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不讲真话报纸无新闻价值

Posted 2023-01-05 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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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不讲真话报纸无新闻价值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１８６５年、１８７２年和１８７４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１８６５年、１８７２年和１８７４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１８７５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美国历史 www.cha138.com)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１８９６年２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１８９６年６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１８９６年８月２８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中国新闻史第一位女编辑吕碧城

民国黄金剩女吕碧城

祖籍安徽旌德的吕碧城，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词人。

在民国众多的名媛才女中，吕碧城的才情和美貌，都是极为出类拔萃、引人注目的。严复盛赞她“高雅率真，明达可爱”，而著名女作家苏雪林，则惊叹她容貌“美艳有如仙子”。她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民国时期的黄金剩女

吕碧城生于1883年，其父吕凤岐同治年间中举，光绪三年中进士，曾任国史馆协修、玉牒馆纂修、山西学政等职。吕碧城9岁便和同乡汪氏议婚，12岁因父亲去世，家产被瓜分，母亲无奈地送她投靠舅舅，不料母亲遭土匪劫掠，后虽然脱险，但汪家却以名声不好为由退婚。

家庭剧变，让年幼的吕碧城对世事多变、人心险恶有了深切的认识。她从此自强自立，凭借家学渊源和天赋聪慧，经刻苦研习，才华过人。吕碧城长成后，天生丽质，个性显露，崇尚新潮，尤喜奢华，成为名流才俊争相追慕的对象。追求者有著名诗人樊增祥、易实甫，有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李鸿章之侄李经羲等，但均无功而返。

吕碧城和闺蜜谈起自己的感情时曾说：“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

于是，事业、才情、相貌、金钱齐全的吕碧城，东不成、西不就，渐渐成了民国时期的黄金剩女。

与秋瑾一见如故

年少即寄居于塘沽舅舅家读书的吕碧城，因不甘束缚和委曲，不到二十岁就只身来到天津。《大公报》总理英敛之偶然读到她的一封长信，对其文采备加称许，见到吕碧城后，更为赞赏其才华胆识，当即聘为《大公报》见习编辑。这是吕碧城人生的重大转折，此后，她在《大公报》发表了大量诗词及政论文章，在京津文化圈中迅速走红。

后来，英敛之在袁世凯、唐绍仪等人支持下，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年仅23岁的吕碧城出任总教习、监督，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投身女子教育、职位最高的女性。诸多女杰，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周道如等，都聆听过吕碧城授课，受到她的教育理念影响。

吕碧城诗词格律谨严、文采斐然，多哀叹神州陆沉，抒怀悲愤沉痛，宣泄新女性追求解放的强烈愿望。她倡导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的文章，指出“儿童教育之入手，必以母教为根基”，“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凡人娶妇以成家，即积家以成国”，“有贤女而后有贤母，有贤母而后有贤子，古之魁儒俊彦受赐于母教”。

这些鲜明观点，引起强烈的反响和热议。社会上的声名鹊起，文坛上的崭露头角，引来了意想不到的朋友秋瑾，成就了一段“双侠”的传奇。

“女子双侠”初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1904年春夏之交，在吕碧城的天津住处，有客人投“秋闺瑾”的名片求见。来客身着长袍马褂男装，头上却梳着女人的发髻，英气勃发，气度非凡，这人就是“鉴湖女侠”、并曾以“碧城”为号的秋瑾。

当时，正准备留学日本的秋瑾，因读了吕碧城的作品，引为同道知己，特来登门拜访。这天，民国“女子双侠”初识，却一见如故。此夜，秋瑾留宿于吕碧城处，彻夜长谈。国家积弱、政府腐败、民族危机等等，她们同怀忧患与激愤，诸多共识，相见恨晚。

秋瑾劝说吕碧城跟她一起东渡扶桑，筹划革命。吕碧城同情革命，却别有心志，她愿从事教育，启迪民智，改变民风，以此济世救民。

1907年1月14日，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仅出的两期中，均刊登了吕碧城的文章。她们相互呼应，宣扬民主思想，鼓动社会变革和女权运动。此年7月15日，秋瑾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吕碧城闻讯后，冒着风险派人去收殓秋瑾的遗体，葬于西湖边，后又亲自拜谒秋瑾墓。

她对秋瑾念念不忘，曾撰文《革命女侠秋瑾传》，刊发于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刊，引起强烈反响，也使自己陷于险境。

由股神而富豪而皈依佛门

清帝退位后，吕碧城应袁世凯的邀请，一度担任总统府机要秘书，但不久便辞职迁居上海，加入南社。在十里洋场，她除了借倚声之道寻求精神寄托之外，就是同海外巨商进行股票角逐，且获利巨丰，成为上海滩显赫一时的富豪。

后来，吕碧城以上海《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只身赴美。临行前，她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十万巨金。其后再度出国，先在哥伦比亚大学旁听，学美术、历史和文学。继而游历欧美，行踪遍及纽约、旧金山、巴黎、日内瓦、米兰、罗马、威尼斯、伦敦等地，并在瑞士日内瓦湖畔定居。

她才华出众，气质高贵;她出手豪绰、特立独行;穿衣打扮，尽领时代之先。她喜穿洋装，最爱绣有大幅孔雀的羽衣，彰显她的华贵和内心的骄傲。

吕碧城长年住在豪华宾馆，曾在维也纳万国保护动物大会上，用英文发表了长篇“废屠”演说，呼吁以佛家慈悲的精神，提倡素食，戒杀护生，得到与会代表的热力响应。她先后两次捐款，用于护生。世界各大报纸在头版发表她的讲稿和照片，连篇累牍地刊载介绍她的文章。

吕碧城在瑞士皈依佛门，成为在家居士，法号曼智。其间，她编译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法华经普门品》，并将游历见闻《欧美漫游录》寄回国，在北京《顺天时报》及上海《半月》杂志连载。

1933年冬，她回国后在上海完成了《观无量寿经释论》等佛学著作，还在北京将毕生词作进行编订，定名《晓珠词》刊行。

七七事变后，她再次出国，在欧美传播佛学慈悲，希望以此阻止野蛮的战争，并与叶恭绰、王一亭、朱石僧、李经纬等人创立中国保护动物会。二战爆发后，她向国内赈灾机构捐出款项，帮助抗战中流离失所的难民。1940年，她由瑞士回国，准备取道香港返回内地，但因归途受阻，只好在香港住下。

亲友遵其遗嘱以骨灰喂鱼

1943年1月24日，她因病逝世，享年61岁。亲友们遵照她的遗嘱，将其遗产，以及在美国银行、上海银行的存款，计二十余万港元悉数捐出，用于弘扬佛法和护生之用。并依她的嘱咐“遗体火化，把骨灰和面粉为小丸，抛入海中，供鱼吞食”。

吕碧城的诗词文章，手笔婉约，敏感玲珑，别见雄奇，却又暗蓄孤愤，曾产生很大的影响。柳亚子称她“足以担当女诗人而无愧”;词学家龙榆生称誉她是“凤毛麟角之才女”，“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诗人易实甫认为其“诗文见解之高，才笔之艳，皆非寻常操觚家所有也”。

她毕生用文言写作，时光变迁，其文名渐被湮没。时至今日，这位民国女侠，已鲜为人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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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史第一位女编辑 吕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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