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河工”官员缘何敢炫耀斗富

Posted 2023-01-05 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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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河工”官员缘何敢炫耀斗富

清朝“河工”官员缘何敢炫耀斗富

　　文/浦江客

　　清代袁枚写过一部颇有影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作者自述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自娱之作。《子不语》的材料多数来自袁枚的亲朋好友口述，也有一小部分出自当时官方的邸报或公文，也有采用他人著作的。此书虽记录的多为奇特怪异的传闻故事，但也记载了一些历史事实。袁枚后来写的《续子不语》，延续了《子不语》的写作风格。在《续子不语·卷六》中，袁枚记载了清康熙年间河道总督赵世显与里河同知张灏二人斗富的轶事。

　　某日，张灏请赵世显饮酒，在树林中张挂了六千盏明灯，高高低低，如银河的星星那样错落有致。张灏又让三百名兵丁持火点烛，用剪刀剔除烛花。整个场面人声喧闹，观看的人都以为很豪华。

　　半个月后，赵世显回请张灏。宴会上，点的灯有万盏之多，但点烛剪烛花的人不过十来名，整个场面一片肃静。人们都担心这十来名差役不够使用。等到赵世显吩咐点灯，只听飒飒有声，万盏灯火一起点亮，灯火不需要剪烛花而且能通宵光亮。

　　张灏非常惭愧，但不解其故，于是他用重金收买了赵家奴仆打听内幕，这才知道赵家的灯火是用火药线串连在烛心的顶部，每一药线串连着百盏灯彩，点燃一线则顷刻之间百盏皆明。而烛心又用薄绸子做成，每隔半寸之间就安放一个极小的鞭炮，蜡烛燃烧半寸，鞭炮即响，烛花就被炸飞，因此不需要用人工去剪。

　　当然，赵世显与人斗富并不是每场都赢的，也有他输的口服心服的时候。《续子不语》还记载了赵世显与盐商安麓村斗富的轶事。某日，扬州的高丽盐商安麓村请赵世显饮酒，十里之外就张灯结彩，光辉像一片云霞。赵世显到了安家，只见东厢西舍尽是珍奇古玩。然而，赵世显就像没有看到一样，一点儿也不感到稀奇。主宾酒足饭饱之后，进入闲室小坐。不一会儿，有两名美女捧着两个小锦盒呈上，说是“小玩意儿”。赵世显打开锦盒一看，只见两只关东貂鼠跃然而出，向他拱手行礼。此时，赵世显不得不叹服地哑然一笑说道：“今日费你心了！”

　　赵世显何以敢如此炫耀斗富，这和他的职务大有关系。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曾问河道总督赵世显：“河工乃极险之处，看守亦难，今具呈愿往河工效力之人甚多，伊等若无所利，何故踊跃前往？”康熙帝似乎不明白，治河工程非常艰险，可是为什么愿意去的官员那么多。你们如果没有什么好处，怎么会踊跃前往呢？其实，这是康熙帝明知故问，但又不好意思当面揭破“河工”这一美差之“肥”的玄机罢了。由此可见，当时的“河工”已是官员趋之若鹜的“肥缺”了。

　　河道总督于明代开始设置。为了确保京杭大运河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无阻，明清王朝几乎是不计成本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给以保障。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明清政府改变了以前由水政部门管理或由漕运官员兼理河务的现状，专门设置了两套直属中央的京杭大运河地方管理机构——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明成化七年，鉴于运河河道淤塞漕运受阻，明代中央开始设置治河专官，专门主持运河与黄河的治理维护，这些管理治河工程的官员被称为“河工”。清代对运河的管理进一步加强，顺治初年，清廷设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各一名，作为负责漕粮运输和河道治理的最高行政长官，正式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纳入官制，二者官秩均为正二品，与其他八大地方总督地位平等。

