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尚书、直隶总督--李卫

Posted 2023-01-05 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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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尚书、直隶总督--李卫

李卫（1686―1738），江苏桐城人，康熙捐资员外郎，雍正朝署刑部尚书，授直隶总督（同鄂尔泰、田文镜均系雍正帝心腹）。雍正四年（1726），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江西考官查嗣庭以《诗经》句“维民所止”命题考试，不料清廷诬称“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乃大不敬，逐将查捕狱问罪。不久死狱中，戮其尸，株连亲属。同年，汪景琪任年羹尧随笔（秘书），随年西征，因文章讥讽朝廷，被判大逆罪，立即斩决，妻发黑龙江为奴。因上述二人均系浙江人，以文字得罪朝廷，故清廷停浙江文士乡会试。为尽早恢复乡会试，时任浙江总督兼巡抚的李卫便经常深入下层，了解文士呼声，调解各种矛盾；随时跟踪检查受株连而未定罪文士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训导，责令改正；表现好的文士，将其事迹一一记录归档。过了一年，当朝廷派去的观风整俗使王国栋看到这些档案材料后，深为李卫的良苦用心而感动，为浙江人感恩悔过而高兴。于是，和李卫同奏朝廷，替浙江文士说了许多好话。雍正帝一见奏折大喜，很快就下令恢复了浙江文士的乡会试。其次，他平时召集属吏开会，或命某个属员办差，均有记录，事后归档，笔笔有宗；朝廷谕旨、各部院及州府县衙门来往文书，办完即存档，一清二楚；加之其它事“皆中程，民间亦无扰”，故深受雍正帝信任，被视为心腹。

