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娼妓与政府的禁娼

Posted 2023-01-05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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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娼妓与政府的禁娼

清朝的娼妓与政府的禁娼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娼妓最为繁盛的时代，也是禁娼法律规定最为严厉的一个时代。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上看，与禁赌政策不同的是，清代的禁赌政策一以贯之，虽然从来就没有被严格地执行，但制度上严禁的态度是不变的，而禁娼政策却经历了一个由驰到禁，再由禁到驰的流变。

　　一

　　清代是历史上娼妓最为繁盛的时代，除了普通意义上的妓院青楼外，清代也有一些有特点的娼妓：

　　官妓：官妓与礼乐制度有关。清初从京城到各地均曾有官妓存在，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9：“国初官妓，谓之乐户”，“郡中城内，重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到康熙时，基本废除。

　　船妓：船妓既有以船为家，并以船为其营业场所的，也有坊院娼妓在船上娱乐客人，形成一种地方特色的娼妓种类的。清代此类船妓极盛，沿海地区如广东、福建等地皆有之，内地如南京、扬州等地，也极负盛名，为清代青楼女子之一大宗。如清•赵翼《檐曝杂记》卷4所载：“广州珠江蜑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

　　家妓：多半是艺妓之属，是大户人家养来用于娱乐的，如招待客人时唱戏陪酒，节日时，自家人唱戏娱乐等。如“康熙初，如皋冒辟疆襄，家有园亭声伎之盛。歌者杨枝，态极妍媚，名士题赠盈轴”（清•金埴《不下带编》卷4）。名士李渔亦蓄家妓：“乔复生、王再来者，李笠翁所蓄家妓也”，李氏并将家妓视为“韵友” （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娼妓类》，以下所引资料出自本书者不再一一注明）。一些地方民间的“赶店”之俗，从性质上来看，应该是属于私妓的一种，但又比较特殊，它不同于一般妓院、青楼，实际只是交通要道之地，以家中年轻妇女招待过往行人的一种作法。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10 ：“江苏清河县北四十里，有镇名徐家溜，为海沐往来通衢。附近莠民，每以年少妇女伴宿行人，名曰‘赶店’，即北方茌平、腰站等处之恶习也。”

　　梨园色艺：梨园，为人们对戏班的一种通称，但在清代，其与娼妓业也有一定关联。清代戏曲颇盛，唱戏的女伶，也容易成为富豪权贵们追逐的对象，有一些本身也兼事淫业，成为娼妓中的一种。不过其间风流浪漫的内容又多于一般青楼妓馆。《檐曝杂记》卷4：“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狎。庚午、辛未间，庆成班有方俊官，颇韶靓，为吾乡庄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后宝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状元夫人之目，余皆识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艺称也。”干隆帝南巡时也曾与梨园名角有过交往，传为风流佳话。《清稗类钞•娼妓类》：“高宗南巡至清江，曾召女伶昭容，旋以钿车锦幰送扬州。……又有雪如者，高宗尝以手抚其肩，雪如乃于肩上绣小龙，以彰其宠。”晚清时期，京师以“某班”相称的妓馆，不事戏剧，专营妓业，则不在此列。

　　“近代商埠与租界的“洋娼”：近代通商开埠以后，一些商埠地方及租界中，也有许多外国来的娼妓，成为中国娼妓的一个种类，既适应了在华外国人的需要，也成为中国士大夫醉生梦死的一个新去处。洋娼以上海最盛，各口岸租界中所在多有，《庸闲斋笔记》卷10载：“乃自同治纪元后，外国青楼女子亦泛海而来，骚首弄姿，目挑心招，以分华娼缠头之利。于是中外一家，远近裙屐冶游之士，均以夷场为选胜之地。”“夷夏猱杂，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州处。娼寮妓馆，趍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清稗类钞》载，晚清时即京城之地，也出现了“洋娼”：“自光绪辛丑和议以后，京师禁令大开，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第一楼者，初为日本娼寮所在，马樱花下，人影憧憧。继而改为西娼，门前遂渐冷落。”

