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扬天下夺自流寇

Posted 2023-01-05 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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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天下夺自流寇

　　有明一代，明孝陵一直是祖宗根本之地，备受尊崇。每岁有固定三大祭、五小祭。凡遇国之大事，均需遣勋戚大臣祭告。明清鼎革之后，明孝陵仍享有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康乾年间，康熙南巡，６次遣官拜祭，５次亲往谒陵；乾隆６次南巡，更是次次至明孝陵“拈香奠酒”。且二人祭拜时均行三跪九叩之大参礼，可谓优渥有加。被时人誉为“礼文隆渥，踰于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举”。康乾二帝何以对前明君主推崇备至，值得思索。　　一、明孝陵是正统地位的象征　　清朝入关伊始，就十分重视对明孝陵的维护。顺治元年五月，全国局势未稳之际，摄政的睿亲王多尔衮就“遣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顺治二年五月初，豫亲王多铎平定江南，本月中旬进驻南京城，二十七日就“谒明陵，命灵谷寺僧修理”。七月，又“遣内官正副二员，陵户四十名，守明陵”。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到达金陵，即亲往孝陵拜祭。“上由甬道旁行，谕扈从诸臣皆于门外下马。上行三跪九叩头礼，诣宝城前行三献礼；出，复由甬道旁行。赏赉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有差。谕禁樵采，令督抚地方官严加巡察。”其谒陵态度之恭敬，礼数之尊崇，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据说“父老从者数万人，皆感泣”。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古以来，祭祀就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明室覆亡前，对孝陵的官方祭祀，理所当然是由明皇室主持进行，而现在却由清代皇帝取而代之。祭祀主角的转换，其实暗合了江山易主的历史现实，亦即表明了正统地位的转换。这恐怕是多铎亲王、康熙皇帝祭拜孝陵时，所要向世人表述的第一层含义。　　其实，孝陵被用作正统地位转换的象征，早在明初即已有之，只不过那时还只是朱家内部轮换而已。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诸王群臣纷纷上表劝进，朱棣在象征性的推辞两次后，于己巳日，“谒孝陵”，虽然“唏嘘感慕，悲不能止”。但当礼毕后，百官再次“备法驾，奉宝玺”劝进时，朱棣没有再做过多推辞，最终登上皇位。与其说是事不过三，不如说是形式上所必需的登极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这其中祭拜孝陵，昭示自身的正统性，就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一环。所以，在后人撰修的《明史》中，对此事的记载相当简洁：“己巳谒孝陵，遂自立为皇帝。”而明人章潢的《图书编》，则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诸王上表劝进。燕王命驾将入城，学士杨荣迎驾前日：‘殿下先入城耶，先谒孝陵耶？’燕王悟，遂谒孝陵。”由此可见，明孝陵在政权交替之际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点，清朝的帝王是看得相当明白的。乾隆皇帝就有《明太祖陵》诗，云“金川不守景隆城，叩马壮哉御史楹。先谒陵乎先即位，杨荣却异姓连情。”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白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景山。于是，在南京拥立新帝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时间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涝以及周王、桂王均有即位的可能。东林党人力主潞王；时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则主张桂王，各方势力纷纷登场。直至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祭拜孝陵，才最终平息了这场明争暗斗。祭陵后的第三天，福王监国，半月后正式登极。孝陵在这场即位之争中，再次成为了正统地位的象征。　　当然，清代的皇帝是没有必要先谒孝陵再即位的。但康熙至陵前的拜谒，与燕王、福王的祭拜在实质上是有其相似之处的。