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与六世、七世达赖

Posted 2023-01-05 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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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与六世、七世达赖

康熙

　　公元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掌握西藏政教大权的第司桑结嘉措，为了巩固个人的地位和权势，竟然隐匿达赖逝世之情，对朝廷秘不报丧，而且凡事仍然假借五世达赖的名义进行。公元1685年，桑结嘉措选定出生于门巴族地区的一个幼童，立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厌倦佛教首领的生活，追求民间世俗的生活乐趣，故有“风流达赖”之俗称。

　　第司桑结嘉措暗中勾结反叛清朝的准噶尔蒙古部，企图借助其力与和硕特蒙古部固始汗后代的在藏势力作斗争。公元1696年，康熙皇帝得知五世达赖已经逝世多年，桑结嘉措匿丧不报，独揽大权，并与准噶尔部串通等情，遂严厉责问桑结嘉措，甚至拟兴问罪之师。经桑结嘉措诚惶诚恐地奏明原委，康熙皇帝未予深究，并准许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于公元1697年正式转世坐床。

　　公元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固始汗的后代拉藏汗擒杀桑结嘉措后，立即向康熙皇帝报告经过，并称仓央嘉措平素经常化装俗人出游，酗酒好色，不守佛门清规戒律，是第司桑结嘉措所立的“假达赖喇嘛”。康熙皇帝早已愤于桑结嘉措匿丧不报、勾结准噶尔部等情，此时遂即加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赐予金印，同时下令将仓央嘉措解送北京处置。夏格巴的《藏区政治史》中也写到“皇帝决定把六世达赖免职”。公元1706年，六世达赖在被清朝官兵解送北京的途中死去。

　　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对六世达赖喇嘛有着至高无上的统辖权威。

　　第司桑结嘉措被杀后，准噶尔部于公元1717年突然进入藏北接着又攻占拉萨，杀掉拉藏汗，另立为其效劳的达孜巴为第司。准噶尔军占领西藏后，到处烧杀抢掠，卫藏各地大寺庙的金银被其搜抢一空；其剧烈骚扰地方之种种恶行，引起西藏人民痛恨，纷纷要求朝廷驱逐准噶尔军。为此，清廷于公元1718年、1720年两次派大军入藏，在西藏区内以康济鼐和颇罗鼐为首的反对准噶尔军势力的配合下，经过多次作战，终将准噶尔军势力驱逐出藏。同时，清朝应西藏广大僧俗人民的要求，派军队将已由格鲁派寺院集团认定之年仅12岁的六世达赖转世灵童从青海塔尔寺护送到拉萨。清军护送灵童入藏途中，藏族人民踊跃欢欣，男女老幼，襁负来迎，群拥环绕，鼓奏各种乐器，呈现出十分热烈的欢迎情景。清军到达拉萨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在布达拉宫为灵童举行了坐床典礼。清廷赐予金印（夏格巴的书中承认了此事），敕封其为“弘法觉众”达赖喇嘛。这就是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公元1721年（康熙六十年），清朝决定废除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总揽大权的第司职位，改设四名噶伦，共同主管政务，并以康济鼐为首席噶伦。是为西藏噶伦制度之始，标志着清廷对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格鲁教派政教合一体制的扶植和对藏直接管理的加强。以和硕特部为正宗、包括准噶尔等蒙古部在藏七十多年的统治，至此亦告结束。

　　康熙皇帝赐给七世达赖喇嘛的刻有藏、汉、满三种文字的金印，是保存至今的清廷颁赐各世达赖喇嘛印信中最重要的一颗，藏胞称之为大金印玺，视为至宝。

　　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逝世，雍正皇帝即位。公元1727年（雍正五年），清廷决定在拉萨设驻藏办事大臣二人，开始向西藏派遣常驻官员。

