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动摇满族统治地位

Posted 2023-01-05 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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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动摇满族统治地位

　　就在谢济世掀起湖南官场的同一年，乾隆八年(1743年)，大清帝国官场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杭世骏以汉员身份再提满汉官员待遇不一的问题，由此激怒了皇帝，将杭世骏开除公职，赶回杭州老家。>　　贵族集团在时期首先推行“以满治汉”政策，而后调整为“以汉治汉”，直到八年(1669年)才明确地说：“满汉大小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划一。”而实质上这个政策执行得并不到位，所谓满汉一体的政策不过表现为皇帝本人对文化杰出的尊崇而已，如谒孔庙、给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又如康熙将朱熹理学列为清代正宗思想。>　　满汉官员待遇不一问题被汉员写进奏章，杭世骏也不是第一例，如朝进士、顺康之际名臣魏裔介早在九年(1652年)就在奏章中提醒顺治“督抚重臣宜慎选择，不宜专用辽左旧人”。所谓辽左旧人，当然以满族大臣为多数而汉族大臣为少数。在表达出这样的意见之前，魏裔介还大胆地说过“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瘀”那样的话。魏裔介之说不仅言之有据，而且在以后的康雍两朝“满汉之气中瘀”问题根本没见好转，实际上往更坏处发展。满族官员不拿汉员当回事儿，更不会拿汉族百姓当回事儿。比如与杭世骏同时代的著名文人全祖望在纪念姚启圣的碑文中记述道：“驻军闽中的满洲贵族有王爷、贝子、公爵、伯爵各一位。将军、都统以下各开幕府，他们率领的部队是皇家禁军。驻闽禁军没有正式驻所，就占据民房;没有用具，就强用原屋主人的东西;没有奴仆伺候，就强迫原屋主人为奴仆。他们原屋主人的老婆、女儿，把主人的老人与幼童全给关起来。他们颐指气使或高声斥责原屋主人，稍不如意，就将人家痛打一顿。闽中大地每天都有被虐待致死的人，再加上老百姓吃不上饱饭，死人就更多了。姚启圣先生到闽中任职，看到这种悲惨的状况，就尽最大力量保护民众。到了厦门平定后，姚先生给康熙皇帝写信，请求中央将大部分驻军撤回北京，只留两位将军驻守。中央很快决定全数撤军，但是皇家禁军还是要将共计两万的闽中民众带到北京去当奴仆。姚先生流着泪向驻闽王爷请求，要严行军令‘有私携良民者杀无赦’，而后动用大量资金为百姓赎身。这样，禁军在起程前就释放了所有民众，因为他们得到金钱，也就乐意放还被奴役的百姓了。”>　　从全祖望纪念姚启圣为民请命的善行中，人们不难发现汉民受满族欺压的情况。到一朝，此种欺压汉民的情况虽有所改观，但官场上的满高汉低的现象却愈演愈烈。那位因做过年羹尧幕僚并被诬“悖逆”的著名文人汪景祺在其《西征随笔》中记载了自己的亲历，他写道：“陕西吏治之坏，当为各省之首，几十年来，重要省级官员全由满洲人出任。这些人文化程度很低，连公文阅览都成问题。对于公文往来、案件判决等事项，都让幕僚办理，自己顶名当官而不问民生吏治。这些人又甚为贪财，刻剥聚敛以供歌舞酒宴之挥霍。有一名总督犯罪，朝廷钦差大臣审问。案件中有一个，她在受审时也与犯罪总督同跪一堂。当时人们认为，此事必传为千古笑谈，不只是有失体统的问题了。”>　　青楼女子(高官情妇)与高官同时出庭受审，对现在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体现司法公正精神。在古代的等级里可不得了，即便是犯人也要分等级。总督今年有罪，明年可能官复原职，如上节提到的孙嘉淦。但青楼女子就是青楼女子，就算明年被宣布无罪，明年的身份还是贱民。所以，满族高官既没有全面接受汉族文化的礼义廉耻观念，更没有相应的处理政务能力，而没有能力再占据要位必然会导致汉员的不满。