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爱国文人对大清“国旗”态度不一

Posted 2023-01-05 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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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爱国文人对大清“国旗”态度不一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李鸿章领衔出使欧美的时候，龙旗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仪礼道具：“未初，邮船高揭龙旗及头等钦差大臣旗，展轮驶出吴淞口。炮台暨中西各兵舰，亦共鸣炮送行。一缕轮烟，遂指香港海程进发。”首站到了圣彼得堡，“火车甫停，中国驻俄使馆中诸随员，共祗迎于道左。俄京尹则先就车站高悬国旗，并派乐工及兵士恭待”。可是，李鸿章不住公务旅馆，却住进了一个名叫巴劳辅的富商家。这位富商在他家楼额上，高高挂起一幅李鸿章像，“入其堂，则四壁高悬中国黄龙旗，窗门屏障间皆悬中华文字，又皆吉祥颂祷语。”（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且不论李鸿章此行有什么结果，至少说明，至迟到１９世纪末期，无论公私场合，龙旗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并使用。　　龙旗商用：招徕生意的商业幌子　　三角黄龙旗色彩鲜艳、形制特别，很易于辨识。商人大概是最早敏锐地意识到龙旗“无形资产”的一个群体。早在大清国官员自己还没意识到龙旗的象征意义时，一些贩卖中国产品的商人已经开始借用龙旗进行广告宣传了。张德彝第一次随使出访西方列国时发现，有些商人为了标识货品产地，往往悬挂龙旗，以作招徕。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１８６６年６月３０日），张德彝等人到荷兰动物园参观，“园主约饮午酌，忽见一楼上插大清龙旗，即往观之。楼中多中土暨东洋诸岛土产，万货云集，无美不备。”（张德彝：《航海述奇》）　　本来只是大清水师官用的三角龙旗，放在国外的语境中，被商人这么一借用，马上发生了结构性的功能转换，摇身一变为标识产地、区分国别的符号。　　１８６８年，张德彝再次随使出访西方列国，在波士顿，有本地官员来迎，先在城内周游，“一路皆插花旗，间有竖中国黄旗者。有举中国伞者，有摇中土绣花绸缎者，凡有些须华物，无不炫之。沿途人多，竟有骑墙跨脊、攀树登梯者”。七月初七（８月２４日）至坎布里奇，当地官员来迎，“车过时男子免冠，女子摇巾，群呼庆贺。更有女子掷花车内者，花上系笺书‘庆贺中华’四字。缓行数十里至会堂，堂前挂大清龙旗，高悬匾额，文曰‘慰望庆贺’。”（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　　１８８８年，驻美公使张荫桓在接到关于确认四方龙旗作为国旗的咨文后，上了一折《奏请定国旗形式片》。从张的奏章中可以看出，美洲地区的华商很早就开始悬挂龙旗。虽然这种做法不被大清官方认可，但这些华商显然很能处理关系，每逢节庆，辄高悬龙旗，很给大清国和大清使臣面子。张荫桓说，既然现在有了四方龙旗，那就干脆把三角龙旗给那些商人用好了。这一奏折大概起到作用，很快得以实行。其实对于商人来说，关键是得有一面方便经商使用和身份认同的旗帜，三角或者四方，对他们并不重要。后来的历史证明，海外华商直到今天还在许多仪式场合使用三角龙旗。　　中国商人也只有在天高皇帝远的异国他乡才敢挂挂龙旗，回到国内是断不敢如此冒失的。因为龙旗本是皇权标志，一般商民不能僭越使用。许多华商进行海外贸易都只能在其他国家注册，悬挂别人的国旗。１９０１年，丘逢甲尚在诗中叹道：“我工我商皆可怜，强弱岂非随国势。不然十丈黄龙旗，何尝我国无公使。彼来待以至优礼，我往竟成反比例。华商半悬他国旗，报关但用横行字。”　　个别商家若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赐，“恩准”悬挂龙旗从事商贸活动，在当时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据王照记载，义和团运动之后第三年，北京城开始有商民使用龙旗，但也是因为与慈禧扯上了点关系。