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朝政府如何因失去基层州县而迅速亡国

Posted 2023-01-05 知县

篇首语：知识像烛光，能照亮一个人，也能照亮无数的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浅谈清朝政府如何因失去基层州县而迅速亡国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浅谈清朝政府如何因失去基层州县而迅速亡国

　　清廷如何失去基层州县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爆发，湖南最先响应。省会长沙被革命军占领，全省震动。清朝的湖南衡永郴桂道道台通令各县筹款上缴，预作镇压革命的准备。下属的嘉禾县知县锺麟接到命令，大哭一场后，召集士绅说：“我到任好几年了，无德于民。如今造反纷起、朝廷危急，请在位诸位杀了我，向百姓谢罪。这样如能让县城免于兵祸，我死无所恨！”　　作为清朝两千名基层知县中的一员，锺麟很清楚此时此刻县里的困境。他筹不了几块钱，也募不了几个兵，拿什么去镇压革命？锺麟能做的，就是以退为进，打悲情牌逼士绅们表态支持官府镇压起义。他知道士绅们不会杀了他，也不希望士绅们真的响应革命。　　然而，士绅们的态度并不像锺麟希望的那般。　　在场的士绅“皆相顾错愕”。他们虽然没有赞同革命，但也没有支持官府，更没有答应出钱出人，而是“好语慰之”。士绅们大致劝锺麟不必寻死觅活的、不要担心之类的，然后就散了。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他们选择了观望。对锺麟来说，这是可怕的观望：观望意味着不效忠，说明士绅们对朝廷的失望。　　何永清是该县的典史，宦海沉浮多年，县里的胥吏、差役们都敬畏他，算是本县的实权人物。士绅们认为他能稳定住局势。更重要的是，知县锺麟是旗人，何永清是汉人，符合当时“排满”的革命标准。于是，有士绅就来游说他：“知县大人是旗人，革命军恐怕容不下他。如果革命蔓延到本县，我们愿意拥戴你主持新政府。”但是，何永清决心效忠清王朝，谢绝了士绅们的好意，发誓与锺麟一起死守嘉禾，抵抗革命。　　革命之火迅猛燃烧。嘉禾县眼看不能幸免。何永清无计可施，痛哭之后，把官印挂在身上，上吊自杀了。１１月１１日，距离武昌起义爆发整整一个月后，嘉禾也爆发了起义。革命军围攻县署，锺麟端坐堂上，服下金屑自尽。嘉禾县“光复”，士绅们咸与维新去了。　　锺麟、何永清的事迹，被收入《清史稿忠义十》之中，成为传统的忠臣义士的典范。清亡民兴的变乱中，为清朝殉节的官吏并不多。但清史稿的修撰者还是搜罗了数以百计的殉节者，全都记载在这一卷中。细读此卷，发现多数殉节者是阵亡、自尽的八旗子弟。他们的死难，能否称为“殉节”是存疑的。同一卷中出现了革命过程中，旗人被“剖心脔割死”“缚于树，支解死”“剁尸如泥”等记载，“旗人皆自危，颇有无故被杀者”。因此，很多死难旗人是被动遇害，或者是在民族矛盾极端激化的大环境中恐惧自杀的。　　死难官员的事迹，才是真正的殉节。《清史稿》的记载也更详细。但在死难官员中，文官按察使（三品）以上、武官参将（三品）或者协统（旅长）以上的屈指可数，就是道台、标统也少见，多数是锺麟、何永清那样的州县官员。　　这些州县殉节者，是帝王政治体制下的失败者。他们几乎有着相同的仕途特点：起点低、级别低、关系差，长期得不到提升，很多人注定要在小官下僚的职位上退休终老。比如何永青是四川新津的普通汉人，没有家庭背景，没有科举功名，花钱买了一个典史的官职，被分配到湖南任职，代理过州同知、吏目等小官，始终没有升迁；　　殉节的山西同知陆叙钊，顺天大兴的汉人，没有功名，从小从军西北，因功被保荐为知县，分配山西当了２２年州县官。《清史稿》一再说他治官“有声”、“得民”，治理得“县境晏然”，但就是得不到提升；　　殉节的浙江兰溪知县黄为熊，是江西德化的汉人，有举人功名，但没考上进士。清朝每六年在长期考不上进士的举人中，挑选一批人当官，称之为“大挑”。黄为熊就被挑中出任知县，分配到浙江后代理过于潜、东阳、兰溪等县知县。