汉员的不满溢于言表，将满族高官的无能当政治问题来评点。仍是在雍正朝，一位职任陕西粮储道的道员，名叫杜滨，就借他的上司、满族巡抚西琳办公室有裁缝同在的现象，专门给皇帝写信：“巡抚西琳每接见属员时，总有两位裁缝在场。对于陕西省有关道员级官员对长官行礼或对答，此二人就像没看见似的。对于官员们讨论的各种问题，此二人也一一听闻。大小官员，对此现象均表示惊骇。”>　　等西琳去职之后，又来了一位叫武格的满族巡抚。此人水平更差，所有公务均交书办处理。所谓书办，就是衙门里没有品级的文职人员，或曰一种“有文化的临时工”。>　　杜滨又盯上了武格，给雍正皇帝写了举报信，信中说：“新任巡抚武格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审理原清涧县令私自增加农民负担的案件。他当堂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如实招供。后面的审问就全由书办负责了。后来，书办说此案尚有难以落实与查证之处，巡抚武格就点头称是。”>　　连续两位满族巡抚被一位职务并不高的汉员盯上，让雍正又气又恼。人家汉员所举是事实，不好找碴儿报复，况且满族高官确实太无能，长此下去也不利于大清江山稳固，所以他就批示杜滨两次递交奏本所反映的问题写道：“西琳被人如此参奏，返躬自思，何颜立于天地之间耶!朕所用满洲外省大臣中多无耻不廉，器局狭小，其所以然之故，朕实不解。满臣之颜面，被尔辈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坏尽矣。朕除愧恨之外，复有何谕!”雍正的话虽是激烈，但总有包庇之意，即只说一二之人如西琳与武格者，而不说是普遍现象。>　　满族高官无能，终于导致了可怕的“书办专政”，国家的治权就落到低级汉族文人手中，而那些想为国家效力的高级汉员就被排挤在一旁。这种现象不仅在雍正之子乾隆一朝延续，而且到了乾隆之子时代成了难以治理的弊病。九年(1804年)六月，针对吏部的书吏(与书办同类)私用印信做假档案提拔官员大案，皇帝批示曰：“奈何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失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举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唯令是从。若堂司如此庸碌，书吏如此狡猾，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国事尚可问乎?”>　　雍正朝的杜滨参奏西琳与武格的事情发生在雍正六年，据嘉庆九年的吏部书吏舞弊案有76年的时间，整整地涵盖了乾隆一朝(1736-1795年)六十年。问题从雍正的不肯认账，只说“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到嘉庆说“诸臣全身保位者多”，无奈地承认现实，其间乾隆的盲目与武断是巨大的促成因素。首先，他不愿为老领导即他老爹雍正朝的满族高官无能而占位的恶劣官风负责任，仍然认为是个别现象，即“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在坏事;其次，他虽然也是满汉一体政策的推行者，但本质上对汉人仍然戒心深重。就杭世骏于乾隆八年(1743年)所提的建议来说，根本不是借题发挥，而是在于促成皇帝革除旧弊。>　　这年二月，举行了一场选拔御史的考试，愿出任的人每人提交一份政论文。于乾隆元年(1736年)应博学鸿词科入仕的杭世骏，此时48岁，正值为朝廷干大事的年龄，所以他选革除满汉界限为论题。他认为，此种选择既符合满汉一体的国策又能提高行政效率，就写道：“任何主张与见解都不能事先设定，因此，满汉之间的界限不能分得过细。满洲的贤才很多，但与汉人比较，只占十分之三四而已。事实却是，全国的巡抚常是满汉各一半，总督则没有一个汉人。国家为什么还坚持重满轻汉的政策呢?”就表面来论，杭世骏已经掌握得很有分寸，违心地说了“满洲贤才很多”那样的客套话。但是，乾隆不认为杭世骏是在客气地说事儿，他认为杭世骏是“见解悖谬，语中挟私”。大怒之际将杭世骏革除官籍，“滚回老家待着吧!”