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平准噶尔，进军新疆

Posted 2023-01-05 和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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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平准噶尔，进军新疆

　　从圣祖初年始，经世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西北地区准噶尔部不断发生动乱，祸及西藏和北部蒙古。各部族、各派政治势力拥兵自立，相互争夺、兼并，进而引发同清朝的大规模战争，构成了当时最严重的“边患”。前述噶尔丹、罗卜藏丹津、噶尔丹策零、策妄阿拉布坦等人，皆是西北边区风云一时的人物。他们发动叛乱，制造动乱，无不遭到清朝的强有力的反击，他们都以失败告终。但是，清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特别是世宗时，与准部的斗争以罢兵和解结束，其分裂势力得以保存下来。至高宗初年，尚维持和平来往的局面，不久，就被准部内乱、叛乱所打破。在准部上层王公贵族中，当力量重新聚集起来时，又死灰复燃，重蹈覆辙。因此，战争再次不可避免。> > 　　长期以来，准噶尔内部纷争不已，强凌弱，骨肉相残，为争夺政治与财产的继承权，攻杀无休止，造成西北地区分合不定，难以安定下来。高宗时，因西北动乱，清朝被迫出兵干预，是为解决准部问题做出的又一次努力。> > 　　前叙雍正十二年（1734）秋，清朝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议和；乾隆三年（1738）冬，双方达成了协议，划分了准噶尔、喀尔喀蒙古各自牧地界限。但这一和平局面维持未久，至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病死，准部陷入内乱，各王公贵族为争夺珲台吉（总汗）的最高权力，展开了残酷的厮杀，愈演愈烈，国家的安宁再次受到破坏。> > 　　原来，噶尔丹策零有三子，他一去世，首先就在三子中爆发了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一部分贵族主张拥立其长子喇嘛达尔扎，但他是庶出，不得立，而次子那木扎尔（勒）以母贵嗣汗位。因为年幼，由其同母姐姐乌兰巴雅尔辅政。这位新统治者虽然才12岁，却很残暴，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狂肆，不听姐姐一再劝阻，反而下令将她囚禁起来，进而任意杀戮诸宰桑（办事大臣），引起诸台吉不满。于是，便合谋起兵，将那木扎尔（勒）废掉，立其庶兄喇嘛达尔扎为汗。达尔扎一登上汗位，就把其弟那木扎尔（勒）处死了。同族台吉、已故名将大、小敦多卜策零两部后裔则谋立那木扎尔（勒）之弟策妄达什。事发，达尔扎又把策妄达什与达什达瓦（小敦多卜策零之子）杀害。达什达瓦的部分属从被迫投向清朝。大敦多卜策零之孙达瓦齐因反对达尔扎而受到追捕。兵败后，达瓦齐与同党阿睦尔撒纳逃入哈萨克。达尔扎遣兵三万前往搜捕，以除后患。达瓦齐等潜回故地塔尔巴哈台，组织精锐1500人，突袭伊犁，将达尔扎杀死，达瓦齐遂夺取了汗位。这时，又有小敦多卜策零之孙济噶尔争汗位，达瓦齐逃出伊犁，“两酋争立，各征兵于诸部，诸部落莫知适从，国中大乱。”阿睦尔撒纳继续帮助达瓦齐除掉了济噶尔，拥他回伊犁，重登汗位。> > 　　不久，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因争权而不相容，遂以兵戎相见。阿氏不敌，即于乾隆十九年（1754）秋，率部众2万余人、兵5000投入清朝。高宗准其内附，做了妥善安置。> > 　　准部内乱，已近十年。开始，高宗密切关注西北形势的发展，迟未出兵干预。当阿睦尔撒纳率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之众请求庇护时，高宗断定时机成熟，利用准部内乱，进取西北。自圣祖首战噶尔丹、再战策妄阿拉布坦，世宗三战噶尔丹策零，到乾隆十九年出兵前，已长达半个多世纪。清朝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准噶尔王公贵族的统治之下，实际上，清朝并未真正取得对西北的统治权。