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陕西官场“皆是戏筵”为哪般

Posted 2023-01-05 官场

篇首语：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清朝陕西官场“皆是戏筵”为哪般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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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陕西官场“皆是戏筵”为哪般

清朝陕西官场“皆是戏筵”为哪般

　　文/浦江客

　　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人，生于嘉庆五年，死于光绪四年，道光五年三十岁时考中进士，先为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纂修，道光十六年五月被特放为山西朔平知府，而后沉浮宦海三十年，先后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直至同治四年六十六岁时被劾革职。张集馨著有《道咸宦海见闻录》，为其自叙年谱，内容主要记载从道光十五年在翰林院供职之情形。张集馨阅历深广，文墨酣畅，尽管处世圆滑，却尚存几分良知，其对官场鬼域的观察临摹深刻逼真，故《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极具史料价值。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四十五岁的张集馨出任陕西督粮道。当时官场有“陕省道府，莫不以得署粮道为幸”之说，可见这是一个美差、肥差。然而，这个肥缺官位“肥有肥的难处”，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张集馨叙述了其作为督粮道“督运漕粮”本职之艰，并生动详尽地记述了当时陕西官场的“吃喝风”百态。

　　当时西安地处交通要道，是通往西藏、新疆以及甘肃、四川等地的必经之路，“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所以粮道官迎送各方官员的接待任务非常繁忙。接待任务做些什么呢？

　　首先是礼节性迎送，安排住宿等。“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等在官厅迎接”。一旦有官府过客到此，负责督运漕粮的粮道要随西安的巡抚、将军及下属官吏在官府衙门迎接，并安排客人回房休息后，写好请帖再送到各官员公馆。

　　其次就是准备宴席，“张灯结彩，传戏备席”。所谓“传戏”，即每次都分两个戏班子，设两台戏。所谓“备席”，就是准备菜肴，这是最要紧的环节。作为上席，有五桌酒宴；作为中席，则要准备十四桌酒宴。上席的菜肴中必定要有燕窝和烧烤一类的高级珍品，中席也要备有鱼翅、海参等山珍海味。上席的五桌是绝不能少了鱼的，西安地处内陆，活鱼非常少，一条大一点的鱼，就要四、五千文钱。其他的珍贵难得的食物，如白鳝、鹿尾等，也一定要设法买到，否则会被客人认为粮道吝啬。其他的官员也切勿怠慢，如副都统、总兵以及没有多少往来关系的，一般不用大的宴会接待，只需送点酒菜就可以了。然而如口外驼马章京、粮饷章京，官职虽微，但因必定带有各城大官的书信来，粮道不能冷落他们，也要送给他们四道菜肴、两道点心。

　　接着便是“陪吃”了，这是个“力气活”。“戏筵散后，无论冬夏，总在子末丑初。”无论春夏秋冬，每次宴席演戏总要到深夜或凌晨才会散场。散席后，陪同的主人们每次都要把客人送出门，客人上了车轿之后，主人们还要逐个向宾客作揖道别。然后，再派人拿着主人们的名片，到宾客住的公馆道晚安，再拿着粮道的名片到各官署处问晚安。

　　最后还有“送”的一环。一是“送客”，次日，宾客动身出发，粮道等众官员要到城西去送客。二是“送钱”，每位客人都要馈赠一些钱财做路费，“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赠送的钱财多少，则根据来的官员官职大小、地位贵贱而定。就是驼马章京、粮饷章京等小官，走的时候也要馈赠一二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

　　这样，“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程仪在外。”每次宴会，包括请戏班子、准备酒菜、赏赐等，大约需要二百余金，还不包括馈赠的钱财在内。据吴思在《潜规则》书中推算，二百多两银子，折合今天的人民币在四万上下。这样的大型宴会，每月都有，小的应酬则是天天都有，可谓“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而且每年春秋时节的大气节，还要邀请将军、副都统和中丞司道府县，以及外道府县要进省的官员，都要举行宴会和看戏。全城协领、绿营参游，也是在春秋季节各宴请一次。如果十天半月内侥幸没有路过的官员来打扰，粮道又要邀请两司和管理盐铁的官员，在官署中设小宴席聚一聚，看看戏，“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如此，几乎一年四季“皆是戏筵”，怪不得张集馨戏说陕西巡抚邓嶰筠“日薄崦嵫，纵情娱乐；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也”！

