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年间已开始

Posted 2023-01-05 旅顺

篇首语：水深难见底，虎死不倒威。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清朝康熙年间已开始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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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年间已开始

　　300多年以前，一股“闯关东”的浪潮席卷山东。齐鲁大地上的农民们推着小车，挑着担子，用两条腿开拓出一条充满血泪的“闯关东”之路。一个“闯”字，沸腾了他们的，也造就了他们的性格。当时光渐渐冲淡这段时，一部《闯关东》，将人们尘封的记忆重新唤醒。主人公朱开山，似乎就是他们的时代背影。>　　“闯关东”人群的后代如今生活怎样?是否真的如朱开山般智、勇、忠、义?……记者沿着当年“闯关东”的线路，走进了这个群体。>　　无论是200多年前的周氏兄弟，还是近50年前的殷敬海、寇前塘，他们像一群驰骋在东北三省茫茫雪原上的“西部牛仔”，挎枪、骑马、闯天下;他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豪气冲天，又充满民族正义感;他们那段辛酸而又激扬的历史，正是一代代山东人的本色。>　　从两兄弟到千人村>　　当年，相当一部分人闯关东选择了水路，从山东出海，漂到大连，再从现在的旅顺、金州海岸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因此，在“闯关东”过程中，大连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有一个叫周家崴子的村庄。村里人绝大多数都姓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老祖宗——周成文。经过几代繁衍，周成文的后人们，把这个原本只有两户人家的村子，变成了一个有两千多人的大村。如今，村民们已脱离了祖宗们的农耕生活。在这里，记者找到了该村的族谱修订负责人周纯官。>　　周纯官住在一栋三层小楼里，小楼的建筑风格类似欧式别墅。周纯官笑称：“村里现在以加工业为主，开了不少工厂，村民们的腰包都鼓鼓的。跟老祖宗那时候比，俺们现在都是有钱人。”>　　周纯官点燃了一根香烟，阳光透过玻璃，照射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他沉思着，打开了一段尘封两百多年的记忆——>　　公元1715年，也就是大清王朝的五十四年，登州府(今山东蓬莱及其周边地区)门楼村的周德新、周德纯兄弟，由于生活贫困潦倒，无奈之下，决定离家“闯关东”。>　　“关外有黄金、有沃土、有人参、有貂皮。”这话让周氏兄弟听着，实在诱惑。于是，两人凑了一笔路费，找到了一条小渔船，准备从海路前往关外。>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机械化船只，没有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没有雷达，没有探照灯，甚至没有可以休息的船舱，有的只是小舢板，还有船老大多年的航海经验。>　　出海前，周家兄弟并不知道面临的将是一场生死冒险——根据有关资料显示，自入关起，有不少乘船“闯关东”的人，由于海风的变化，漂流到了、等地;至于覆舟于海上者，更是难以计数。>　　大海是无情的，海浪随时可以把船掀翻在海里，甚至只是一次普通的季风变换，也可能让周氏兄弟永远无法回到老家。但他们已经抱定了必去的信念，几次乞求船老大，“即便死也值了，只要把我们送到关外。”船老大被感动了，在一个夜深风高的黑夜，他们悄悄地驶离了登州府码头。>　　命大的周氏兄弟，平安抵达了大海的北面——旅顺口。当周家兄弟饥寒交迫地踏上旅顺口的沙滩时，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称谓——“海南丢”(在山东省的胶东一带，人们把坐船去关外谋生的叫做“上海北”;而在大连，人们把通过海路“闯关东”的人称为“海南丢”)。>　　周氏兄弟随后就落户在了旅顺口的夏家村，娶妻生子，男耕女织，到老含饴弄孙。如果按照这样的生活轨迹来看，也许周家兄弟的“闯关东”之路过于平淡。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周氏兄弟的冒险天性，在他们的孙子周成文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公元1776年，周成文带着妻子曲氏，来到了周家崴子。那时的周家崴子，甚至算不上一个村落，只有一家蔡姓居民住在那里。