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乾隆登基,宽严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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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乾隆登基,宽严相济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82岁,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请求停战,愿向清朝臣服。这年,十月初三日,他亲撰《御制十全记》,用满、汉、蒙、藏 四种民族文字书写,刻碑建亭,用以宣扬他的武功成就,以垂久远。按高宗的说法,其十大武功计有:两次平定准噶尔、一次平“回部”、两次扫荡金川、一次安定 台湾及降服缅甸、安南各一次、两度反击廓尔喀。这十大战争,是他执政五十七年之间亲自筹划而取得的军事成就。> >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深夜,清世宗去世了。他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三天的工夫,年仅58岁。天不假年,尚不足六旬之数,就让他离开了人世。世宗的历史和以他为旗帜的雍正时代,伴随着他的离世而突然结束。> > 接替世宗帝位的,就是赫赫有名的乾隆皇帝。他的名字是爱新觉罗弘历,是世宗第四子。高宗即位时,刚好25岁。这正是人生中充溢着勃勃生机,青春流彩的美 丽年华,从事事业的最佳起点。因为他已成年,父亲世宗去世前没有指定顾命大臣,相信他能担负重任,继承他的事业,保证爱新觉罗家族的江山继续存在下去。> > 高宗即位之时,清朝已历世祖(18年)、圣祖(61年)、世宗(13年)三帝,共近百年。国内政治与经济形势,远比世祖、圣祖即位时好得多,比其父世宗 即位时也要好一些。前卷特别说明,圣祖晚年吏治松弛,钱粮亏空,由废立太子而引发统治集团内部党争,困扰着圣祖难有作为,亦没有重大的举措,国家发展的势 头陷于停顿。世宗即位后,以极大的勇气和胆略,实行多方面改革,力挽狂澜,匡正时弊,时间虽短,却已收到了巨大的成果。吏治大有改善,政局稳定,四境基本 安谧。经济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农业连年丰收,税收增加,如前引“国用充足”,“仓庾亦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圣祖去世时,仅遗留800万两库 存银,而到世宗中期,已猛增至6000万两。一句话,父亲去世时,没有给高宗留下重大麻烦。> > 高宗如同其父世宗即位初大力颂扬圣祖一样,也是不厌其烦地颂扬他的父亲——世宗,而在宣布他个人的施政方针时,则完全表述他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理想追求。学术界在评述高宗初政时,往往引述《清高宗实录》中的一段话,这里,不妨也引述如下,再提出本书对此段话的分析。> > 这段话,是高宗在给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等机要重臣的谕旨中阐述的,他说:> >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 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徼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 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兢不,以臻致平康正直 之治。> > 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谓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 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不理也。朕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 宽之意相左矣。> > 各书引证上述文字,有多有少,繁简不一。要之,本意都在主述高宗“宽严相济”的新政方针。> > 高宗的 这一为政的主导方针,是他即位刚满一个月后宣布的。此后,他又针对臣属对他的方针理解有误,以为他主。宽,遂导致政务宽纵,治理不严,便反复解说他的政治 主张,如说:“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人臣事君,一存迎合揣摩之见,便是私心,而事之失中者,不可胜数矣。”概括高宗历次谈话 和谕旨中的同类内容可知其主导思想亦即“宽严相济”。他把这一政治思想引到哲学理论中,用一个“中”字来解释。何为“中”?过犹不及,恰到好处之谓。既不 严,也不宽,而是介于宽严之间的一种境界。