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腐败的缘由

Posted 2023-01-05 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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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腐败的缘由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政府最腐败的时期，贪官之多，多如牛毛。这些贪官象蛀虫，年复一年地蚊食清政府的基梁，最终导致清王朝的覆灭。

　　第一，礼仪繁多。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与此相适应，历代都把烦琐的礼仪视作安邦治国的大事，清代衙门的运作规则中很大一部分也属这一类。官僚们互相动用公帑请客、送礼、看戏……此类费用都是合乎“礼”的大开支。例如，1842年初原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后途经漳州回广东家乡。“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搬运搜刮来的物资等历时十多天“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招待费用全由当地官府负担，“实用去一万余金”。当地财政困难，只好虚报乡勇一千二百名的粮饷去填补。已革官员过境尚且如此，在位者过往更可想而知。且这些交往通常都要馈赠厚礼，而诸如此类变相行贿受贿的公务是官场司空见惯的。

　　第二，制度不严密，甚至有重大的缺陷。

　　以财政收支来说，直到灭亡前一年，清政府才试行编制预算。政府的收支虽不能说没有法例可依，但有许多可以上下其手的漏洞；于是，送礼和纳费（给有关官员私分的费用）便成了弥缝补苴所必需。

　　有清一代，军费一直是最大宗的支出。平常年份，供养80多万八旗兵和绿营兵的费用已约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70%，战时支出更加惊人。军费报销便成了贪污的渊薮。咸同之际，福建不是主要战场，但“军需款目，至一千数百万之外，部费即须十余万”。这为数不菲的部费固然是户部官员的美食，那一千多万支出也有颇多早已纳入地方官吏私囊。仅一位署理知州“开销募勇防堵数万，闻当日只雇勇一二百人”。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也曾为军费报销中的“部费”困扰。镇历太平天国与捻军的军费报销时，户部书吏索价四十余万，他们仅愿出八万。最后他们上奏慈禧，得到“着照所请，该部知道”的朱批而不必交户部再核议，才按八万两的低价了结此桩公案。这些都是没有建立严谨的财务和报销制度的恶果。

　　这类制度缺陷更突出地表现在税收上。清帝国以“永不加赋”自诩，但各种附加往往超过正赋；加上官绅勾结，重负转嫁给贫户，与“依率计征”背道而驰。厘金制度建立后，情况更加混乱。从厘卡的设立到厘捐的高低都无严格的标准，而洋货则可以免厘。这就为官商双方行贿受贿留下广阔的空间。

　　第三，薪俸制度不合理。

　　光绪元年奉天将军上奏：“奉省贿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论，出于贪墨者犹少，迫于穷困者实多。”如将军养廉原定二千两，因财政困难，层层扣减，“实数不过二百余金矣，借此从公，万难敷衍，不得已设为名目，取给下僚，陋规相沿，实一大弊”这一情况各地皆然。而陋规一旦成为定例官吏可以从中渔利，要革除陋俗，建立健全的财政和薪俸制度便困难重重了。

　　改革中的无序状态

　　在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中，晚清社会已在一些方面起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洋务运动特别是最后十年的新政中清政府在军事、经济、法律和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深远影响的改革。但这些改革的某种无序状态又带来新的贪污。

　　先看一个实例：1908年，在筹备立宪声中，盛宣怀与有关人士合谋给皇室送乾股，作为日后用途。盛氏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前所面奏‘内府公股’一节，力筹厂矿以公济公之款，居然得有一百廿六万两。既难提出现款，莫如改作公股，并拟将自己创始股份十万两凑入报效，计可合约二百万元。虽于公家无足重轻，而华商公司可入公股，藉开风气，实于农工商大有裨益。惟‘皇室经费’名目，确是立宪以后之事，目下未便处落边际，故只说‘内府公股’而已。”这件事说明几个问题：一是朝廷和地方官员确实在为立宪作“预备”。二是他巴结最高领导者那些款项的来源大都是公款，实际是化公为私，但也不惜拿出一大笔已落入私囊的钱财。三是做这类事也没有忘记找个冠冕堂皇的藉口如“于农工商大有裨益”之类。人们猜测，由于当时法制不健全，不少官员都收受“乾股”，但笔者尚未看到其他确凿的史料，只好存疑。

　　甚至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贿赂也成了工具之一。摄政王之孙（载涛的儿子）写道：“我记得在民国初年，庆亲王奕匡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载振、载、载抡请我父亲给他们分家，载因嫌分给他们的现款太少，就对我父亲说：‘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原文如此——引者）和总管张兰德（即小德张）每人报效了三百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么一点呢？’”这六百万两白银成了清帝国与民国更替的社会成本。

