 　　这首酬答诗，向好友抒发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志向，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反映了诗人坚强的民族气节。> > 　　顾炎武还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他认为宇宙是物质构成的，强调要从具体的事物中探求真理，反对主观空想。他积极主张改革政治经济。除此以外，顾炎武在音韵学、考据学、训诂学（研究古代词义的学科）、历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著述。> > 　　到了顾炎武晚年，年轻的康熙皇帝为了把汉族地主中的学者名流笼络起来，下令让各地荐举著名学者。那时候，顾炎武已经是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了，荐举他的人当然很多，可是都被他拒绝了。> > 　　不久之后，大学士熊赐履主修明史，又写信聘请顾炎武。顾炎武派他在北京的学生去对熊赐履说：“刀和绳都在这里，难道你非要逼死我不行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打顾炎武的主意了。> > 　　顾炎武四十五岁离家出走，在外面整整漂泊了二十五年。到了晚年，他定居在陕西华阴县，但仍然经常来往于河南、山西、陕西一带讲学。到了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顾炎武旅经山西曲沃时不幸患病，又吐又泻，不久就与世长辞了。那时他已经年逾七十。

历史人物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章学诚是怎么死的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文酕，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有“浙东史学殿军”之誉。因学问不合时好，屡试不第，迟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方中进士，时年41岁。>章学诚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却“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曾先后主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并用毕生精力撰写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论著，总结、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齐名，并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乾隆五十九年(1794)，漂泊异乡四十多年的章学诚返回故里。嘉庆五年(1800)，贫病交迫，双目失明。次年(1801)十一月卒，葬山阴芳坞。>>随父迁移>乾隆三年(1738年)，章学诚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其父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每日诵读仅仅百余字，就又得病中止学业。仅十四岁就已经娶妻，当时对四书的学习还没有完成。>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年)中进士，乾隆十六年(1751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十四岁的章学诚也随父母去应城。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当时他自命有治史学的才能，大言不逊。然而，当时他的史学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章学诚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章镳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章学诚年岁渐长，稍稍知道人世的艰难，反思自己的学业，没有一点可以应用到生计上的，因此，他不得不走科举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阶。>科场失意>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他第一次赴京师应顺天府乡试，未能中举。隔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他在国子监读书期间，考试成绩仍常居下等，受尽同学的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二十八岁在京师的大学士朱筠门下，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但是，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等建议。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途。>接着，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取得了较高的学术造诣。>生计两茫>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学诚至京师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震动很大，将一个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偌大问题摆在章学诚面前。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学途径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戴震第一次见到章学诚，便以权威的姿态诲以这条治学途径，自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这一番议论，致使学识未深、一向疏于训诂考证的章学诚陷于矛盾与徬徨之中，自觉“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这种心情，明确表露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是坚持原先“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的独自治学的道路，还是改弦更张，从事经史考据?章学诚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期间，他经过几年的坎坷颠簸，“浮气嚣情，消磨殆尽’，不仅在科举考场屡遭挫折，就连研治学问的门径也一时茫然。>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此后，生活重担越发沉重。但他一旦进入志局，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数年之后，章学诚忍无可忍，于是愤然离开志局。离开志局后不久，他给曾任顺天乡试考官、一向很关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和今后的打算。根据他信中说明的情况，章学诚是在出都的次年写的《文史通义》，那时已经距离他离开故乡整整20年了。章学诚离开故乡是乾隆二十八年(1753年)，则《文史通义》的动笔时间应当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章学诚时年35岁。>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潜心学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章学诚在编修《国子监志》中与诸位学官意见发生分歧，很不得意，于是辞去职务。翌年，他在一封信中十分感慨激奋地申述了辞职原因，并引述唐代刘知几辞退史官之职，私撰《史通》的事例自勉，初步设想要编纂《文史通义》。这是他第一次提《文史通义》的题目，可以推定是受到刘知几撰著《史通》的启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章学诚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问世。《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根据和州旧志提供的资料，广泛搜求文献，用一年多时间撰成四十二篇，并辑为《和州文征》八卷。这次编修方志的活动对奠定章学诚的学术基础作用很大。