历来为政有宽严之分,两者是比较而言的。很难说有绝对的严或绝对的宽,不过就其基本倾向可以分出宽严之限罢了。 中国历代王朝总结出一条治国原则: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换言之,治国之道,也在于一张一弛。两者交互使用,不可偏废。以“宽严”说而论,应是宽中有严,严 中有宽,或一个时期主宽,或一个时期偏严,或同一件事,部分宜宽,另一部分宜严,如此等等。这些都须从实际出发,因时因事因地而动,关键掌握一个“度”, 就会营造全社会和熙的政治氛围,才有利于社会安定,统治秩序亦不致紊乱。这些,大抵是高宗“宽严相济”的基本思想。> > 从上引的文字,不 难看出,高宗提出“宽严相济”的新方针,是对父祖为政的经验总结。他肯定其祖父圣祖与民“休养生息”,行仁政而主宽;但久而久之,成为因循,就难免有“过 宽”之弊;他也赞扬其父生前力图“振饬纪纲”,“吏治澄清,庶事厘正”,此为“因时更化”,目的还是“整肃官方”,“惠爱斯民之至意”。高宗的分析,不失 中肯、公允。圣祖与世宗父子,宽严不同,各主一道,固然有所处环境之别,面临的政治形势也迥然有异;还有两人政治风格、作风、性格之差,也体现在具体处事 方式、方法等,亦不能同日而语。圣祖为政主宽,他倡导“宽则得众”,以“宽仁”待天下而达到天下大治,特别是晚年常以“多事不如少事”,凡事不可细究相标 榜。由宽而纵弛,吏治不严,贪风滋长,如钱粮亏空,不予追究,则助长侵挪、盗用。世宗正是针对这种现状而“严”的。实际上,圣祖并非一味主宽,也常有 “严”的时候。世宗若不以“严”治理,贪风岂能制止?所谓治乱用猛,大治用宽。世宗曾反复解释他的为政方针,专门阐述宽严关系,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一切 都视具体情况而定,他为自己的政治及实践所做的辩解,不是没有道理。近年来,一些论著把世宗描绘成一个刻薄寡恩、心狠手毒的人,未免不妥。比如,他对每年 判死刑的重犯,总是慎之又慎,他本人不愿马上批示,总是把案子重新发回该管部门一审再审;有时暂时不审,等过段时间,冷静下来,再作判断。他反复告诫,人 命至重,死不能复生,故须非常慎重。于此,可看出世宗严谨的仁人之心。他对宗室管教极严,以家法族规处罚了不安分的族人,是完全必要的。他对少数亲兄弟不 法,不予容忍,难免有过当之处,但从严治国,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我们看到,世宗最痛恨不诚实、懒惰、贪婪之人,他嫉恶如仇,对他们绝不姑息。这反映了他 的为人和行事的风格确实与众不同。圣祖与世宗各主一道,却是“殊途而同归”,在各自的时代,都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正如有识之士所评论:“他们的治国之道, 各具千秋。康熙以‘宽’成功,雍正则以‘严’取胜。”持论精当,完全符合他们的情况。即使他们都存在缺欠,甚至曾造成某些方面的严重后果,毕竟瑕不掩瑜, 他们仍不失为时代的政治巨人。汉朝历史 第一节 盐铁会议内外有玄机
公元前87年,病逝于长安城以西的五柞宫,时年70岁,自16岁登基,到此已在皇帝宝座上端坐了54年。中国人惯于称他为“雄主”。这种雄主不 多见,中国人无比敬仰,但就是这种雄主,让大汉王朝的国家基础被动摇,进而使他能够在历史上叱咤风云,成就一番惊天伟业。雄主是百姓内心渴望出现的人物, 不过,雄主的负面作用却总是不被人发现。雄主的背后,往往是一片黑暗。当他离开这个由他塑造的世界时,那它将会变得越来越可怕,甚至让天下人受苦、绝望。> > 后天二年,汉武帝病逝。他走之后,国家处于一种极度空虚的状态,众大臣认为,这是国家长期对外征战,对内长期紧缩政治所致。而在汉武帝之前,国家空前富 强,百姓生活富裕,国库年年充盈。在此情况之下,汉武帝出现了,他将国库挥霍殆尽,将民财取尽用罄。不可否认,汉帝国的权力制衡系统已彻底被汉武帝的独裁 政治所取代。如果汉武帝身后还有一位更强势的君王,那他的独裁政治就能维持下去,但可惜的是,只有汉武帝一人是强权政治家,他的后人无法取代。为了让国家 长期稳定下去,新皇帝汉昭帝的大臣和五位托孤大臣就不得不重新考虑,重建大汉王朝的权力制衡系统。> > 首先,霍光是汉武帝的首席托孤大 臣。在他的积极推动之下,汉昭帝的皇帝生涯有条不紊地展开,但有一个棘手问题:汉帝国的经济发展已不合事宜。国家经济基础空虚,民间经济一片死气沉沉。在 此情况之下,更多的人生活颠沛流离,食不果腹。汉武帝留下的经济难题是:政府政策与经济行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造成官员极度腐败,民不聊生。中央政府权力 极不平衡,造成官员专横独断,甚至是皇帝也被纳入独裁范围之内。> > 汉武帝的权力中心必须被打破,否则汉昭帝无法治理国家,首当其冲,就 是赴会汉帝国从前的权力制衡体制。这样才能让国家走向富强,重现“文景之治”的辉煌。根据大臣们的建议,首先要调查民间的生活状况。在此背景之下,再来研 究和实施有关国家和经济政策。汉昭帝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尤其是霍光,他认为国家经济政策亟需改革,但现在中央一级的官员都脱离群众,不知民间疾苦,全然 坚持汉武帝时期战时经济政策。