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新疆剿匪平叛的模式

Posted 2023-01-05 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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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新疆剿匪平叛的模式

大清新疆剿匪平叛的模式

　　都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占中国领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在中国的战略地位显然异常特殊。新疆不仅是内地的天然屏障，也是中国争夺中亚地区战略空间，抢占中亚制高点的战略要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山南北好地方”，在历史上却时常处于“烧烤”状态，民族的纷争、外国的入侵、分裂势力的叛乱，一直都是新疆历史上的棘手问题。尤其是后者，令历代中央政府都很头疼，这个你懂的。

　　西域风光美，美在多民族的不断融合。古代新疆的统辖一直在各民族政权间不断更迭轮替，除汉族政权外，少数民族政权就有匈奴、吐谷浑、柔然、突厥、吐蕃、回鹘、蒙元、满清等。各民族在冲突中相互交融，就像烤羊肉串时撒的盐、辣椒面与孜然，不同调味品浸渍在一起，就共同形成了一种美味。但美味需不同调味品的平衡，盐多则咸、辣椒面多则辣，因此要彼此恰到好处。新疆的历史进程就是在不断寻求各种调味品平衡的过程。太过久远的时代如同新疆茫茫大漠与戈壁，遥望无边、难以触及，但大清时代的新疆仿佛就在眼前。尤其是大清平定葛尔丹叛乱、大小和卓叛乱与剿灭阿古柏侵略政权等反分裂斗争，颇为后人称道，同时也为后人治理新疆提供了宝贵经验。

　　从元朝开始，新疆被蒙古人统治了五百年，直到清康熙年间，而葛尔丹就是末代霸王。康熙十九年（1680年），36岁的葛尔丹从北疆一直杀到南疆，占喀什噶尔、夺叶尔羌，分裂势力逐渐做大。对中国一直怀有不轨之心的沙俄更是极力拉拢葛尔丹，葛尔丹便不断以沙俄壮胆，对外虚张声势，甚至远征外蒙古。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同样36岁的康熙帝亲自出征。随后的六年内多次雄赳赳气昂昂征讨葛尔丹，两军从东北一直打到西北，直至葛尔丹被彻底剿灭。

　　我们可以看出，葛尔丹分裂势力的猖獗更多在于沙俄境外势力的支持，而清军历时多年成功剿灭，原因一是强大国力的支撑。二是皇帝的高度重视，亲临作战一线督战。三是团结蒙古的王公贵族。有了以上三点，即使有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蛊惑，也根本无碍大局。康熙的这次反分裂斗争可谓功德圆满。

　　葛尔丹死后六十年，新疆分裂势力再起，大小和卓起兵叛乱，此时已是干隆时代。大小和卓兄弟俩本是清军抓获的俘虏，谁知放虎归山，哥俩儿与阿睦尔撒纳乘机占领南疆，举兵反清。干隆多次调集重兵讨伐，同时调整新疆治理方略，以适应反分裂的稳定需要。在清军的追击下，大小和卓又遭到各地部落的反抗及部下的背叛，导致势力渐衰，在逃窜至阿富汗后，被当地部落擒杀。历时三年的平叛，双方经历无数大小战役后，天山南路归纳大清，清朝实现大一统。

　　大小和卓分裂势力作乱，源于大清的怀柔政策，本想赦免战俘以戴罪立功，没想养虎为患。大清平叛的成功则有几点原因，一是征讨干将非常得力。定远大将军兆惠，边疆征伐经验丰富，屡立战功。尤其是黑水营一战，被围困三个月仍然顽强坚守，为最终的胜利赢得了转机。二是积极实行改革。减轻大小和卓统治地区的沉重赋税，以赢民心，同时，改革部落首领世袭制，清朝官吏逐渐成为地方部落的父母官。重要的是，设立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各地，将军事大员提高到最高地位，拥有治理实权。三是百姓民心向稳。各地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同大清一起与分裂势力做斗争，包括小和卓霍集占的一些部下。

　　大小和卓叛乱后一百年，走进同治新时代。同治四年（1865年），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借机帮助大小和卓后裔布素鲁克而进入新疆。一个纯粹的老外竟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做大成为新疆分裂势力，攻城掠地，侵占南疆各地，只用两年时间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自立为汗。阿古柏在英国、俄国面前左右逢源，不断向侵略者出卖中国利益。俄国也趁机占领了伊犁。陕甘总督左宗棠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清剿分裂势力，并最终得以成功。

　　外国人阿古柏与俄国纯粹为境外分裂势力，在这次反分裂斗争中，大清的胜利则有以下原因，一是慈禧太后的大力支持。当时“海防与塞防”的争议很大，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防御沿海，左宗棠则主张塞防，最后慈禧支持左宗棠。二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军民一家亲。三是左宗棠战略成功，做足后勤保障工作，同时，左宗棠抬棺督战，极大鼓舞士气。