　　公元1727年，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生的内讧中，噶伦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三人联合反对首席噶伦康济鼐和颇罗鼐。当时颇罗鼐在后藏，康济鼐被阿尔布巴等杀害。阿尔布巴等人又派前藏军队去后藏，图谋杀掉颇罗鼐。前藏军队与颇罗鼐领导的后藏军队开战，西藏局势再度出现混乱。雍正皇帝接到西藏战乱情况的报告后，先是派员赴藏“抚绥人民，以安番众”；接着又于公元1728年派大军从青、川、滇三路入藏。大军未抵拉萨前，颇罗鼐已率后藏、阿里之军于公元1728年7月攻入拉萨，软禁了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三噶伦，等待朝廷处理。大军到达拉萨后，经过审理，弄清事实，将阿尔布巴等三噶伦处死。事后，清廷封平息叛乱有功之颇罗鼐为贝子，委以总管西藏地方政务之责，后又晋升其为贝勒、郡王（清代宗室封爵第三级），并授予总管卫藏政务之郡王印信。从此，开始了颇罗鼐治藏的二十年和平、稳定、繁荣时期。

　　在平定阿尔布巴之乱后的同时，清廷在治理藏事方面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是鉴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屡次有人企图联络新疆准噶尔蒙古部进行叛乱，就下令将接近汉区的巴塘、理塘、康定等藏区划归四川管辖，中甸、维西、德钦等藏区划归云南管辖（以上在元代即属“吐蕃等路宣慰使司”地域，不属乌思藏），将后藏的拉孜、昂仁、彭措林三宗划归班禅额尔德尼管辖，这样，就缩小了甘丹颇章的统辖地域。加之公元1724年清军平息青海和硕特蒙古族罗布藏丹津部的叛乱后，将原归和硕特蒙古部管辖的青海藏区（元代即为“吐蕃等处宣慰使司”地域，也不属乌思藏）收归清廷直接管辖，至此明确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藏区范围（大体即为现今西藏自治区，班禅辖区除外）。二是鉴于准噶尔蒙古部借口阿尔布巴事件又在新疆一带掀起反清叛乱，扬言要第二次进兵西藏，为了防止准噶尔部劫走年轻的七世达赖，加强对七世达赖的保护，以维系清廷利用这一格鲁派领袖的影响来巩固其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故决定将七世达赖从拉萨移驻比较安全的康区理塘。

　　遵照雍正皇帝的旨意，七世达赖喇嘛离拉萨东行，于1729年2月到达理塘驻锡。一年后，达赖又遵旨移驻泰宁惠远寺，达六年之久。

　　经过清廷对准噶尔部的几度用兵，准噶尔部于公元1735年遣员向清廷乞和，并议定了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部之间的牧界。至此，准噶尔部对西藏地区的威胁消除。雍正皇帝遂于当年4月派官兵500余名护送七世达赖从泰宁西返拉萨，7月回到布达拉宫。

　　公元1735年8月，雍正帝逝，子弘历即帝位，是为高宗乾隆。

　　七世达赖从康区返藏，受到僧俗各界的热忱欢迎，他在宗教上的重要影响更加扩大。而施政有方、使得西藏繁荣安定的颇罗鼐郡王，在藏胞中也有很高的威望，并且独揽着政务大权。这两人之间逐渐产生了一些矛盾。到公元1746年（乾隆十一年），发生了部分僧俗官吏依靠七世达赖反对颇罗鼐专权之事，颇罗鼐欲追究根底，引起七世达赖不满。乾隆皇帝高度重视此事，随即降旨称“朕闻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伊二人素不相合。但伊二人皆系彼处大人，原不可轩轾异视。”“务期地方宁谧，使颇罗鼐等不致滋事。”“尔二人同心协力，以安地方。朕视尔二人，俱属一体，从无畸重畸轻之见。若尔二人稍有不合，以致地方不宁，甚负朕信任期望之恩。”① 由于乾隆皇帝降旨调解，颇罗鼐也就遵旨与七世达赖喇嘛和解，以后再未出事。

　　颇罗鼐非常尊崇皇帝。他呈皇帝的奏文中，抬头均用“我主大皇帝”、“天授大主”、“东方大主”等字样，一看便知他是一位忠于清帝的属臣。

　　公元1747年（乾隆十二年），颇罗鼐逝世，其次子珠墨那杰（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郡王爵，藏史书中均称其为珠墨那杰王。从这一名称上，也可知其十分重视清朝所封的王号。由于珠墨那杰专权独断，强悍暴戾，造成同七世达赖喇嘛不睦，同驻藏大臣关系紧张，矛盾日益发展，到公元1750年（乾隆十五年）发生了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二人诱杀珠墨那杰、二大臣又被珠墨那杰余党杀害的事件，拉萨再次出现骚乱。对此，七世达赖喇嘛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迅速平息了珠墨那杰余党的骚乱，控制了西藏局势。