　　亨廷顿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的努力的产物”。盛宣怀和袁世凯的作为为这个论断提供了新的例证。此外，在厘金的盘剥下，清末的民间工商业仍能以较高速度增长，贿买有关官员，从而减轻了盘剥程度也是其中因素之一。外国商人和李鸿章等人曾出巨资安装发电设备供宫内照明，铺铁轨开小火车给慈禧等人玩耍。这类礼物让此辈开了眼界，对有关事业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

　　专制主义的必然恶果

　　晚清官员贪泉泛滥最根本的原因在专制制度本身。

　　当上司可以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特别是大小官员和士绅的荣辱乃至生死都取决于皇帝和慈禧那样的“圣母皇太后”的时候，各种对这些统治者及其周边人物表示忠诚的行动是绝对无法遏制的。物质上的送礼进贡（各种行贿受贿活动）不过是显示忠心的方式之一。

　　慈禧搜刮了不少私产，这是她生前已广为人知的传闻。甲午战争期间，张骞给翁同龢的密信就谈到：“外间传闻禧圣尚有储款二千万，若果有之，似亦可请。”梦想请她将私囊拨充军费。尽管目前无法确切计算她搜刮了多少，但可以确定她通过种种途径确实收受了不少财物。不妨看一个小例子：“世中堂（世续）于正贡之外加贡，颇得慈欢……写了一万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以万乘而重万两，殊出意外。”在专制制度下，“正贡”是必须遵守的制度。1894年（甲午）正值慈禧60大寿，臣子们为讨好这位专制君主煞费苦心，在他们心目中强敌入侵、山河破碎不及讨主子欢心来得重要。“加贡”却要察颜观色，更见机心。慈禧收受世续的万两银子表明她细大不捐，而“颇得慈欢”的世续不久就擢升为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了。

　　同时，在这样的制度下，不但主子受贿，专制统治者身边的近臣和奴才也要按惯例分润。如果不给他们约一成的手续费，贡品是不可能顺利送达主子的。

　　此外，在这样的制度下，各级官员都是他们管辖范围的专制统治者。对上要层层供奉（冰炭敬等），权力所达之处则任意动用公帑。贡品固然用公帑，私人送礼行贿亦不例外。为了巴结慈禧之下最有权势的人物——庆亲王奕匡，袁世凯将这位亲王一家的一切费用全都包下，用的就是北洋的公帑。就是以清廉自诩的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进贡和给有关官员送礼，用的也是公款。

　　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但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近日言官卖摺之风甚夥。……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手中，当他们本身不乾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

　　总之，晚清贪风无法遏止无非宣告专制政权依靠自我监察力量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只有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建立强大的权力制约体系，才能净化政府机构——这是研究晚清贪污留给我们的重要的启示。

　　归根到底是官本位社会的毒瘤

　　贪污无非是公众权力的私有化，在社会中寻求不当租金。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自愿或被迫交租？答案应该从社会结构中去寻找。

　　中国的王权是绝对的，代表王权在各地行使权力的官吏的权力也处在绝对强势的地位。他们是民众的主人和管理者。与此相适应的是政教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君主和各级官员体现的行政权利统治天下，“君师合一”，管治和教化百姓。与西方不同，没有可以同君主和

读《官场现形记》:晚清仕途是怎样一幅腐败景像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起清朝的选官体制：“在中国有四种进入官场和获得提升的途径：科场出身，兵弁出身，保荐贤才，捐班出身。”按说，清朝的入仕途径是有着严格限制的，但在实际施行中尤其在晚清时期，这四种求官途径经常发生着变异，其间行贿收贿、买官卖官的腐败丑行，在清朝著名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可窥一斑。

清朝为巩固其统治基础，网罗有用人才，还曾开设“博学鸿儒科”、“孝廉方正科”、“经济特科”等。此类招考皆由皇帝下特殊诏令，临时设置简单考试，以此招揽一些具有特殊才能或在社会上有声望者。已登科及在任官吏均可报考，考后该升迁的予以升迁，该授官者授予一定的官职，这称“制科”或“制举”，与科举一样，算作正途。制科出身的官吏，有时会受到科举出身官吏的某种歧视。

由捐纳或议叙等而得官的，称为异途出身。清朝实行的捐纳制度，也是任用制度的一种内容，即可以通过捐银捐物的途径，而得到某种官职和荣誉虚衔。清政府出于筹措饷银和开辟财源之需，从康熙年间开始实行捐纳，规定一般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都可捐纳，甚至武官在乾隆年间可以捐到参将。捐纳的规章称作“捐例”，或“事例”，分暂行事例和现行常例两种。捐纳范围和人数，时大时小，时多时少，凡遇国家财政紧张之机，便大开捐例。由于捐纳这种方法使适合做官的人数大为增加，势必造成与有限官职名额的矛盾，其结果不仅影响到候补官员过多，仕途混杂，而且还随着捐纳泛滥出现行政机构冗员充斥，吏治败坏等。所以，清朝政府有时不得不采取收敛的措施，但捐纳制度一直没有彻底废止，从康熙朝开始，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几朝，一直延续到清朝后期。