于是，周成文就与妻子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直到十四年(公元1809年)，周成文有了5个儿子和10多个孙子，一个大户人家就这样形成了。>　　周纯官保存了一份当年的分家书，上面写道：“周成文，因家口甚多，居住不便，情愿各人分居，周光中分到二间草房……嘉庆十四年十月廿二日”。当年周成文仅用短短两百多字，就把一个大家族分开了。然而，他没有想到，就是这次分家，居然造就了周家崴子村的百年辉煌。>　　周成文的孩子们分别开始创建自己的家族。于是，这里渐渐繁荣起来，不断有新的生命诞生，不断有新的土地被开垦，同时也不断有人再次加入其中。>　　从周家兄弟“闯关东”到旅顺，到周纯官这一代，周家已经繁衍了12代人。1971年，村里拆除坟地，把周家的坟茔全部拆掉了，年轻的周纯官忽然有了一种担忧：“把我们老周家的坟茔拆了，子孙们今后到哪里找祖宗呢?”>　　从那天起，看着祖上留下的“分家书”，周纯官寻根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我要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来自哪里，更重要的是我要了解和继承老祖宗的性格、精神。”>　　周纯官开始了寻根之旅。在日记里，他详细记录了当年走过的寻根路线：曲阜、蓬莱、青岛……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询问当地的人们——“这里是否有登州府门楼村?”结果令他失望，没有任何线索。>　　1984年，已经是万元户的周纯官，依然没有放弃寻根，“那时，叫我‘烧包’的，说我傻的，什么都有”，但周纯官不在乎。1989年，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周可玉的山东人，看到了一份保存多年的族谱。他激动地翻开那本发黄的册子，在上面找到了一行让他激动万分的字迹——“康熙五十四年，周德纯周德新兄弟，渡海北上，定居旅顺双岛夏家村。”>　　血性汉子客死他乡>　　1940年春，山东滨县。由于大部分土地都是盐碱地，每年开春，这里总是赤地千里。这一年尤为严重，农民几乎是颗粒无收。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扫荡，很多农民也不敢出门种地，怕被日本人抓走当劳工。>　　滨县农民殷殿起坐在家里发愁，种不上庄稼，呆在家里又无事可做，长此以往，日子恐怕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妻子俄秀兰一商量，“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如去闯一闯关东，看能否找到条活路。”>　　抱着这样的想法，殷殿起挑着扁担，挑着自己三岁的儿子殷敬海，和妻子一起走上了“闯关东”的大路。>　　当年扁担筐里三岁的娃，现在已是七旬老者。殷敬海不愿回忆历史，他说哈尔滨的生活是他“一生的事件”。>　　“母亲曾告诉我，当时‘闯关东’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能遇到十多户和我们一样的难民。”殷敬海记忆最深刻的是，他的父亲几乎是光着脚丫走到东北的。“由于长时间的跋涉，父亲的鞋很快就破了，当时也没有条件补鞋修鞋，只好赤脚前进。饿了，就在附近的地里找点生玉米啃几口充饥;渴了，随便找个水洼喝水。”颠沛流离的“闯关东”之路，殷敬海一家整整走了一年。>　　“出了山海关，父亲坚持继续向前走，一直走进了哈尔滨。我们定居的地方，是在一片贫民窟中。”当初殷殿起“闯关东”，为的是图一口饭吃，可到了关外才知道，这里虽然有着肥沃的土壤，却每天都生活在日本的铁蹄下。“当时的东三省，已经成为日本人在的重工业生产基地，除了要防着被抓去当劳工，还要小心翼翼地遵守日本订下的各种苛刻的‘规则’。”>　　那时，殷敬海才四岁，但所见所闻成了他终生抹不掉的记忆。“太残忍了!日本人拿着棍子往邻居头上打，邻居满脸是血，我印象深极了。”说到这里，殷敬海痛苦地闭上眼睛，久久没有说话。>　　殷敬海记得，他们家的邻居街坊都是山东人，生活也不顺利;尤其是1940年后闯来的移民，大部分都靠打工谋生。“父亲就是这些‘打工族’中的一个。他当过货郎，每天都要走街串巷，卖些针头线脑，以维持生计。冬天就去江边给人拉犁耙”。>　　所谓的拉犁耙，是东北一种特殊的雪橇，人坐在上面，由拉犁耙的人把雪橇从河边的这一头拉到对岸。“这是一种特别消耗体力的工作，父亲基本天不亮就走了，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才回家，却挣不了多少钱。”>　　为了维持生活，殷殿起甚至还打过有钱人的“主意”。“每逢初一、十五，有钱人就会在河里放一些荷灯，灯上有不少吃的。父亲就趁着天黑，悄悄下河捞荷灯，把荷灯里的食物拿回家。有几次，父亲深夜还遇到了日本人，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说到这里，殷敬海的眼圈红了起来。