　　有清一代，黄河夺淮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泥沙淤积导致的河患频发，特别是南河黄淮运交汇处的清口一带，河工任务特别艰巨。这就使得清廷对河道总督的重视远胜明代，同时河道总督面临的仕途危险性也更大了。当然，风险是与机会共存的。清代中叶以后，河道现状愈治愈坏；每遇河道缺口，朝廷投入很大，要花费大量的银子，同时由于河工修防工程的复杂性、准确审核的困难性、河道漫决发生的随机性等因素，给治河官员的贪冒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因而“河工”就成为得之不易的官场肥缺。据传当时“河工”的起居饮食堪与广东的洋商、两淮的盐商相媲美，而落榜之士及各省所罢之官员亦无不以河工为“金穴”，纷纷钻营求进。

　　清朝“河工”官员缘何敢炫耀斗富

　　江苏淮安“江南河道总督部院”遗址

　　由于“河工”肥缺，治河官员自是生财有道，贪欲难填。而随着腰包的鼓胀，河工的生活也日趋奢华。二品总督赵世显与五品同知张灏炫耀斗富便是最典型的事例。这个贪婪失职、肆意奢侈的赵世显竟在河督任上十三年之久，直到康熙六十年，才被属员告发罢职。二年后，雍正帝执政，为了肃清吏治，对前朝官员进行全面“审计”，将赵世显以“克扣河料，侵蚀钱粮”罪“下刑部狱，家财充公”，后来又发现他在任上曾给江宁织造曹寅、吏部尚书科隆多巨额贿银。

　　一提起清代“河工”，人们常将他们与“贪冒”联系在一起，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在康熙、雍正时，由于河工经费较少，因而没有发生河臣大贪、巨贪事件。雍正帝执政后对前朝官员“审计”时，并未发现赵世显有具体贪冒行为，只是将他在任内逐年支出与前任张鹏翮进行类比，才发现成倍高于前任。但到了乾隆初年，河工的贪冒就很严重了。乾隆十八年，黄河在江南铜山县冲决，乾隆帝认为当地官员在修防过程中“显有情弊”，经调查发现，外河同知陈克浚挪用河银二万五千余两、海防同知王德宣挪用一万八千余两，而核减未完、办料未交之银共计十余万两。乾隆二十一年，又有河臣孙廷钺、舒超等人合伙侵贪河银一案发生。而到了乾隆中期尤其是和珅擅权后，河工就彻头彻尾地成了清代政治腐败的渊薮。

　　值得深思的是，康、雍、乾三朝帝王也意识到河工们位高权重，可能滋生贪腐，均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对于河工预算中的浮估现象，康熙年间的对策是：凡有修防工程，无论岁修、抢修还是另案大工，必由河道总督亲自勘查确估。与此同时，河督能独立支配的经费却很少，岁修、抢修工程需银五百两以内者即需详细开列各工细数并呈报工部批准。但到乾隆年间，清廷发现这种管理方式存在很大弊端，设若河督与其下属串通一气，相互掩饰彼此的浮估冒滥行为，那身在北京的皇帝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乾隆三十年时皇帝又找来两江总督参与监督，亦即凡有关南河的事务，河臣必须向两江总督详细汇报。然而，由于执行不力，该项制度形同虚设，河工的贪冒仍然屡禁不止。

　　有史家分析，为什么清朝河工贪冒之风屡禁不绝？这是与当时捐纳制度有关的。首先，河工通过捐纳获得职衔。自康熙始有了《河工捐例》，到乾隆时又将捐纳收入列入正常的财政预算，还颁布了《推广捐复之例》。所谓的“捐复”，是指官吏降革离任、留任后，纳资捐复原职。有史料表明：乾隆以后，中下级河工中有六成以上都是通过“入赀”获得职衔，有的竟升任到总督的高位。其次，河工通过浮报保住职衔。从康熙起曾颁布一个“河工保固条例”，即河员修建的工程有一个保固期，如在保固期内发生质量问题，自两江总督、河督及以下各级河员一体赔偿修复费用的40%。捐纳的河工，又要按《河工捐例》规定，上任后不能领取俸禄，必须经历过桃、伏、秋三汛安澜无事，方可正式授职领取俸禄和“养廉银”。如在三汛期内所辖汛段发生溃决，不但血本无归，还要负担修复的部分费用。因此，河工上下串通一气，往往浮报一倍以上，以备不测。若保固期内安然无事，则浮报银两便入河臣囊中。再者，河工对那些前来巡察的掌握实权或监察的京官，曲意奉承，礼之如宾，来时接风洗尘，走时馈赠“土仪”。如此厚待，便使河工贪冒行为搪塞掩盖。当然，这些额外支出，不可能自掏腰包，其费用自然巧立名目，纳入河工内开支。

