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的三次大磨难

Posted 2023-01-05 努尔哈赤

篇首语：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青少年时期的三次大磨难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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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的三次大磨难

导读：努尔哈赤的家庭，原是建州女真中的一个中产之家。但是，在努尔哈赤的青少年时期，曾先后受到三次大的磨难，这就是童年丧母亲、少年处异乡、青年死父祖。

努尔哈赤出生在建州女真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赫图阿拉是满语“hetuala”的对音，意为横冈。赫图阿拉是一座山城，苏克素浒河流经山下。苏克素浒到赫图阿拉附近形成一片宽敞的平原。苏克素浒河平原，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气候宜农。沿河的两岸大野，谷地丘陵，都被垦殖。春日融融的季节，耕牛布散，禾谷丰茂。

在赫图阿拉居住的塔克世，有五子一女。他的正妻是阿古都督的女儿，姓喜塔拉氏，名额穆齐，后来清朝尊谥喜塔拉氏为宣皇后。

喜塔拉氏诞育三子一女：长子努尔哈赤，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和一个女儿。塔克世的继妻纳喇氏，名肯姐，是哈达贝勒万所养的族女，为人刻薄，只生育一个子女，即第五子巴雅喇。塔克世的另一个妻子李佳氏，为古鲁礼之女，也养育了一个儿子，即第二子穆尔哈齐。

塔克世的家庭，在当时建州女真族中是一个中产之家，家里蓄养着阿哈。“阿哈”是满语“aha”的对音，有时也叫包衣阿哈或包衣。阿哈、包衣阿哈或包衣就是奴隶。他们在家里担水、砍柴、舂米、烧饭；在田地里春耕植谷，秋成刈获；还进行采集放牧，打猎捕鱼。

像其他女真人家一样，塔克世家住的是用泥、木和草盖的房屋，房舍及院子外面围有木栅院墙。住室内南、西、北三面，砌有火炕，俗称“转围炕”。烟筒叫呼兰，用中空的圆木制作，设在房后面。室内的配置，后来杨宾在《柳边纪略》中记载：“开户多东南，土炕高尺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东。就南、北炕头作灶，上下男女各据炕一面。夜卧，南为尊，西次之，北为卑。”

屋内西炕墙上，供祭祖的“板子”，并设祭盘，祭祀祖先。院落的东南角，立一根一丈多高的木杆，俗称“索罗杆子”，供祭天之用。这种习俗，先影响到盛京清宁宫，后影响于北京坤宁宫——宫内南、西、北有连通长炕，窗纸糊在窗外；宫前设立祭天神杆，即 “索罗杆子”。塔克世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东北亚和我国东北通古斯语系民族中普遍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

萨满又称萨摩、叉马，其满文体为saman，汉意为巫。萨满祭祷与设杆祭天结合，后来发展为堂子。“堂子”是满文“tangse”的汉语音译，为其祭天祀神之所，“堂子是萨满祭祀，主要是祭天”（莫东寅：《清初满族的萨满教》，《满族史论丛》）。

当时女真人家的习俗，男子剃发垂辫，身穿袍褂，袖口前长后短，俗称马蹄袖，身束腰带，足登靰鞡。妇女为天足，着长衫，袖口狭窄，后俗称旗袍。女真人男女都擅长骑射。男孩降生后，悬挂弓箭于门前，象征着他未来成为一个优秀的射手。六七岁的男孩，就用斐阑习射。“斐阑”是满语 “filan”的对音，汉意是榆柳制作的小弓。

《满洲源流考》记载：“小儿以榆柳为弓，曰斐阑。剡荆蒿为矢，翦雉翟鸡翎为羽，曰钮勘。”“钮勘”为满语 “niokan”的对音，汉意是荆柳作杆带翎的小箭。他们稍为长大，就骑马弯弓，驰射山林。骑射之余，儿童们围坐摊掷罗罗。“罗罗”，又叫“罗丹”，分别为满文“lolo”和“lodan”的对音，是一种戏骨，常以智巧取胜。

努尔哈赤少年时代就是在上述的环境中成长，锻炼得强健勇敢，机智沉着，弓马娴熟。

努尔哈赤的家庭，原是建州女真中的一个中产之家。但是，在努尔哈赤的青少年时期，曾先后受到三次大的磨难，这就是童年丧母亲、少年处异乡、青年死父祖。

努尔哈赤青少年时期受到第一次大的磨难，是他在十岁时生母故去，继母纳喇氏又待他寡恩。《满洲实录》记载：汗十岁时丧母。继母妒之，父惑于继母言，遂分居，年已十九矣，家产所予独薄。（《满洲实录》第1卷）

