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精通满语汉语及蒙古语

Posted 2023-01-05 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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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精通满语汉语及蒙古语

很多人游故宫，都惊诧于导游讲的所谓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却忽略了位于故宫博物院养心殿西暖阁的一间小小书斋。它原名温室，后改为“三希堂”，是清高宗弘历即乾隆皇帝的书房。透过窗户，窥探这仅八平方米的小小书斋，驻足于此，也总能令人付思联翩。

乾隆皇帝作为“文奋武钦”的一代帝王，其书房虽小却极为雅致。楠木雕花隔扇将其分成南北两间小室，里边的一间利用窗台摆设乾隆御用文房用具。窗台下，设置一铺可坐可卧的高低炕，乾隆御座即设在高炕坐东面西的位置上。其御笔手书的“三希堂”匾额和《三希堂记》墨迹，至今还悬挂在墙上，匾额两侧对联为“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豪素指书法)，从内容可见乾隆之胸襟与志趣。“三希堂”的陈设幽雅朴素，既弥补了空间的不足，又带有极强的人文气息。古朴而不失优雅，清新而富有内蕴。

书斋之所以改名为“三希堂”，是因为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间在此收藏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三件古代墨宝，尤其受到乾隆帝的珍爱，并特意贮存于此，不时把玩。实际上，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时，“三希堂”还收藏了晋以后历代名家一百三十四人的作品，包括墨迹三百四十件以及拓本四百九十五种。这些中国书法史上的精品力作，凡经乾隆亲自鉴赏过的珍品，往往钤有“乾隆御览”和“天子古稀”二玺。

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在艺术上拥有最挑剔的眼睛和最精微的直觉。他是古往今来搜罗最富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之一，同时在诗词、曲赋、书法、绘画、音乐上都有很深的造诣。身为帝王而有如此才华，加上天下太平能游历神州，真是不虚此生，这在帝王群里也堪称“个中翘楚”。他又是帝王中少有的高寿者(可能与其广泛的情趣爱好相关)，因年事已高祭天时在天坛留下的“古稀门”，也成为一段佳话。

乾隆还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诗人。他一生作诗41863首，而《全唐诗》作者2200多位，一共才48000余首。同时他还是一名语言学家，其语言能力超群，精通满语、汉语和蒙古语，藏语和维吾尔语也达到了“能之”的程度，这在古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

清朝皇帝中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功绩当以他为最。乾隆亲自倡导并编成了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大量古典文献，是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他开博学宏词科，招纳天下人才，下令征求书籍，完成《明史》《清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这些成就与他的博学不无关系。由于乾隆皇帝对文化事业的热心，汉学从乾隆朝愈益兴盛，至嘉庆朝，形成了着名的“乾嘉学派”。

在建筑艺术方面，乾隆在北京及京畿保护、扩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皇宫的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颐和园)、圆明园三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这些皇家园林，无不体现着清代园林文化的辉煌，是我国园林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驻足“三希堂”外，感觉其空间虽小，但管中窥豹、小中见大。“三希堂”引领着天下读书人的人文风尚，同时更见证了一代盛世的人文辉煌。

清朝皇帝上朝时说的究竟是满语还是汉语

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下所谓“上朝”的概念。

在我们通常概念中的那种“上朝”，也是清代所谓的“大朝、常朝”，是非常正式礼节。由于现代人受到电视剧的不良影响，往往觉得每日皇帝的上朝都是这种，各种品阶的大臣都要出席、每个人都要求穿着礼服（朝服）排排站，再来个太监喊一嗓子“有事启奏无事退朝”――然而事实上这类大朝在清代每一年出现的次数都是屈指可数的，只在不得不正式操办一下的情况下，才会举行。

这个原因也很好理解，大朝会级别的礼服（朝服等一大套）实在是太不好穿了……皇帝也是人啊筒子们~所以尽管理论上来讲每月五、十五、二十五日应当举行常朝，但实际上这个完全是礼仪性质的，皇帝们很少自己找罪受真正意义上举行常朝，有时候甚至一年的都不举行一次。根据穿戴档记载，乾隆十七年穿礼服有十六次――这其中不完全是常朝所穿，礼服也在祭祀、大节日的情况下穿着（多数都是在这类情况下穿着）――其他年份差的也不多。

那么如果不举行常朝，清代君臣要怎么交流感情办办公事呢？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召见”，这个召见，才是每日都有的形式。档案中也记载“叫起”，听起来还是挺形象的。这种见面方式不会很多大臣，一般就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引见官员，例由吏部带领，应着蓝袍、天青褂，挂朝珠，每逢朔、望，及五日、十日，着补褂... ...至召见，大致服色略同，惟长袍不一例，蓝者、深驼色、浅酱色者，皆可着，亦配忠孝带。”所以穿的轻便多了，皇帝也不需要面对那么多人奏事。明确了上朝的概念以后，我想大家该明白清代每日奏事之时皇帝其实不需要面对很多人，所以尽管楼上某位同学认为这是皇帝“最愚蠢的行为”，但的确，皇帝是看人说话的。

需要说满语的时候就用满语，面对不会满语的大臣就用汉语。上面还有同学说雍正帝就只会用满语来骂人，这是非常不准确的。且不说雍正本人，雍正时期许多大臣们满文也还是很不错的，这其中也包括汉八旗的大臣，譬如年羹尧。我曾看过年的满文奏摺，文字娴熟，而且关键是写的够长……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出版的《年羹尧奏摺专辑》，其中有一大半都是“清字摺”，亦即满文摺。鉴于给个插图估计大家也看不懂，所以还是不占地方了。

雍正帝的满文就更是神妙，一手满文写得龙飞凤舞，让无数读档案的后人看得泪流满面……有清一代，大方向上的确是越到后期满语适用范围就越小，但由于清代皇帝素来维护“国语骑射”，在很多特定场合是要求必须说满语的。瀛生先生曾在《满语杂识》一书中提及，其高祖曾在道光末期亲见道光帝训斥因在御前奏事时满语口音有讹变的侍卫，可见起码到了道光时期，御前奏事还是看人下菜的（而且还要求口音标准T_T）。最近我看到的一些新的资料也表明清末满语在档案、君臣问答、正式场合还是存在一定的应用范围的。如光绪年间接见外国使臣时，有记载表明光绪帝使用满语来主持场面。

而哈佛燕京学院最近放出来的满文珍稀图书电子版的档案之一《中俄咸丰十一年条约档》满文原文更是点出了条约最终解释权以满文版本为主，这一点可能以往中国史学界提及的不多。清代皇帝中满文最糟糕、最不着调的就要数宣统帝了，这也是客观环境所导致――毕竟他还没长大就退位了，严格说也并没有接受传统的满语文教育。所以对于其他皇帝，我们还是不要跟宣统一概而论比较好。总而言之，尽管满语满文在日常生活中适用范围不断缩小，但在正式的场合中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无用。在日常的召见中（即御前奏事），皇帝所说的语言取决的大臣的身份和所奏内容，既有使用汉语的情况，也有使用满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