>　　说杭世骏“语中挟私”也不无道理，因为在朝为官的他深有体会：皇上召见时，满族官员自己不等点名就自主进殿，而汉员则必等点名，此足以说明“满贵”而“汉贱”。也正是这点儿“私心”即如此体会才促使他把问题上升到国政层次去讨论，更何况前代名臣魏裔介对此问题已有所涉及呢?所以，当时与杭世骏相识的人都看到他乐观的情形：他交完论文后，有点得意忘形，想与同僚们一起喝一壶。>　　在皇帝那边呢?大内人士后来传出消息说：皇上看了杭世骏的论文后大怒，把论文扔在地上好几次，扔了又捡回看，看了又扔，真是气坏了!>　　杭世骏这边酒饭未备，大内就传出旨意将他开革，赶回老家去。若是一般的等闲人物，笑容肯定要冷冻在脸上，是为哭笑不得。然而，杭世骏毕竟是博学鸿词科选上来的超级才子，他对惊恐不已的同僚们说：“怕什么呀?就算是砍头也会拉到闹市口去砍，污染不了此处我们同住的官寓。”>　　难得自由身!杭世骏回到老家仁和县(今杭州)不久，很快转到扬州，在一所叫“安定书院”的民间学术机构讲学，一干就是几十年，从无倦色。教书的同时，他还写书、画画，好不自在!既有自由，就难免放纵，如嗜钱好赌就成了他的经典表现。>　　杭世骏好钱确成癖症，比方说，他每月从书院发给的工资里取出官方正版、品相又好的三枚钱串起来，放在床上，时间一久，积攒了有一尺之厚，还有，他还把收敛破铜烂铁和民间私铸的杂钱，每每倒腾一遍，就弄到了“两手非墨污即铜绿盈寸”的地步。>　　弄到“铜绿盈寸”的传说也许有些夸张，但以教书著书为业后的杭世骏嗜钱成癖却从不贪图非分之财。有一次，一位商人得罪了管其行当的官员，而该官员一向佩服杭世骏的为人，所以，商人就去杭世骏那里求情，“夜半走先生所乞救，并置重金于案上”，没想到杭老先生一挥手将钱袋给扔出门外。>　　用自己教书挣的钱和卖破铜烂铁换的钱回老家赌钱，也是杭世骏的一大乐趣。并且，老先生赌钱从不偷偷摸摸，而是在桥边的公开场合大练手段。有一次，朝中官员钱维城到浙江省视察学政，住在杭州，他作为学中晚辈(乾隆十年考中状元，比杭世骏小24岁)希望与文名正盛的前辈杭世骏见一面。钱维城作为中央派出的官员颇有气派，又时值盛暑，就坐轿子、高撑遮阳伞，往杭世骏住宅去。正过杭世骏日常赌钱的场所附近的望仙桥，也是钱维城眼尖，一眼就看出杭世骏来，只见杭世骏身穿短衣、手摇蕉扇(而不是文人用的纸折扇)，吆五喝六地与“诸少年博正酣”。钱维城下了轿，到杭世骏面前抱拳作揖，说：“前辈在此乎?”>　　其实，杭世骏的眼睛余光已经看见钱维城下轿，马上不摇扇子，而是用扇子遮住脸，企图混过去。等到钱维城这么一问，他也没了办法，只好讪笑：“你看出我来啦?”>　　“我正想往前辈住处拜访。”钱说。>　　“不用去了!我的住处太小，恐怕你的随从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杭搪塞道。>　　钱一定要去，杭坚决推挡，一番相争后，钱维城让步，坐上轿子回去了。当时，那些与杭世骏赌钱的年轻人一见来了势头不小的官员，一哄而散，大多藏到望仙桥下面去了。等到钱维城上了轿，他们才溜回来，他们问：“你是什么人，连朝廷派来的学使都这么敬重你?”>　　“我嘛，算是当过官的人。学使是衙门中的后辈。”就这么简单地一说，还是继续隐瞒姓名。“来，来，接着练呀!”于是，一干人等继续吆五喝六地赌了起来。>　　对待谦虚的钱维城，杭世骏算是客气的了，而对与自己同年中博学鸿词科的刘纶却远不如此。>　　刘纶在乾隆元年(1736年)中的是头名，在杭世骏得罪乾隆而被开革回家后的六年即乾隆十四年(1749年)，他已经干到“直南书房(兼内阁学士)，授礼部侍郎”的高位。乾隆十八年(1753年)，他服丧期满，又出任户部侍郎。出任此职是正统史书如《清史稿》的说法，民间笔记如《清代名人轶事》则记为“特旨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而不管哪种说法更可靠，反正是回京任高官无疑。刘纶是江苏武进人，武进在长江以南(靠近常州)，由武进去北京，当时以北到镇江而后渡江到扬州打站，较为方便。>　　刘纶回京，惦记着要在扬州站下，到那里造访在安定书院讲学的同年杭世骏。>　　杭世骏一见刘纶全身官服来访，十分诧异，问他：“你现在任什么官职?”>　　“不敢相瞒，已任内阁学士多年。”刘纶答道。>　　闻此答言，杭世骏不禁失笑，说道：“你这么个吴下少年，也能成为内阁成员?”于是，满堂哄笑。刘纶本想与老同年叙旧，没想弄了个没趣，就告辞而去。　　皇帝像(资料图)