清史稿说他政绩斐然，处理了成千上百的积案、清剿干净了兰溪县的盗匪，还兴学重农，广受褒奖，但就是一直没有实授官职。　　晚清吏治不好，孔方兄当道，贤能失势。加上僧多粥少，一个官位之后排着一溜候补之人，一般官吏如果没有关系没有金钱，很难进步。州县官员本来升迁的空间不大，如此一来，晚清州县官职更是鸡肋，如不出意外永无出头之日。　　然而，王政之基在州县。晚清各项政令最终都要基层的州县官员去落实。州县官员承担了越来越大的工作量，支撑着清王朝踉踉跄跄地继续前行。一个负责的州县官员，必然是异常忙碌的。除了传统的钱粮、刑名、文教和迎来送往，他们还是晚清“新政”的贯彻者、落实者。远在北京的朝廷衮衮诸公，号召富国强兵，要练新军办实业学习西方，每一个口号每一项政策，都够地方官员忙的。比如朝廷要求各省编练新军，每省预定两个镇（师）。为了编练两个镇的新军，就要创办军校、辎重后勤，还要裁撤旧军安置旧人，哪一笔都是不菲的开支。但朝廷只给任务，没拨资金，要各州县自筹。又比如朝廷废科举办新学，原本是好事，但同样只考核各县要完成的“办学目标”，却不告诉如何汰旧立新，更没有拨款，一味把压力和包袱甩给了基层官员。再比如在创办近代工业，学西方办图书馆、博物馆和慈善机构等，朝廷也都“有章可循”，考核标准历历在目，却不问新事物如何与基层的旧结构、旧事物衔接……晚清政策显得相当浮躁，急于与传统划清界限，像是中国社会上浮着的一层油脂。１９０１年后的新政和１９０６年的立宪等改革，更像是王朝上层的一场自娱自乐。　　虽然执行的是“新政”，清史稿中殉节诸位州县官员却都是“旧人”，没有一个新式学生，没有一个留洋的海归。很多人走的是“读书—当官”的老路。新政甫起，他们的担子日益沉重。中央集权的思路没有变，历代朝廷对州县权力的限制越来越大，州县官员“自选动作”的空间其实很小。晚清的朝廷更是集权，凡是有利可图的，比如盐政、比如路权，都收归国有，凡是繁琐的、无利的则甩给州县。但是要完成改革任务、达到考核要求，州县官员必须拥有更大的财权、事权。遗憾的是，没有。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戴着枷锁起舞，各显神通，甚至走旁门左道，来完成自己都不甚理解的任务。　　上层的种种政策，对基层社会也是巨大的打击。士绅阶层千百年来，在官府和百姓之间承担着中转调剂作用。改革让他们眼花缭乱，利益受损。他们看到的是，种种利权被官府收走，自己却没分沾改革成果。清王朝让百姓承担改革成本，却任由一小撮人霸占了改革的成果。也许，清末改革最大的成果，就是提高了百姓的权利意识。接触的新事物虽然有限，却让他们知道了“权利”二字，增加了斗争意识和技巧。我们会发现，在革命爆发前的几年，各地爆发的百姓维权斗争日益增多。自然，维稳的压力也落在了州县官员头上。他们一边要推行激发维权斗争的政策，一边不得不降低姿态来与士绅阶层对话。如此反复，结果往往是士绅阶层不仅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对原本亲近的父母官也疏远了。　　州县官员就在上下压力之间的夹缝中，艰难维持着地方的运作。而这夹缝越来越小，官越来越不好当。我倾向相信，是传统知识分子入世济民的信念和古老的“父母官”心态，推动着晚清州县官员肩负着不相称的重担踉跄前行。　　同样，他们在革命变乱中付出生命代价的举动，与其说是“殉节”，更像是在恪守州县长官保境安民的职责——尽管他们对安定、对百姓利益的认知可能有问题。　　四川是蒙受革命破坏较大的省份。革命爆发时，乱军涌入石堤厘局（抽取商税的机关），逼索税款。负责厘局的曹铭拒绝交钱，被乱军扎了十余刀，也没有泄露钱在哪里。乱军走后，乡绅们来看他，曹铭指出税金埋藏的地窖所在，看着乡绅们点验完毕才闭上眼睛。曹铭的“殉节”，未必是对清王朝的愚忠，更像是忠于职守。《清史稿》说曹铭是浙江上虞人，读书出身，但没有功名，从给他人当幕僚开始，凭着苦劳一步步升迁。他负责的厘局地处川、黔、楚三省要道，收入颇丰。前任都贪污中饱，曹铭却丝毫不染。　　变乱一起，各种利益集团都想扩张权力，想当豪强霸主的人也不在少数。基层乱象难以避免。基层官员就成了变乱的目标。州县官员们往往要以一己之力应付乱局。