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猪仔”更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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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比“猪仔”更悲惨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比“猪仔”更悲惨

2、华工的血泪史--“猪仔”

比“猪仔”更悲惨

 清末被掠卖出洋的“猪花”:比“猪仔”更悲惨

  在旧时的广东方言中,“花”是对女性的谑称,如一村最美者为“村花”,娼妓被叫做“花姐”,烟馆女招待被称为“烟花”。与“猪仔”相对应,那些在苦力贸易中被掠卖出洋的女子,则被叫做“猪花”。

  与“猪仔”相比,“猪花”可谓鲜为人知。近年,随着华工史研究的深入,“猪花”的血泪史渐渐浮现出来。事实上,“猪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往往比“猪仔”还要低贱、凄惨和可怜。

  1 被绑架和拐卖的“猪花”

  据吴凤斌的《契约华工史》记载,我国明清两代都实行闭关禁海政策,严禁妇女出海。1614年,明朝勒石禁止新旧洋商收买中国女子,否则治罪。清朝前期也严禁洋人贩卖子女。

  但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大批“猪仔”被贩卖出洋,一些洋人担心如无“猪花”,“猪仔”贸易也会停止,高额的利润就无法获得。为此,他们想尽办法要使“猪仔”长期束缚在他们的种植园或矿山里,诱使“猪花”一同出洋。办法是给“猪仔”提供一笔钱去购买女子,结为夫妇。

  后来,这一切就变成了掳掠和拐卖。罗晃潮在《“猪花”浅论》中考证,当时“猪花”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绑架或引诱手段强卖或拐骗的女子。1853年,在香港只花40大洋就可买到一个10岁至15岁的女孩。随着需求的增加,专业人贩子集团——“协义堂”也于1852年应运而生,并在广州大量拐买女性至旧金山。首批600人,每人买价50大洋,在美国以1000大洋高价卖出。据《旧金山晚报》估计,从1852年至1873年,“协义堂”贩卖女子6000名,获利至少20万大洋。

  其二,自愿出洋为娼者。据方雄普的《华侨妇女旧闻录》记载,1854年,名妓阿彩从旧金山“赚钱”返回香港,到处炫耀她得到的财富,并以此为诱饵,引诱三四十个青年妇女随她到加利福尼亚卖淫,阿彩成为老鸨。

  阿彩是1849年到达美国加州的,之前是珠三角一名青楼女子,略懂英文。其英文名叫Ah Toy。因译音不同,有的书中也把她称为“阿泰”。年轻的她身材苗条,皮肤白皙,是个漂亮女子。她单身一人携同保姆到旧金山闯荡,在克雷街开了一个妓院。

  阿彩到来的消息传到周围金矿,那些饥渴的单身矿工,兴奋得丢下镐头、铁锹,不惜兼程百里赶到旧金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满足对异性的需求。有钱的,与她同床求欢,没钱的,一睹东方女子芳容,以解乡愁。

  阿彩接客的价码不低,每次缠头是碎金1盎司(28克),约合当时18美元。嫖客如无碎金,可用1两沙金代替。1850年,全美有4000多华人,但只有7名中国女人。尽管缠头很高,但僧多粥少,那些嫖客排起的队伍竟然比一个街段还要长。

  阿彩之所以能声名远播,除了容貌秀丽,还因为她敢用半生不熟的英语打官司。许多矿工在完事后,塞给阿彩的嫖资是一把铜屑。不过很快被阿彩发现了,随后把这些矿工告上法庭。开庭那天,法院里,里三层,外三层,许多人来旁听看热闹。当着法官的面,阿彩愤怒地端出一盆铜屑给法官看。

  虽然阿彩曾受尽凌辱,但这位具冒险精神的“猪花”,还是活到高龄才逝世,而且至今被祭祀在旧金山的名人纪念馆里。

  此外,还有因家贫或遭不幸而被卖身出洋的少女和幼女;原本是奴婢而被辗转卖出洋者;以收养女或纳妾之名而直接被卖出洋者;以及不甘受穷或受辱的年轻寡妇。

  2 黑心狠毒的外国人贩子

  范若兰在《允许与严禁:闽粤地方对妇女出洋的反应(1860-1949年)》中说,闽粤等地重男轻女,买卖妇女早就有之,加上海禁大开,中国政府无权管辖的香港和澳门,“猪仔馆”和“猪花馆”林立,无知民妇和贪图富贵的市井女子极易被拐骗。

  在陈为仁《苦力贸易——拐骗掳掠华工的罪恶勾当》记载中,踏上航程的“猪花”的境遇与黑奴差不多。1854年,以英国人柏顿为船长的“英格伍德号”从宁波开往澳门。船上有47个被拐卖的女孩子,年龄最大的仅8岁。

  葡萄牙人贩子马丁内兹把她们塞入长约9英尺(约2.7米)左右,宽不过6英尺(约1.8米)的小船舱。排泄物、呕吐物充溢其间,恶臭令人窒息,女孩子们浑身肮脏。为防止船舱透出恶臭气味,人贩子全然不管这些女孩子的死活,竟把船舱间的缝隙封堵起来。