>　　转眼间，生活在哈尔滨的殷敬海8岁了，看着儿子一天一天长大，殷殿起的心头却喜忧参半，他希望能够让儿子去读书，可是自己每天拼死拼活，也只能让一家三口勉强填饱肚子。>　　就在这时，一个翻译官和几个日本鬼子来到了殷殿起家，主动提出要送殷敬海去读书。“父亲半信半疑，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的读书，就是读日本人的书，学日本人的话。‘那不是让儿子当日本人吗?’父亲心底升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　　殷殿起这个血性的山东大汉，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终决定让妻子带着孩子逃回山东。“快把儿子带回去，让他去姥姥家吧。”殷殿起对妻子说。>　　“可是你呢?”俄秀兰放心不下丈夫，这些年在东北，虽然丈夫时刻压抑着自己的火爆脾气，可是总会有压不住火的时候。>　　“放心吧，我不会做傻事的，我一个人在这里多赚点钱，回去咱们盖新房，让儿子读书。”最终，俄秀兰拗不过丈夫，带着儿子踏上了回老家的路。谁知道这一别，殷敬海就再也没有见到父亲。>　　“在哈尔滨，如果一个外乡人没有家眷独自一人谋生，就会被日本鬼子视作流民。”因此，就在俄秀兰离开不久，几个日本兵就将殷殿起当作流民，抓了起来，送到矿上做矿工。>　　“当时我舅舅和舅妈也‘闯关东’，也到了哈尔滨。这些事情是他们后来告诉母亲的。父亲在矿上干活，有一年的正月十五，日本人让矿工们聚在一起吃饭。父亲在吃饭的时候，唱了首小曲，在正月十八那天，父亲就……”殷敬海再也说不下去了，泣不成声，“我舅舅估计，可能是父亲当时唱歌讽刺日本兵，结果就被他们害死了……”>　　殷敬海拿出一张已发黄的相片，上面的他只有四五岁。“这是我们家唯一的合影。”他伸出干瘦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发黄的，感叹不已：“‘闯关东’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而对我来讲，我想忘，却又难忘。”>　　从“闯关东”到闯山东>　　2008年2月20日18时12分，由牡丹江开往济南的1452次列车，准点到达济南火车站。虽是终点站，车上的旅客仍是满满的。他们大部分来自东北三省，还有一部分是来山东务工的。>　　“现在山东发展快，爷爷当年‘闯关东’，我们回来闯山东。”一位刚下火车的中年人告诉记者。虽然春运早已过去，但是到山东的列车，还有如此大的客流，在以前是不多见的。这也预示着今年来“闯山东”的东北人更多了。>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东北三省的“闯关东”后裔们，早已有了回流的趋势。>　　家住山东省高密市的寇前塘，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携全家从黑龙江伊春市，回到山东高密定居下来。此前，寇前塘在伊春的友谊林场工作了40年。改革开放前，寇前塘的老家由于地少人多，生活困难。在他9岁时，老家遭遇天灾，父亲无奈之下，一个人踏上了关东路。1956年，15岁的寇前塘坐着火车前往关外，投靠父亲。>　　对于寇前塘来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林场里那些山东的老乡们，“有70%左右的人，都是山东过去的，张口都是山东话，生活习惯也跟山东一样。”寇前塘告诉记者，林场里的山东人分两种，一种是多年前随着祖上定居于伊春的老山东人，一种是像自己这种刚刚去的新移民，但不管是哪种山东人，大家对于老家的思念都是一样的。>　　改革开放后，山东经济发展很快，寇前塘以及林场的其他山东老乡们，纷纷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回到了山东老家，形成了“返乡潮”。>　　山东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一位学者认为，“返乡潮”现象早在1979年的时候就已形成。“1979年是山东人口迁移的一个拐点。1979年以前，山东的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但1979年之后，山东的迁入人口开始逐渐增多。每年少则数万，多则十几万。尤其是在烟台、威海等地区，近年来有不少楼盘被东北人成片买下。到了2000年前后，东北地区的不少打工者也开始涌入山东。”>　　山东省统计局有关人士分析认为，20多年前，持续了300多年的山东人“闯关东”现象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返乡潮”的兴起;在这股“返乡潮”中，伴随着一股来势更猛的“打工潮”。他们是真正来闯山东的! 　　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再现了当年的移民浪潮。