　　与之相对应，各口岸还出现了专门接待洋人的青楼女子，称之为“咸水妹”：“意即粤东蛋妇，至沪牟利，为洋人所娱者也。间有兼接本国人者。西人呼之为咸飞司妹，华人效之，简称之曰咸水妹，亦以其初栖宿海中，以船为家也。又有称之咸酸梅者，则谓其别有风味，能领略于酸咸之外也。久之，沪上黠妪辄购贫家女，使效其妆束以媚远客，猝莫能辨也。”咸水妹以上海、广州、汉口等口岸最盛，京师亦有见于记载者。“沪有女子曰王小娥者，颇知书，且习洋泾浜话。洋泾浜话者，不规则之英语也。及䈂而不字，遂营丑业以自给。小娥本粤产，以咸水妹可接西人能得多金也，乃居鸭绿江路。一日，有旧识之施桂山过之，谓之曰：卿已上外资之舞台矣。”（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讥讽类》）而中国青楼女子出国至安南、日本等地者亦时见于记载。

　　康熙以降，虽然政府对娼妓例有严禁，但人们对各类娼妓的风行，恬不为怪，狎妓宿娼亦为人们所习见。干隆末，一次京城正阳门外失火，“有娼家避火，群立巷口，粉白黛绿者数十人”，某王公率人救火，见此景颇感奇怪，“诧曰：‘是家女子何若是之多也。’人争笑之。”（清•昭梿《啸亭续录》卷2）人们对于不了解社会实际情况的王爷感到好笑，亦可见京畿之地青楼之普及。嘉、道以降，“京师妓馆分三级，一等即小班，二等谓之茶室，三等谓之下处。此乃营业等级之区别，别有南帮、北帮之称，则地理上之关系也。”在各地方，自康熙以降，“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尤喜狭邪之游。在江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箫鼓，殆无虚日。妓之工于一艺者，如琵琶、鼓板、昆曲、小调，莫不童而习之，间亦有能诗画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连竟日，传播一时，才子佳人，芳声共着”（清•钱泳《履园丛话》卷7）。嘉庆间，“清江、淮城相距三十里，为河、漕、盐三处官商荟萃之所，冶游最盛，殆千百人，分苏帮、扬帮。”（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而“潮州船妓颇盛，客是土者，大率罄所得不足偿游赀”。官员、文人士大夫与名妓们诗酒互答，品评青楼女子中的“状元”、“榜眼”、“探花”之类风流佳话，各通都大邑，所在多有，并未因政府的禁令而稍有忌讳。法律上虽然严厉禁娼，但官场交际中狎妓饮酒为普遍情况。私人开办娼寮罪至死刑，但民间以此为业者比比皆是，穷困的小京官也有以此为业的，“京师桐花庄等监狱屋，为户部书吏陈某旧产。某既尽售其旧业，渐贫窘，乃自设妓寮，沾溉夜度资余润以糊口，蕴香小班是也。”甚至在边远的西藏，蒙古等地也有所谓“名妓”，“鄂云浦中丞（即鄂顺安，道咸间曾任驻藏大臣帮办。）驻藏时，有一傅粉抹脂者，居然名妓也。身价甚高，招之不能即至。其名四字，人唤不清即以‘仓场侍郎’呼之，盖其字音相近也。可为绝倒。”（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3） “瞒精，蒙古妓也，……光绪某岁，陈南村出塞时，尝见之”。

　　有清一代，娼妓可谓无所不在。近代以后，尤其是所谓“同治中兴”后，华洋娼妓云集，更是“繁荣娼盛”。所不同的是，近代以来，它的文化成分下降，旧时各擅一技之长，与文人骚客诗酒往还的情景已不复旧观，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肉欲的内容大大增加了。“无锡女闾，元、明时在绮塍街。……至国朝而物换星移，皆徙附郭之地。自光绪中叶以后，则皆于北门城下，列屋而居，盖以其间有茧市、米市，商贾云集，便于招徕也。”在京师，“丁酉、戊戌间，南城娼寮颇卑劣，……仆御走卒得一金，即可强邀一宿，群妓亦欣然就之。蜀南肖龙友谓黔卒里使窟穴其中，非虚言也。”

