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秘密建储，维护安定

Posted 2023-01-05 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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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秘密建储，维护安定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举行即位大典之时，他即焚香告天：“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他的这种念头，部分原因是受儒家禅让和企图沽名思想影响，主要的目的是祈求长寿。康熙年幼便继承皇位，统治长达61年，到驾崩之时已69岁，这在清朝初年的几位帝王中已属于高寿了。而乾隆25岁才得以登基继位，60年后，将至85岁的耄耄之年。因而，尽管他在口头上表示自己不敢超过皇祖康熙在位61年之数，但就其本意而言，则是希望自己比康熙在位更久一些。可以说，登极时乾隆就已萌发这种传位思想。> > 　　秘密建储制度，对于强化皇权、稳定政局、巩固统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乾隆刚刚即位的时候，由于受传统建储观念的影响，加之缺乏政治经验，他对秘密建储制度的认识与他的父亲雍正皇帝相背甚远。在他看来，秘密建储仅仅是一种“酌权济经之道，非谓后世子孙皆当奉此以为法则也”。对于储君人选标准，他也拘泥于以前立嫡立长之旧规，并且下定决心，“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因而，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刚刚实行秘密建储，他毫不犹豫地把富察氏皇后所生的皇二子琏内定为储君。非常不幸，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琏病殁，此后不久他又想内定皇后所生之皇七子琮为储君。然而，事与愿违，就在他一门心思想着立嫡长子的时候，将要被立为储君的琮以及皇后富察氏却先后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底和乾隆十三年（1748年）初死去，乾隆皇帝企图以嫡长子为储君之立储计划成为泡影了。与此同时，皇长子璜和皇三子璋不但“全无哀慕之忱”，甚至还有幸灾乐祸之意。乾隆皇帝对此极为不满，非常愤怒，立即严加训斥并对他们觊觎储位的非分之想予以严厉警告：“此二人断不可入继大统”“伊等若敢于朕前微露端倪，朕必照今日之旨，显揭其不孝之罪，即行正法”。经过这一事件的打击之后，乾隆吸取了教训，并且较为清醒地认识到“建储一事，亦如井田封建，固不可行于近世也”。为了防止重演前朝争储夺嫡造成的悲剧，乾隆皇帝对皇子们的控制非常严厉。> >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已经63岁了，建储一事不能再拖下去了。乾隆皇帝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决心再次秘密建储。乾隆皇帝在位已近40年，已有相当丰富的各种政治经验，因而，这次建储，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在确定储君之前，乾隆皇帝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建储时机和储君人选，即使建储密旨书写完并将之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他也没有向诸王文武大臣宣示。一切办妥之后，时机成熟了，才将此事谕知军机大臣。建储之后，乾隆皇帝一方面利用20多年的时间长期考察储君的品质和才能，一方面又恩威并举，进一步加强对其他皇子的控制。