　　就在谢济世掀起湖南官场的同一年，乾隆八年(1743年)，大清帝国官场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杭世骏以汉员身份再提满汉官员待遇不一的问题，由此激怒了皇帝，将杭世骏开除公职，赶回杭州老家。

　　贵族集团在时期首先推行“以满治汉”政策，而后调整为“以汉治汉”，直到八年(1669年)才明确地说：“满汉大小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划一。”而实质上这个政策执行得并不到位，所谓满汉一体的政策不过表现为皇帝本人对文化杰出的尊崇而已，如谒孔庙、给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又如康熙将朱熹理学列为清代正宗思想。

　　满汉官员待遇不一问题被汉员写进奏章，杭世骏也不是第一例，如朝进士、顺康之际名臣魏裔介早在九年(1652年)就在奏章中提醒顺治“督抚重臣宜慎选择，不宜专用辽左旧人”。所谓辽左旧人，当然以满族大臣为多数而汉族大臣为少数。在表达出这样的意见之前，魏裔介还大胆地说过“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瘀”那样的话。魏裔介之说不仅言之有据，而且在以后的康雍两朝“满汉之气中瘀”问题根本没见好转，实际上往更坏处发展。满族官员不拿汉员当回事儿，更不会拿汉族百姓当回事儿。比如与杭世骏同时代的著名文人全祖望在纪念姚启圣的碑文中记述道：“驻军闽中的满洲贵族有王爷、贝子、公爵、伯爵各一位。将军、都统以下各开幕府，他们率领的部队是皇家禁军。驻闽禁军没有正式驻所，就占据民房;没有用具，就强用原屋主人的东西;没有奴仆伺候，就强迫原屋主人为奴仆。他们原屋主人的老婆、女儿，把主人的老人与幼童全给关起来。他们颐指气使或高声斥责原屋主人，稍不如意，就将人家痛打一顿。闽中大地每天都有被虐待致死的人，再加上老百姓吃不上饱饭，死人就更多了。姚启圣先生到闽中任职，看到这种悲惨的状况，就尽最大力量保护民众。到了厦门平定后，姚先生给康熙皇帝写信，请求中央将大部分驻军撤回北京，只留两位将军驻守。中央很快决定全数撤军，但是皇家禁军还是要将共计两万的闽中民众带到北京去当奴仆。姚先生流着泪向驻闽王爷请求，要严行军令‘有私携良民者杀无赦’，而后动用大量资金为百姓赎身。这样，禁军在起程前就释放了所有民众，因为他们得到金钱，也就乐意放还被奴役的百姓了。”

　　从全祖望纪念姚启圣为民请命的善行中，人们不难发现汉民受满族欺压的情况。到一朝，此种欺压汉民的情况虽有所改观，但官场上的满高汉低的现象却愈演愈烈。那位因做过年羹尧幕僚并被诬“悖逆”的著名文人汪景祺在其《西征随笔》中记载了自己的亲历，他写道：“陕西吏治之坏，当为各省之首，几十年来，重要省级官员全由满洲人出任。这些人文化程度很低，连公文阅览都成问题。对于公文往来、案件判决等事项，都让幕僚办理，自己顶名当官而不问民生吏治。这些人又甚为贪财，刻剥聚敛以供歌舞酒宴之挥霍。有一名总督犯罪，朝廷钦差大臣审问。案件中有一个，她在受审时也与犯罪总督同跪一堂。当时人们认为，此事必传为千古笑谈，不只是有失体统的问题了。”