都是要通过谒陵这一形式，昭示天下，所不同的只是昭示内容而已。清帝要向明代遗民表述的是这样一个信息：义军相抗也好，拒不出仕也罢，官方祭祀的权力已经掌握在了爱新觉罗氏的手里，这已是不可改变的历史现实了。　　通常情况下，清帝在谒陵之后，紧接着的一项活动就是临幸演武场阅兵，这是耐人寻味的一点。比如康熙皇帝在６次南巡中，共进行了５次阅兵，其中３次都是在谒陵的当天，２次是次日。唯一的一次例外，是第４次南巡，巧合的是，那次他也没有亲往祭陵。对此，《金陵通纪》等均有详细记载。如果说乾隆皇帝南巡时的阅兵，已经是夸耀武功、粉饰太平的成分居多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康熙帝的阅兵，其用意就要深远得多了。一边是毕恭毕敬的谒陵，一边是耀武扬威的阅兵。其时间之近，让人不由得浮想联翩。尤其是康熙首次南巡谒陵后，“驻跸大教场，将军以下官射”，最后，康熙皇帝“亲射，右发五矢皆中，左发五矢四中”，据说“士民观者以数万计，皆踊跃欢呼”。场面之壮观，不难想象。一则鼓舞了士气，二则扬威于人心未稳的江南民众。年少老成的康熙帝，一手文治，一手武功，其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政治手腕，让人不得不赞叹。　　二、祭明陵表达了对满汉认同的诉求　　明清易代被称之为“天崩地坼”的大事，之所以如此，绝不仅是因为政权的嬗替。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可能只有宋元之际和明清鼎革相类似，两者的共同点就是异族的入主中原。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非我族类，不入我论。”从中人们不难读出其对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的切齿之恨。清初的“薙发令”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暴政，更是激起了江南士民的强烈反抗。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清帝在全国局势基本稳定之后，到士风最为浓厚、遗民最为集中的江南拜谒孝陵，其谋求满汉认同、消弭民族矛盾的诉求，就不言自明了。“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乾隆就曾在其《历代帝王庙礼成恭纪》中，愤愤不平地辩解道。消弭民族矛盾，首先就要消除文化隔阂，相对于强势的中原儒家传统文化，清朝统治者所能做的主要就是接纳并吸收儒家文化。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南巡归途中经过山东曲阜，亲诣孔庙参谒。《清史稿》记之甚详：“戊寅，上次曲阜。己卯，上诣先师庙，人大成门，行九叩礼。至诗礼堂，讲易经。上大成殿，瞻先圣像，观礼器。至圣迹殿，览图书。至杏坛，观植桧。入承圣门，汲孔井水尝之。顾问鲁壁遗迹，博士孔毓圻占对甚详，赐官助教。诣孔林墓前酹酒。书‘万世师表’额。留曲柄黄盖。赐衍圣公孔毓埏以次日讲诸经各一。免曲阜明年租赋。”孔庙的“九叩礼”，让人不由联想到半个月前康熙在明孝陵前的“三跪九叩”，由此亦可见康熙皇帝的良苦用心。论及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明太祖可能无法与孔子相提并论。但康熙帝在南巡途中对二者的拜祭，相似的决不仅是形式上的“三跪九叩”，更是实质上的对满汉文化认同的诉求。一个是“万世师表”的孔圣人，代表着对千年儒家文化的传承；一个是开创有明一代基业的明太祖，代表着对前朝君主的优渥；正所谓殊途而同归。　　对于清初那批数量庞大的明代遗民来说，明孝陵确实有着异乎寻常的象征意义。对孝陵的拜祭，其实就代表了对故国的追思。所以，在清初，自然会有那么的人前去“哭陵”。所谓“孤忠遗老，于社稷沦胥之后，既倮然亡奈何矣。独往往歌哭陵上，摅其志士之悲。”顺治八年，顾炎武初谒孝陵，从此寓居在钟山之下，自名“蒋山佣”，表明了自己要做明太祖守陵人的心志。此后的十余年间，顾炎武一共七谒孝陵。“薄海哀思结，遗臣涕泪稠”，其谒陵时心境之悲凉，是后人难以真正体会的。在当时有相似心境的，又岂止顾亭林一人，他代表了那一整代的明遗民。“孤臣二十余年泪，忍到今秋洒孝陵”，孝陵已经成为那一代人寄托哀思和发泄情感的场所，也是已经灭亡的大明王朝的最后象征。一　　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审视清帝的谒陵，就会发现其行为本身的针对性是相当强的，其所指向的，正是那些谒陵的遗民们。清帝的谒陵，尤其是前期康熙帝的祭拜，据说上至“垂白之叟”，下至“含哺之氓”，“父老从者数万人”，观者如堵，声势浩大；而其恭敬谦卑的做法，更被誉为“足超轶百代”。由此，不难想象清帝谒陵在江南社会起到的轰动效果。于是在热闹喧嚣的背后，一些事情似乎已经无声无息地发生了转变。那些明遗民会发现，他们那片最后的“精神家园”似乎也不复存在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新朝君主礼贤前代的场所。谒陵的主角也不再是他们这些“歌哭陵上”的“孤忠遗老”，而变成了前呼后拥、风光无限的新朝君主。