就施恩方面而言，乾隆的诸子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后陆续得到了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的晋封，乾隆还经常驾临各子府邸，来联络感情；就施威方面而言，继续严格禁止诸子与外廷官员来往，一旦发觉，则必然对涉及人员严惩不贷。为了保证自己的建储大计顺利实施，不受传统建储观念的破坏和影响，乾隆皇帝还利用一切机会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传统建储理论及其带来的弊病。他认为，“秦汉预立太子，其后争夺废立，祸乱相寻，不可枚举”。之所以这样，在于“有太子然后有门户”“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其懦者献媚逢迎以陷于非，其强者设机媒孽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至父子之间，慈孝双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他还不遗余力地大力批驳嫡长子继承的传统建储原则，“至于立嫡立长之说，尤非确论”“纣以嫡立而丧商，若立微子之庶，商未必亡也”。据此，他断言“建储册立，非国家之福，召乱起衅，多由于此”。为能够让广大臣民尤其是让诸皇子吸取这些历史教训并引以为戒，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月，他特命诸皇子、军机大臣、尚书房总师傅等将历代册立太子有关借鉴惩戒的事迹编成《古今储贰金鉴》-书。此外，为了使广大臣民进一步深入了解秘密建储制度的重要意义，他全面论述了秘密建储的动机和效果。关于推行这一制度的动机方面，他认为，“盖不肯显露端倪，使群情有所窥伺，此正朕善于维持爱护之深心也”。立于秘密建储的效果，他则称康熙皇帝临终时“一言而定大计”，以致雍正皇帝即位后“内外帖然”；他还以自己借建储密旨即位后 “人情亦甚辑宁”为例，指出，“此即不建储之益，固天下臣民所共见共闻者也”。据此，他得出结论，“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立储，最为良法美意”。为了让后世子孙牢记并且坚持这一重要制度，乾隆后期，他一再宣称，秘密建储是本朝重要“家法”，并要求“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他进一步断言，如果后世子孙不实行这一制度，恢复古制，必然会“酿成大祸”。正是由于他对秘密建储制度的反复阐述，才使得这一制度较为普遍地被统治集团中的各阶层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尽管其皇子甚多，而且其中不少人都有觊觎储位的野心，但是一直到他退位的这十几年时间里，却始终没有发生像康、雍之际皇室内部为了争夺皇位发生骨肉相残的情况，从而也巩固了乾隆皇帝的最高统治地位，最终乾隆一朝没有受到威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皇帝85岁高龄之际，举行了传位大典，过起了太上皇的生活。> > 　　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当年九月初三，他向全国臣民宣布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写的建储密旨，立皇十五子琰为皇太子并决定在次年新正举行传位大典。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元日，上至内外王公贵族下至文武百官与外藩使臣成集太和殿，按班序列，恭候乾隆乘舆至殿内升坐。这时，鼓乐齐鸣，宣表官员跪宣传位诏书，皇太子以下所有官员皆跪伏殿内恭听。而后，大学士二人引导皇太子至乾隆皇帝御坐前俯伏跪地，让乾隆皇帝亲授“皇帝之宝”。最后，嗣皇帝率领群臣再向乾隆皇帝行九叩大礼，恭送已经成为太上皇的乾隆皇帝起驾还宫，嘉庆皇帝则御殿登极，接受文武百官朝驾。至此，传位大典完成，乾隆皇帝的太上皇生活开始了。