　　青楼女子(高官情妇)与高官同时出庭受审，对现在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体现司法公正精神。在古代的等级里可不得了，即便是犯人也要分等级。总督今年有罪，明年可能官复原职，如上节提到的孙嘉淦。但青楼女子就是青楼女子，就算明年被宣布无罪，明年的身份还是贱民。所以，满族高官既没有全面接受汉族文化的礼义廉耻观念，更没有相应的处理政务能力，而没有能力再占据要位必然会导致汉员的不满。汉员的不满溢于言表，将满族高官的无能当政治问题来评点。仍是在雍正朝，一位职任陕西粮储道的道员，名叫杜滨，就借他的上司、满族巡抚西琳办公室有裁缝同在的现象，专门给皇帝写信：“巡抚西琳每接见属员时，总有两位裁缝在场。对于陕西省有关道员级官员对长官行礼或对答，此二人就像没看见似的。对于官员们讨论的各种问题，此二人也一一听闻。大小官员，对此现象均表示惊骇。”

　　等西琳去职之后，又来了一位叫武格的满族巡抚。此人水平更差，所有公务均交书办处理。所谓书办，就是衙门里没有品级的文职人员，或曰一种“有文化的临时工”。

　　杜滨又盯上了武格，给雍正皇帝写了举报信，信中说：“新任巡抚武格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审理原清涧县令私自增加农民负担的案件。他当堂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如实招供。后面的审问就全由书办负责了。后来，书办说此案尚有难以落实与查证之处，巡抚武格就点头称是。”

　　连续两位满族巡抚被一位职务并不高的汉员盯上，让雍正又气又恼。人家汉员所举是事实，不好找碴儿报复，况且满族高官确实太无能，长此下去也不利于大清江山稳固，所以他就批示杜滨两次递交奏本所反映的问题写道：“西琳被人如此参奏，返躬自思，何颜立于天地之间耶!朕所用满洲外省大臣中多无耻不廉，器局狭小，其所以然之故，朕实不解。满臣之颜面，被尔辈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坏尽矣。朕除愧恨之外，复有何谕!”雍正的话虽是激烈，但总有包庇之意，即只说一二之人如西琳与武格者，而不说是普遍现象。

　　满族高官无能，终于导致了可怕的“书办专政”，国家的治权就落到低级汉族文人手中，而那些想为国家效力的高级汉员就被排挤在一旁。这种现象不仅在雍正之子乾隆一朝延续，而且到了乾隆之子时代成了难以治理的弊病。九年(1804年)六月，针对吏部的书吏(与书办同类)私用印信做假档案提拔官员大案，皇帝批示曰：“奈何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失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举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唯令是从。若堂司如此庸碌，书吏如此狡猾，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国事尚可问乎?”

　　雍正朝的杜滨参奏西琳与武格的事情发生在雍正六年，据嘉庆九年的吏部书吏舞弊案有76年的时间，整整地涵盖了乾隆一朝(1736-1795年)六十年。问题从雍正的不肯认账，只说“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到嘉庆说“诸臣全身保位者多”，无奈地承认现实，其间乾隆的盲目与武断是巨大的促成因素。首先，他不愿为老领导即他老爹雍正朝的满族高官无能而占位的恶劣官风负责任，仍然认为是个别现象，即“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在坏事;其次，他虽然也是满汉一体政策的推行者，但本质上对汉人仍然戒心深重。就杭世骏于乾隆八年(1743年)所提的建议来说，根本不是借题发挥，而是在于促成皇帝革除旧弊。

　　这年二月，举行了一场选拔御史的考试，愿出任的人每人提交一份政论文。于乾隆元年(1736年)应博学鸿词科入仕的杭世骏，此时48岁，正值为朝廷干大事的年龄，所以他选革除满汉界限为论题。他认为，此种选择既符合满汉一体的国策又能提高行政效率，就写道：“任何主张与见解都不能事先设定，因此，满汉之间的界限不能分得过细。满洲的贤才很多，但与汉人比较，只占十分之三四而已。事实却是，全国的巡抚常是满汉各一半，总督则没有一个汉人。国家为什么还坚持重满轻汉的政策呢?”就表面来论，杭世骏已经掌握得很有分寸，违心地说了“满洲贤才很多”那样的客套话。但是，乾隆不认为杭世骏是在客气地说事儿，他认为杭世骏是“见解悖谬，语中挟私”。大怒之际将杭世骏革除官籍，“滚回老家待着吧!”