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三次妥协及其留下的经验及教训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是党内合作，国民党在合作中掌握着革命斗争的领导权，共产党却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进行大大小小的妥协，其中有三次大妥协影响着大革命的兴衰成败，而且为共产党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革命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曾经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灵活机动地运用各种策略，始终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这些策略，从根本上说有两种，一种是斗争，一种是妥协（或叫让步）。对敌人，对不利于或者叛卖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注意的。但是，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必须善于让步、善于妥协。列宁提出“为了更好地跃进而后退” 。因此，在服务于无产阶级总目标前提下的让步，是允许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兴起、发展以至高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及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经做出过三次大的妥协（或叫让步），而这些妥协的正确与否，在很大广度和深度上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基本走向。下面就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中共在政策上对国民党所做出的三次妥协性问题谈谈笔者的粗浅认识。 一、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政策中的三次“妥协”妥协之一：无产阶级为革命而与资产阶级合作（中国共产党为革命而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整个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残存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远没有完成。理论上讲，这一艰巨任务，历史的责无旁贷的落在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逐步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业已创建并逐步发展，但是总体来说，阶级力量及政党的社会影响力均尚属薄弱。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国民党，当时在民众中尚是“比较革命”的一面旗帜。这种客观的社会实际表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独立地发动和领导中国民主革命以至于取得胜利的条件尚不具备。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 这从理论上指明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必要性。１９２１年７月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１９２２年７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规定：“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责。” 这里提出了为实现民主革命纲领所必须采取的联合战线的策略，这一决议及时地改进和弥补了中共一大的不足。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以及革命目标的实现，可以也必须和资产阶级（尚有革命性的）结成暂时的同盟；而且在实践中也已经确立了同资产阶级等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的革命政策。 妥协之二：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内合作”方式同国民党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党内合作”方式，在当时虽是国、共、俄所能接受的惟一合作方式，但从实质上看，这种合作方式是共产国际即苏俄和孙中山根据各自利益达成妥协而转嫁给中国共产党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期间，共产国际是从苏俄同西方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这一特殊利益出发来制定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旨在利用中国打破帝国主义对于苏联东方的包围。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提出“联合战线”时，孙中山拒绝“联合”而认为“党内合作”是可行的。国共处于平等地位的“联合战线”遭到孙中山的拒绝，而孙中山的意见是很明显的，即对中国共产党只能采取“容”而不是“联”的态度。因此，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其实质是“容”而非“联”，采取这种所谓“联共”政策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建议，指示中共中央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共产国际作出这一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前文所提到的苏俄根据其国际战略的需要而采取的对华策略的结果。针对中国共产党党内反对以“党内合作”方式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国际并未予以理睬，而强行要中共予以贯彻。包惠僧曾经指出：在建党初期，“党的集中领导重于民主，中共是服从第三国际的，地方是服从中央的，个人是服从组织的。这一次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是从上而下决定下来的，虽然有不少的同志，对这一政策有不同的意见，经过中央的解释和说服，也就全党一致了。” 可见，“党内合作”并不是中共自觉自愿的决定，而是在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的强大压力下，违背中共意愿，而被迫接受的，而这种合作方式本身对中国革命产生着正反两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影响。 妥协之三：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不注重甚至放弃领导权的争取。由于以“党内合作”这种方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准备上是不充分的（主要体现在初期），那么在实践中忽视乃至放弃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取，则是很难避免的趋势（主要体现在后期）。中共三大宣言及其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显而易见，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是中共三大的致命缺陷。１９２５年１月，在中共四大上曾经指出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并明确提出了过去历次大会没有正式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问题，这是一个大的突破。然而，这次大会对怎样去取得革命领导权还没有明确具体的认识，没有提出土地问题的纲领，也没有讨论建立革命武装问题。由于这些缺点的存在，大会所指出的右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因此，大革命时期党内所犯的右倾错误，其本质上就是放弃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大革命后期，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所作的政治、军事和党务上的三次大让步，就是这种妥协――右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具体表现。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共缺乏足够的、清醒的认识，没有同国民党进行必要的斗争，而是采取了一味妥协退让的方针。这种在统一战线中用片面的消极让步来迁就资产阶级的做法，只能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 二、三次“妥协”与中国革命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中，阐明了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为革命长远计，可以也必须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的联盟，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列宁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根本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及其政党的独立性。但是，如何建立、巩固这种联盟？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策略来保证这种联盟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健康发展？这在理论上以及实践中都没有成功的典范和现成的答案。这种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给以正确的解答，在实践中给以成功的运用。从理论上讲，任何不同阶级、阶层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联合战线，都不可能永久维持，而只能是一种为了实现某一共同目的的暂时现象。但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这种不同阶级、阶层以及各种政治力量“临时联盟”的建立和运作过程中，采取恰当的策略是这种联盟成功运作以及促进革命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三次妥协都与大革命的兴起、发展、高潮直至失败紧密相关。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及其教训，对于我们做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意义重大。 第一次“妥协”是必要的妥协，是中国民主革命所必需的。