准部作为一股强大的独立的军事政治势力，是动乱不已的重要根源。高宗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坚决主张：“宜乘机大举，雪两朝（指圣祖、世宗）之愤。”他强调：“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 > 　　乾隆二十年二月，高宗命北、西两路出师，兵力共5万余，备马近17万匹、骆驼2万余头。阿睦尔撒纳被封为亲王，作为“向导”随大军出征，命为“定边左副将军”。> > 　　处于四分五裂的准部，难以集中整体力量对抗清军，特别是受到达瓦齐逼迫的诸台吉纷纷率众归服，还有原属达瓦齐的部众也在清进军途中先后脱离达瓦齐而向清军投降。达瓦齐已呈分崩离析状态。清军西与北两路推进至伊犁西南180里的格登山（新疆昭苏境内）下，与达瓦齐所率万余兵马相遇。未及会战，清仅出动不足 30骑，乘夜突入，达瓦齐部迅即大乱，不战自溃，达瓦齐仓皇逃跑，其部万余人投降。> > 　　达瓦齐率残部逃到南疆。但清军统帅之一定北将军班第早已遣使南疆各城，通令他们捉拿达瓦齐。他逃到距乌什40里处，就被乌什城主维吾尔族人霍集斯擒获，于六月十四日献给了清军。班第命押往北京。清军仅以四个月，以最小的代价，迅速平定准噶尔全境。> > 　　十月，达瓦齐至京，高宗采取最为宽大的政策，予以特赦：封达为亲王，赐住宅一处，将圣祖第三子允祉的孙女嫁他为妻。高宗命他为御前侍卫，“终优容之。” 清朝对内地发动叛乱或参与叛乱的首要及骨干分子，必处以极刑。但对边疆少数民族中有叛逆行为的人，一般都采取宽大为怀的政策，即不杀不辱，甚至结为姻亲。这就是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收到了巨大的政治效果，影响深远。清代边疆保持长久安定，与清优惠的民族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不仅是清帝个人文化素养之高的体现，而且也是他们对历代所行民族政策经验的深刻总结。> > 　　擒获达瓦齐，准噶尔部刚刚安定，岂料追随清军平叛达瓦齐的阿睦尔撒纳又图谋叛乱，准部再次陷入战乱之中。阿是原西藏和硕特拉藏汗的孙子，实为拉藏汗长子丹衷之子，其母为策妄阿拉布坦之女博托洛克。当她怀阿时，其夫丹衷已死于伊犁，其便改嫁给辉特部台吉韦征和硕齐，遂生下阿，阿便成为韦征名义上的儿子。及长，阿娶噶尔丹策零之女敦多布巴勒桑为妻。阿出身高贵，非一般台吉可比。他之所以投清朝，积极参与平定准部之乱，实另有图谋。他为达瓦齐所败，无立足之地，不得不投清，而藉清军之力消灭达瓦齐，以谋取汗位。他的政治目标是取得对厄鲁特四部的统治权即辉台吉（总汗），实质还是独立于清朝之外，保持以往的藩属关系。他的这一图谋却与高宗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高宗总结了圣祖、世宗两朝的政治经验教训，已准备在解决达瓦齐的问题之后，“仍众建而分其力”。这就是：“各部各有汗，非有君臣之分也。”阿睦尔撒纳根本不理会清廷的政治方针，一意孤行，力图重现先辈们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梦想，“必欲为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他不待中央指令，俨然以“总汗”自居，“擅诛杀掳掠，擅调兵，不服赐衣翎顶，不用副将军印，自用浑（辉）台吉菊形篆印”。他暗中指使哈萨克、布鲁特散布流言：非他“总四部，边不得安。”阿与其党羽，日夜谋划，已被发现。高宗密令班第捉拿，就地正法。此前，高宗已命阿于九月至热河避暑山庄朝觐。班第密奏，请示在阿入内地时擒拿更易。班第遂催促阿速起程，并令喀尔喀亲王额林沁多尔济陪伴同行。阿不得已起程，中途迁延。他曾私下托付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代他上奏，请封以总统四部之意。约定七月下旬可得确信，现已到八月中旬，尚无任何信息，“疑事已变，入境且得祸”，遂阴招其部众，叛逃而去。在他的煽动下，其同党呼应，已降清的部众又叛清，重镇伊犁失陷。班第处叛军包围之中，众寡不敌，拔剑自刎而死；参赞大臣即原两江总督鄂容安以力弱不能自毙，命仆从用刀刺其腹死。巴里坤以西地区，得而复失；统领将士的重要统帅和参赞大臣或自杀，或被害，或被俘，损失十分惨重。