  船舱顶很低,孩子们连伸开腿坐下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蜷缩着挤在一起。她们的身上生了癣疥、脓疮,加上满身跳蚤,痒痛难熬,一个个蓬头垢面,面如死灰,痛苦地呻吟着。就是这样,还免不了被毒打折磨。

  马丁内兹用皮鞭拼命抽打一个小女孩,孩子仇恨地说:“我落到你手里反正是死,与其以后受罪,我还不如现在就死。”此船在厦门停泊时,被船上一名好心的中国船夫告官了,这些女孩子幸运地被搭救。

  马丁内兹曾明白地告诉别人,这些“猪花”一运到澳门,驻在那里的西班牙领事自会从他手里接过去,他转手之间就可从女童身上赚到1600多银元。而受雇于他的英国船长柏顿,也会获得高额的赚头。

  3 誓死不为娼的“猪花”

  这些“猪花”到达旧金山后就如同奴隶一样被拍卖。除少数被有钱人买去当妾或奴婢外,其余都卖到妓院里。

  麦美玲、迟进之的《金山路漫漫》一书说,1870年时,仅旧金山,唐人街上就有妓院159家。刘伯骥在《美国华侨史》中说,据美国方面的记载,1870年时全美有中国人约三四万人,其中妇女仅2000余人。这2000余名妇女当中,除了100余人为眷属之外,其余1500至2000人均为青楼女子。

  也有“猪花”誓死不愿为娼的,她们或吞鸦片或投海自尽。据张错的《黄金泪》记载,美国内华达州银矿的一位“猪花”,不堪妓院凌辱,逃往山野,暴露在风雪中,双足冻僵,肉随骨流下,被抓回,送入医院,锯去双足,伤口虽然不久愈合,但她痛不欲生,不肯服药,绝食求死。

  据傅训成的《傅云龙日记》载,广东南海小脚姑娘白贞烈,被拐卖到旧金山,受百般虐待折磨,逼迫其为娼,这个弱女子誓死不从,上吊自杀。1888年5月7日,清朝使节傅云龙到达旧金山,听说此事特地拜祭了白贞烈之墓,并为其墓撰文勒石纪念,表彰其贞烈气节。傅云龙在日记中记载了白贞烈的悲惨遭遇,及其去世后“猪花”们常来扫墓的情况,深表同情。

 

  白贞烈只是无数“猪花”悲惨命运的缩影。而日本学者可儿弘明的《“猪花”——被贩卖海外的妇女》,更是从香港保良局的档案文书中,挖掘出大量被拐“猪花”的记录、口述笔录,及邻居亲戚和人贩子的口供,写成了一部“猪花”血泪史。

华工的血泪史--“猪仔”

  掠夺华工出国从16世纪开始

  我国明末清初,福建沿海商人曾和农民、手工业者订立“公凭”,自造航船,到婆罗洲垦殖开矿。这类人并不是猪仔,而是到海外去的移民。近年来,从外文书报档案中,我看到一些早期出国华工的记录。如葡萄牙人早在1519年就掠夺我国苦力到葡属东印度的果阿去做工;1620年荷兰人掠夺我国苦力去巴塔维亚垦殖;1772年约有1万名我国苦力在婆罗洲做工;从1785年到1804年的20年间,一批批苦力从澳门运到槟榔屿,每批人数约600至1000左右。1805年我国苦力也有到西印度洋特立尼达群岛的。1810年有几百名苦力到巴西试种茶树。东印度公司在1812到1814年的两年间从我华南运去1,700多苦力到班卡岛。同年东印度公司从我广州黄埔运去几百名苦力到圣赫勒拿岛当建筑工人。拿破仑被囚在圣赫勒拿岛上时,曾宴请路过那里的英国海军军官巴塞尔·贺尔舰长。当时拿破仑指着窗外花园中的中国花匠对贺尔说:“你看,这些人很善良。他们有才能、智慧和自尊心,决不会长期像这样受英国人或其它任何西方人奴役。”

  19世纪,我国苦力被拐运到国外的比以前更多了。1819年英国占领新加坡后,总督莱佛士为了开拓南洋新殖民地,更多方掠夺我国苦力。根据外文档案统计,从1820年到1830年,每年运到新加坡的苦力有6,000至8,000人。1847年秘鲁有12万我国苦力。同年在古巴的竟多至15万人。1848年有很多我国苦力从厦门和新加坡运往澳大利亚。两年后,又有4,000多中国苦力从广州、香港、澳门到了加利福尼亚。1851年巴拿马有1万多苦力在那里建筑铁路,都是从汕头运去的。1856年到1858两年间运到西印度群岛的中国苦力约有1万人。同期还有好些苦力到加拿大西海岸。1859年在海地也有了我国苦力。1864年我国苦力也有到墨西哥的。1867年有几批中国苦力到马达加斯加去修公路。在1876到1898年间有56,000我国苦力去新喀里多尼亚和苏门答腊种植烟草。1883年斐济有我国苦力,1902年西萨摩亚也有我国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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