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地方财政依靠鸦片种植支撑产值超过中央财政

Posted 2023-01-05 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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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地方财政依靠鸦片种植支撑产值超过中央财政

　　１９０８年，四川的支柱产业“鸦片”大丰收，产值高达３５００万两，其中２３００万两，完全依靠省内就地销售，这极大地拉动了内需。这一产值，甚至超过了当年中央财政的收入。当年，大清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突破２亿两白银，创历史之最，但是，中央财政只掌握区区２４００万两，不足１２％。　　地方分权与鸦片财政，成为长在大清财政肌体上的两个肿瘤。多年来，鸦片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都占到１０％以上，但是考虑到被地方政府大量隐瞒了的鸦片收入，这一数据被远远低估了。　　地方政府酷爱鸦片，是因为能征收超出粮食２０倍的税收，“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郭嵩焘），这当然也极大地支撑着公款吃喝、公车消费等。随着国产鸦片的产量提升，鸦片吸食者的队伍也日益庞大，鸦片馆等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农民喜爱鸦片，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郭嵩焘）。　　根据后世学者测算，一亩罂粟地大概能收获５０两鸦片，１两鸦片约值大洋１元，１元大洋可以买４０斤左右的大米，一亩鸦片就能换来２０００斤大米。亩产千斤的粮田，到哪里去寻找呢？即使扣除了各种成本、缴纳了各种税费，鸦片的收成也大大高于粮食，令农民足以达到温饱有余。　　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选择，还有什么产业能如同鸦片那样，令地方政府和农民们同步地达到兴奋满足呢？因此大清国处处罂粟盛开、鸦片飘香，最好的农田都成了罂粟地。仅山西一省，５３０万亩的耕地中土质最好的６０万亩，全部用于种植鸦片，导致粮食减产。当１８７７年持续三年的特大干旱袭来时，华北地区饿死千万，而以山西为最，这就是“丁戊奇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鸦片驱逐粮食。虽然山西省在灾后宣布禁绝鸦片，但不久就因为财政压力而恢复，直到１９０９年全国范围的“禁烟”运动中才停止。但１９０９年，山西巡抚报告中央，“禁烟”造成了财政困难，地方政府当年亏空１４０万两。　　靠鸦片支撑地方财政、解决三农问题、支撑社会稳定繁荣，长期下来，大清国也就如同吸毒者，无论继续吸还是断然戒，都已生不如死……

揭秘清末湘军如何与中央政府争夺地方控制权

揭秘清末湘军如何与中央政府争夺地方控制权

　　晚清湖南地方军队被称为湘军。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的烈火迅速从广西燃向全国，此前清廷依靠的八旗与绿营不堪重用，为湘军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机会。随着湘军兴起，国家的一些重要权力也逐渐移向地方，转入汉人手中。统治者既要依靠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又恐其尾大不掉，不情愿将权力拱手相让，由此展开了清廷与以湘军集团为首的地方势力对权力的争夺。

　　湘军的创制

　　湘军创始于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地方团练。清中期以后，清朝的八旗、绿营等正规军风气散漫、严重腐化，战斗力低下，遇到战乱等重大危机，朝廷即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清查保甲，保护地方，所需费用均由民间自筹。可以说，团练创始之初，不过是防卫地方的民间武装而已。太平天国起义后，咸丰帝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其本意与其他各省办理团练并无区别。但曾国藩却将团练一词一分为二，声言自己不办保甲而专办练勇，并以团练为基础，集合兵勇、夫役、工匠等编成陆营、水师，形成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的地方军事势力。

　　随后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国家经制之兵屡遭败绩，湘军却不断取胜。但是，湘军将领并没有受到重用。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湘军攻占湖北省城武昌，咸丰帝闻报大喜，当即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过很快又收回成命。除非万不得已，咸丰帝是绝不肯让湘军将领兼掌军政大权的。

　　湘军集团对权力的争夺

　　太平天国起义迅猛发展，湘军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湘军集团逐渐取得地方军政大权。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清廷任命胡林翼（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编者注）署理湖北巡抚，与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广总督官文。清代官制中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政，军权应归于官文。可官文贪鄙庸劣，见识浅薄，只因是满洲正白旗贵族而为咸丰帝所重用，所部军队战斗力极差。胡林翼抚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虽申奏，但咸丰帝仍下严旨要其会同官文办理湖北军政。不得已之下，胡林翼改变策略，转而与官文结交，在公文中每列官文为首功，每月拨盐厘３０００两相赠，还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宠妾为义女，进而与官文兄弟相称。不过，胡林翼并非与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试图加以利用。官文也深知在此战争环境，多少督抚因为不善带兵，或死于战事或被罢职免官，于是也乐于依靠这个对自己恭敬备至的胡林翼。在官文看来，既然胡林翼满足了自己对声色货利的喜好，自己赞同他的军政主张，也算是礼尚往来。于是，胡林翼大刀阔斧厉行改革，稳定湖北局势，从而在同太平天国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处于有利地位。