　　珠墨那杰事件后，清廷认为西藏世俗贵族专权和相互间的争斗是动乱频仍的根由，因而决心集西藏地方之政教大权于达赖喇嘛一身，同时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其下属之噶伦则集体负责、相互制约。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批准了四川总督策楞拟订之“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对西藏地方原有的行政体制作了重大调整废除郡王制度，正式授命七世达赖喇嘛执政，并建立噶厦（西藏地方政府），设噶伦四人，其中僧官一人，俗官三人，受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直接领导。噶伦集体办公，处理政务；凡遇重大事项，务须遵旨请示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酌定办理，重要公文需要钤用达赖喇嘛的印信和驻藏大臣的关防。噶伦等重要官员，均需经清朝任命，颁发敕书。自此，正式确立了由格鲁教派统治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

　　乾隆皇帝批准“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等情况说明达赖过去在藏仅具有最高宗教地位，只是“领天下释教”，并无最高政治地位；这次变成既有最高宗教地位又有最高政治地位的西藏地方统治者，完全是由皇帝用立法形式决定的。

　　1720年，康熙皇帝曾将一块皇帝万岁牌赐给七世达赖喇嘛，其上以藏汉、满蒙文书就“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字样。为了报答康熙皇帝之恩，七世达赖喇嘛特在布达拉宫顶层的殊胜三地殿正中庄严地供立了这一万岁牌。后来清廷送来的乾隆皇帝画像又挂在该牌的后墙上。每年藏历正月初一，七世达赖都率僧俗官员向此牌此像叩拜。其后的历世达赖均保持了这一礼仪。此牌妥善保存至今。

　　七世达赖亲政六年，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圆寂，享年50岁。

　　七世达赖喇嘛一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同皇帝之间除了檀越关系外，更为重要和明显的还是政治上的上下主属关系。这从康熙皇帝决定送其入藏坐床、敕封赐印，到雍正皇帝决定送其暂驻康区、再度返藏，到乾隆皇帝调解了他与颇罗鼐之间的矛盾，最后授权由他亲政、与驻藏大臣共同领导噶厦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中，都可看出七世达赖喇嘛无处不是禀承皇帝的旨意行事，七世达赖喇嘛的政教地位和业绩，也都是在皇帝直接关怀、支持下获得的。所以，七世达赖喇嘛在泰宁惠远寺时深情地说“自幼荷蒙圣祖皇帝洪慈，差遣将军统兵送至藏内，安坐达赖喇嘛之床；复蒙皇上施恩，浩荡无际。”“今恭闻训旨，复受隆恩，惟有竭力衍教，敬祝圣躬万年遐福。”①再度返回西藏后，七世达赖喇嘛又在讲法时说“我虽未获教证之功德，却极受历代文殊大皇帝洪恩之庇护，赐于要阐弘黄教和福佑西藏十三万户众生之千斤谕旨，我将祈祷三宝，竭做利乐佛教众生之事。”因为感激皇恩，凡是皇帝提出的佛事要求，七世达赖喇嘛都尽心尽力去做。如1744年乾隆皇帝建噶丹钦恰林寺（今雍和宫），七世达赖喇嘛即遵旨从西藏选派高僧四人赴京任该寺四大扎仓的堪布。

　　所以，在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和六世、七世达赖喇嘛时代，清朝皇帝与颇罗鼐、七世达赖喇嘛等西藏首领人物的关系日益亲密，朝廷军队同西藏地方军队共同战胜准噶尔蒙古部对西藏的袭扰，朝廷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统治更为加强，施政的体制和方法渐趋法制化。>

清朝皇帝雍正登基的悲哀与乾隆继位的无奈

同样是排行老四，雍正与乾隆这对父子各自的承继手续，却在人们心中，得到的是截然相反的评价。幸运的乾隆，在乃父登基后，备受重用，不少学人认为他是康熙理想的异代继承者，父凭子贵，造出胤掉包陈家幼儿取宠的小说情节。

