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空前绝后的密奏制度

Posted 2023-01-05 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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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空前绝后的密奏制度

　　中国古代一向的惯例与规定是，臣下向君主言事的报告，称为“奏”、“疏”、“章”、“奏章”、“封事”等等。后来逐渐形成制度，凡地方官员向皇帝报告公事的，像民、刑、兵、马一类，用“题本”，官员必须在报告书上盖印；报告个人私事的则用“奏本”，可以不盖官印。这些官文书有一定的书写格式与传递程序，不容紊乱。清朝入关之后，在这方面沿袭了明朝的制度，官员向皇帝所做的报告，“公事用题，私事用奏”。但到了时，因为事实需要，对这一文书制度做了一些改变。> > 　　而这种改变其实就是把历来为中国君子所不齿的“告密”变成一种制度。在雍正朝，互相告密成为官员的常课，被视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 > 　　1.一则斥责文书> > 　　在雍正二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时任渐闽总督的觉罗保、山西巡抚诺珉、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扬名时突然接到了雍正严厉的斥责文书，正当几人在惊愕不知所措时，雍正又宣布停止他们上奏的权利。试想，一个封建大吏，被剥夺了参政言事的权利，这是多么严重的惩罚！> > 　　几个人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的确做过一些不好的事，但山高皇帝远，怎么可能传到皇帝耳朵里呢？经过多方打探，他们才知道，原来是有人向皇帝告密，说他们几人向外人透露了给皇帝奏章的内容。> > 　　这让他们脑袋冒汗，心想，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有人告诉皇帝老儿，可想而知，比这更严重的事情……> > 　　事实上，早在他们这件事之前，雍正就已经完备了祖宗留下来的密奏制度。为了广集中外情报，了解各方实情，他命令写密奏的人可以不按规格，文字长短不拘，字体好坏不管，让大家轻松自由地上奏，唯一严格的要求就是守> > 　　雍正帝清世宗，名爱新觉罗·胤祯（1678—1735），是一位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对于老祖宗创立的密奏制度雍正也进行了完备，使密奏制度发展到了顶峰> > 　　密他在给鄂尔泰的侄子鄂昌的一段批示中说：“密之一字，最紧要，不可令一人知，即汝叔鄂尔泰不必令知”就是说，报告必得自己缮写，不能假手他人。这种不得让第三者知道的奏章，不是题本、奏本，而是雍正朝的一种特殊的文书制度——奏折。> > 　　可以想见，奏折的要旨就在一个“密”字，它由皇上亲拆亲视，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有很强的保密性。因此，雍正登基的第十四天，便下了一道收缴前朝密折的谕旨，使密折逐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书制度。在雍正钦定的规章里，从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的程序，不允许紊乱按照密折的内容，分别规定用素纸、黄纸、黄绫面纸、白绫面纸四种缮写，并使用统一规格的封套> > 　　给皇上密折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荣誉。因而能有权上奏的人都竞相将各人所知尽量呈报，无论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全盘地写给雍正。奏折的内容千殊万别，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来陈事，还用来荐人。于官员的登用、陟黜极为留意，他曾一再透露：“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着重点是对地方的官吏的检查。他给官员授权，允许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了解了很多的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好坏，官员中谁认真负责，谁搪塞敷衍。也使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蹈法网。所以，皇帝虽在宫中，天下大事却了如指掌。清史专家说，雍正13年间，参加过写密奏的官员可能高达千人以上，所写成的满汉文字的密奏总数约有三四万件之多。> > 　　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32年的奏折。当时有资格上奏的只是由央派到地方上常设员，他们大多是皇帝家臣，如江宁、苏州织造什么的。终康熙一> > 　　奏折。奏折最早使用于朝，发展于康熙朝，在雍正朝日益完备。这是一种官员向皇帝密奏见闻的文体，从上奏人直达皇帝手里，中间不许任何机构和个人干涉，主要用于朝臣互相监督和探听民意。> > 　　朝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多达一千一百多名，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何等官职才有资格密奏，谁也说不清。与其说依品级，不如说视与皇帝的关系而定。到了雍正后期，甚至连知府、同知副将等一些微职也可特许准奏。> > 　　2.雍正的得意雍正10年，他得意地宣布要将历年与人臣往来的密奏刊行出来，希望臣民> > 　　能了解他的“图治之念，诲人之诚”。可惜的是，直等到他谢世后到二年（1738年）才编印成书，定名为《朱批谕旨》。《朱批谕旨》中只收录二百二十二人约七千多件附有朱批的大臣密奏，只是所有这类档案的“十之二三”而已。> > 　　雍正自己说，他每天至少会收到二三十件密奏，有时会多达五六十件，他勤劳地一一阅览，并仔细地加以朱批，所以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或凌晨，而朱批的字多寡视密奏内容与他个人看密奏时的感受而定，> > 　　《朱批谕旨》。雍正本想在他有生之年将所收到的奏折编辑成册公诸于众，以让天下百姓明白他的良苦用心，没想到他的这个愿望只能由乾隆来替他完成。直到乾隆二年，密奏才编辑成书。> > 　　有时一二十字，有时批上百字，甚至有多达千字的，他的朱批有时比大臣的报告文字还多，所以雍正在这方面获得了很多情报信息。> > 　　为什么要实施这种制度？原来，雍正是想沟通上下之情，增广自己见闻，以利政务推行才加强密奏制度的。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 “君主专政时代，人君深居九重，与外界隔阂，政事则委诸大臣，但又恐所托非人，为非作歹，贻误苍生，甚或生觊觎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广布耳目，以周知庶务，通达下情。”按照他的观点，在雍正的潜意识中随时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权，对每一点星星之火都要，随时扑灭。> > 　　于是，雍正秘奏制度的另一功效就可以知道了：监视臣子。雍正其人秉承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对官员要不时提防，防其改节。“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是雍正用人政策的三个要旨。