　　当然，大清朝的新疆分裂活动远不止这几起，比较有名的还有张格尔发动的“圣战”，但最终仍被大清剿灭。剿灭张格尔成功的原因也与上述三个事件的原因大同小异。

　　边疆稳，则内地稳。为了反分裂，稳固新疆，大清的统治者想了很多办法，其实人们众所周知的屯田戍边垦荒等还不算是关键的。笔者梳理发现，大部分方法都是充满着不信任，甚至是挑拨离间的手段。如最高长官及主要官员全部由满族担任，并掌握实权。以伊犁将军为例，除个别是蒙古族外，其余全部是满族，包括新疆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同时，满族官员还担负着监视各部落首领的职能。

　　鉴于新疆多民族的特点，大清政府仍然对宗教、对各民族实行封闭隔离的政策，使其彼此之间缺少交流，充满猜忌。如对官兵、汉人与维吾尔人实行隔离，画地为牢，禁止来往。满汉人住“汉城”，维吾尔人住“回城”，双方贸易在专用街道进行。双方全部由大清政府直接扁平化管理。

　　大清政府改革新疆部落首长（伯克）制，禁止世袭，满族官员不断进入伯克队伍，成为实际控制者。即使当地的伯克，也要由满族官员挑选，必须忠于大清政府，同时禁止阿訇兼任伯克，也禁止和卓、阿訇等宗教领袖干预伯克的选拔与监督。最绝的是，大清政府为了防止伯克叛乱，将部分伯克的家属调往京城，以作人质。

　　毕竟满清也是少数民族政权，最怕的还是汉民族文化在新疆的影响与渗透。为此，大清政府还有更绝的办法，那就是去汉化，各伯克的官印只有维吾尔文、满文、蒙古文，全部没有汉字。另外，对驻新疆的官兵及新疆各族百姓均强制学习满文，而对学习汉文则非常不支持。更为夸张的是，就连伯克定期从新疆进京觐见皇帝，都要避开各地汉民居住区，只允许走蒙古。

　　应该说，以上方法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大清政府对新疆的总体治理效果远超以往历代。尤其是对分裂势力，更是降低到了较小的范围。但随着大清的逐渐势衰，新疆的各种问题再次爆发，分裂势力又重登舞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

　　谈及大清模式，干隆对此则颇有一套自己的心得，他认为，中国抚驭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惑而知畏，方为良法。其实，干隆的话，说白了……你懂的。

清朝左宗棠平叛保边疆

左宗棠平叛保边疆

老将垂鞭未肯还，

雄兵壮士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动春风度玉关。

这首广为流传的绝句，以饱满的热情、豪迈的语言，歌颂了爱国名将左宗棠收复国土、保卫新疆的丰功伟绩。

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外国侵略者对其早已垂涎三尺。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在陕甘回民反清斗争的影响下，发动了大规模反清运动。举事者先后攻占库车、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伊犁和塔城。

但是，这次运动的领导权，一开始便落入阿訇、和卓（意为圣裔，对穆罕默德后裔的称呼）、伯克（对长官和贵族的尊称）和清朝地方官吏等各族上层分子手中。他们拥兵割据，相互攻杀，彼此争夺，形成割据的地方势力。当时，占据南疆喀什噶尔的回族封建主金相印和柯尔克孜族德克柏为了取得与其他势力斗争的胜利，竟向中亚的伊斯兰教汗国浩罕求援。同治四年，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悍然率兵侵入我国新疆。阿古柏侵占了南疆的喀什噶尔之后，又发动了对其他地方势力的进攻，侵占了阿克苏、叶尔羌、库车、莎车、和田和吐鲁番等地，同治六年建立了“哲德沙尔”（七城之意）反动政权，自立为汗。同治九年又占领了乌鲁木齐，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部分地区均为阿古柏占领。他的野蛮掠夺和残酷统治，使各族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

当时的新疆，英、俄两国觊觎已久。要在那里建立他们的殖民统治，控制阿古柏政权是唯一的办法。为此，英国人同阿古柏签订了通商条约，企图将侵略势力从印度扩展到我国西北地区。与此同时，俄国人也趁阿古柏东进的机会，出兵占领了新疆西部的重镇伊犁及其附近地区，并宣布其为它的国土，划归塔什干的土耳其斯坦总督管理。

中国西北边陲的分裂趋势越来越严重。就在这时，清廷内部发生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大辩论。前者以文华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他以无力兼顾为由，力主放弃新疆，全力加强海防。他在一份奏折上振振有词地说：“新疆距内地路途甚远，交通很不方便。要平定新疆，得耗费大量财力和人力，实属得不偿失。另外，要出兵平叛，就必须同俄国人交战，很难有必胜的把握。当年曾文正公（即曾国藩）就力主放弃新疆，以便集中力量对付长毛之祸，应该说是上策！”