> > 基于以上原因,汉昭帝于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传达诏书,请三辅、太常等部门各举“贤良”两名,各 地郡国举“文学高弟”一名,进京向皇帝谏言,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经济问题。很快,全国便推举出60多名“贤良文学”来到长安。次年,即公元前81年,汉昭 帝下诏,邀请这些饱读诗书的“贤良文学”进宫,召开一次御前会议。> > 会议上,中央各大官员悉数登场。会议一开始,中央官员便如饥似渴地 向“贤良文学”们询问地方和民间情况。会议召开到高潮时,中央官员将经济政策梳理了一遍。之后,“贤良文学”们纷纷站起来,认为经济政策中的盐铁、均输、 平准等经济政策必须彻底否决,对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 > 以上经济政策最明显的弱点就是官营专卖,对民间生活的影响极为恶劣。当时,“贤 良”是地方下层官员,而“文学”也都是民间知识分子。他们整天与普通百姓在一起,提出的建议当然是符合民意的。“贤良文学”们一致认为,盐铁等经济政策只 适用与战时经济。就前朝来说,这种做法可以大量补给军需,是为战争量身定做的经济政策。对于百姓来说,这是个天大的灾难,只有勒紧裤腰带,支持军队打仗, 谈不上什么生活水品的提高,更谈不上享受生活。现在,“百姓寒苦,流于道路”,就是这一政策造成的。“贤良文学”们的争辩,马上收到有关部分的重视,并承 认是政府经济政策失当,正面回答了百姓生活疾苦的原因。> > 这一问题告一段落之后,“贤良文学”们针对财政问题,向政府提出了一个至关重 要的问题,即政府必须结束官营专卖的政策。表面上,它可以让民间资金迅速收拢到中央财政上,成为政府经济的一部分。殊不知,政府官员与经济行为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势必会让官员贪污腐化,最终导致民不聊天,官员脑满肠肥。在强烈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官员无孔不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朋党杂生,腐败严 重。“贤良文学”们指出,官员“处尊位,执天下之要十有余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百姓贫陋困穷”,由此可见,官员是何等腐败无能,搜刮民脂民 膏,却不知一点天下大义。> > 专卖政策还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官方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胡乱制造,任意推销,完成任务便溜之大吉,中饱 私囊,造出的农具要么太重,不方便使用;要么太轻,翻不动土地。“贤良文学”们认为,官方卖家为了方便生产,不根据农时和具体耕作计划,按统一时间进行生 产,造成很多农民不能正常生产,损失严重。而且,销售农具的底层官员极不负责,从不安排固定时间和地点进行销售。农民需要农具时,他们不出现,就算出现, 也是在很远的地方。农民往往要穿山涉水才能到达。有的农具非常重,家中没有强壮劳动力的农民,往往去不会农具。更可怕的是,官员为了牟利,将农具的价格定 得极高,农民被剥削得体无完肤。> > 从工作和利益分配两个角度来看,下层官员总是解其所能,将农具生产出来。这必然会导致偷工减料,生产 出来的农具往往不合格。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他们想尽办法,将农具强行兜售给农民,导致一系列反常现象的出现,国家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就食盐方面,官员不允 许百姓省吃俭用,要求他们每天购买相当数量的食盐,完成工作任务,从而谋取暴利。> > 这一系列的质询,让朝廷的官员们很是不安,尤其是负 责此累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两位大臣——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显得浑身不自在,但田千秋是个少言寡语,小心谨慎之人,从不出口失言,所以,他并不 想争辩什么,但桑弘羊耐不住性子,站起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桑弘羊认为,国家垄断山海、盐铁、酒类的销售专卖以及由国家制定各种物价这一系列经济政策,都 是正确的,不容置疑。而且,桑弘羊列出了三条理由:> > 第一,早年实施这一政策,是为了填充国库,供养大批兵强马壮的军队,实施对外作战。如今,国家虽不再大规模外侵,但就此废除专卖制度,国库势必空虚,漫长的边境线上的士兵们该专卖养活?一旦军队给养不足,国家和谈安全,百姓和谈?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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