　　说杭世骏“语中挟私”也不无道理，因为在朝为官的他深有体会：皇上召见时，满族官员自己不等点名就自主进殿，而汉员则必等点名，此足以说明“满贵”而“汉贱”。也正是这点儿“私心”即如此体会才促使他把问题上升到国政层次去讨论，更何况前代名臣魏裔介对此问题已有所涉及呢?所以，当时与杭世骏相识的人都看到他乐观的情形：他交完论文后，有点得意忘形，想与同僚们一起喝一壶。

　　在皇帝那边呢?大内人士后来传出消息说：皇上看了杭世骏的论文后大怒，把论文扔在地上好几次，扔了又捡回看，看了又扔，真是气坏了!

　　杭世骏这边酒饭未备，大内就传出旨意将他开革，赶回老家去。若是一般的等闲人物，笑容肯定要冷冻在脸上，是为哭笑不得。然而，杭世骏毕竟是博学鸿词科选上来的超级才子，他对惊恐不已的同僚们说：“怕什么呀?就算是砍头也会拉到闹市口去砍，污染不了此处我们同住的官寓。”

　　难得自由身!杭世骏回到老家仁和县(今杭州)不久，很快转到扬州，在一所叫“安定书院”的民间学术机构讲学，一干就是几十年，从无倦色。教书的同时，他还写书、画画，好不自在!既有自由，就难免放纵，如嗜钱好赌就成了他的经典表现。

　　杭世骏好钱确成癖症，比方说，他每月从书院发给的工资里取出官方正版、品相又好的三枚钱串起来，放在床上，时间一久，积攒了有一尺之厚，还有，他还把收敛破铜烂铁和民间私铸的杂钱，每每倒腾一遍，就弄到了“两手非墨污即铜绿盈寸”的地步。

　　弄到“铜绿盈寸”的传说也许有些夸张，但以教书著书为业后的杭世骏嗜钱成癖却从不贪图非分之财。有一次，一位商人得罪了管其行当的官员，而该官员一向佩服杭世骏的为人，所以，商人就去杭世骏那里求情，“夜半走先生所乞救，并置重金于案上”，没想到杭老先生一挥手将钱袋给扔出门外。

　　用自己教书挣的钱和卖破铜烂铁换的钱回老家赌钱，也是杭世骏的一大乐趣。并且，老先生赌钱从不偷偷摸摸，而是在桥边的公开场合大练手段。有一次，朝中官员钱维城到浙江省视察学政，住在杭州，他作为学中晚辈(乾隆十年考中状元，比杭世骏小24岁)希望与文名正盛的前辈杭世骏见一面。钱维城作为中央派出的官员颇有气派，又时值盛暑，就坐轿子、高撑遮阳伞，往杭世骏住宅去。正过杭世骏日常赌钱的场所附近的望仙桥，也是钱维城眼尖，一眼就看出杭世骏来，只见杭世骏身穿短衣、手摇蕉扇(而不是文人用的纸折扇)，吆五喝六地与“诸少年博正酣”。钱维城下了轿，到杭世骏面前抱拳作揖，说：“前辈在此乎?”

　　其实，杭世骏的眼睛余光已经看见钱维城下轿，马上不摇扇子，而是用扇子遮住脸，企图混过去。等到钱维城这么一问，他也没了办法，只好讪笑：“你看出我来啦?”

　　“我正想往前辈住处拜访。”钱说。

　　“不用去了!我的住处太小，恐怕你的随从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杭搪塞道。

　　钱一定要去，杭坚决推挡，一番相争后，钱维城让步，坐上轿子回去了。当时，那些与杭世骏赌钱的年轻人一见来了势头不小的官员，一哄而散，大多藏到望仙桥下面去了。等到钱维城上了轿，他们才溜回来，他们问：“你是什么人，连朝廷派来的学使都这么敬重你?”