《清史稿・李卫传》李卫，字又，江南铜山人。入赀为员外郎，补兵部。康熙五十八年，迁户部郎中。世宗即位，授直隶驿传道，未赴，改云南盐驿道。雍正二年，就迁布政使，命仍管盐务。三年，擢浙江巡抚。四年，命兼理两浙盐政。疏言“浙江户口繁多，米不敷食。请拨盐政归公银十万，委员赴四川采运减粜，款归司库；有馀，以修理城垣。”卫整理盐政，疏言“诸场有给丁滩荡者，以丁入地，计亩徵收；无给丁滩荡者，暂令各丁如旧输纳。”又言“浙省私贩出没，以海宁长安镇为适中孔道，请设兵巡隘。”又言“江南苏、松、常、镇四府例食浙盐，镇江接壤，淮盐偷渡。请敕常镇道及京口将军标副将、城守参将等督饬将吏水陆巡缉。五年，奏修海宁、海盐、萧山、钱塘、仁和诸县境海塘。寻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六年，奏言“江、浙界上盗贼藏匿，浙省究出从盗，咨江南震泽县捕治，竟以替身起解。案中诸盗，江南督臣范时绎留以待谳。今察出有举人金士吉等徇庇，当请褫夺，并提江南所留诸盗穷究党羽，剪除巢穴。”得旨嘉奖。温、台接壤，濒海有玉环山，港岙平衍，土性肥饶。前总督满保因地隔海汊，禁民开垦。卫遣吏按行其地，奏请设同知，置水陆营汛。招民垦田，於本年起科；设灶煎盐，官为收卖；渔舟入海，给牌察验；鱼盐徵税，充诸项公用。卫经画浙东诸县水利鄞县大嵩港溉田数万亩，岁久淤浅，卫令疏，筑塘设闸，开支河溉田。镇海灵岩、大丘二乡有浦口通海，旧有闸已圮，卫令修筑。定海多旷土，卫令察丈清理。上虞濒海潮汐没民田，卫为奏请除额；县有夏盖湖，积淤多已成田，卫令察丈，许民承业升科。上以江南多盗，时绎及巡抚陈时夏非戢盗之才，命苏、松等七府五州盗案，令卫兼领，将吏听节制。时议增筑松江海塘，并以旧塘改土为石，上复以时绎未能董理，令卫勘议。卫诣勘，奏言“松江海塘已筑二千四百馀丈，未筑者当令仿效海盐旧塘，石塘后附筑土塘，宜一例高厚，岁派员修治。”上从之，仍令卫会时绎、时夏董理。上以卫留心营务，江南军政举劾，复命卫会同考核。寻遣侍郎彭维新等如江南清察诸州县积欠钱粮，亦令卫与闻。七年，加兵部尚书。入觐，遭母丧，命回任守制。寻复加太子少傅。江宁有张云如者，以符咒惑民，卫遣察，得其党甘凤池、陆同庵、蔡思济、范龙友等私相煽诱状。八年，卫令游击马空北往捕，时绎故与云如往还，与按察使马世庇不遣，贿空北还禀卫。卫疏劾，上遣尚书李永升会鞫，时绎夺官，世、空北皆坐谴，云如等论斩。九年，疏请改定苏州府营制李卫其人历史上真实的李卫字又，1686―1738 并不是出身于市井的小混混，而是江南铜山今徐州市一家家境比较富裕的人家。康熙五十六年，李卫花钱捐了一个官。《清史稿・李卫传》载李卫“入赀为员外郎，补兵部。康熙五十八年，迁户部郎中。”据《小仓山房文集》载，李卫在户部供职期间干了一件让当时还是亲王的胤祯刮目相看的事当时分管户部的一位亲王每收钱粮一千两，加收平余十两。李卫屡次谏阻都不听，于是在走廊上置一柜，写着“某王赢钱”，使这位亲王十分难堪，只好停止多收。雍正十分看重李卫“勇敢任事”的优点，一继位就任命李卫为云南道盐驿道，次年擢升为布政使掌管朝廷重要税源的盐务。雍正三年 1725年又被擢升为浙江巡抚兼理两浙盐政。雍正五年，李卫“寻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翌年，朝廷又以“江南多盗”，而地方官又“非戢盗之才”为由，命李卫统管江南七府五州盗案，“将吏听节制。”雍正七年，李卫被加封为兵部尚书、太子太傅，雍正十年又内召署理刑部尚书，寻授直隶总督。李卫任浙江、直隶总督十多年倒做了几件让世人称赞的好事。李卫管理盐政不仅加强了沿海各关隘的巡缉，打击不法商贩盗卖私盐等活动，同时还改革盐政税赋制度，“诸场有给丁滩者，以丁入地，计亩征收；无给丁滩者，暂令各丁如旧输纳。”此举，既稳定了盐业生产，又增加盐业税收。当时，因浙江人汪景琪著《西征随笔・历代年号论》中，影射雍正年号不吉利和礼部侍郎查嗣庭在科举考试中取“维民年止”句为试题所犯下“大不敬”之罪，“停浙江人乡会试。”李卫出任浙江总督后一面“文告严督，”一面上书朝廷“浙江士子感恩悔过，士风丕变，乃命照旧乡会试。”李卫治理海塘成绩卓著。他在海宁自翁家埠至尖山间的近百里海塘险要塘段抢筑乱石塘、柴塘近2300丈，缓和了危急形势；并且设塘兵200名及千、把总等员弁分驻沿塘常年修护。在海塘“招民垦田，於本年起科；设灶煎盐，官为收卖；渔舟入海，给牌察验；鱼盐徵税，充诸项公用。”李卫剿匪十分称职，“盗匿山泽间，得其踪迹，遣将吏捕治，必尽得乃止。以是所部乃无盗”。李卫对整肃吏治也著有成效。江南督臣范时绎、按察使马世庇护张如云及其党羽以符咒惑民，李卫毫不徇情上书弹劾，使“时绎夺官，世、空北皆坐谴，云如等论斩。”雍正十一年，李卫不顾忌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尔泰的地位和眷宠均在自己之上，公开上书指参其弟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使鄂尔奇被革职查办。雍正十二年，他“疏发诚亲王府护卫库克与安州民争淤地”；雍正十三年，他“疏劾总河藻贪劣”。所以，雍正对李卫的评价是“嘉许之怀，笔莫能罄。……非深悉朕衷，毫不瞻顾，安肯毅然直陈。” 当然，李卫也是一个“维吾尔族姑娘”满头小辫子―――缺点不少，诸如恃才傲物，对上司无礼，在自己的执事牌子书写“钦用”，有时也接受礼物等。为此，雍正也曾多次告诫他“嗣后极宜谦恭持己，和平接物。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其克慎毋忽。”并且很严肃的警告他“书云习与性成，若不痛自刻责，未易改除。将来必以此受累，后悔何及 ”但是，这一些，都不足以影响雍正对李卫的信任。原因何在雍正在浙江总督程元章密参李卫离任后还干预浙江事务的奏子上批道“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朕取其操守廉洁，勇敢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如膜外之风耳。”可见，雍正有知人和用人之明。乾隆元年(1736)，兼管直隶河道总督。三年病死，谥敏达。李卫识字不多，操守廉洁，任事勇敢。幕客为著《钦遵圣谕条例事宜》(与田文镜之作合为《钦颁州县事宜》)，在浙江、直隶任内分别主持修撰《浙江通志》、《畿辅通志》。他的部分奏折收在《朱批谕旨》中。也许很多人都知道西湖的“湖山春社”，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出于李卫之手。当年李卫治理西湖时，修建祠堂，供奉花神和西湖之神，但其实是将自己和几个老婆全列在里面。李卫一生随性，可惜这么早就想列入仙班，所以雍正死后不久他也跟着去了。但是，我们为这些事感慨时也不能忘记李卫对西湖的功绩，他的过失反倒给西湖平添了许多可爱。