　　300多年以前，一股“闯关东”的浪潮席卷山东。齐鲁大地上的农民们推着小车，挑着担子，用两条腿开拓出一条充满血泪的“闯关东”之路。一个“闯”字，沸腾了他们的，也造就了他们的性格。当时光渐渐冲淡这段时，一部《闯关东》，将人们尘封的记忆重新唤醒。主人公朱开山，似乎就是他们的时代背影。

　　“闯关东”人群的后代如今生活怎样?是否真的如朱开山般智、勇、忠、义?……记者沿着当年“闯关东”的线路，走进了这个群体。

　　无论是200多年前的周氏兄弟，还是近50年前的殷敬海、寇前塘，他们像一群驰骋在东北三省茫茫雪原上的“西部牛仔”，挎枪、骑马、闯天下;他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豪气冲天，又充满民族正义感;他们那段辛酸而又激扬的历史，正是一代代山东人的本色。

　　从两兄弟到千人村

　　当年，相当一部分人闯关东选择了水路，从山东出海，漂到大连，再从现在的旅顺、金州海岸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因此，在“闯关东”过程中，大连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有一个叫周家崴子的村庄。村里人绝大多数都姓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老祖宗——周成文。经过几代繁衍，周成文的后人们，把这个原本只有两户人家的村子，变成了一个有两千多人的大村。如今，村民们已脱离了祖宗们的农耕生活。在这里，记者找到了该村的族谱修订负责人周纯官。

　　周纯官住在一栋三层小楼里，小楼的建筑风格类似欧式别墅。周纯官笑称：“村里现在以加工业为主，开了不少工厂，村民们的腰包都鼓鼓的。跟老祖宗那时候比，俺们现在都是有钱人。”

　　周纯官点燃了一根香烟，阳光透过玻璃，照射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他沉思着，打开了一段尘封两百多年的记忆——

　　公元1715年，也就是大清王朝的五十四年，登州府(今山东蓬莱及其周边地区)门楼村的周德新、周德纯兄弟，由于生活贫困潦倒，无奈之下，决定离家“闯关东”。

　　“关外有黄金、有沃土、有人参、有貂皮。”这话让周氏兄弟听着，实在诱惑。于是，两人凑了一笔路费，找到了一条小渔船，准备从海路前往关外。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机械化船只，没有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没有雷达，没有探照灯，甚至没有可以休息的船舱，有的只是小舢板，还有船老大多年的航海经验。

　　出海前，周家兄弟并不知道面临的将是一场生死冒险——根据有关资料显示，自入关起，有不少乘船“闯关东”的人，由于海风的变化，漂流到了、等地;至于覆舟于海上者，更是难以计数。

　　大海是无情的，海浪随时可以把船掀翻在海里，甚至只是一次普通的季风变换，也可能让周氏兄弟永远无法回到老家。但他们已经抱定了必去的信念，几次乞求船老大，“即便死也值了，只要把我们送到关外。”船老大被感动了，在一个夜深风高的黑夜，他们悄悄地驶离了登州府码头。

　　命大的周氏兄弟，平安抵达了大海的北面——旅顺口。当周家兄弟饥寒交迫地踏上旅顺口的沙滩时，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称谓——“海南丢”(在山东省的胶东一带，人们把坐船去关外谋生的叫做“上海北”;而在大连，人们把通过海路“闯关东”的人称为“海南丢”)。

　　周氏兄弟随后就落户在了旅顺口的夏家村，娶妻生子，男耕女织，到老含饴弄孙。如果按照这样的生活轨迹来看，也许周家兄弟的“闯关东”之路过于平淡。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周氏兄弟的冒险天性，在他们的孙子周成文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公元1776年，周成文带着妻子曲氏，来到了周家崴子。那时的周家崴子，甚至算不上一个村落，只有一家蔡姓居民住在那里。于是，周成文就与妻子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直到十四年(公元1809年)，周成文有了5个儿子和10多个孙子，一个大户人家就这样形成了。

