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垂死挣扎的当权派至死也不停下掠夺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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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少年恃险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晚清垂死挣扎的当权派至死也不停下掠夺的脚步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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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垂死挣扎的当权派至死也不停下掠夺的脚步
义和团运动是以为首的清朝官僚集团在绞杀戊戌变法后的第一件“政绩”工程，从大张旗鼓的挞伐到落荒而逃离开京城，慈禧集团经历了最为可耻的失败。这场以杀害二百三十一位外国人和成千上万中国教徒为成果，使中国完全陷入殖民主义深渊的离奇战争引起的全国人民的愤怒，让慈禧集团坐立不安。
为了掩盖她扼杀改革运动的愚蠢和消解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慈禧下诏表示要实行新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月，还在西安“流亡”的清政府下诏令各地方大员限两月上奏改革方案。但是，靠近权力中枢的军机处官员向外透露了慈禧“内意不愿多言西法”的真实意图。各地大员都是精于权斗谋略的老手，他们精明地揣测到最高统治者的真实目的，所以无人敢真正上书改革方案。
四月，清廷设立督办政务处，敦促各地尽快上书。在拖延了将近两个月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经过长达数月的草拟准备，完成了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两人七月从江宁以两江总督府的名义联合发出三折一片，对新政提出了几近完整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教育改革，建立学校，改革科举制度，奖励游学；整顿吏治，改良司法，调整满汉关系；学习西方，进行经济、军事改革。
可以看出，老奸巨猾的地方大员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最核心的政治改革问题，甚至对戊戌变法时期人人畅言的“君主立宪”也只字未提，这个方案的主要目标是保住自己的官位，不去触怒慈禧。所以，新政只是重复了几年前慈禧痛加诋斥的戊戌变法中的一些内容，合并了一些闲散的衙门，设立了外务部代替总理衙门，建立了商部，建立了巡警，进行练兵。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对这场两个外部国家在第三国领土上进行战争的行为，清朝不但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反倒宣布中立，使得东三省再次遭受战争涂炭。日俄战争以君主立宪小国日本一举战胜西方独裁大国而结束，引起举世瞩目。这个结果再次证明维新派向日本学习的合理性，甚至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起草人之一的实业家张謇都说：“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是立宪主义的胜利和专制主义的失败。”
梁启超等流亡日本的维新人士通过《新民丛报》等报纸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反对专制，倡导建立君主立宪、进行渐进的政治改革，反对激烈的革命。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不再在原地等候统治阶级的恩赐了。孙中山等革命人士通过《民报》与维新派论战，倡导推翻满族政权，建立共和政府。经过几次耻辱的失败，人民的选择变成了实行改革还是革命的问题。迫于日益高涨的革命压力，清政府再次做出姿态，任命五人考察团出国考察立宪政体，为实行君主立宪做准备。
慈禧的策略是，立宪需要长期的准备，这可以成功地将改革拖延到她的最后时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离开人世，这项未竟的事业由醇亲王载沣摄政继续进行。在各地代表的压力下，清政府于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宣布了内阁名单：这个内阁的十三人中有五位是皇亲国戚，八位满族人与一位蒙古旗人，只有四位汉人。“皇族内阁”的出台，再次证明了《辛亥条约》以后启动的所谓“新政”，不过是清朝官僚集团欺骗和愚弄全国人民、保持独裁统治的把戏。从此，人民在维新和革命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立宪派请愿代表合影。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立宪派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请愿活动，要求清政府次年召开立宪会议，组织责任内阁
慈禧太后的统治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对她个人的责难和仇恨是没有意义的。后宫或者内宦擅权干政，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最为普遍的顽疾，也是许多王朝毁灭的原因。但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一直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王朝权力无限集中于最高统治者之手，使得皇帝的个人素质与行为习惯对整个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国家制度在赋予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制度来规范皇权的使用，也没有制度来更好地解决皇权的继承，以保证皇帝是最优化选择。
历史人物 为何至死也不回故乡
15岁离家的邓小平：为何至死也不回故乡
从１５岁离开广安开始，直到１９９７ 年驾鹤西去，７８ 年间，小平的脚就再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令人唏嘘感慨。对此，本报记者特意采访了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局长马福。作为邓小平研究的专家，马福根据相关资料回答了记者的疑问。
邓小平三请“不回家”
１９７８ 年２ 月，邓小平到四川视察工作。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来到成都汇报，对邓小平说：“全县百万人民都盼望邓副主席回广安检查指示工作。”站在一旁的卓琳接过话说：“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谢。”这时，邓小平没有说话。
１９８６ 年，邓小平回成都过年。正月初五上午８ 点，他在金牛宾馆接见当时的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以及办公室主任王仁全。
罗国兴在跟邓小平道别前，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的想法，小平身边的陪同人员王震说，小平工作特别忙，没时间回家。小平没有再一言不发：“请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
下午３点，邓小平安排夫人卓琳跟他们再次座谈。座谈结束后，罗国兴再次向卓琳提出请邓小平回家乡看看的要求，卓琳回答：“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上世纪８０代末，自贡灯展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邓小平在船上观看，一旁采访的四川电视台记者郑兴光也是广安人，他问小平，这么多年，就没想过回乡看看吗？小平摇头说：我怕。
小平心里“怕回家”
马福介绍，一个人从１５岁离家后，一直未曾回过故乡，换作一般人确实很难理解，但放在邓小平身上，似乎又变得可以理解。
第一个原因便是“怕”。据毛毛 （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介绍：“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可他就是不让。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
其实小平是想回家的。１９８６年，他在成都与阔别６７载的么舅淡以兴相见时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儿时的美好回忆仅成记忆了。淡老人问他为啥不回乡看看，小平说，“我记得离家时，广安只有６０万人口，现在有１００多万人了，惊动不起呦！”
第二个原因便是“忙”。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党政军各类事务都要管，抽不开身，即使想回家也是“有心无力”。
第三个原因便是回家一趟“难”。未通高速前，从广安到最近的大城市重庆要一天时间，而且路况较差，加上老人身体欠佳，回家的愿望一直没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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