　　二

　　清代禁娼法令，始于顺治时期。顺治八年、十六年，两次裁革京城教坊“女乐”。康熙十二年，重申禁令。此后，官妓成为非法。《扬州画舫录》卷9 ：“至康熙间，裁乐户，遂无官妓”。雍正7年（1729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各地（如山西）的“乐户”人等除籍为民。康熙中到干隆时期，清廷逐渐建立健全了一套禁娼法律。禁娼及禁狎妓行为首先从官员做起，《大清律例》卷33：“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挟妓饮酒亦坐此律）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应袭荫）宿娼者，罪亦如之”。《清朝通典》卷81：“生监兵役人等窝顿土娼，照窝赌治罪。如系偶然存留，为日无多，枷号三月，杖一百。若日月经久，杖徒，再犯杖流。其得受娼家财物者，仍照枉法计赃从重论”。对于旗下官兵及子弟宿娼及卖良为娼亦有严厉处罚，《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17：“八旗有卖良为娼或将家下妇女故纵为娼者，娼妇入官，其主系官，革职枷一月，鞭一百，不准折赎。常人枷三月，鞭一百。至家人将伊自置仆妇故纵为娼，亦枷三月，鞭一百，其主不知情者，系官降一级留任，仍罚俸一年。常人鞭一百。知情者系官革职枷一月，鞭一百。常人枷三月，鞭一百。族长系官罚俸一年，常人鞭一百。领催鞭一百，骁骑校罚俸一年，佐领罚俸六月，参领罚俸三月，都统、副都统罚俸一月。”监生、生员等知识阶层，如有狎妓、赌博等行为，《大清律例》卷33 规定：“问发为民，各治以应得之罪，得赃者，计赃从重论。”概而言之，清代禁娼的法律，是分别官民兵丁和旗民，分别初犯与再犯等情况，分别治以从枷号三月，杖一百到革职、杖流等罪。并且规定，旗下官员兵丁，宿娼及卖良为娼者从重治罪，鞭一百，不准折赎。清代旗、民不同刑，旗人有罪一般都可从轻折赎，但这里不准折赎，说明对宿娼从严治罪的情况。对于开办娼妓业者更是从重处理，康熙十九年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嘉庆十六年（1811年）又增加“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知情容留者，邻保杖八十十，房屋入官。”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1辑）对娼妓活动的处理更加严厉。故清人评价说：“我朝定制，凡狭妓宿娼者，谓之行止有亏，官吏革职，其严如此。”（清• 刘声木《苌楚斋三笔》卷8）

　　从理论上讲，清代对娼妓的此种禁令，到了“斩决”这一程度，嘉庆时更严厉地进行诛连，也是历史上最严厉的禁娼令之一。

　　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禁令往往走向其反面。如“官妓”的革除，就曾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官妓明里暗里继续存在，如干、嘉时期著名文人金士松（后官至礼部尚书），年轻为诸生时，曾与潮州船妓春姑有旧，为官后曾任广东学政，“向例，当道往来，蜑船应役，时春姑犹在舟，未脱籍。”他复践前言，赠五百金而赎之。可见，官妓革除后数十年间，官场旧例仍未完全改变。以民间船妓应官场交往之役，成为官妓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官妓革除也推动了私妓进一步泛滥。《扬州画舫录》卷9： “官妓既革，土娼潜出，如私窠子、半开门之属，有司禁之。”