　　“我嘛，算是当过官的人。学使是衙门中的后辈。”就这么简单地一说，还是继续隐瞒姓名。“来，来，接着练呀!”于是，一干人等继续吆五喝六地赌了起来。

　　对待谦虚的钱维城，杭世骏算是客气的了，而对与自己同年中博学鸿词科的刘纶却远不如此。

　　刘纶在乾隆元年(1736年)中的是头名，在杭世骏得罪乾隆而被开革回家后的六年即乾隆十四年(1749年)，他已经干到“直南书房(兼内阁学士)，授礼部侍郎”的高位。乾隆十八年(1753年)，他服丧期满，又出任户部侍郎。出任此职是正统史书如《清史稿》的说法，民间笔记如《清代名人轶事》则记为“特旨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而不管哪种说法更可靠，反正是回京任高官无疑。刘纶是江苏武进人，武进在长江以南(靠近常州)，由武进去北京，当时以北到镇江而后渡江到扬州打站，较为方便。

　　刘纶回京，惦记着要在扬州站下，到那里造访在安定书院讲学的同年杭世骏。

　　杭世骏一见刘纶全身官服来访，十分诧异，问他：“你现在任什么官职?”

　　“不敢相瞒，已任内阁学士多年。”刘纶答道。

　　闻此答言，杭世骏不禁失笑，说道：“你这么个吴下少年，也能成为内阁成员?”于是，满堂哄笑。刘纶本想与老同年叙旧，没想弄了个没趣，就告辞而去。

清代皇帝的日常饮食

　　清朝统治者源于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大地，其饮食习惯是在东北形成的。东北满族淳朴的食风、简单的饮食方式随着清朝皇室入关，也带到了北京城。入关之初，满族贵族初次登上统治地位，需要本民族的武装力量维护刚刚取得的权利。因此，用民族传统意识和民族传统风俗加强民族凝聚力，是清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清统治者一方面钦定中国传统的儒学、理学为“正学”，使其在文化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稳定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制定一系列防止汉化的措施，其中就包括服饰、发式、礼仪、饮食等方面，以此来加强族八旗官兵的凝聚力，来保持与皇室的向心力。无论是清宫廷筵宴，还是皇帝赏赐有功之臣，清宫廷饮食大多保留满族传统，饮食原料、物料仍以东北特产的粮肉蛋菜为主。每到年底仍例关外风俗行“狍鹿赏”：向满、蒙、汉八旗军的有功之臣颁赐东北野味。届时，北京城内分设关东货场，专门出售东北的狍、鹿、熊掌、驼峰、鲟鳇鱼，使远离家乡故土的八旗士兵和眷属身在异地，也能够吃到家乡风味。正如《北京竹枝词》中所写到的一样：“关东货始到京城，各路全开狍鹿棚。鹿尾鲤鱼风味别，发祥水土想陪京”

　　但是，清代宫廷生活在北京这块土地上，必然要受到北京风土人情、饮食时尚的影响。而且，清王朝统治者与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亦有着王天下者食天下的强烈愿望，对天下的美味食品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清初的顺治、康熙两朝，在以故乡“关东货”为主要饮食的同时，也效法明代宫廷以“尝鲜”为由，按季节征收天下贡品：江南的鲜鱼虾蟹，两广的瓜果蜜饯，山东的苹果，山西的核桃，直隶的蜜桃、鸭梨，陕甘的花皮瓜，新疆的□葡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苏镇江的鲥鱼之贡。鲥鱼是生活在今江苏南京、镇江一带季节性很强的鱼种，每年春季溯江而上，初夏时洄游生殖。宋《食鉴本草》中载，“鲥鱼年年初夏时则出，月余不复有也”。因此鲥鱼身价倍增，成为江南特产。自明代列为进贡皇宫的贡品，清代初期仍沿此俗。第一网鲥鱼就要送皇帝尝鲜，宫廷即在桃花盛开的时候举行“鲥鱼盛会”，届时皇帝赐文武百官一同品尝。鲥鱼味道鲜美，但运送鲥鱼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鱼打涝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分水、旱两陆运送抵京，并在沿途设冰窖、鱼场保鲜。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程，官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四十四小时）送到，宫廷早已做好烹制准备，鲥鱼一到，既举行盛会。因此，为争取时间，送鱼人在途中马歇人不歇，只准许吃鸡蛋充饥。常常是“三千里路不三日，知毙几人马几匹？马伤人死何足论，只求好鱼呈圣尊。”