在修志期间的一封书信中，章学诚自称“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据章学诚后来回忆，他二十三、四岁时就产生了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的设想，但仅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才将这一设想阐发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他认为，史官传的内容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即不仅记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应记述其史著的取材、编写、传布及后人攻习的情况。对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这种主张包含了倡导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夏，编修《和州志》期间，章学诚又与戴震相遇，就方志义例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戴震将考据学方法推及修志，主张方志应以考核地理沿革为务。章学诚批驳了戴震，指出方志应为一方之史，并非单纯的地理书，认为“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还进一步提出“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的见解。于是，他心目中这个权威的形象完全垮台，一扫原来的徬徨，大大增强了不趋从于考据学风、走自己治学途径的信心。>时来运转>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章学诚曾短期充任定州(辖境约当今河北省定县、曲阳、深泽三县)定武书院主讲。五月应永清(今河北永清县)知县、挚友周震荣之聘编修《永清县志》，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七月成书。其体例与《和州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立吏、户、礼、兵、刑、工六书。这“六书”皆为汇编档案簿籍而成，便于保存历史资料，但却不能成为具有特见的、精炼的著述，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永清全志颇恨芜杂”。这促使章学诚继续对解决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进行探索。此年，章学诚还著成《校雠通义》四卷，这是与《文史通义》相并称的重要著作。>编修《永清县志》期间，章学诚在科举考场时来运转。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但他自认迂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敢入仕。这样，《永清县志》成书之后，他仍然过着漂泊客游的生活，几年内穷愁潦倒、十分困苦。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赴河南谋事不成，归途遇盗，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抢劫一空。后来借朋友录存的别本重抄，但终不能复其全貌，其中《校雠通义》佚失第四卷，尤为可惜。出于生计，章学诚先后在肥乡(今河北肥乡县)清漳书院、永平县(今河北卢龙)敬胜书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莲池书院主讲。在清漳书院，他向学生提出关于学习志向的策问：“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学亦不当专为举业。”表明章学诚自己虽然很热衷于科举功名，但仍将学术研究作为矢志不移的抱负。在敬胜书院主讲期间，全家迁至永平，此后其家口常随其谋业地点的变更而流徙不定。>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章学诚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亏同乡邵晋涵将他接至家中，延医治疗，得以不死。邵晋涵是一位著名学者，自十几年前与章学诚相识后，两人意气相投，这次病中，常与论学，每至深夜。两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学诚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作为立言宗旨。此年，他的著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较为深入地从哲理上探讨学术源流和治学风格问题，写出了《言公》、《诗教》、《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等重要论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冬，章学诚谒见河南巡抚毕沅，受到厚遇，次年初即开局编辑《史籍考》，由章学诚主持其事。编辑此书是章学诚的一大学术志愿，目的是全面整理、总结历代史籍。但此举规模宏大，非一人所能胜任。此时依傍毕沅，人力、物力皆为充备，著名学者如洪亮吉、孙星衍、武亿等人均被邀请参与。除主持编辑《史籍考》外，章学诚还被安置于归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文正书院主讲，他乘暇重新修订了《校雠通义》一书。经过这次精心更定，集中地表达了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困中求进>由于毕沅赴任湖广总督，章学诚随即失去文正书院讲席，携家离开河南。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辗转于安徽亳州(今亳县)、太平(今太平县)、安庆之间，虽一时困厄，但学术上进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个月之内著文二十余篇，从哲理上探索学术史、治学宗旨、治学途径和学风问题，将自己的主张予以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其中《原道》、《原学》、《经解》、《博约》、《史释》等篇，皆为《文史通义》中的精粹。>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章学诚应知州裴振的邀请编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对《亳州志》十分满意，认为“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从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志的部分体现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编一方典章，文征汇集一方文献，从而解决了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这样，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基本成熟。>《亳州志》修成的当年，章学诚离亳州赴武昌，依附毕沅继续编辑《史籍考》，并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答客问》、《史德》、《方志立三书议》、《书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学诚已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章学诚还乡时已经五十七岁，离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家中没有什么资产，只是藏书甚富而已。但他并未从此居家过安定生活，不久又出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毕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毕沅贬谪而中断。嘉庆三年(1798年)，他在杭州靠谢启昆支持重新修订，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嘉庆五年(1800年)，章学诚因眼病失明，犹从事著述，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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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 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章学诚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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