　　当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也不难找到禁娼法令实施的例子。康熙三十八年，奉旨前往湖南审案的京官刚五达为地方官员弹劾，遭到查办，原因之一就是他途经武昌时“接娼妓歇宿，以致百姓鸣锣喧哗”，移住汉口时又与属下“每日每人接青楼女子一名，歌唱作乐”的不端行为（清•郭琇《华野疏稿》卷2）。康熙时著名的“清官”于成龙，就曾颁布过“驱逐流娼檄”，对所属各衙门官员及吏胥的狎妓宿娼行为进行惩治，并将境内娼妓驱逐出境（清•于成龙《于清端政书》卷5）。雍正《广西通志》卷80：县令蒋芾因“革陋弊，严烧锅、赌博、娼妓、伶人等禁”，受到巡抚的常识“下其事于所属以为法”。直到晚时期，仍能见到由于宿娼而受到惩处的例子，如同治间有个叫张其翰的京中恶少，“山西人，家富于赀，少无赖，善斗，入赀为坊官……旋以宿妓拒捕，革职论戍，遇赦释回”，不久，又因为宿娼拒捕受到官府追捕，不得已逃往胜保的军队大营中（清•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从法律层面来说，禁娼令一直没有废止，从京师到各地，也不乏执行禁娼法令的事例。

　　有时候，禁令也会成为官场斗争的利器。清•刘体智《异辞录》卷2载：光绪时宗室、礼部右侍郎宝廷，光绪八年（1882年）主持福建科举考试，归途中娶妓为妾，“同行而北，道路指目。至袁浦，县令诘其伪，欲留质之，侍郎大惧。以平时风骨，颇结怨于人，恐疆吏发其覆，遂于道中上疏请罪，部议褫职，报可。”显然，狎妓这类事，大家都可以做，甚至是公开的做，但是法律上却是不允许的，因此这种行为也可能造成“道路指目”，乃至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一个出京主持科举考试的侍郎，甚至也会因此惧怕一个县令。宝廷自己就曾以此类题目弹劾别人，现在只好自请去官了。而《清稗类钞》所载，嘉庆间，山东某地的一个县令也曾因狎妓而罢官，但却是另一种情况：“山左有知县蒋因培者，字伯生，江苏举人，善诗律，少负文名。仕齐鲁，日为平康游。夏插花拥髻，放舟大明湖，遇上官，亦不引避，惟躯唱诺而已。后为钱中丞臻劾罢，遣戍。吴中士大夫尚惜其才，为之延誉，未期年，复其职。”显然，蒋氏被罢官，实不为狎妓而是因为对上官尊重不够，以狎妓劾罢，只是一个由头而已。

　　但总体上看，康、雍时期，禁娼法令渐趋严密，干隆时形成完整的制度。实际社会生活中，至干隆时期，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禁娼令已经徒法不行，成为一纸“具文”，造成了事实上的驰禁。至嘉庆时进一步重申并加重了处罚力度，再度严禁，但积重难返，禁娼法仍未得到认真贯彻实施。

　　而禁娼法令的败驰，当然也要从文化和制度上找原因：

　　清政府禁娼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就是表明自己是正统观念的维护者。至于执行层面上的事情，政策的制订者往往鲜有虑及。典型的如干隆帝，颁布禁令时将赌博和娼妓视为社会风俗的四大恶习之一，痛加谴责《清高宗实录》卷14：“朕闻奸宄不锄不可以安善良，风俗不正不可以兴教化。”他认为社会上最大的丑恶现象有四：盗贼、赌博、打架、娼妓，“此四恶者，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娼妓作为传统时期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绵延数千年，历来文人骚客多有狎邪之游，亦多有风流佳话，在观念上不以为非，认为至多不过是生活小节问题，“夫夜合之欲，情不自禁，乃过之小者。”（清•昭梿《啸亭杂录》卷9）总体上，士大夫阶层从来也不认为声色之好是品德不端的表现，通常还认为将纵情于声色与人品牵连是一种迂腐的表现。“江惟名妓”现象便产生于这种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妓之所以成为名妓，主要是由于她们脱离了某些羁绊，能够与文人们诗词互答、琴棋同乐，通过文人们的口传笔诵而成名。“所谓天下正人，理学名儒，然而不免于此，可知粉黛乌裙固无妨于名教也。”（清•昭梿《啸亭杂录》卷10）此种氛围中，禁令没有具体操作性，其流于形式也就在为必然了。