辛亥革命中，福建泰宁知县李秉钧就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县治无官，民将失所。”他召集地方士绅商议保家卫县的措施，商定后再服药自杀。李知县显然是一个开明且责任感极强的人。浙江兰溪知县黄为熊则遭遇乱民来夺大印。他“正色谕之”，无奈秀才遇见兵，无理可讲，抱着官印上吊自尽。天津武清的曹彬孙，是四川开县知县，在革命爆发时尚未赴任，逗留在夔府（奉节）。川鄂一带革命烈焰高涨，很多在任官员都弃官而逃，曹知县尚未到任，原本没有他什么事情，他却协助夔府本地官员防卫。一次在率团勇出巡时，遭遇乱军，团勇一哄而散，曹彬孙被捕，脑袋被割下来放在县衙公案上示众。　　贵州贵筑人杨调元，光绪二年进士，以户部主事起步，起点不低，但外放陕西后，历任紫阳、长安、华阴、华州、咸阳、富平、渭南等县知县，资历越熬越深，官位都原地踏步，甚至在华州任上“以狱事忤上官，解任”。清史稿说他“缉捕有名”，还“疏濬河渠”，“复民田五万亩”，无疑是传统意义上的能臣干吏，就是没留下什么“新政”的功绩。　　恰恰是杨调元，在辛亥革命中几乎成了清朝在陕西南部的擎天一柱。陕西新军起义，西安光复，“诸守令多委印去”，杨调元正代理着渭南知县，没有逃跑，而是“与城存亡，亟召绅民议守御”。他成功了招募了陕西社会特有的“刀客”，编成武装力量。《清史稿》说杨调元招募了上万名刀客，估计是夸张（如果是真的，杨调元都可以去“收复”西安了），但这支队伍实力不容小觑却是真的。当时陕西南部一带盗匪蜂起，乱得很，渭南县因为守御严密，保得平安。后来，军政府派人来接收渭南政权。杨调元不让新军入城，说“吏所职，保民耳”，要求接收者单身入城，如敢侵犯百姓“当与决生死”。在办理交接时，新人语气凌厉，让杨调元接受不了。他踯躅走到衙门后园，叹道：“吾谊应死，所以委曲迁就，欲脱吾民兵祸而后归死耳。卼辱至此，尚可一息偷生乎？”然后，他投井自杀。　　杨调元的遗言值得揣摩。他还是把“脱吾民兵祸”放在了“归死”前面。父母官的责任感很重，也采取了实际行动；报效君王的念头也有，但他没有采取实质行动。杨调元已然对清王朝的延续失去了信心，坐等接收。　　同是州县官员，宋亡有文天祥、陆秀夫，元亡有王保保，明亡有郑成功、张煌言，清亡又有谁负隅顽抗呢？一来，州县无死忠报效之官，二来，地方无感恩捍卫之民。就在不久前，清王朝还今日办一事，明日兴一政，后日又在谋划某某新策，看来颇有一番作为，不时收获光鲜铮亮的政绩，其实削弱了基层州县的执政能力，疏远了州县官绅，最终失去了天下。　　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城市革命”，或者说是“上层革命”。革命爆发于大城市，主力是知识分子和城市精英，并没有深入广大的乡镇和农业人口。那么，这么一场范围有限的革命，为什么迅速、和平地成功了呢？因为，广袤的乡村、数以千计的小县城，是中国的主要部分。它们的倾向决定着政治运动的命运。枪声在大城市响起后，县城里的士绅、乡间地头的百姓对清王朝的危亡漠然无视，部分人还涌起来响应起义。最后，统治者被百姓抛弃了，清王朝轻轻地就被基层“卸载”了。　　只是苦了那些埋头实干、临了克尽职守的“殉节”小官了。

“黄金十年”国共关系如何

毛泽东与蒋介石从1927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连年战乱和饥荒导致国民党政府对农村基层控制力基本丧失，外来商品的倾销使得大量民族资本、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导致共产党和同情共产党的势力迅速壮大发展。 1927年七月清党后，陈独秀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而被迫下台。中共由瞿秋白继续领导。“南昌起义”后又发生两湖秋收起义。毛泽东等率领残部四百余人与朱德等残部于江西井岗山会合，并成立第一个苏维埃组织，简称苏区，并采游击战略与国军周旋。 1928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暂停工农暴动政策，以发展工农红军为要务，并建立苏维埃巩固共产党实力，实行土地改革新措施。