　　清朝陕西官场“皆是戏筵”为哪般

　　清朝官吏豪饮图

　　其实，“皆是戏筵”的场景并非只在陕西发生，当时的全国官场中无不如此。据《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由代理陕西按察使调任四川按察使时进京陛见皇上之余，在京不停地“进城拜客，困于酒食”。每次升迁转调，张集馨都要如此这番听训、拜送、宴请。“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咸丰七年，张集馨在甘肃布政使任上，亲眼所见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和祥、按察使明绪并督幕彭沛霖等结拜弟兄，“酒食征逐，醉后谩骂，毫无局面”“属员相率效尤，俱尚浮靡。而督、臬两署笙歌，竟无虚月”。咸丰八年正月初六，张集馨请陕甘总督乐斌戏筵，“丑正始散。自此，除忌辰各署皆迭为宾主，真觉困于酒食。”咸丰八年九月，张集馨丁忧途径河南，“自中丞以下，皆故吏门生，酬应纷繁，昼夜不息”。咸丰九年九月，张集馨代理福建布政使，“闽省幕风靡下，终日在外应酬。”闽浙总督庆瑞“不时邀各署幕友纵饮徵歌”，这庆瑞总督“一经入席，惟恐人之不醉，又惟恐己之不醉”。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所描述的公款吃喝风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推演张集馨历官过程中对各地吃喝风的观察记述，可以认为，道咸年间的官场，几乎是无处不吃、无官不吃、无事不吃的，且已成愈演愈烈之势。

　　道咸年间官场“皆是戏筵”的吃喝送礼风缘何而起？先从粮道这个官职通行的“陋规”来剖析一下吧。

　　其一，这种上下级之间的打点，是怕上级对完成军粮供应任务的从中作梗。张集馨说，粮道必须应酬将军，因为怕他从中作梗。按照程序规定，军粮供应的主要对象——八旗每月领米之前，粮仓要派官员将米样送到将军那里检验。将军是一省驻军的最高领导，他对粮食质量的态度影响极大，稍微挑剔两句，在第一线领粮的八旗骄兵就能闹翻天。应酬将军的方式早有成规。首先，按照规定，将军和两个副都统本人的月粮是大米和小米并放，而大米贵小米贱，将军自然不愿要小米，粮道便全给他们大米。其次，将军和副都统推荐家人在粮道工作，甚至只挂名领钱，粮道也只能照例接受。再次，就是按常规给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送礼。同时，在粮食问题上有权说话的军官，还有副都统和八旗协领等军官。每到放米的日子，满营的一位低级军官率士兵来领粮，按照规矩，粮道要备一桌酒席，叫做“送仓”，由粮道方面的官员陪同带队的低级军官吃一顿。满营有八旗，一连要陪八天。粮道在军队方面有固定应酬，还有每年春秋年节的宴会。驻扎在西安城里的满营和绿营的中级军官，每年春秋粮道也要宴请一次。这些联络感情的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

　　其二，讨好上级，是为了在年终密考中获得好评。据张集馨记载，即使灾荒停征军粮，“而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所为督抚，指的是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粮道之所以送给他们的陋规要比其他任何领导多，是因为陕西巡抚每年都要向皇上密报下属官员的操守才干和各方面的表现，这叫做年终密考。这对官员的前程影响巨大。所以，粮道给巡抚的陋规按季节送，每季一千三百两，一年就是五千二百两。这样包括其他陋规在内，一年就是相当于上百万人民币的巨款。陕甘总督的官比陕西巡抚还要大一点，但是隔了层，不算直接领导，人也不住在西安，所以陋规的数量反倒略低于巡抚。至于，接待上级“张灯结彩，传戏备席”更是不在话下了。