　　河工贪冒之风如何猖獗，以致几代清帝都无可奈何，无怪乎晚清时期的魏源这样总结：鸦片烟乃“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是“国帑之大漏卮”。

民间冤案缘何致使百名官员被革职查办

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末年，同治、光绪之交，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汶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因贴近于百姓生活，则更为民间津津乐道，被改编成多个版本的戏剧影视作品，呈现于舞台。

耿直种下的祸根

杨乃武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生于余杭，家中以种桑养蚕为业，还算殷实，家姐杨菊贞，由于出嫁后丧夫，一直寡居娘家，姐弟情深。杨乃武娶了本城詹家的詹彩凤为妻，和姐姐一起在家打理生活起居，而杨乃武本人20多岁就中了秀才，33岁中举，生活看起来也是一帆风顺，但是由于他性格耿直，爱打抱不平，常为乡亲们打官司写诉状，又清高孤傲，坚持原则，因此与官府格格不入。

正因为如此，他常与地方政府官员发生摩擦，其中，与本县新上任的知县刘锡彤的矛盾尤为突出。刘锡彤为一恶官，平时就鱼肉百姓，杨乃武深恶其为人，几次与他作对，甚至让他丢了官职。当他花银子捐了余杭县官后，更是横征暴敛逼着百姓交钱交粮。杨乃武又为百姓出头，在县衙贴出“大清双王法，浙省两抚台”来讽刺他。于是刘锡彤对他更是根之入骨。

流言烁金

小白菜原名毕秀姑，也是浙江余杭人，因为平时喜欢穿白衣绿裙，人长的又干净清秀，于是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小白菜”。她自幼丧父，母亲改嫁。由于模样漂亮又聪明能干，小白菜经常遭到市井无赖的调戏侮辱。后来小白菜嫁给相貌平庸又家境窘迫的葛品连，定亲后，葛家的房子不够住，便租了杨乃武家的房子住。由于豆腐作坊的工作要求夜半做工，于是葛品连不常住在家里，但是小白菜聪明伶俐，温柔和顺，杨家一家都很喜欢他。

因为葛品连经常不在家，詹氏常叫小白菜到家里与杨家人一起吃饭。小白菜很好学，请杨乃武教她念书识字，与杨家相处很融洽。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男女之间的交往有界，正所谓“男女授受不亲”。杨乃武和小白菜同桌吃饭，又常一起教学，久而久之，一些是非之人就认为两人之间有不同一般的关系。尤其是从前调戏小白菜的那些市井无赖，更是唯恐天下不乱，一时间谣言四起，并有人将“羊吃白菜”的画贴在大门上。事情传到葛品连的耳朵里，他也越来越怀疑了。为了避嫌，他们只好搬了家。小白菜搬走以后，杨乃武就再也没有去过小白菜的家，小白菜也不再同杨乃武家有任何来往了。

祸起红颜

“羊吃白菜”的谣言让葛品连对小白菜起了疑心，开始对小白菜变得不好起来，后来竟然经常打骂小白菜。同治十二年(1873)的一天，葛品连突然有了流火症状，他不听小白菜劝阻，仍然去上工，几天之后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他让小白菜拿一千文钱托喻敬天去买东洋参及桂圆治病。小白菜煎好后给他服下却并不见效，仅半天的时间，就不能说话了，到了傍晚竟然气绝身亡。

葛家的人悲痛欲绝，当时葛品连的尸体并无异样，可谁知到了第二天晚上，尸体的口鼻中竟然流出血水，葛家人想起了从前的谣言，疑心顿起，于是到官府要求验尸。知县正是刘锡彤。验尸之后，刘锡彤并未听取充分的论证，就肯定是小白菜用砒霜合谋同伙毒杀了葛品连，并且断定同伙就是杨乃武。