祖父曾当了20年“康熙的密探“ 曹雪芹的身世

曹雪芹的祖父曾是康熙的密奏使，他的密奏中有区域性的天气、粮食价格以及盗匪等问题，这种密奏方式也是康熙管理农业国家辽阔疆域的手段之一

江宁织造曹寅熟练地将一方写过字的纸折成复杂的六角形，上面的“报告”是除了皇上康熙以外任何人也不允许看的。这张纸在康熙的手中打开后，是一张10厘米宽、20厘米高的密奏。这种纸从江宁到北京，骑马传递大约要20天左右。这项在曹寅和康熙皇帝之间的秘密传送，一直进行了20年。因此，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称曹寅为“康熙的密探”。

康熙的密探们

曹寅将他折成六角形的密报，放在一个用封条封好了的小信封里，封条的上面写“固”，下面写“封”，信封上写着“奏折”。他又拿出一只大信封，套住这只小信封，在外面用一根白纸条扎住，他在纸条下写上自己的全部衔阶和名字，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白纸包好，同样在白纸的包装口下方写上自己的全部衔阶和名字，最后用来封箴的几个字是“臣寅”“叩首谨封”。

这封信康熙皇帝看完后，也许会加御批，也许只写三个字“知道了”。但最后都会被一个朱红的“封”字封过以后，重新传到曹寅的手中。

在康熙王朝的晚期，康熙帝非常重视他赋予曹寅及其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后代曹、曹等人这项特殊的政治任务，允许他们“专折密奏”江南地区的官风民情，并“亲手写奏帖来”，这种千里眼加耳报神的职责的确超出了江宁织造的权限范围，对于曹家，可说是一项特殊待遇。

在曹寅、李煦给康熙的密奏中，天气问题如雨水、冰灾，粮食问题如收成、米价，社情民意如疫病、民情、官吏贪廉，都是康熙所关心的。在没有各种地方性媒体的时代，这些秘密渠道传输的情报，也算是一种内参了，通过这些内参，康熙皇帝可以对各地实情“明察秋毫”。

在古代，天气、天象信息事关国家前途，所以这些情况被认为不应该由更多的人所掌握。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频度过高的康熙年间，皇帝一定要对各种自然现象了然于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课题第一主持人赫治清告诉《新世纪周刊》，康熙年间旱灾尤为突出，在历史的长河中百年不遇的旱情就出现过12次;康熙四年、三十五年的风暴潮灾，风助浪势，冲入沿海一带就是数百里，这样巨大的风暴潮不仅淹了江浙沿海地区，把今天的上海和苏州也淹了。

赫治清说，在曹寅密报给康熙的奏折里，就雨雪分寸的测量、雨水入土几分、冰雪凝结几寸都有清楚的记载，这对于位居北国的帝王了解长江流域和沿海农耕情况至关重要。

康熙重视天气状况

康熙在位的61年间，水灾与旱灾持续侵犯，旱灾和蝗灾又总是相伴而生，所以康熙非常重视各地传来的有关天气正常和异常的报告。

在康熙初年，他已经接触到一些西方来的传教士。赫治清介绍说，康熙是一位善于学习的君王，他从这些传教士那里学到一些观天气的常识，并懂得了记录天气形势的重要性，于是在全国各地都安排亲信的人帮他观察与记录，那时尽管还不会做出天气预报，但是记录天气成为康熙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他希望能从已记载的文献中找出气候的规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