　　周纯官保存了一份当年的分家书，上面写道：“周成文，因家口甚多，居住不便，情愿各人分居，周光中分到二间草房……嘉庆十四年十月廿二日”。当年周成文仅用短短两百多字，就把一个大家族分开了。然而，他没有想到，就是这次分家，居然造就了周家崴子村的百年辉煌。

　　周成文的孩子们分别开始创建自己的家族。于是，这里渐渐繁荣起来，不断有新的生命诞生，不断有新的土地被开垦，同时也不断有人再次加入其中。

　　从周家兄弟“闯关东”到旅顺，到周纯官这一代，周家已经繁衍了12代人。1971年，村里拆除坟地，把周家的坟茔全部拆掉了，年轻的周纯官忽然有了一种担忧：“把我们老周家的坟茔拆了，子孙们今后到哪里找祖宗呢?”

　　从那天起，看着祖上留下的“分家书”，周纯官寻根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我要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来自哪里，更重要的是我要了解和继承老祖宗的性格、精神。”

　　周纯官开始了寻根之旅。在日记里，他详细记录了当年走过的寻根路线：曲阜、蓬莱、青岛……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询问当地的人们——“这里是否有登州府门楼村?”结果令他失望，没有任何线索。

　　1984年，已经是万元户的周纯官，依然没有放弃寻根，“那时，叫我‘烧包’的，说我傻的，什么都有”，但周纯官不在乎。1989年，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周可玉的山东人，看到了一份保存多年的族谱。他激动地翻开那本发黄的册子，在上面找到了一行让他激动万分的字迹——“康熙五十四年，周德纯周德新兄弟，渡海北上，定居旅顺双岛夏家村。”

　　血性汉子客死他乡

　　1940年春，山东滨县。由于大部分土地都是盐碱地，每年开春，这里总是赤地千里。这一年尤为严重，农民几乎是颗粒无收。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扫荡，很多农民也不敢出门种地，怕被日本人抓走当劳工。

　　滨县农民殷殿起坐在家里发愁，种不上庄稼，呆在家里又无事可做，长此以往，日子恐怕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妻子俄秀兰一商量，“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如去闯一闯关东，看能否找到条活路。”

　　抱着这样的想法，殷殿起挑着扁担，挑着自己三岁的儿子殷敬海，和妻子一起走上了“闯关东”的大路。

　　当年扁担筐里三岁的娃，现在已是七旬老者。殷敬海不愿回忆历史，他说哈尔滨的生活是他“一生的事件”。

　　“母亲曾告诉我，当时‘闯关东’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能遇到十多户和我们一样的难民。”殷敬海记忆最深刻的是，他的父亲几乎是光着脚丫走到东北的。“由于长时间的跋涉，父亲的鞋很快就破了，当时也没有条件补鞋修鞋，只好赤脚前进。饿了，就在附近的地里找点生玉米啃几口充饥;渴了，随便找个水洼喝水。”颠沛流离的“闯关东”之路，殷敬海一家整整走了一年。

　　“出了山海关，父亲坚持继续向前走，一直走进了哈尔滨。我们定居的地方，是在一片贫民窟中。”当初殷殿起“闯关东”，为的是图一口饭吃，可到了关外才知道，这里虽然有着肥沃的土壤，却每天都生活在日本的铁蹄下。“当时的东三省，已经成为日本人在的重工业生产基地，除了要防着被抓去当劳工，还要小心翼翼地遵守日本订下的各种苛刻的‘规则’。”

　　那时，殷敬海才四岁，但所见所闻成了他终生抹不掉的记忆。“太残忍了!日本人拿着棍子往邻居头上打，邻居满脸是血，我印象深极了。”说到这里，殷敬海痛苦地闭上眼睛，久久没有说话。

　　殷敬海记得，他们家的邻居街坊都是山东人，生活也不顺利;尤其是1940年后闯来的移民，大部分都靠打工谋生。“父亲就是这些‘打工族’中的一个。他当过货郎，每天都要走街串巷，卖些针头线脑，以维持生计。冬天就去江边给人拉犁耙”。

　　所谓的拉犁耙，是东北一种特殊的雪橇，人坐在上面，由拉犁耙的人把雪橇从河边的这一头拉到对岸。“这是一种特别消耗体力的工作，父亲基本天不亮就走了，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才回家，却挣不了多少钱。”