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思想，并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左倾，毛泽东渐露头角。 1930年，中共先后在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发展红军，兵力在十万人以上，党员扩展至十二万人，实力与声势非常浩大。武装力量短短数年间增长迅速，此时期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内战不息，未能集中力量征讨中共军队，内战结果也令部分残余部队转向投靠共军，加上农民的破产和中共土地改革运动策略，共产党势力日益增长，根据地不断扩大。 1931年十一月，中共于江西瑞金召开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议决创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则出任红军最高总司令，此外又将中共中央总部由上海迁往瑞金。国共关系更加紧张。国民政府鉴于中共势力日盛，于是在1930年代开始按“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实行一连串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图肃清中共的根据地，但由于战略错误，不受农民支持，加上内战以及国军内部派系林立等因素，前四次均无功而还。 1933年底国民政府再调动达80万大军，由蒋介石任总司令，十月发兵，准备全面进攻共产党于江西瑞金的基地，展开第五次剿共行动。1934年四月至七月期间，国、共两军展开决战，先后有会昌，驿前两大阵地战，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方针今红军伤亡惨重，丧失大片根据地。共产党见反围剿无望，乃退而采取转移突围策略。1934年10月，放弃经营了七年多的中央苏区。由江西瑞金出发，途经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青海等省，在遭遇沿途国军连串攻击后，损失惨重，由最初八万五千人之数最后只余下六千多人。中共党史号称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十月红军抵达陕西延安，再建立革命基地，由于陕西并非国民党势力所在，故按兵不动，国共两党处于对峙形势。[24]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贵州遵义举行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上清算了以王阳与古博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又打压了张国焘的分裂势力。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任军委会主席，集党及军的领导实权，奠定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此时期日本对华威胁与日俱增，人民反日情绪高涨，中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等口号，颇得民心。一时全国上下响应，然而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激起国军内部东北军的反抗，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在西安趁蒋介石抵达督促东北军进攻红军时冲去其宅邸，实行兵谏，要求立即抗日，史称“西安事变”。由此，国共两党暂时放下敌对，一致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