不经意间，人们似乎已将自己的注意力由孝陵本身转移到了谒陵的人身上。而对孝陵的拜谒，似乎也没有了那种“长歌当哭”的悲情氛围。“涕泗遗民在，悲歌隔世同”，明遗民的心境，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似乎已经很遥远了。　　三、祭明陵是对“清承明制”的认同　　在清代，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评价一直是非常高的。《清世祖实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十年正月）丙申，（顺治）幸内苑，阅《通鉴》”，提出一个问题：“上古帝王，圣如尧舜，固难与比伦，其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范文程等人答道：“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顺治又问：“此数君者，又孰优？”陈名夏对曰：“唐太宗似过之。”顺治帝并不认同这个看法，他说：“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理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可见，顺治皇帝对明太祖评价之高。康熙帝亦有相似的评价，在其第三次南巡祭拜孝陵时，亲书“治隆唐宋”四字，并命江宁织造曹寅制匾，“悬置殿上，并行勒石，以垂永远”。对明太祖的评价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后来他又进一步阐述道，“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纬武经文，统一方夏，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非独后代莫能越其范围，即汉唐宋诸君诚有所未及也。”顺康二帝在明太祖评价问题上口径之一致，令人吃惊。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同样，顺治皇帝给出的明太祖超越前代君王的理由，也是所定制度“规划周详”。既然明代制度如此完善，“咸极周详”，那清代理所当然要加以继承了。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清承明制”。对于这一点，清代的统治者是不避讳的。康熙帝就曾反复提及“明太祖旷世英雄，超轶往昔，规模典章，我朝尚多徵据”，“朕观明史，……我朝事例，因之者多”。　　事实也确实如此。明代的典章制度到清代大部分都得到了保留，最主要的如中央不设宰相，以内阁作为辅政机构，相权分归六部；地方设总督巡抚；监察方面，中央仍设六科给事中，地方则是十五道；司法制度上仍是三法司，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而这些制度，主要创立于明初，由朱元璋一手厘定。由此观之，清代君主对明太祖的高度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肯定了明太祖，其实就是肯定了明代，特别是明代的典章制度；而肯定了明制，就是肯定了与之相因袭的清朝自身制度的合理与合法性。从这层含义上推而广之，也就不难理解康乾南巡时祭拜孝陵礼数之优渥、态度之恭敬了。　　同样，在清帝历次谒陵的祭文中，更是不厌其烦的阐述其“继统”而非夺位的身份。顺治元年，摄政王多尔衮遣大学士冯铨祭告孝陵的祭文中，就说道“兹者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禅，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首先，强调明代的灭亡是“国祚已终”、气数已尽；其次，申明清军入关击败李白成的农民军，是“驱除逆寇”，既为明代报了深仇大恨，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由此推之，则明清易代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了。康熙帝在其谒陵后所作《过金陵论》中说：“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不仅再次强调农民军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而且强调南明政权的无能与非法。因此清代才会“受天眷命，绍缵丕基”。乾隆帝在其拜谒明孝陵时所作的诗中，说得更为直接：“嬗谢都关天运乘，攘除非自本朝兴。代为翦逆当方革，岂是困危致允升。”一言以蔽之，阐述清朝的正统与继承的合法，是清帝谒陵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时候，祭文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宣讲书；而明孝陵，则成为一个绝佳的宣传平台。而事实也证明，这种委婉而巧妙的政治表述，比之前的军事杀戮更行之有效。　　