　　为了维持生活，殷殿起甚至还打过有钱人的“主意”。“每逢初一、十五，有钱人就会在河里放一些荷灯，灯上有不少吃的。父亲就趁着天黑，悄悄下河捞荷灯，把荷灯里的食物拿回家。有几次，父亲深夜还遇到了日本人，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说到这里，殷敬海的眼圈红了起来。

　　转眼间，生活在哈尔滨的殷敬海8岁了，看着儿子一天一天长大，殷殿起的心头却喜忧参半，他希望能够让儿子去读书，可是自己每天拼死拼活，也只能让一家三口勉强填饱肚子。

　　就在这时，一个翻译官和几个日本鬼子来到了殷殿起家，主动提出要送殷敬海去读书。“父亲半信半疑，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的读书，就是读日本人的书，学日本人的话。‘那不是让儿子当日本人吗?’父亲心底升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

　　殷殿起这个血性的山东大汉，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终决定让妻子带着孩子逃回山东。“快把儿子带回去，让他去姥姥家吧。”殷殿起对妻子说。

　　“可是你呢?”俄秀兰放心不下丈夫，这些年在东北，虽然丈夫时刻压抑着自己的火爆脾气，可是总会有压不住火的时候。

　　“放心吧，我不会做傻事的，我一个人在这里多赚点钱，回去咱们盖新房，让儿子读书。”最终，俄秀兰拗不过丈夫，带着儿子踏上了回老家的路。谁知道这一别，殷敬海就再也没有见到父亲。

　　“在哈尔滨，如果一个外乡人没有家眷独自一人谋生，就会被日本鬼子视作流民。”因此，就在俄秀兰离开不久，几个日本兵就将殷殿起当作流民，抓了起来，送到矿上做矿工。

　　“当时我舅舅和舅妈也‘闯关东’，也到了哈尔滨。这些事情是他们后来告诉母亲的。父亲在矿上干活，有一年的正月十五，日本人让矿工们聚在一起吃饭。父亲在吃饭的时候，唱了首小曲，在正月十八那天，父亲就……”殷敬海再也说不下去了，泣不成声，“我舅舅估计，可能是父亲当时唱歌讽刺日本兵，结果就被他们害死了……”

　　殷敬海拿出一张已发黄的相片，上面的他只有四五岁。“这是我们家唯一的合影。”他伸出干瘦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发黄的，感叹不已：“‘闯关东’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而对我来讲，我想忘，却又难忘。”

　　从“闯关东”到闯山东

　　2008年2月20日18时12分，由牡丹江开往济南的1452次列车，准点到达济南火车站。虽是终点站，车上的旅客仍是满满的。他们大部分来自东北三省，还有一部分是来山东务工的。

　　“现在山东发展快，爷爷当年‘闯关东’，我们回来闯山东。”一位刚下火车的中年人告诉记者。虽然春运早已过去，但是到山东的列车，还有如此大的客流，在以前是不多见的。这也预示着今年来“闯山东”的东北人更多了。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东北三省的“闯关东”后裔们，早已有了回流的趋势。

　　家住山东省高密市的寇前塘，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携全家从黑龙江伊春市，回到山东高密定居下来。此前，寇前塘在伊春的友谊林场工作了40年。改革开放前，寇前塘的老家由于地少人多，生活困难。在他9岁时，老家遭遇天灾，父亲无奈之下，一个人踏上了关东路。1956年，15岁的寇前塘坐着火车前往关外，投靠父亲。

　　对于寇前塘来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林场里那些山东的老乡们，“有70%左右的人，都是山东过去的，张口都是山东话，生活习惯也跟山东一样。”寇前塘告诉记者，林场里的山东人分两种，一种是多年前随着祖上定居于伊春的老山东人，一种是像自己这种刚刚去的新移民，但不管是哪种山东人，大家对于老家的思念都是一样的。

　　改革开放后，山东经济发展很快，寇前塘以及林场的其他山东老乡们，纷纷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回到了山东老家，形成了“返乡潮”。

　　山东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一位学者认为，“返乡潮”现象早在1979年的时候就已形成。“1979年是山东人口迁移的一个拐点。1979年以前，山东的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但1979年之后，山东的迁入人口开始逐渐增多。每年少则数万，多则十几万。尤其是在烟台、威海等地区，近年来有不少楼盘被东北人成片买下。到了2000年前后，东北地区的不少打工者也开始涌入山东。”

　　山东省统计局有关人士分析认为，20多年前，持续了300多年的山东人“闯关东”现象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返乡潮”的兴起;在这股“返乡潮”中，伴随着一股来势更猛的“打工潮”。他们是真正来闯山东的!