屈打成招

刘锡彤的认定把小白菜与杨乃武都带上了法庭，在衙门里，刘锡彤并不进行取证调查，而是直接引诱小白菜说出砒霜的来源以及承认与杨乃武的私情。小白菜当然不肯承认，于是刘锡彤百般地哄骗引诱，第二天又对小白菜进行了严刑逼供，小白菜熬不过，只得招供，只说杨乃武曾到她家给过她一包为葛品连治病的药。获得了口供，刘葛彤便即刻传讯杨乃武。

由于杨乃武是举人用不得刑，他就没能得到杨乃武认罪的供词。于是刘锡彤先想办法革除了杨乃武的举人身份，继而将案情上报杭州知府陈鲁，陈鲁的审讯与刘锡彤如出一辙，对杨乃武严刑逼问。杨乃武禁不住酷刑，只得招供，谎称砒霜是在爱仁堂药店老板钱宝生那里购买的。刘锡彤早已暗中做好了药店老板的伪证。于是根据《大清律例》，杨乃武被判斩立决，小白菜被判凌迟处死。

为弟伸冤

得知判决之后，杨家陷入了巨大的悲愤中。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和姐姐杨菊贞为拯救杨乃武开始四处奔波，杨菊贞收集了证据，带着状纸来到北京，请都察院查办。都察院责令浙江巡抚对案件复审，而浙江巡抚杨昌浚又让杭州知府陈鲁主持复审，结果又是维持了原判。杨菊贞再次赴京，为弟伸冤。

此时白杨案件的影响已经逐渐扩大，关注此事的人越来越多，了解杨乃武为人的朋友们也都伸出援手。胡雪岩就为杨家慨然资助了二百两银子，以帮助他们。连上海的《申报》也对杨乃武的案件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跟踪报道。如此一来，白杨一案受到了当局的高度重视，甚至惊动了慈禧太后。

　沉冤得雪

经过重新对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提审，以及多方的取证和详细的调查，最后的三司会审终于对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进行了公开公正处理，得到真实的证词之后，刑部决定将葛品连开棺验尸以澄清事实。尸棺被押送到北京，刑部尚书桑春荣亲自带领验尸官等到海会寺验尸。当验尸官宣布葛品连并非是中毒而死时，围观的百姓都欢声雷动。杨乃武和小白菜终于获得了清白，此案连国外的报纸也有报道。

开棺验尸之后，刘锡彤以渎职罪被革去了官职，发配黑龙江，并不得以银赎罪。杭州知府陈鲁等也均被革职，连葛品连的母亲沈喻氏也被判杖百和徒刑四年。时近三年半，杨乃武与小白菜终于走出牢门，与家人团聚。轰轰烈烈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最终画上了句号。

杨乃武回乡后，仍然正真热忱，帮助百姓，只是历练之后变得更为谨慎了。对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写了一本《虎口余生》。1914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4岁。

小白菜出狱之后，再也不愿留恋人世间的情感，到了准提庵削发为尼，法名慧定，与青灯古佛相伴一生。1930年，小白菜圆寂，终年75岁。

冤案背后的政治斗争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看似民间的一个小案，何以弄得举国皆知、轰轰烈烈?这桩被渲染成爱情故事的案件背后其实隐藏着重大的政治斗争，参与这场案件的官员不是为了杨乃武。他们为他伸冤，主持正义，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一案件发生在浙江，当时审理这个案件的官员都曾是曾国藩所统率的湘系军阀的部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取得了有效的成绩。他的势力逐渐地扩大，对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统治者处心积虑地想找机会来削弱曾国藩湘军的势力，而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恰恰给慈禧太后提供了这样一个好机会，通过给两个平民百姓平冤昭雪，一百多位湘系的官员被革职查办，充军的充军、革职的革职、受罚的受罚。

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这样做有效地削弱了湘军的势力，免得“功高盖主”事件的出现，又貌似惩治了贪官，为好人伸了冤，得到了百姓们的认可，也顶住了外国舆论的压力，一石三鸟。既然最高统治者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政治收益，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