第三节开科取士，加强统治

　　清入关后，凭借其强大的武力确立起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同时实行剃发、圈地、逃人、迁海等民族高压政策，导致清初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康熙继位之后，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也被清军消灭了，清王朝开始出现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 >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康熙四年到六年（1665到1667年），废除窝主刺字的规定，并减轻对窝主及左右邻居的处罚。康熙十一年（1672年），撤销督捕衙门，地方各省有关逃人案件，除宁古塔仍听该将军审理之外，其它各省均由各省督抚审理，而不再让王公、将军等满族人来处理。圈地是清入关之初，为重建农奴制庄园而采取的野蛮手段，农民的土地大量被圈占，许多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无业游民，社会生产力亦遭到严重破坏，引起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下令，永行禁止圈占土地民房。修订“逃人法”，停止圈地，使顺治年间一度非常尖锐的民族矛盾缓和了下来。> > 　　顺治年间，对汉官极为歧视。朝官中，同一官职，满官品级却高于汉官。如满洲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官居一品，而汉大学士只有五品，尚书、左都御史为二品。在其他职务中也都是这样。这种明显的歧视，打击了汉官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积极性，使他们备感耻辱。他们不愿意为清王朝出力办事，不少汉族官员仅是应付差事，混日子而已。康熙帝亲政后，即下令将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尽管实际上在每个衙门中仍是满官作主，但形式上满汉官员则平等了。在康熙帝亲政前夕，他又下令 “各省督抚，不论满洲、汉军、汉族人，应简选贤能推用。至于提督总兵官，系防守地方，亦应不论满洲、汉军、汉族人，简选贤能推用”。此旨一下，清初地方总督、巡抚多由满族人充任的局面才有所改变。当然，这不完全是民族歧视的结果。清初，满洲贵族刚取得汉族人的天下，民族矛盾尖锐，用满族人可以放心，但对协调缓和民族关系不利。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使用的是汉军旗人。康熙帝既然明确表示不问满汉，但选贤能，对缓和对立情绪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 　　康熙初年，清统治者基本上有效地控制了全国，清朝政权渐趋稳固。但在江南地区，汉族知识分子依然充满着反满思想。顺治初年，清军下江南时实行的“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引起了江南人民的极大反抗。“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惨景依然历历在目；且南明小朝廷覆灭不久，许多明朝遗臣依然存在，他们强烈要求恢复汉族人的天下。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分封的三位汉族人藩王已经发展成为严重的地方割据势力，吴三桂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企图在感情上赢得明朝遗臣和汉族士庶的同情和支持。大批封疆大吏和统兵大将响应“反清复明”的口号，但他们中很多人不相信吴三桂。河北总兵蔡禄起而谋叛，危及京师；京师的杨起隆也诈称朱三太子，发动反清起义。在这种情况下，康熙进一步认识到，若想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彻底平息汉族人的叛乱，只有取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 >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和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深受其影响。康熙自幼受汉族传统文化熏陶，对汉族传统文化抱有强烈而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深知欲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儒家思想。康熙八年（1669年），他亲率诸王、百官拜谒孔子，由大成门步行至孔子牌位前，行二跪六叩头礼。康熙祀孔，目的在于利用孔子及儒家传统文化，笼络广大汉族官员，加强统治。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初九，颁布《圣谕十六条》，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目的在于用儒家思想控制全国人民。康熙尊孔、以儒学治国的决心，笼络了广大的汉族官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 > 　　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廷在平“三藩之乱”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清廷在陕西、广东、江西等战场相继获胜，各路大军全力进攻湖南，围歼吴三桂之势已成，明朝遗臣复国梦最后破灭。康熙帝清楚，在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之后，对立情绪肯定会逐渐缓和，因此，消除仇恨、表示诚意的合适办法是继续征召汉族知识分子到朝中为官。在平三藩之前的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以“孝康皇后升礼成”为词，颁诏天下，“命有司举才品优长”的遗老，举“山林隐遗”之士，征聘到京，以便任用。但效果不明显，宁波故明翰林院编修葛世振，关中名儒李一见征召，竟称病坚决不就。后几年三藩之乱爆发，康熙帝虽然忙于战事，但却没有忘记笼络人心的大计。当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藩被先后分化，叛乱即将被平定之时，一道谕旨由京城发往全国各地。为进一步笼络汉族地主和明朝遗臣，康熙十七年（1678年），宣布特开博学鸿词科，规定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由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举荐，皇帝亲试录取。> > 　　“博学鸿词科”是康熙皇帝在总结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创立的特别科目，是唐玄宗时期的“博学鸿词科”的发展。我国古代科举制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汉代，荐举和考试相结合，设有贤良方正、直言取谏、文学异等诸科，由丞相、列侯、州郡推荐，皇帝亲自考试录取。到了隋唐之际，科目渐多。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设置进士科，“凭文取人，专主章句”，是考试科目中最难的一种。至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又创博学鸿词科。宋代继之，在进士及第者中挑选学问渊博、文辞清丽的秀士，因为要求太高、难度极大，因而未能普及推广。元明时期，仍以进士科为主，并专测试八股文章。清顺治二年（1645年），浙江总督张存仁首先向顺治帝献策，开科取士，以使从逆之念自息。顺治三年（1646年）首次举行会试，清朝科举成为定例。但八股取士，对于热衷于功名的年轻士子固然适宜，而对于立那些眷恋明朝、拒绝与清廷合作的名士则不一定适合。因此，康熙皇帝决定一方面沿袭旧制网罗汉族士子，另一方面采取汉代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进一步笼络遵从儒家思想的名士，从感情上消弭汉族士子与满清贵族的矛盾，使之为清朝统治者服务。> > 　　经各地荐举，共有170余名才学之士参加了“博学鸿词科”考试。

第三节 秘密建储，维护安定

第三节 秘密建储，维护安定

第三节 开科取士，加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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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开科取士，加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