以左宗棠为首的一些人则据理力争。他们认为：只有确保新疆，才能保住蒙古。蒙古的存在与否，是京师安危之所系，所以，新疆必不可失，“海防”与“塞防”二者必须并重。

这场辩论最终以左宗棠的意见被采纳而告结束。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时任陕甘两省总督，坐镇兰州。40岁的时候，他进入曾国藩幕府帮办军务，后逐渐提升，担任过巡抚、总督等要职，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在保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这一点上，他又是一个受人景仰的爱国主义者。

在清廷一些爱国大臣的保举下，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四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总督新疆军务。

第二年春天，已经64岁的左宗棠率部进驻肃州（今甘肃酒泉），建立了西征的总指挥部。

为了确保战争胜利，左宗棠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各种准备。他一方面积极筹粮筹款，另一方面抓紧整训军队，还派人搜集了大量敌军情报，确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即首先攻取乌鲁木齐，以期大量歼灭由南疆赶来救援的阿古柏军队。此路得手后，再出兵中路和南路，就比较容易了。再就是根据新疆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军粮转运困难的客观条件，速战制胜，不打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这是一个切合实际而又比较完整的计划，经过后来的检验，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这年五月，清军向乌鲁木齐挺进。那里的守军不是阿古柏的主力，刚一交锋，清军便占领了乌鲁木齐外围的据点古牧地，歼敌6000余人。首战告捷，清军士气高昂。他们乘胜追击，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重镇。盘踞在北疆的阿古柏势力，已经基本肃清。

新疆的十月，已经是雪压冰封了，不利于军事行动。左宗棠抓住这个时机休整部队，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第二年春天，数万名斗志高昂的清军健儿，踏着天山的残雪，以排山倒海之势，直逼南疆阿古柏的巢穴。

在进军过程中，左宗棠注意维护军纪，团结当地少数民族，因而，清军的平叛活动得到了当地各阶层群众的广泛支持。很多人自愿组织起来，给部队带路，送情报，送粮送水，有的还直接和清军一道打击叛军。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三月七日，刘锦棠所率的湘军主力，一举攻克了通向南疆的重要门户——达坂城，全歼了那里的守敌。接着，又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托克逊进军，吐鲁番叛军闻风投降。仅仅用了半个月时间，阿古柏的两道防线均被摧毁，敌军死伤1万多人。

在清军的凌厉攻势下，敌军士气低落，众叛亲离，阿古柏深感大势已去，在库尔勒服毒自尽。他的两个儿子又因争夺王位相互火并，削弱了叛军的力量。走投无路的叛军，为了挽回败局，竟丧心病狂地挖开了通天河（今开都河），妄图阻止左部前进。然而，清军将士以大无畏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跨越了被洪水淹没的百里沼泽，一举攻克了库尔勒城。然后，又在6天之内急行军900多里，连克库车等镇。同年十二月，南疆全境基本平定。

阿古柏的反动政权虽被摧毁，但俄国军队仍以保护侨民为由，赖在伊犁不走，成了左宗棠下一个作战目标。

慑于清军收复南北疆的威力，加上此时的俄国又忙于同土耳其作战，因此，它同意清廷派代表去谈判归还伊犁问题。但是，清政府派往俄国谈判的代表崇厚却是个昏庸之辈。他在对手的愚弄和胁迫下，竟与沙俄签订了一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沙俄在谈判桌上得到的利益，已经超过了它甘愿冒战争危险来保持的东西。

左宗棠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气愤，立即上书朝廷，陈述利害。他认为，如果条约生效，中国只能得到伊犁以及附近的几座空城，失去的将是大片领土和280万两白银，最后，伊犁还会落到敌人手里。他建议，应该乘胜进军，与沙俄决一死战，彻底消除后患。

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和一些大臣的推动下，清政府终于没有批准这个条约，并将崇厚治罪。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正月，清政府派曾纪泽为代表，赴圣彼得堡与沙俄谈判改约问题，又令左宗棠准备打仗。

左宗棠接到命令，心情振奋。他说：“衰年报效国家，虽已心力交瘁，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于是召开紧急会议，制订了三路出师的作战计划，又将指挥部从肃州移到了哈密。为了表示必死的决心，左宗棠还叫部下准备了一具棺木，随军运行。在他的爱国精神鼓舞下，士兵们意气风发，斗志高昂，只等一声令下，就奔赴伊犁与侵略者一决雌雄。

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曾纪泽在谈判桌上态度强硬，不让分毫。沙俄只得放弃原来的打算，于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与清政府签订了《伊犁条约》。

尽管这个条约仍然是沙俄强加给我国的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争回了前约划失的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同时也宣告了沙俄在我国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

此后，左宗棠还在新疆地区实施了一些有利发展生产、巩固边防的政策，使各族人民生活很快安定下来。他还建议成立新疆行省。

这次战争的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千百万士兵的英勇奋战和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但作为清军统帅的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这一点上，也为祖国与人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

大清新疆剿匪平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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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左宗棠平叛保边疆

清朝左宗棠平叛保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