　　清代皇室沿袭满族的饮食习惯，一天两次正餐，就是早膳和晚膳。早膳在上午八九点进行，晚膳在下午一点到两点进行，夏秋两季则要早一个小时。两次正餐后，各加一顿小吃。

　　御膳的食谱每天由内务府大臣划定，做御膳时，内务府大臣负责监督。皇帝平时吃饭的地点，大多在寝宫和办事场所。传膳时，由御膳房太监负责把3张膳桌拼在一起，铺上桌单，手捧红色漆盒的太监们将各种菜肴、饭点、汤羹等迅速端上饭桌。

　　皇帝就座后，传膳太监先亲口尝尝，然后皇帝才开始吃。试毒牌是一种银制的半寸宽、3寸长的小牌子，中国古人认为如果饭里有毒，牌子就会变色。

　　皇帝吃饭是一个人单独吃，如果没有旨意，任何人都不能和皇帝一起吃饭。一般是主菜八品、小菜四品，再加火锅、粥、汤等。主食有米饭、面食及糕点多种。

　　又据清宫档案记载，皇帝派往各地的官员经常向皇室进“鲜”，即各地应节的新鲜食品，康熙年间任苏州织造的李煦就曾在不同季节向清宫进贡食品与饮料。春季，“今有新出燕来笋，理合供进，少尽臣煦一点敬心。”初夏，“苏州新出枇杷果”、“佛手”。秋季，“苏州今秋十分丰收……洞庭山杏子理合恭进”。刚刚入冬，李煦又进“冬笋”和“糟茭白”。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十月李煦向清宫呈进了一批江南鲜果和露酒：“佛手计二桶，香橼计二桶，荔枝计二桶，桂圆计二桶，百合计二桶，青果计二桶，木瓜计二桶，桂花露计一箱，玫瑰露汁一箱，蔷薇露计一箱，泉酒计一坛。”

　　天下美味食品进入宫廷，清帝的饮食逐渐发生变化。顺、康两朝逐渐改变以各类野兽肉和家禽、家畜等为主要原料和简单的烹饪方式，从各种肉类整治、洗净后切成大块煮、炖、蒸、烧、烤等熟制、用大盘大碗盛装，到食品多层次地加工和注重包装形式。康熙五十九年（１６９０）一月十二日，法国传教士张成一行抵京。玄烨在畅春园热情款待远道的客人，赐给他们的食品有“堆成金字塔行的冷肉”，有“用肉冻、豆荚、菜花或菜心拼成的冷盘”。一月二十八日是我国传统的新年，玄烨邀请传教士们一起过年。除夕晚膳又赐给他们“年饭”十二盘菜肴，二十一种果品。菜肴、果品一改满族“简单”的烹制方法，使清代宫廷饮食在“质”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飞跃。特别是到了乾隆时期，随着国家政治的巩固，社会经济文化空前发展，清代宫廷饮食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乾隆在位（１７３５—１７９５）期间，清王朝经过了近百年的统治之后，正是鼎盛时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已超过明代最高数字，达到六百余万顷。粮食富足，加速了商业发展和城市的繁荣。社会财富大量积聚，统治阶级的享乐之风也日盛一日。皇帝居于封建统治的最高层，饮食服御，豪华奢丽，达到惊人的地步。宫廷饮食不仅打破了“关东货”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在饮食结构、烹饪技术上都得到改变。首先是北京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使常年生活在东北的满族人在身体、生活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应。常食含热量较高的鹿肉、熊掌，容易使体内外的湿热相搏，易患重病。因此乾隆帝对饮食结构进行调整，并对前代定制的宫廷制度中一些未成系统的条文加以修订。在《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国朝宫室》中对宫廷饮食的等级标准及其份额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后、妃的不同等级享受不同的标准。皇帝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的妻妾。皇帝、皇太后、皇后享受最高标准的饮食，每次进膳用全份膳４８品（包括菜肴、小菜、饽饽、粥、汤及干鲜果品）；每天用盘肉十六斤、汤肉十斤、猪肉十斤、羊两只、鸡五只、鸭三只、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皇后以下皇贵妃、贵妃、妃、嫔等按照等级相应递减。皇贵妃、贵妃食半份膳（是皇帝的二分之一）二十四品，妃以下食半半份膳（是皇帝的四分之一）十二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