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遭正统理学家“讥议”

Posted 2023-01-05 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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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曾国藩遭正统理学家“讥议”

2、晚清名臣曾国藩的传奇人生

曾国藩遭正统理学家“讥议”

曾国藩遭正统理学家“讥议”

　　曾国藩治学尽管受唐鉴影响很大，但并不像唐鉴那样独宗程朱，而是学习周敦颐、张载、欧阳修，韩愈甚至司马迁，并尊奉孔、孟、周、张为儒学正统，将程朱理学和许郑汉学一概归之于不无偏颇的支流旁系。

　　汉学致使太平天国迸发？

　　到了晚年，曾国藩连理学究竟有多大实践效果也产生了置疑。有一次，他与赵烈文谈到春秋以来人心不正，淫乱成风，“纳人心使日就规模亦宋儒之功”时，反问说：“古人再醮为常事，今并有未嫁守节者，然桑濮之风亦不停，论其好坏何如？”赵说：“互有长短。”曾笑着说：“允哉，断狱也。”意思是，赵的评判是公允的。由此可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宋代以来理学在所谓“正人心”方面并没有大家所揄扬的那种奇特效果。

　　有时，曾国藩甚至对理学和理学家表现出激烈的反感和讨厌心情。同治六年冬，曾国藩连遭言官弹劾，不得不辞去钦差大臣职务，脱离剿捻战场。他对其时的理学和理学家进行了强烈抨击，曾国藩在给老友郭嵩焘的复信中表示出自个历来就不是一个“谈性理者”，倒像是一位“性理之说”的受害者或一向反对者。假如不是同治八年《劝学篇示直隶土子》那篇鼓吹“为学之术”“莫急于义理之学”的创作，很可能被人误以为他早已同理学各奔前程了。

　　程朱学派不仅视词章之学为雕虫小技，对汉学的攻击也不遗余力，有人甚至将太平天国革命迸发的缘由归之于汉学。曾国藩以为这都是门户之见，应该加以摒弃。他建议对儒学各派兼取各家之长，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四者不行缺一。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表达自个的见地和志趣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偏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相同而苟随”。吾“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这些话基本上反映了曾国藩的治学建议。

　　关于经济之学，曾国藩也非常重视。其时通常专家多视经济之学为当官术，不把他当成一门学识。所以，姚鼐、唐鉴都以为学识只要义理、考据、词章三门。曾国藩则把经济之学列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土子》一文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仪式政书及当代掌故皆是也。”

　　老庄思维免除清廷疑忌

　　事实上，曾国藩对“经济之学”也确实下过一番苦时间。他大概从道光二十九年担任礼部侍郎前后起，终身中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济之学”，并从中汲取了历代统治阶级丰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经历，从而处理了一连串的社会实践问题，为其在政治生计中获得某些成功，供给了重要条件。

　　曾国藩不仅对儒学各科建议兼取各家之长，并且对诸子百家也采取兼收并用的政策。咸丰十一年他在日记中写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节俭兼老庄之虚静，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又说：“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节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行弃也。”

　　曾国藩在其终身的活动中，从诸子百家各派学说中吸收了不少思维用于行政和待人接物。例如，他在湖南举办团练时，就汲取刑名家重法治乱世的思维，作为严酷镇压农民群众抵挡活动的理论根据；他在统治阶级中遭到排挤时，就汲取老庄清静无为的思维自动“推让少量权力”，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成果，他在这两件事上都到达预期的意图。不然，湖南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广西，使他无立足之地，更难以获得今后的成功，即便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他也未必能“保全终点”，这对他来说可谓收获颇丰。

　　因为以上这些特色，曾国藩常常遭到一些正统理学家的“讥议”。清朝末年有位专家在一封信中评论道：“湘乡（指曾国藩）训诂、经济、词章皆可永存，独于理学则徒以其名而附之，非真有镜于唐镜海、倭艮峰、吴竹如之所讲论者，其终身所得，‘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耳。”又说：“儒者学孔孟程朱之道，当独守孔孟程朱，不用以混合儒墨并包兼容为大也。”“湘乡讥程朱为隘，吾正病其未脱乡愿之见耳。”明显，这位独尊程朱的道学先生是不供认曾国藩为理学家的。这当然反映了程朱学派的门户之见，而同时也反映出曾国藩的治学特色。

晚清名臣曾国藩的传奇人生

曾国藩简介：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一生著述颇多，但以《曾国藩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曾国藩生平简介：

1833年（道光十三年）23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24岁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始与刘蓉交往。

1835年（道光十五年）25岁 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道光十六年）26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蓉、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28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29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起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二十年）30岁 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31岁 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吏治。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32岁致力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33岁 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34岁 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35岁 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36岁 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37岁 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38岁 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39岁 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40岁 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吏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41岁 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二年）42岁 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三年）43岁 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四年）44岁 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7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45岁 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46岁 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47岁 2月27日，其父去世，偕弟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