　　清政府的禁娼法令在与传统观念冲突的情况下，不仅难以完全执行，甚至遇到了公然抵制。干隆35年（1770年）年任广州知府的赵翼就曾对禁令进行抵制，《檐曝杂记》卷4：“余守广州时，制府尝命余禁之，余谓：‘此风由来已久。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旦绝其生计，令此七、八万人何处得食？且缠头皆出富人，亦裒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赵翼反对禁娼的这个理由，是当时人们的一个普遍认识，把保持市面繁荣与娼、赌、戏曲等联系起来，作为开贫民就业之道的方式，清•钱泳《履园丛话》卷1：“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不如听之。”这种理念不论正确与否，都是一种公然违法的行为。沈葆桢为两江总督时曾厉行禁娼，但格于社会实际情况，不久就驰禁：“沈文肃公葆桢帅两江时，下令严禁娼妓，曲中诸姬咸风流云散。适扬州太守来见，文肃告以禁娼之政策，且询以扬州曾禁娼否，守对曰：‘大帅禁娼，而卑府治下之娼愈多。青楼女子多扬州产，卑府不能不许其回原籍也。’文肃为之悄然，遂驰其禁。”另一个典型事例是：近代理学名臣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进入江宁，以行动来支持秦淮河上娼妓业的恢复。“金陵克复后数月，画船箫鼓，渐次萌芽。时六安涂廉访守郡，亟飞牒县厉禁。次日，谒曾文正公。公笑谓曰：‘闻淮河灯船，尚落落如曙星，吾昔计偕过此，千艘梭织，笙歌彻宵，洵承平乐事也。’又次日，公先约幕府诸君，买棹游览，并命江宁、上元二邑令，设席款太守。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麇集，河房榛莽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闻信来归，遂大有丰昌气象。公真知政体哉。”（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7）曾氏的用意，亦与赵翼等人相类，无非是地方繁荣，小民谋生，不宜禁止而已。雍正时的著名封疆大吏李卫不禁娼妓则另有一番道理：“李敏达卫长于治盗，所辖地方，不逐娼妓，不禁樗蒲，不扰茶坊酒肆，曰：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1）而在官方文件及李卫给雍正帝的报告中，李卫却是一个积极禁赌禁娼的干将。这种官方文件与地方文人的私家记录形成的巨大反差，从另一个角度，给禁令难以落实作了一个注解。事实上，当朝廷反复重申禁令时，官员也许会应景的抓一下，一阵风过后，出于缉捕盗贼的需要，娼赌之所就成了李卫之流捕盗的眼线所在了。“一逢禁令，辄生死逃亡不知所之”（《扬州画舫录》卷9），禁令一过则又繁盛如初。

　　干嘉以降，吏治败坏已成积重难返之势，贿赂公行使所有政令难以落实。胥役人等更是藉政府禁令横生事端，干隆初就有人看出政府法令在贯彻中的流弊：“赌博、流娼、私贩、私销，诸奉禁之事，惟衙役勾串瓜分包揽，护庇小民，乃公然违禁。官即清查，先令躲避，稽查愈严愈得借端勒索，是上而阻挠功令之弊也。凡有差票到手，视为奇货可居，登门肆横，索酒饭讲差钱，稍不遂意，百般恐吓，乡民畏事莫敢声言，是下而剥削小民之弊也。”（《清朝文献通考》卷24）查禁官员与吏胥，往往以得贿为目标，所谓禁令，成为一些官员非正常收入的一个管道。道光时任福建汀漳龙道员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郡城娼楼赌馆，甲于通省，皆各衙门书差舆夫包庇，每月送娼赌费三百元至署，家人十数元，数十元不等，此乃道中陋规。”地方查禁娼、赌，也不过是索贿常例，同一时期当县令的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说，“凡地方匿藏娼户，隐埋赌家，无不暗索其陋规，即自带家丁，亦隐分其余利。”偶有地方官员查禁娼赌之人往往觉得，“彼皆得我规费，何惧惧哉。遂不以为意。”在这样一种官场风气之下，禁娼法令的败驰，势在必然。

　　中国传统社会中政策、法令成为“具文”的现象十分普遍，表现出国家行政与社会生活实际的严重脱节，清代的禁娼令亦是如此。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征花捐，将娼妓变成一种合法收税的行业。此后所要打击的，只是未向当局注册、偷漏国家税款的所谓“私娼”了。至此，清代的禁娼法律，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