雍正称帝前，不得父皇过多的宠爱与封赏，康熙对故太子三立三废，众阿哥争斗不休，最后留下了一桩关于“将军王”十四子即位受阻、皇四子胤改诏篡位的历史奇案。

回顾历史，年轻的胤身为皇子时，在整肃吏治、强化赋税等治政理财方面，显示了气概非凡、作风干练的本色。如此能耐，虽非领军征战那般不计生死，但在朋党坐大、封建对抗的时代，亦是极为艰险、惨酷。一国之主，应该不仅需知治兵之道、征伐之谋，更须有清醒果敢的理国之才、御人之术。

就此条而言，作为千古一帝的康熙，自当是分析明白、立储理智。诸多谣传：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淫逸凶残……一并指向雍正，称其继立的不正当，尚需重新考证。

史家们质疑雍正王朝的合法性，就连当时底层文人也表现了极强的窥秘行为。历史上的吕留良及曾静案，《大义觉迷录》的形成、发展与禁毁过程，雍正朝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文字狱案，就是一个显眼的注解。

雍正是满洲人入主中原的第三任帝王，此时清政权已有近八十年历史，但，汉人对于异族统治的中国王朝，仍是难忍的反对与抗争。他们怀念前明的历史风云，哀伤旗兵铁骑践踏中原的凶悍，惶恐于发易服令的强制，也对流亡的南明政权甚至吴三桂叛乱寄予了殷殷厚望。

这般情势，激发了不少小知识分子坚守对前朝和汉族的忠贞，不吝身家性命地参与反清复明的种种行动，或如陈近南组织天地会厮守台湾，或如石涛、朱耷等出家为僧潦倒度日，或如王夫之苦居瑶峒四十余载，或如吕留良对永历小政权尊崇之至，直呼清廷康熙年号而毫不避讳。

受吕氏思想学说影响，湘南士人曾静罗列满清和雍正的多种罪状，委托弟子张熙呈示陕甘总督、宁远将军岳钟琪，寄意岳氏应具先人岳飞抗击金兵的忠义和赤诚，颠覆专制汉人的少数族政权。怎知捐官出身的岳氏，备受雍正优宠，不仅全盘接收了年羹尧的军政大权，还忠诚不二地向主子报告了曾静们的意图和反动，从而有了此书中关涉投书、皇帝、行踪、湖南、凤鸣、驳斥、炯戒、赦免、独钟、付梓、探源、异议、宣论、枝节和重审等事态的发展与内容的盘结

张熙被拿获，难禁刑逼，将曾静等人的异动情形，和盘托出，震惊了雍正。

文人蛊惑民心，虽无大动作，但竟然欲策反掌军大吏，自非小事。雍正集结审案高手，密令浙江总督李卫、湖南巡抚王国栋、副都统海兰等有生力量，顺藤摸瓜，寻踪觅迹，甚至捕风捉影，缉拿曾静等人，并发现了吕留良怀念前朝的著述、痴情和大胆。

岳钟琪、李卫、王国栋们对辖区内出现非议今上的异类分子，很是惊恐，除了多方深察、殚精竭虑外，不时将进展近况报与雍正，既告知主子其已竭诚侦查，又求得最高指示和圣意眷顾。此次悖逆，湖南是主战场，王国栋、海兰制定计划、分配责任，多方围剿，曾静与张熙家人先后被抓，押至京城。

几番审理过后，曾静在严刑讯问面前，供称了多位儒士的不满行为，指定已辞世多年的吕留良为罪魁祸首，还对康熙、雍正进行了一系列颂扬与礼赞。他的坦白从宽、谀辞谄媚、圣朝明君，契合雍正平服民心的用意。

雍正责令重臣将关于此案的十道上谕、提审官员的审理意见，及包括曾静《知新录》《知几录》片断在内的四十七篇口供、张熙两篇口供，辑成四卷本《大义觉迷录》，且附录曾静积极认罪、投诚效忠的《归仁说》，刊刻印行，传播天下，要求各级官员阅后发表读后感。他不顾以和硕怡亲王为首的一百四十余位大臣的联名反对，将曾静放归原籍，又给予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并不实际的许以功名，貌似真诚的仁慈与宽阔，满足了曾静的期待与欲望，他也欢欣地成为雍正收买人心、反击政敌的一粒棋子。诚如，钟情者对对方一瞬微笑，总以为得到了所有的阳光，不亦乐乎。