第三节招降失败，出兵台湾

　　康熙帝即位同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二月至十二月，郑成功命其子郑经留守金门、厦门等地，他亲自指挥大军进攻台湾，赶走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是为中国在历史上立下不朽的功勋的人。但由于郑氏政权坚持抗清立场，遂成为清王朝的心腹大患。康熙继位以来，一直以收复台湾为己任，为此，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其策略总的来说是剿抚并用，但前后期有所不同：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月以前，以抚为主；以后则以剿为主。> > 　　清对郑氏采取以抚为主策略，是由多种因素决定。首先从清朝自身看，陆军强大而水师薄弱。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底，清廷依靠强悍的八旗兵和为数众多的绿营兵，统一了大陆，平定了中原，但对盘踞于海岛的郑氏则一直无能为力。顺治年间，连年征战，军费支出浩大，国家财政极为困难。大陆初步实现统一之后，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发展水师一时还提不上日程；并且清廷不信任那些脱离郑氏集团而向清廷投诚者，所以也无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清廷对郑氏的战略基点不是主动进击，而是消极防御。> > 　　顺治十七年（1660年）九月，顺治帝批准福建总督李玄泰建议，开始了迁海政策。次年六月，海澄公黄梧又献消灭郑氏集团的五条策略。其中第一、二两条即是迁界、禁海，议将“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以防沿海百姓与郑氏集团接触勾结；“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凡溪河，竖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望，违者死无赦。如此半载，海贼船只无可修葺，自然朽烂；贼人马众多，如果没有充足的粮草供应，其势力自然会瓦解。此所谓不用战而坐看其死也”。清廷立即采纳，从七、八月开始，清廷在江、浙、闽、粤等省进行了大规模的迁界与禁海，分别下令将各省沿海居民内迁三、五十里，设界防守，不许人民越界下海。> > 　　迁界和禁海，目的在于割断郑氏与大陆之联系，使其失去接济，出现暂时的困难，但它除了使一部分人产生动摇而投降清朝外，并无太大作用，并未如黄梧所料，半年之内即可致敌人于死地。而清廷因迁界、禁海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沿海各省大片良田荒芜，国家税收减少，对外贸易停顿，百姓背井离乡。将沿海岛屿迁空，正好使郑氏船只自由出没，买通守边士兵后，他们照样可以得到所需的物资。因此，迁界禁海是清廷在不得已情况下采取的防御措施，而且未达到预期目的。> > 　　稍后，郑氏内部出现矛盾，为清廷推行剿抚策略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初八日，郑成功于台湾病逝。台湾事务暂由其弟郑世袭管理，郑世袭因受人挑拔，想掌握整个郑氏集团。而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即在厦门即承父位，从此叔侄二人势同水火，诸将互相猜疑，人心动摇。清福建总督李率泰、靖南王耿继茂乘机于七、八月间遣效用总兵林忠等前往厦门，致书郑经，对其进行招抚，这是清廷对郑经的第一次招抚。郑经本无和谈诚意，只因其退路台湾已被其叔占据，如果断然拒绝清朝和议，“则指日加兵，内外受困，岂不危哉？不如暂借招抚为由，苟延岁月，俟余整旅东平，再作区处”。于是他假意与清谈判，并上缴明朝敕命、公伯爵印及所缴获的清朝各州县印和海上军民土地清册，以换取清朝信任。