曾国藩押送两个犯人到刑部为何刑部拒绝接收

1870年夏天，直隶总督曾国藩派人押送两名犯人来到北京，送到刑部听候审讯。可是，在刑部尚书郑敦谨的授意下，刑部直隶司郎中拒绝接收这两名犯人。这是唱的哪出戏呢？原因是，这两名犯人不简单。他们一个是天津府知府张光藻，一个是天津县知县刘杰。曾国藩为什么要将他们押送到刑部呢？他们犯了什么法？这事还得从头说起。就在这一年的初夏，天津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教案。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在与天津民众发生冲突之际，首先开枪打伤了天津县知县的远房侄子刘七，引发了众怒。愤怒的天津民众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门，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又放火焚烧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和法国领事馆。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天津教案发生后，直隶总督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此案。7月23日，法国驻华公使罗叔亚来见曾国藩，提出处决天津道员、知府、知县3名地方官员，为丰大业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罗叔亚的无理要求。曾国藩随即奏报朝廷，称：「 ”本案凶犯已拿获九名，惟罗叔亚意欲三员议抵，断难允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 当然，曾国藩也知道，不处理一两个地方官员，显然无法在法国方面作一个交代。于是，他不得不免除了天津道周家勋的职务，将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送到刑部，听候发落。对曾国藩而言，这是无奈之举。对于张光藻、刘杰两人来说，他们也很冤枉。一方面，他们两人在任期间，兢兢业业，非常称职，官声很好；另一方面，他们在天津教案里，并没有犯错，反而敢于坚决维护津民利益，据理力争，秉公办事。曾国藩将张光藻、刘杰撤去职务，解交刑部治罪，受到朝廷内外的一致指责。如果刑部真的将他们两人治罪，岂不是正好将自己变成靶子，引得清议攻击？刑部尚书郑敦谨是一个历经道光、咸丰、同治3朝的元老，做了几十年官，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利害呢？所以，在郑敦谨的授意下，刑部直隶司郎中直接拒绝接收张光藻、刘杰。紧接着，军机承旨发了一道上谕：「 ”罗叔亚无理要挟，所请府县抵偿一节，万无允准之理。传谕钱鼎铭将张光藻等解赴天津，并令曾国藩等，取具该府县等亲供，以期迅速了结。”张光藻、刘杰又被送回了天津。这样是不是很尴尬？曾国藩当然很清楚，这是刑部在推卸责任。可是，他不但没有什么不快，反而觉得很欣慰——因为他一直对处理张光藻、刘杰两人心怀愧疚，认为「 ”二人俱无大过，张守（张光藻）尤洽民望”。张光藻、刘杰也是聪明人，他们见朝廷和曾国藩都无严惩自己的意思，便提出请病假。曾国藩自然照准。于是，张光藻、刘杰离开了天津，到外县「 ”避风头”去了。不过，法国驻华公使罗叔亚对张光藻、刘杰的「 ”失踪”很生气，一定要找曾国藩的麻烦。在各方压力下，曾国藩不得不将张光藻、刘杰召回来。经刑部审理，双双流放黑龙江。两年后，他们才被放回来。其实，天津教案对曾国藩的打击最大。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 ”余才衰思枯，心力不劲，心胆俱裂，不料老年竟无善策，惟临难不苟免，此则虽耄不改耳。” 一年多后，曾国藩黯然辞世。【参考资料：《曾国藩全集》《清史稿》《玉座珠帘》等】

刑部尚书、直隶总督--李卫

刑部尚书、直隶总督--李卫

曾国藩押送两个犯人到刑部 为何刑部拒绝接收

曾国藩押送两个犯人到刑部为何刑部拒绝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