“李家为京北一带镖行头领，富而侠，迎请（太后及皇上）驻跸其家，任粮草捍卫。壬寅（１９０２年）余遇其保镖之武士于汤山店中，言皇上至李家时，尚身着蓝布衫，亦奇观也。李家镖车高插黄龙旗，云是太后所赏，是时国内商民尚无插国旗之例，以为异数。”（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从１９０９年《图画日报》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类广告龙旗。　　一则北京的清代传说也提到，天义酱园因为得到皇帝的赏识，“运送酱菜的小车上，准插一面黄龙旗，可以随意出入紫禁城，不管内城外城，不论三更五更，京师的城门要随时开门放行”。可见普通老百姓对于龙旗的崇高地位还是很清楚的。　　庆典仪式中开始悬挂龙旗　　义和团运动之后，大清皇权被大大削弱。沿海港口城市与国际接轨得早一些，商人使用龙旗也比北京早一两年。１９０１年，醇亲王载沣为清兵枪杀德国公使克林德一事，赴德交涉，途经上海，“沪商会以此举有含垢忍辱之意，遂一致悬旗欢送，以表爱国之诚，而形式亦改为黄地长方矣。商店用国旗，实自此始”。　　中国百姓骨子里一直都有皇权崇拜的情结，平时觊觎龙旗而不敢僭挂，得一机会，商家遂相约以爱国之名，高挂龙旗欢送皇亲。面对如此热情的民众，醇亲王除了默许，还能怎么办？不过，龙旗自此一挂，商家再也不愿把它从门口取下来了。上海商人仿照日本人的插旗方式，将两面龙旗呈Ｖ字形斜插于商店门首，颇有些装饰效果。这种插法很快成为一种商业时尚，风行上海。　　各地商会组织为了和谐官商关系，往往积极悬挂龙旗，主动示好于朝廷。大清驻外使馆，较早形成了皇帝生日（万寿节）升龙旗的惯例，至迟在１８８８年，美国华商也开始循例升旗示庆。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１８９９年８月４日）是光绪皇帝“三十万寿之庆典”，康有为率领美洲华侨华商在维多利亚等地燃灯升旗：“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乡人无商工贵贱老幼，长袍短褐，咸拳跪起伏，九叩首，行汉宫威仪。”（康有为：《美洲祝圣寿记》）　　每逢官员出访，悬挂龙旗也是海外华人欢迎仪式中的必备仪礼。１９０７年，主张改革的广东道台林辂存前往南洋各岛视察学务商务。“该处铺户学堂，均悬挂龙旗。和兰政府派高等官会同各商董，到车站迎接。林氏服西装，乘双驾马车。经过各街，人山人海，拥列道旁，呼万岁声，络绎不绝。中华会馆、商务总会，均特开欢迎会，请林氏到会演说”。（《林辂存之受欢迎》，《台湾日日新报》１９０７年５月１５日第１版）　　进入２０世纪之后，内地官僚和商会也开始在皇帝或太后生日悬挂龙旗。１９０６年，阴历六月廿六日（８月１５日）为光绪帝“万寿令节”，“厦门商会拟于是日举行迎会，以为祝碬。提道宪亦表同情，均出为提倡鼓舞，美其名曰‘普天同庆会’。且欲热闹三天，从廿五日起，至廿七日止。此外仍须各户悬挂龙旗，衙署铺设，以壮观瞻”。（《普天同庆会续闻》，《台湾日日新报》１９０６年７月１７日第４版）　　虽说大清王朝顽固保守，可也不是铁板一块，当他们醒悟到龙旗对于凝聚民心的作用时，也开始有意识地提倡各工商机构及学校等，在国事庆典中悬挂龙旗。只是这种醒悟来得太晚。１９１０年，为庆祝资政院开院大典，“见警察遍传内外城各铺户住户，于九月初一日，一律悬挂龙旗”。命令一下，京城百姓纷纷置备龙旗，可是都有百姓生活中哪有龙旗呢？于是小商小贩趁机发财，有木版印刷龙旗的，有临时代画龙旗的。“最可笑者，如东城之花儿市，打磨厂一带，设摊于地，亦云发卖龙旗，每对铜元四枚。余俯视之，乃于黄纸一幅上，涂一似蛇非蛇似龙非龙之怪物。过而见之者，以其价廉，竟争购之，倾刻而尽。”　　龙旗飘落：对待龙旗的不同态度　　有清一代，民间年画多绘升平气象，可龙旗的出现的频率却非常低，因为老百姓的生活中几乎不会出现龙旗。倒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浮世绘中，屡屡出现大清龙旗，因为日本军队常与大清龙旗打交道。不过，大清龙旗在日本画家笔下并不表现为正面形象，而是作为腐败、无能、贪生怕死的大清官兵的战败符号而出现的。　　大凡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无不深受龙旗屈辱史的刺激。民族主义革命家们对这面龙旗尤为深恶痛绝，正如邹容在《革命军》中所说：“中国黄龙旗之下，有一种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杂糅不一以组织成一大种。”