清朝是什么时候开始走向衰弱的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清朝是什么时候开始走向衰弱的?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一时期的清朝，在经济上，奖励垦荒、更名田、兴修水利、禁止圈地、捐免田赋以及改革赋役等，使得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都得到了繁荣与发展;政治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君主，励精图治、事必躬亲，加强中央集权，使得政局基本稳定;军事上，击退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平定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等。这一切表现，足以展示清王朝的强大。

在18世纪，正值康乾盛世期间，来往于中国和欧洲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中国地图描述给当时的欧洲人，引来了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向往。在当时的欧洲出现了长达百余年的“中国热”。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另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个被伏尔泰盛誉，被欧洲人所追捧被后来历史学家称为“High Qing”(盛清)的国家，却在18世纪结束后的四十年时间里，走向了衰落，被曾经轻视的欧洲人所击败，开启了近代百余年的屈辱史。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曾位于世界之巅的国家为什么那么快就成了只能被动挨打的“东亚病夫”呢?笔者认为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角度去进行分析。

首先，从经济上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换句话说，经济是基础，而生产力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那么我们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上来分析就会发现，虽然在康乾盛世时期的清朝，国力鼎盛，人口众多，GDP的总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横向对比，我们会发现，早在18世纪之前，虽然欧洲的经济总量还远无法和中国相比，但是，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却远超中国。

15世纪末，为了绕过地中海的传统航道(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占据)，欧洲以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为代表的航海家们，在政府的支持下，扬帆出海，寻找新的通往东方的航道。由此，欧洲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新航路的开辟所带来的财富与劳动力，伴随着罪恶的三角贸易(又称黑奴贸易)，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这些资本的积累，催生了后来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

18世纪中后期，欧洲的生产力不断发展，为了更高的效率，一批改变世界的技术革新面世，而其中就包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瓦特改良蒸汽机。蒸汽机的面世，为生产提供了可靠的动力来源，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也使得近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汽船随之而诞生。欧洲的生产力得以解放，经济飞速发展。而当时的中国，依然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为主导，重农抑商的政策影响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在18世纪伴着康乾盛世发展到顶峰时，而西方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当然，民主与专制与否，并不是当时的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更为主要的是发展到顶峰的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在之后走向了腐朽，各种来自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开始浮现，皇帝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而与此同时却缺乏对于皇权的约束。这就导致在乾隆晚期，贪腐问题成风，而处理与否大部分情况下却根据皇帝的一己之见。而在乾隆晚期，乾隆皇帝对于贪腐的惩戒已远没有继位之初的时候那么坚决。有些贪官的贪腐甚至有乾隆故意放纵的原因，如和珅等人。

而西方在经过民主革命或改革后，步入了近代民主代议制，其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这一过程使得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取代了以人治作为主要特点的封建制度，统治阶级的集体意志代替了君主的个人意志，使得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得以下降，也使得君主无法通过个人的情绪影响整个国家的前进方向。法律的完善和法制建设，则使得整个社会以法律作为行为准则，官僚也更多地是以法律来行政而不是想着讨好君主。

第三，则是在文化层面上的专制、封闭。在18世纪，中国的文化领域虽然也出现了《四库全书》这样的对过往的文化典籍进行总结的集大成之作，也出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文化领域却为文字狱所困，大量的知识分子被清廷迫害处死，这一情况在康乾盛世时期极为突出，出现了诸如明史案、南山集案、查嗣庭试题案等牵连多人的案件。

而文化的封闭导致的是对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不论是新航路的开放还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革新，都没有影响到这个东方的古老帝国。让它得以继续以“天朝上国”自居，并鄙夷世界其他文化。但同时期的欧洲却迎来了启蒙运动，一批影响深远的启蒙思想家不断涌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绘制了未来的蓝图，其中的“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等思想影响持续至今。

由此可见，清朝从曾经的“天朝上国”走向衰落，被列强肆意凌辱，并不是在那短短的四十年里就造成的结果。乾隆之后统治者的无能。以及官僚集团逐渐腐化等内部原因只是一部分，更主要的是清朝在更早以前就已经落后于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