四、结语　　三百余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再次审视清帝祭拜明孝陵的举动时，应当肯定其积极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清帝的谒明陵是其统治方针转变的一个缩影，政策上由入关之初的军事杀戮、强力镇压向诉求文化认同、消弥民族矛盾的转变，很好地笼络了人心，并进一步稳定了全国局势，特别是在当初反抗最为激烈的江南地区。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曾经作为故明象征的明孝陵，在文人笔下逐步地转变为吊古鉴今的所在。“山河故国事全销，黄屋青丘锁寂寥”，面对孝陵，人们更多的感受是对王朝更替、时代兴衰的感慨。“怅望寝园今寂寞，橐驼秋牧孝陵烟”，透露出的已经是历史的落寞和时人的闲散；“寒云无恙锁松楸，共道兴朝礼数优。仍遣中璫趋享殿，不教牧竖践明楼。”此时的士人们主要做的，已经是对本朝和当今皇上的歌功颂德了。

杨鹤为何要招抚西北流寇

说起大明灭亡的直接原因，那必然是流寇泛滥。流寇以李自成为代表，就是他攻破北京城，导致了大明的灭亡。李自成虽然最终成了气候，但他并非首倡义兵之人。早在天启末年，流寇就已经在西北出现了，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天灾。明末农民战争，自明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农民王二首杀知县张山耀算起，到崇祯十七年（1664年），前后经历了十八个年头。——薛正昌·《崇祯元年固原兵变与明末农民起义》崇祯继位之后，自然也会想办法解决流寇问题。可应该如何解决呢？放任自流是不行的，那就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剿灭，一个是招安。无论是剿灭还是招安，都不是空口白牙就能实现的。剿灭流寇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大规模调动军队需要大笔军费。比如说，辽东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于是辽饷应运而生；如果西北也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那么新名目的赋税自然也会应运而生。招安流寇不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但政府必然要扩大征兵规模，因为必须把流寇改编成一支新军。流寇之所以会出现，无非是因为农民吃不饱饭，如果有机会当兵吃军粮，大多数人也不会愿意继续当流寇。但招安流寇也需要花钱，而大明中央政府最缺的就是钱。退一步说，大明中央政府没钱招安流寇，那么有钱赈灾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整个大明已经被钱这个字给弄怕了，张嘴说话的时候，第一个字肯定都是钱。面对愈演愈烈的流寇，官僚集团除了打官腔还是打官腔，给出的解决办法，永远是高大上伟光正的：解决流寇问题并不困难嘛，只要让他们吃饱饭，自然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废话，这还用你说？我也知道让他们吃饱饭，他们就不会闹事了。可问题是：怎么让他们吃饱饭？从皇帝的角度出发，自然是希望官僚发扬风格，让流寇吃饱饭。据可靠消息称，官僚的家里有许多银子，根本用不完。从官僚的角度出发，自然是希望皇帝发扬风格，让流寇吃饱饭。据可靠消息称，皇帝的家里有许多银子，根本用不完。从百姓的角度出发，不管是皇帝还是官僚，你们家里的钱多到根本用不完，可就是不愿意拿出来，让老百姓吃饱饭，那就别怪我们造反了。崇祯二年，西北流寇群起，总督武之望在重压下自杀，整个大明上下一片哗然。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澄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州、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处，流赋恣掠。——谈迁·《国榷》现在的问题是：谁来接任西北总督呢？官僚集团内斗一流，吃相也不好看，但他们都不是傻子。西北流寇愈演愈烈，谁当总督都有可能干砸锅。尽管是总督这样的美差，大家还是推三阻四。平时打官腔的时候全部慷慨激昂，遇到麻烦事了就开始装聋作哑。在这种背景下，杨鹤被大家推选出来，成为了新一任西北总督。明年，总督武之望死。久之，廷臣莫肯往者，群推鹤。——《明史》·杨鹤传为什么是杨鹤？因为杨鹤说了一些得罪人的话，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人报复，最终只得前往西北任职。杨鹤所说的培养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并非泛泛之谈，而是针对某些高官胸腑间一片杀机，逞一时之快而发的。朱由检领悟到这层用意，在奏疏上批示「 ”培养元气，今日要务”，表示赞许。但是掌权的阁部大僚却以为：「 ”这学问用不得。”培养元气还不是时候，决意把不随潮流、独抒己见的杨鹤排挤出中央政府。这就是吏部会推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的背景。