次年五月，在内部矛盾平息后，郑经“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剃发易衣冠”，拒绝招抚，和谈因而失败。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清军攻克厦门、金门，郑经退守铜山。清廷于是又派人去招抚郑经，郑经仍要求按照朝鲜藩国待遇，甚至表示：“若欲削发登岸，虽死不允。”> > 　　清廷并未因郑经对招抚的拒绝而动摇其政策。康熙二年（1663年）六月，郑经用计杀害支持郑世袭的郑泰，郑泰之弟建平侯郑鸣骏于是带领郑泰子永胜伯郑绪昌及大小文武官四百余员、船三百余号、众万余人，从金门驶入泉州港投降清朝。十月，清兵三路攻厦门、金门，开始时郑军获胜，但很快被击败。尽管泉州一路击杀了清军提督马得功，但因郑经派去防守高崎陆路的将领陈异秘密降清，使清海澄公黄梧、水师提督施琅得以从海澄顺利攻占厦门，郑经只得退守铜山。铜山郑军在清廷的招抚政策下土崩瓦解了，“各镇纷纷离叛，日报无宁晷”。> > 　　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初六，清兵进攻铜山之前，有“伪威远将军翁求多率兵民六万余人纳款”。在三月十四日，又有“伪永安侯黄廷、伪都督余宽等，率伪官兵并家属人等三万二千四百余名出降”，郑经仅率数十只战船，乘风逃到台湾，他安排断后的两员大将周敛武、黄廷也向清廷投降了。至此，郑氏沿海据点被清廷一一拔除。据管理福建安辑投诚事务户部郎中贲岱于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疏报：“自康熙元年至三年（1662至1664年）止，合计投诚文武官三千九百八十五员，食粮兵四万九百六十二名，归农官弁兵民六万四千二百三十名口，眷属人役六万三千余名口，大小船九百余只。”此后，从台湾、澎湖两地逃奔大陆的不计其数。如：康熙三年（1664年）十月，台湾商人兰英“带货物投诚”；康熙四年（1665年）十月，台湾伪左都督朱英自澎湖率众投诚；康熙五年（1666年）七月，台湾“伪都督李顺自澎湖来到浙江洋面，率伪官兵船进关投诚”。> > 　　对台湾投诚来的官兵，清廷给他们作了适当的安置，同来其余大小文武官亦分别授职。封周全斌承恩伯，黄廷慕恩伯，朱英被任命左都督；授其下属都督佥事翁贵等四人、总兵陈琦等三人并为都督佥事，其副将、参将，游击等，均仍任原职，“并给全俸，赏赉有差”。有的降者仍在前线领兵作战。如康熙五年（1666年）十一月，向清廷投降的杨富被任命为浙江水师右路总兵官。投诚武官中有人适合并愿为文职，康熙应允兵部题请，并令地方督抚察明之后具题斟酌使用。郑氏亲族来降者，予以优待。郑成功亲弟左都督郑世袭降后，不仅授予精奇尼哈番世职，给全俸，而且还将郑芝龙已被没收的田产发还给他。> > 　　对于台湾问题，由于荷兰殖民者的贪婪与野心，清王朝决定自己去解决它。荷兰人自被郑成功从台湾驱逐后，并不甘心失败，欲借郑成功逝世、郑氏内部混乱之际与清廷联合夺取台湾，并取得与中国“自由贸易”特权。为达到此目的，在康熙元年、二年（1662、1663年），荷兰殖民者一再派遣舰队，打着“支援大清国”的旗帜，抵达福建沿海。恰值清、郑第一次和谈破裂，清廷便想借助荷兰海军的力量，消灭郑氏沿海据点，于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清、荷组成联军，进攻厦门、金门。金、厦战后，清、荷双方产生严重分歧。清廷招抚铜山，同时也准备武力攻取，“邀荷兰船助剿”；荷兰人拒绝助剿铜山，主张立即进取台湾，企图将台湾据为己有，荷兰殖民者的狼子野心此时暴露了出来。靖南王耿继茂在奏疏中提醒说：“外夷禀性贪利，察其来意，一则欲取台湾，二则以图通商。”因此，清廷赏赐给荷兰人缎匹、银两，并准其定期来华贸易，以此作为对其助攻金、厦的回报。但是，康熙对荷兰时刻保持警惕，当其推托不前时，便断然下令：规取厦门、金门，迅速扫平海寇，“不必专候荷兰舟师”。荷兰人见目的难以达到，便丧失了联合攻台的兴趣。从此，清、荷双方未再进行合作。

第三节 平准噶尔，进军新疆

第三节 平准噶尔，进军新疆

第三节 招降失败，出兵台湾

第三节平准噶尔，进军新疆

第三节平准噶尔，进军新疆

第三节招降失败，出兵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