在清朝任用的官吏中，以“荫袭”得官者也占据了一定比例。“荫袭”是依赖法外特权而得官的一条途径，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吏子弟或亲属的入仕都是予以特殊照顾的。清朝主要存在恩荫、难荫和特荫三种方式，恩荫限于三品以上官员子弟；难荫限于因公殉职的官员子弟；特荫限于功臣、名臣子弟。

科场出身，本来是“最纯正和最好的”做官道路，但到了晚清，这“老老实实”的科场考试，也已经却完全被铜臭所污染。制度再密，比不上执行人作伪作弊。报考可以花钱请枪手冒名代考，考试可以花钱派外援传递答案。同时，门生关系在晚清科场绝不可忽视。乡试、会试时的考官也视之为师，考生当然要给老师好处，不然成绩再好也白搭。小说第二回写举人赵温上京会考，这赵温虽然中举，但“世路上一切应酬，究未谙练”，对主考官只封了二两银子。主考官吴赞善早就打听到这个土财主门生的家私，打算收上二三百两的贽见，不料赵温“有现成的老师不会巴结”，结局只能是“春风报罢，即拟整顿行装，起身回去。”

那么，兵弁出身的“大兵”们是否按军功就可升官了呢？也不一定的。按说凭军功提升是最快的，但想当官的“受命官员”也得支出一笔价值和任命相当的款项。小说第十二回中提到，一批从前打“粤匪”，打“捻匪”，“立过汗马功劳”的“功臣”，当战事平定以后，就没有什么差缺应付他们了。无论什么人，只要有“大帽子八行书”就可当官，而“大帽子八行书”只要有钱就可以弄到。一个从前打“长毛”，身当前敌，克复城池，叙功历保至花翎副将衔、尽先候补的湖南人毛长胜，竟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只得将饬知、奖札沿街兜卖。第三十回写到善于钻营的冒得官，以三十块钱买得几张形同废纸的饬知、奖札，却当上了江阴炮船的管带。

进入官场的第三个办法“保荐贤才”则更糟了。因为“保荐贤才”必需要有官员的记录，而这些官员身上都不干净，他们毫无例外都有贪污行贿的劣迹。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用黄金来开路。小说中候补知府时筱仁，从未到过广西，却仗着钱多且上代又有些交情，便买通提督军门在广西边防案内保举上来，以试用知府进京引见。尤为骇见的是，胡统颌统带六营防军去浙东严州剿匪，随员周果甫为其策划了将乡民当土匪的胜仗。胡统领居然以“异常劳绩”在报功单上首列周果甫名字，随折奏报。小说叹道：“其实这种事情，各省皆有，并不稀奇。”

至于第四个作官的道路，那就是纯粹的购买了。清代的捐纳制度沿袭前朝，也就是以虚衔、封典、贡监为限买个荣耀而已。到了晚清，捐纳的官职从虚而实，从低到高，将官职作为商品进行公开合法的买卖。在考量一个人能否出任官职的时候，才德、学识、资历都可收弃之不顾，足够数量的金钱成了唯一的权衡因素，由此演出的种种无耻之尤的丑剧，也就毫不足怪了。

小说第五回，江西何藩台与兄弟三荷包失和，三荷包吵着要算分家帐，报出帐来道：当初为你捐知县，捐了一万多；后来捐知府，连引见走门子，又是二万多；八千两银子买一密保送部引见；三万两买到一个盐道，终于署上藩台。先后一共花了近十万两银子。小说第二十六回，河南臬台之子贾润孙到京之后，走钱店掌柜黄胖姑的路子，意图拼出大价钱买得一个肥缺。他先后报效修盖园子工程二万两，孝敬太监黑大叔七万两，孝敬四位军机二万两，再以二万两作为一切门包使费、经手谢仪，五千两作为在京用度。

小说在第十九回中通过浙江署院朱瑜之口，对于捐纳的弊端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抨击：“浙江吏治之坏，甲于天下。推原其故，实由于仕途之杂；仕途之杂，实由于捐纳之繁。无论市井之夫，纨绔之子，朝输白镪，夕绾青绫；口未诵夫诗书，目不辨乎菽麦。其尤甚者，方倚官为孤注，俨有道以生财，民脂民膏，任情剥削，如此而欲澄清吏治，整饬官方，其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