从理论上讲，这是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理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现实应用；就实践结果来看，它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建立，推进了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在共产国际的推动和帮助下，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阶段的社会革命，都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都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出现，也是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了半殖民地统治，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仍然统治着中国。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敌人尚十分强大，特别是“二七”惨案后，中共深刻地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单靠无产阶级的孤军奋战是不行的，革命的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随着中共的建立、社会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合作的促成在当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因为国共两党都有合作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共同基础，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也是国共两党共同发展的需要。除此之外，当时的国共两党，在国家和民族等问题的看法上，也存在着“共识”之处，都希望和要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并为之奋斗。同时，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大力帮助和促成，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外部条件”和“第二位的原因”。因此我们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客观要求，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共产国际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积极帮助的结果。 第二次“妥协”是被迫的而非自觉自愿的妥协，但在实践中也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前文提及“党内合作”的联盟方式在当时是惟一可行的国、共、俄三方所能够接受的合作方式。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充分肯定的”，一种是“基本否定的”。我们姑且不论这两种观点谁优谁劣、谁对谁错，但是在错综复杂的作用中有一点必须承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开创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崭新局面。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步步走向高潮而又遭受挫折的复杂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加深了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逐步形成了对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规律及前途的科学认识，为民主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和社会基础。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统一战线，是当时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惟一可行的最好形式。这种合作采用的组织形式，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也符合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共同的革命利益；既有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其获得新生，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低落的工人运动中走出来，在更为广阔的革命天地里锻炼和发展自己。因此，作为这种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物――“党内合作”的统一战线，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极为复杂的革命形势下，很好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发展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使国共两党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第三次“妥协”是不必要的、错误的妥协，它使中国革命由成功转入失败。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统一战线建立及其发展进程中必须自始至终都要坚持的根本原则。五卅运动的爆发，大革命步入高潮。伴随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蒋介石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其反共面目日益明显。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的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１９２６年１月，在国民党“二大”上，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国民党右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优势。３月，在“中山舰事件”的处理上，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５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致使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都辞去职务，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为维系合作，“捆绑”蒋介石于联合战线之中，对国民党新右派所做出的政治、军事和党务三次妥协，最终使蒋介石成为掌握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新右派势力的总代表。随着蒋介石反共面目日益刻骨的暴露，中共已丧失了阻止、遏制蒋介石的资本和能力。“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因此，这种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放弃则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从三次“妥协”透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及教训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破裂了，但是它给我们留下了事关统一战线的十分宝贵的经验教训。归结起来，主要是做到四个“必须”：第一，必须建立各革命阶级参加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近现代中国，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出，必须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中国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决定了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否则，革命就会夭折。对资产阶级要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特定条件下的“妥协”（或叫让步），必需服从总的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对资产阶级右翼的叛变活动，则要进行坚决斗争，决不能妥协退让。 第二，必须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夯实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统一战线的最基本力量，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只要团结了农民阶级，获得农民的支持，就基本实现了自己的领导权。如果工人阶级失去农民阶级的拥护，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就没有保障，资产阶级一旦叛变，自己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第三，必须高度重视军事工作，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就是武装斗争。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组织统一战线，也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从根本上说，中共在思想上对军事工作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在行动上也很难有大的作为。正是因为不够重视军事工作，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无力阻止蒋介石、汪精卫日益公开的反共活动，统一战线最终走向破裂。 第四，必须高度重视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策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联合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原则。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团结全党领导工农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只有正确的策略原则，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方针，团结国民党左派，揭露、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右派，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原则，才能使党及时发现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并抵制各种错误倾向的影响。否则，当一种错误倾向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时，全党就会处于毫无办法的境地，最后就会导致革命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