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从来不是偶然个别的历史现象。商人对于政治，总是既远离，又利用，他们更多考虑如何从政治变局中获取自身的商业利益，而不是符号的政治意味。悬挂龙旗的最大受益者是商人，最热衷于悬挂龙旗的也是商人，上海商户尤其喜欢“门口高扯两面龙旗，临风招展，仿佛导人进观”。　　如此一来，大清末年的中国人中，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龙旗观：一是爱国学生对于大清龙旗的深恶痛绝，必欲弃之于地而践踏之；一是商人热衷于在商业场所悬挂大清龙旗，当作招徕生意的商业幌子。　　１９１１年春节期间，“澳门一群培基学堂学生到营地大街宝衡银号抗议悬挂清朝的龙旗，和店方面的主事人发生争执。该银号请葡警弹压，澳门的华探目刘康善带警探来到现场，见到所谓肇事的学生很多是当地绅商的子弟，就一面劝学生守秩序，一面劝告该银铺把龙旗取下。学生在这一次抗议中取得了胜利。”　　即便同为清末爱国文人，对待龙旗的态度也很不一样。一是对这幅象征国家的龙旗充满期待；二是对这幅象征腐败王朝的龙旗百般揶揄；三是如黄遵宪这样的爱国文人，对龙旗爱恨交织，哀旗不幸，怒旗不争。　　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大清龙旗的历史使命。武昌起义打响之后，大清海军奉命前往镇压。可是到了武昌之后，海军却掉转炮口，随之起义了。“时适日落，阳明即落下龙旗掷于甲板而践踏之，旋弃于江。在此一刹那，海军龙旗，便成历史陈迹。”　　海军反正之后，“展轮下驶，经过九江、安庆、芜湖等城，望见满城白旗，知皆已起义，惟南京仍悬挂龙旗，传闻何海鸣尚欲顽抗革命军”。这时，是否扯下大清龙旗，已经成了革命或反革命的分野标志。　　宣统皇帝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宣布退位。“第二天，北京城各家报纸就把诏书的全文发表出来，当天把龙旗也收起来了。”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各地，各中小学及公共机构纷纷集会庆祝，把清朝的黄龙旗扯下来，升起新的五色国旗，到处放鞭炮，大家都为之欢呼鼓舞。　　龙旗余绪：作为仪式符号被传承　　从１８６２年大清水师升起三角龙旗，到１９１２年宣统退位，全国扯下龙旗，正好５０年。封建帝制灭亡，龙旗作为官方旗帜的历史宣告结束，可是，普通老百姓的龙旗情结并未就此消散。　　虽然老百姓悬挂龙旗的时间非常短，可就在这短短数年中，迅速掀起了一阵龙旗热，“沪商竞制龙旗，争奇斗盛，各不相下”，引出上海的一出小闹剧：有一位暴发户为了炫富，特制了一些绸质刺绣的大龙旗，“佳节令旦，必一炫耀焉，盖广告作用也”，可是没多久，大清王朝垮了，龙旗用不上了，只好将它束之高阁。１９１２年夏天某日，雨过天晴，经理突然想起应该将龙旗拿出来晒晒。店员戏以长杆将龙旗挑起，像往常一样作Ｖ字形斜挂于屋顶。结果，驻沪某军舰士兵从望远镜中发现岸上有龙旗隐现，疑为复辟机关，马上电话通知警察局。警察大惊，侦察良久，乃敢“荷戈直入，径趋张旗处，摘以为证，将治以淆乱人心之罪”。老板赶紧请商会出面斡旋，好不容易摆平此事，最后罚款、毁旗了事。（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　　另一出举世瞩目的闹剧发生在１９１７年７月初的北京。张勋复辟，拥立溥仪重登龙座，“命令各商户一律悬插龙旗，以志庆贺。内外城商家于上午十钟起，均陆续高竖黄龙旗”。清朝结束已六年，许多人家龙旗早不知扔哪里了，“被要求挂龙旗的民众没有办法，就拿纸糊个三角龙旗插在门前。街道和胡同里一排排的纸旗帜，让人感觉这个国家的人都犯了什么病”。　　可是，好景好市也只持续了十天，张勋很快就被“讨逆军”击败，于是，沿街商户只好陆续撤下龙旗。据说骡马市有家专售龙旗的商店，积压了不少龙旗，只好在门首贴一“龙旗大减价”的广告，成为笑谈。（张赣盦著，张树勇标点：《复辟详志》）　　张勋之后，三角龙旗在国内已经很难见到了。但在海外华人商界，许多商会自立会以来就一直使用三角龙旗作为仪式符号，即便在四方龙旗产生之后，他们依然沿用着三角龙旗。三角龙旗已经成为他们相互认同和仪式表演中稳定传承的象征元素。横滨中华街的商人们，直到今天仍在游神活动中广泛地使用着三角龙旗，神像背后，往往装饰性地斜插上几面三角龙旗。

