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盛世的“饥饿”让英国使团七百人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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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盛世的“饥饿”让英国使团七百人大吃一惊
乾隆盛世的“饥饿”让英国使团七百人大吃一惊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以打下级的板子，这让重视个人尊严和荣誉的英国人无法理解并且非常气愤。
１８世纪末，国势蒸蒸日上的英国人认为他们有充分的底气来与东方巨人中国握握手了，于是，他们派出一个以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为团长的、成员多达７００人的庞大使团，浩浩荡荡来到中国。
使团一路上享受的是乾隆皇帝最慷慨的礼遇。刚到大沽口，两名中国官员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这个见面礼出乎英国人意料。过于丰盛的礼物似乎证明了马可·波罗笔下中国的超级富庶。然而，运送食物的中国船只刚刚离开，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因为中国人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使船“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英国人的弃物。这个细节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尴尬。
事实上，在登陆中国后，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中国繁华表象下的贫穷。
土地的唯一使命就是生产粮食
土地稀缺，人口密布——这是展现在英国人面前的典型的中国国情。英国人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东方大国的人口压力已经大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中国的全部土地，主要是种植粮食。而这还不够用，人们甚至不惜花大气力围海造田。除了皇帝的御花园外，全国的公园和其他公共娱乐游玩地带很少。所有的耕地从不休耕，土地在中国人眼中，唯一的使命就是生产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
他们还首次注意到中国人吃狗肉，而这在西方被普遍视为禁忌。当然，不只是狗肉，只要是肉，中国人就吃，“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还有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基督教国家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使团成员约翰·巴罗说：“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９０００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系葫芦，漂流在珠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而事实上如果真的是一条狗的话，也许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以打下级的板子，这让重视个人尊严和荣誉的英国人无法理解并且非常气愤。
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英国人注意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许多道荤菜。”
副使斯当东说，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
斯当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从于政治。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自然也不能指望所谓的法律来保护个人财产权。马戛尔尼认为，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
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政治上的贫困。
在推崇中国政治的欧洲学者们的著作中，中国社会和平、稳定、井井有条。确实，权力的威严使北京城内秩序井然。然而，与中国官员的交往却让他们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
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国人在山东登州府短暂停留。登州知府闻讯前来拜访，“知府带来了许多随从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在知府问到他话的时候，立刻跪下来回答……知府安然接受这种礼貌，似乎他们之间一向是这样讲话……”这让英国人觉得不可理喻。
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以打下级的板子，这让重视个人尊严和荣誉的英国人无法理解并且非常气愤。
在英国人到过中国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
与这些描述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中国人却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员出现，就立刻变得非常拘谨。巴罗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我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
巴罗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中国人心中的乾隆盛世 为何在外国人眼中不屑一顾?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何以这个在满清眼中足以匹敌古代任何一个时代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却如此黯淡？原因很简单，乾隆时代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人并不比中国人富裕。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当时，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还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的情况十分普遍。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答应了。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这一幕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乾隆所处的18世纪，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在这以前，人类进步的脚步一直是迟缓的。而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戴逸先生在他的《论乾隆》文中说：“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戴逸先生又在他的著作《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提及：“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18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迸射出来。工农业产值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1797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完善了美国的民主政体。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乾隆盛世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阉割版重复。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政治稳定，产生了数量空前的人口。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的成就。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可以说，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
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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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饥饿的盛世：乾隆皇帝的得与失》，张宏杰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所谓“议罪银制度”，是乾隆朝的一项政治发明。有些大臣，皇帝正用得顺手，却不慎犯了过错，皇帝以为人才难得，不愿换人，便罚些银子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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