——樊树志·《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杨鹤走马上任之后，立刻面临了之前所说的两个困境：无论是剿灭还是招安，都需要不少钱，而在杨鹤出发之前，大明中央政府显然没为他准备钱，甚至连赈灾的钱，也要他自己想办法。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前提下，杨鹤对西北流寇的态度只有一个字：抚。所谓的抚，就是放纵流寇的行为，只要他们愿意投降，立刻赦免所有罪过。社会经验不丰富的人，大概会觉得杨鹤的做法非常好，符合圣人之道。可实际上，流寇的数量绝不会因为杨鹤的宽容而有所减少，反而会因为这种宽容而变多。只要表示一下悔过，就可以既往不咎。这种宽仁的做法，直接把叛乱的代价降到了最低。地方叛乱的主要基础是饥民、难民、逃卒和溃卒。因为这种基础存在，各种不安份的人才能如鱼得水、兴风作浪。失去这种基础，谁敢公然挑战政府呢？杨鹤的抚，并没有任何错误。事实上我们翻翻历史书，历史书就是这样谆谆教导后人的。因为叛乱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天灾人祸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才造成的。政府应该理解他们，更有义务救他们于水火之中。政治表面上是空洞的说教和规则，实际上永远都是写满了「 ”利益”两个字。如果是天灾，主管官员应筹集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它；如果是人祸，主管官员需要清除它。所谓的天灾，需要政府组织社会力量共渡难关，杨鹤作为一个空降的大员，有能力做好这件事吗？显然是没有的。所谓的人祸，无非就是当地官僚贪污腐败，无非就是士绅集团野蛮扩张。杨鹤作为一个空降的大员，有能力管好这件事吗？显然是没有的。想要改变西北乱象，就必然要损害西北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杨鹤做不到这一点，他只能给流寇一些优待，争取让他们放下武器。这种政策，实际上就是明着欺负不敢造反的老百姓。官僚贪污、士绅欺压、流寇造反，政府都报以宽容，绝不追究，这对守法良民公平吗？当坏人干恶事，就这样有理？当一个安份守法的百姓，他们的利益和权利谁来保证呢？政府除了说几句空洞的安慰话之外，什么也做不到。杨鹤的所作所为，就是用官僚的方式应对危机：你不是要我招降流寇吗？我像模像样地招降几股给你看看。虽然这些流寇被招降，对西北危机而言于事无补，他们安分守己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我至少把表面工作做到位了。崇祯皇帝也不是傻子，杨鹤的奏报写得很出彩，但西北的局势还是日益糜烂。崇祯皇帝一再下令，要求杨鹤继续努力，把工作干得再好一点。面对得寸进尺的崇祯皇帝，杨鹤最终也只能使出官僚集团的老办法：要钱。如果崇祯皇帝拿出钱来，杨鹤或许还能做个计划，花钱办事；如果崇祯皇帝拿不出钱，那责任就怪不到杨鹤头上了。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杨鹤到了西北之后，到底什么值得称道的事呢？从史书上看，他除了安抚流寇和找皇帝要钱之外，什么事都没干。要区分责任其实很简单：皇帝没给你钱，的确是皇帝的不对。可没钱也有没钱的做法，你什么事都不做，只知道一味地安抚流寇，这不是打官腔敷衍了事，又是什么呢？杨鹤在西北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打定主意混日子，就是不得罪任何人，也不会想办法搞点钱来建设大西北。在明末，这种庸官遍地都是，一点都不奇怪。具体到了问责的地步，他们总是一脸无奈：时局如此，为之奈何？我说杨鹤是庸官，只是阐述客观事实，并不是在苛责他。事实上，如果把其他人放到西北，我估计和杨鹤的区别也不会太大。事实上，明末的庸官之所以遍地都是，除了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之外，崇祯皇帝也难辞其咎。崇祯皇帝最喜欢做的就是：我重用你，给你全权，你去负责具体事务，干得好有赏，干不好要罚。这种做法有问题吗？表面上看是没问题的，可细究起来，问题就太大了。明末的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难以被撼动，崇祯皇帝明白这一点吗？应该是明白的。可崇祯皇帝从来不想着如何破局，只是一味地找敢死队员，希望这个敢死队员能跟既得利益集团血拼，崇祯皇帝自己坐收渔利。在太平时期，这种做法没什么毛病，因为这是帝王心术。可明末那个烂坑里到处都是雷，哪个敢死队员能镇得住？在明末那个环境里，皇帝必须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和毅力，拥有砸烂一切的魄力，否则他就只能缩在深宫，做一个任人摆弄的傻子。虽然这样做也未必能拯救垂死的大明，但绝对比崇祯皇帝这样大呼小叫却无可奈何要好得多。官僚集团有问题，官僚集团该为明亡负责，可崇祯这个当皇帝的人，居然也是一副官僚习性，别人上行下效，也真没什么好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