执政数年的慈禧，为何从未被指责对大清不忠

她，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朝野上下，怒不敢言；她独断专行，却未能让人抓住把柄；她，执政数年，大清王朝却从未落入外姓人之手，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我们在分析慈禧太后为什么能够长久统治中国47年的另一个原因的时候，我们先回顾一下唐代武则天的一段历史。这个唐高宗李治，因为有病，不能够直接来处理朝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皇后武则天就垂帘听政来参与国政。过了数年之后，这个武则天先是直接的来离朝重治，过了不久，武则天干脆废掉了唐王朝，自己建立了大周，而且自己做了皇帝。武则天做了皇帝之后，追封她的武氏祖宗都是皇帝，设立了武氏七庙。那么她呢，不但去大肆地封赏她的武姓的这个子侄，而且呢，对于唐代的李氏的这些皇子皇孙进行了屠杀，那么这样的话，就必然会引起唐王朝旧臣和重臣的反对。宰相张柬之和将军李多祚发动兵变的情况之下，武则天只能够归政给唐、李王朝。

我们反过来再反看我们现在讲的主人公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在统治中国47年的这个时间里边，她的垂帘听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恭亲王奕?还有一些其他的朝廷大臣，对她并不是很尊敬，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到有人批评慈禧太后对大清朝不忠、对爱新觉罗氏不忠，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慈禧太后没有重用那拉氏家族的这个族人，没有重用她的娘家人。那么有人说了，在辛酉政变之后，清王朝曾经封慈禧太后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为三等承恩公，说这还不是一个显爵吗？这个不是显爵，这个是清王朝对于皇后或者皇太后她的家人的一种惯例的一种封赏，而不是一种违制的一种特封。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实，慈禧太后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是和慈安皇太后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同年同月同日封为了同等的三等承恩公。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并没有给她的家里的这些子侄更多的那种封赏。

如果说，我们不怀有某种政治上的偏见，或者说，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一种印象。我们回看一下当年的历史，慈禧太后确确实实没有给人留下一个外戚干政的揽权的这么一种口实，更没有留下别人对她进行一个攻击这么一个把柄。无论是官方的正式文件，还是一些私人的笔记野史，即使是对慈禧太后恨之入骨，康有为、梁启超他们也没有留下任何对慈禧太后重用家人的这种批评和指责，没有指责慈禧太后对于爱新觉罗家族不忠。

第二个原因，慈禧太后后来所立的两个小皇帝，一个是光绪，一个是溥仪，这两个小皇帝都是清朝皇帝，他的血支、血脉最近的一个近支亲王的后代。也就是说，慈禧太后是把自己的利益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慈禧太后是以爱新觉罗这个皇统，这个利益的捍卫者这个面貌来出现的。经过慈禧太后的这种努力，并没有使清朝的这个皇统、皇权旁落到远支亲王这个后代，更没有旁落到外臣这个后代手里。慈禧太后她的很多独断专行虽然也遭到了很多大臣的这些批评和反对，但是没有人指责慈禧太后对爱新觉罗家族不忠。

这个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醇亲王奕X、亲王奕p之间的这种权利斗争，很多时候人们把它理解成清皇室内部的这个小叔子和皇嫂之间的这种矛盾和斗争。在戊戌政变之后，维新派的一个官员叫做王照，王照就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这种矛盾斗争不是政见分歧，是清皇室内部的一种家务之争。

从以上我们所讲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慈禧太后比较好地处理了爱新觉罗家族和那拉氏家族之间的这种政治关系，那么这个是她能够长久把持中国朝政，把持清王朝政权长达47年之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慈禧太后就会像武则天那样遭到上至皇亲国戚、满汉大臣，下至封建士大夫，甚至是普通老百姓的这种清议。即使慈禧太后具有再高超的政治手腕，也不可能稳坐中国的统治权力长达半个世纪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