明朝时期青楼女子为何能让才子们慕名而来？

娼妓，大抵就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女子。依据营业方式的不同可分为3类：官娼，集中在由政府管理的妓院中营业并向政府纳税的娼妓;私娼，私下单独营业因而不向政府纳税的娼妓;暗娼，在政府明令禁止嫖娼卖淫的情况下，暗中秘密营业的娼妓。娼妓出现的历史很早，古代希腊、罗马、埃及、以色列均有以“卖淫”为业的人。

翻开《金瓶梅》，妓女似乎是无所不在的。西门庆和朋友喝酒玩乐在妓院、过生日在妓院、谈生意也在妓院。喜庆时妓女也被请到家里来弹唱助兴。事实上，明朝中叶，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之后，民间开始变得富裕，而妓女的增加，也就是其中的一个相随而生的现象。谢肇在《五杂俎》里，曾描写：

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不但如此，嘉靖到崇桢年间，甚至有人举办各种“莲台仙会”之类的妓女选美大会，品评名妓，订定“花榜”，分列次第：女状元、榜眼、探花……热闹的情况一点也不逊于今日的选美或选秀。同样是“性工作者”，明代的妓女为什么如此受到欢迎？

在《金瓶梅》第五十八回写到西门庆过生日，叫来了妓院新秀“郑爱月”，众妻妾们好奇地对她的评头论足时，透露了一些有趣的讯息，我们且看：

潘金莲且揭起他裙子，撮弄他(郑爱月)的脚看，说道：“你们这里边(妓院)的样子，只是恁直尖了，不像俺外边的样子翘。俺外边尖底停匀(比例合适)，你里边的后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潘金莲)恁(怎么)好胜，问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头上金鱼撇杖儿来瞧，因问：“你这样儿是那里打的？”郑爱月儿道：“是俺里边银匠打的。”(第五十八回)看得出来，郑爱月身上不管是鞋子、头饰的款式都比潘金莲时髦，才会惹来向来对自己“衣Q”品位自负的潘金莲如此不耻下问。

这点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原来明代的妓女在许多方面都比家里的老婆有竞争力。这些竞争力不只表现在容貌、穿着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文化水平上。以西门庆家为例：大老婆吴月娘虽然出身官宦，却不认识字。反观郑爱月，虽然出身妓院，但由于专业训练的缘故，她不但能够弹曲唱词，还能欣赏诗词。这不稀奇，明代很多妓女甚至能文能武，还能写诗跟客人唱和。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很多男人上妓院，与其说去发泄性欲，还不如说是去追逐“浪漫爱”。毕竟他们十几岁就成婚了，在拥有三妻四妾的情况下，“性”资源并不缺乏。反倒是这些男人娶老婆凭的是媒妁之言，很多人一生是不需要跟自己的老婆谈恋爱，也没有机会谈恋爱的。一方面有“谈恋爱”的需求，另一方面则在容貌、才艺、时尚流行上都提供了比家里的女人更好选择的情况下，难怪男人对妓院趋之若鹜了。从某个角度来看，明代妓女的定义和今日妓女的定义是不完全相同。这也是两者兴衰的原因之所系。一定要换算的话，公式大概是这样的：妓女(明)=性工作者+名模+流行歌手+选美佳丽……

明代的娼妓业拥有了那么多充满潜力的可能，可是到了今天台湾的公娼，把所有的这些可能一个一个抛弃，只留下了“性”工作，这个最具实用价值、却也最不值钱的发展方向。难怪要走入偏门。明代的娼妓之所以有身价，道理和Ipod、LV、Gucci……这些名牌硬是比别人贵是一样的。从400年来公娼由盛转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美学、风格、文化这些向来被我们的传统当成是“缺乏实用价值”的观念，原来也是一种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经济实力。有实用价值固然好，但加上时尚、美学以及文化想象，价值更是得到乘方的效应。少了掌握这些观念的能力，我们只好一直为这些名牌做代工，赚取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或许这是阅读《金瓶梅》中的妓女，难得的一点建设性启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