　　如果再从官场文化深层次剖析，诚如吴思先生在论述张集馨时所言：“就如同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有利润平均化的趋势一样，在竞争声望、关系、安全和人缘的官场上，似乎也存在一种官场利益平均化的趋势。”“因为官场利益是向着制造利益和伤害的能力流动的，如果制造利和害的能力谁都有一点，就会呈现利益均沾的局面，不过这种能力的分布并不那么平均。从平均的方面来说，每个在官场上有影响的官员都有理由认为：我们都没有说你的坏话，我们有能力害你却没有害你，我们甚至还说了你的好话，让你得了这么一个美差肥缺，难道你就不能出点血，让大家也沾点光么？从不平均的方面说，京官、将军、上司之类的官员最有造福能力或者加害能力，自然应该多分。这种能力的强度像水波一样呈环状递减，分配的利益也如此递减。打秋风、请客吃饭、表礼水礼、程仪、炭敬冰敬别敬。三节两寿等等，都是在此规律下支配的官场利益分配机制。”

　　陕西粮道衙门三堂上有一副楹联，道尽了督粮道的生活：“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其实，岂止陕西督粮道，岂止陕西官场，整个清朝官场何不“酒醴笙簧”，“皆是戏筵”？！

明朝历史明成祖朱棣捉尽天下道婆尼姑为哪般

熟悉我们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唐武宗灭佛的事情，此事简直就是佛门的灭顶之灾。今天，小编还要为大家介绍另一起过犹不及的宗教惨案。据《明史》载，永乐十八年，成祖下诏：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姑及道姑，逮上京诘之。上传下达，明朝政府开始大肆抓捕尼姑道士，全国所有的尼姑以及女道士，统统被逮捕送到京师逐一审问，验明身份。朱棣与这些讲究六根清净、四大皆空、与朝廷素无瓜葛的尼姑有何恩怨，以致全国的尼姑都遭受这前所未有的侵扰和追捕？

这场千古以来史无前例的尼姑逮捕案，起源于一场农民起义运动。永乐十八年，山东境内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官府不但没有发救济粮，还抓捕了大量聚众向官府讨要粮食的农民，许多人被活活打死。二月唐赛儿以白莲教的名义组织农民数千人，以红白旗为号于滨州起义对抗朝廷。起义军迅速占领了青州、诸城、吕县、军威大振，山东地方官吏惶恐不安，三司联名报警。

明成祖朱棣闻报后大为震动，立即派遣官员，星夜赶往卸石棚寨招安；但遭到唐赛儿的坚决拒绝。明王朝虽然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但主要起义领袖唐赛儿、宾鸿、董彦皋等都安全转移。朱棣大为震怒，将柳升下狱，并以“纵贼为乱不言”的罪名，把山东布政使、参议、按察使、按察副使、佥事和出现起义的郡县官吏，统统处死。

为追查唐赛儿下落，又于同年3月至5月，两次下令逮捕京师、山东境内的女尼和女道士，后又逮捕全国数万名女尼和女道士，押解京师审查，但终未发现其踪迹。因为她利用白莲教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组织群众。自号“佛母”，声称能预知未来。为了防止唐赛儿出家为尼，混入道姑行列，永乐皇帝在同年三月和五月下令：“凡北京和山东境内尼及道士悉捕至京师诘问之。”“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者，悉关京师。”于是先后有一万多名尼姑、道姑被逮往京师诘问，但是唐赛儿还是“不知所终”。

唐赛儿的下落有两种说法: 唐赛儿兵败后官军搜埔她不能得，怀疑她隐藏在尼姑或女道士中，于是逮捕了北京、山东等地尼姑女道士多人，送京都审问，但终未能抓唐赛儿。

唐赛儿曾被生擒，九朝野记所载:“既而捕得之，将伏法，恬然不惧。裸而缚之，诣市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己，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不知所终。”

至于唐赛儿是否藏于佛门，或是战死沙场，或是为人民群众保护，后人不得而知。但是直到朱棣去世，官府依然没有她的下落。几百年间，历代史学家为了寻她，皓首穷经，至今仍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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