　　但事实上，清廷并没有放弃对地方权力的严格控制和打压。所以，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运用权术，让清廷认为改革措施多为官文主张，湘军集团是难以迅速发展起来的。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曾国藩借父丧之机，向咸丰帝摊牌索要更大权力。清廷以为太平天国行将覆灭，断然令曾国藩在籍守制。不料三年后，江南大营再次崩溃，太平天国基本控制了富庶的江南地区，切断了清王朝赋税、漕粮的主要供应渠道。于是，山穷水尽的朝廷陷入两难境地：要么拘泥于不轻易授予汉人实权的旧制而坐以待毙，要么听任湘军壮大势力，但可以利用他们来度过亡国危机。在太平天国大军的逼迫下，舍湘军而无其他劲旅可以依靠，清廷只能容忍湘军将领执掌地方军政大权，于是，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可以说，湘军集团能够取得多大的权力，与太平天国给清廷带来的危机程度，以及清廷解决危机时对湘军的依靠程度是密切相关的。

　　湘军集团权力的顶峰

　　日益激烈的太平天国战事和辛酉政变的发生，将湘军集团的权力推向顶峰。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咸丰帝在避暑山庄去世，遗诏以年方六岁的载淳继位，同时任命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形成了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共治天下的局面。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湘军集团的作用，清廷由被迫放权转向主动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这年十月，命曾国藩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十二月，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续宜为湖北巡抚，彭玉麟为兵部侍郎。次年正月，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刘长佑补授两广总督。十二月，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唐训方补授安徽巡抚，郭嵩焘补授广东巡抚，刘蓉补授陕西巡抚。次年，杨载福补授陕甘总督。短短几年间，湘军集团势力急剧膨胀，南至两广，北到直隶，东到两江，西至陕甘，诸多地方由湘人出任督抚。而他们手中所握有的权力，远远超过此前的清代督抚。

　　依照清代旧制，总督主军政，但是除了自己的督标营之外，并不能越过提督直接干预营务；巡抚主民政，除了自己的抚标营外，也不能干预营务；布政使掌财政，直属户部；按察使掌司法、监察，直属刑部。可见，军政大权都集于中央，地方大员各负其责，互不统属，谁都不能自行其事，只能听命于中央。而咸同年间，特别是同治初年，大批湘军将领位任督抚，他们既主军又主政，兵、政合一之势已成，再加上兵饷自筹，厘金完全由督抚支配，原本应该上交户部的地丁、漕折、关税、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大半充作军饷。这样，一省三宪——即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督抚专权的局面势将形成，湘军集团的权力在此情形下也达到了顶峰。

　　清廷对湘军集团的打压及其结果

　　湘军权力的取得，代表着地方势力的崛起，但满汉有别的观念、三藩之乱的教训，时时萦绕在清朝统治者的心头。于是，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清廷立即着手裁撤湘军，收回湘军集团手中的权力。据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破后，曾国藩得到的爵赏已被打了折扣，清廷还迫不及待地利用天京窖藏金银与幼天王下落问题继续打压曾国藩。

　　针对这种情况，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将领为消除朝廷疑忌，保全身家性命，拒绝了幕僚拥兵自立的建议，迅速裁军。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曾国藩麾下的五万余湘军大部分被裁撤，左宗棠麾下的四万湘军则因征讨太平天国余部得以留存。大批湘军被裁之后，清廷又试图收回这些湘军将领手中的地方军政实权。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陕甘总督杨岳斌相继被迫去职。次年，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被免职。

　　然而，此时国家战乱频仍，清廷仍需依靠军队的力量，既然八旗、绿营不堪任用，只得继续依靠湘军以及后起的淮军。清廷一方面持续打压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功成名就、声望卓著的曾国藩等人，怕他们“功高震主”，将地方权力从一些亲曾国藩的湘系人物中收了回来；另一方面，却仍然不得不将权力授予左宗棠一派的湘系人物以及后起的李鸿章等淮系人物。比如，广东巡抚一职就授予了左宗棠的亲信将领蒋益澧，陕甘总督则由左宗棠继任。此时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业已形成，终清一代，中央与地方、满人与汉人同治天下的局面已经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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