始作俑者曾静，虽经受了枷锁、杀威棒和惊堂木的恐吓，但没有受到雍正的严厉惩处，还得到了一个官位、千两白银。这是否出于雍正的宽仁，还是另有深意，需读者深入沉思与体会。这一场由曾静发起的悖乱活动，引发了最高统治者和地方大员的不安和恐惧，也牵连甚广地锁了不少无辜人。

曾静辞令的乱源，肇始于死者吕留良，吕氏也对新朝确有不恭，这无疑会产生一起著名的文字狱。雍正下令将吕氏戮尸枭众，对吕家亲人、族人及妻妾家人等，或进行了一律当斩的判处，或发配边疆与官军为奴。残酷，无情，无助，惨厉，慑服了许多士子的心神，也激发后人编撰出吕氏幼女吕四娘长大学武后，斩去情人雍正头颅的传说。

传说归传说，雍正在处理文字狱、政敌上，有着说不尽的惨酷与冷血。他将同父亲弟老八、老九取名为“阿奇那”（猪）、“塞思黑”（狗）。

雍正四年，皇帝胤在解决大奖年羹尧、权臣隆科多后，感到大局已定，该对曾与自己争储的胤一伙开刀了。是年正月初五日，新皇便召集亲王、被，贝勒、贝子、公及满汉文武大臣传谕，宣称：“廉亲王允狂悖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然后历数其种种恶行，对自己嗣位后对他宽容忍让、委以重任，仍心怀不满、怨尤诽谤，做出种种侵害皇权之举。最后宣布：“允既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宗姓内岂容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于是，命将其黄带子革去，开除宗室籍，削去其所属住领，随即又革除王爵、囚禁于高墙之内，并将其名字改为“阿其那”，和“塞尔黑”。

雍正对兄弟们对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圈禁，把曾经的战友隆科多、年羹尧先后送上黄泉路……即便对死心塌地效忠的岳钟琪，也实现了凶狠的屠杀。岳氏的死是悲哀的，他没有听取曾静进言去反叛异族政权，也没有效学前任年羹尧拥兵自重，却死于愚忠与兵败上。他的悲哀，也是雍正的悲哀，吕留良与曾静案，虽然得到了一个出奇、成功的解决，也擢升了亲信大臣鄂尔泰、李卫等的官爵，却未能因刊行《大义觉迷录》，而杜绝篡位夺嫡、弑父诛亲的谣言纷纷，更没能防止天下人窥视宫廷争斗的好奇心理和悠悠之口。

雍正选择公布案情，试图抚慰天下士子猜忌皇权合法性的不信任，让曾静的惑乱、认识、反省与歌颂，攻破思想激进分子们精心编撰的谣言风闻。这样的做法，是他想趋同儒家思想，镇压政敌们兴风作浪、蛊惑民心的不良和异端，弥合反映在地域、族群上华夷之别。他借用儒家传统的天命观、文化建构论，证实清廷定鼎中国的正当性、自己登临宝座的合法性，同时破除曾静一类小知识分子固守的“华夷之防”。

这是一个融合族群文化、消弭满汉对立的清醒君王的初衷，但他的决策，却被接班人乾隆的背反常理，来了一次彻底的更改。乾隆上台不久，便严谕诛杀曾静等，上演灭门劫难，并全国禁毁《大义觉迷录》。这本超级畅销书，一下子成了民间秘藏的珍品罕物。

乾隆如此做，是想补救皇家杀戮与朝廷争斗大白于天下的背后悲剧，却在世人皆知与风传的情势下，无可奈何地进行亡羊补牢的堵截。百余年后，留日的革命党人在东瀛发现此书存卷，马上想起了如何截取吕留良、曾静的反满言论，发挥延伸，拿来作为一种攻讦满清政权的历史依据。

为什么雍正兴师动众地缉拿吕留良与曾静案的主犯和随从，也拘禁了很多无辜者？但在案情揭晓时，不但没有深究曾静的罪尤，而是声称其受皇权争夺者的蛊惑，为之开脱？为什么乾隆登基之初，违背父意，对曾静们执行一次血腥的屠杀？前者编纂出《大义觉迷录》全国发行，而后者急速勒令禁止销毁？知晓文人心需文人来说服道理的君王们，不但将写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徐骏斩首，还对为雍正出力攻击吕留良学说的方苞进行革职，是要给文人欢欣、温柔和慰藉，还是让士子有不尽的惶恐、感伤与苍凉……不得而知。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专制下文化发展的奇特与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