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革命党逼宫 孙中山辞让总统并非给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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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遭革命党逼宫 孙中山辞让总统并非给袁世凯

2、历史人物 嫁给孙中山并非爱上他

遭革命党逼宫 孙中山辞让总统并非给袁世凯

1895年10月10日深夜,无风,神秘的静寂,香港岛士丹顿大街13号,一间普通破旧的民宅,外挂“乾亨行”字牌。夜色苍茫中,几个神秘的人影,在门口张望片刻,便匆匆推门而入。狭小的会客密室里,一张圆桌,两盏油灯,窗幔落地,肃穆之气,弥漫四周。七个人陆续落座,神情极为严肃,会议主持人是孙中山,与会者有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谢瓒泰、杨衢云、黄咏商。孙中山一一扫量参会者,然后,微微点头,轻声说道,我们开会吧!

这个会议是革命党最高层密会,此次议题是最核心、最微妙、最特殊的革命新政府的人事安排问题,也就是要在今晚的会议上,选出革命组织“兴中会”的最高领袖总办,同时,这个“总办”将自然接任革命新政府的大总统,他将拥有革命中国的最高权力。

“我们现在开始选出革命新政府的大总统,选举开始,大家把人选的名字写下来,然后交给少白。不着急,一定要斟酌好了,时间很充裕。”孙中山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非常严肃。

代表们或若有所思,或低头不语,或仰视天花板,没有一个拿起笔来写,他们为革命奔走已然多年,准备武装起义也长达10个月之久,现在,历尽艰苦,到了选举最高领袖的时刻,事关与会者的前途和名誉,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异常复杂。

公元1895年,农历乙未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意义特殊,堪称中国民族濒临亡国灭种之年,民族生死命悬一线。甲午战争,清政府大败亏输,与日本政府签订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列强各国开始大规模对华资本输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还是在这一年,中国革命党人放弃一切幻想、妥协、踌躇、侥幸,不能再坐视民族沦丧,不能再爱惜个人生命,宁可以弱攻强,不惜以卵击石,打响了武装革命第一枪。或飞蛾扑火,或蚂蚁撼树,或同归于尽,或慷慨赴死,这一年,抛家舍业,血战到底,是为辛亥革命之铁血元年。

1895年1月5日,还是乾亨行的这间密室,孙中山接见了日本革命志士梅屋庄吉,席间,孙中山特别强调:“为了拯救中国,我和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推翻清朝”。当时,中日甲午战局急转直下,日军不仅攻入辽东,而且,1月20日,日本大山岩大将指挥25000人,登陆荣成龙须岛,开始围攻威海卫。2月17日,北洋舰队耻辱地全军投降,海军司令丁汝昌服毒自杀,大批中国海军军官羞愤至极,自杀殉国,洋务运动三十年灰飞烟灭。

强国梦碎,革命军起。仅仅4天之后,21日,乾亨行的大厅里,乌压压站满了人,49名革命党人肃立,孙中山举起右手,众人也举起右手,低声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香港兴中会由此成立。

革命党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筹备地点定为香港岛。从此,平静如水的香港岛,成了一场滔天迷局,浮华深处裹藏着黑色的冷酷,繁荣背后弥漫着权谋,大批革命党人全面入驻香港,在港岛中环一带悄然潜伏,秘密采购和储存武器弹药,秘密招募和训练军事人员,以支援内地反清起义第一线。革命党、清朝政府、港英当局旋即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三方博弈,没有硝烟的你死我活,没有枪声的血腥扑杀。

3月16日,革命党武装起义干部会议秘密召开,首先,会议完成组织分工,孙中山赴广州主持军事,由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协助;杨衢云在香港负责后方军械和兵饷接济,黄咏商等人负责筹款、采购军械、招募士兵。然后,陆皓东提议革命新政权的国旗为青天白日旗,获得全体赞成。最后,将起义时间定为1895年10月26日,这一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广州有重阳扫墓之风俗,上到贵族大员,下到草根百姓,大多在这一天出城祭扫祖坟,城内城外人流浩大,各路起义人员可以乘机混进城中,而不易被官府察觉。

四天之后,3月20日,李鸿章从北京启程,赴日本进

行耻辱乞和。4月17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对日割让台湾,赔款2亿两白银。

8月29日,香港杏花酒楼,一个不大的雅间,革命党举行最高层会议,开始研讨新政权建设问题,分为两次,第一步,决定革命新政府的国体,第二步,选举出新政府的临时大总统。当天的会议,一致决定在广州成立独立的共和国政府。10月10日的会议,便是要完成这第二步。

代表们费尽思量,慎之又慎,孙中山站起身,打破了室内的沉默,他把自己的纸条交给了陈少白。其他人也陆续站起来,把自己的人选纸条交给陈少白。孙中山说,少白,你公布选举结果吧。陈少白把手中的每一张纸条都公开,经统计,孙中山占多数,于是,陈少白站起来,激动地说,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同时,也是我们香港兴中会的最高领袖“总办”。话音刚落,房间内一派喜气洋洋,与会者纷纷起身一一走到孙中山身旁,或者热烈拥抱,或者握手祝贺。孙中山大喜,各位兄弟请坐,承蒙错爱,兄弟我暂行大总统职权,必将全力奋斗为中国。今天会后,我意迅速去广州,安排起义,而且,在起义前不准备再回来,所以,衢云兄,你务必负责香港方面的工作,尽心尽力!杨衢云一一点头,对孙中山说道,竭尽死命,务请大总统放心!

10月10日会议于凌晨时分圆满结束,此时,距起义爆发仅有16天,革命党六路大军枕戈待旦。刘裕指挥北江一路,陈锦顺指挥顺德一路,李祀、侯艾泉指挥香山一路,麦某(佚名)指挥龙眼洞一路,杨衢云指挥香港一路,吴子才指挥潮汕一路,除了潮汕外,五路大军已约定在10月26日凌晨,汇集广州城起义。还有清朝广东水师管带程奎光秘密加入兴中会,准备海军兵舰做内应。

就在万事俱备之关头,一场革命党高层的“夺权政变”猝然爆发。10月11日下午,就在孙中山被选为“大总统”不到12个小时,杨衢云面见孙中山,单刀直入,说可否把总统职位让给我,等起义胜利后再归还给你?孙中山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人当面“逼宫”!

杨衢云是谁?他名飞鸿,祖籍福建海澄,自幼生活在香港,在香港新沙宣洋行做副经理,行侠好义,富于国家思想。说起杨衢云,就不能不说另一位革命党高层人物谢瓒泰,字圣安,广东开平人,出生在澳洲,通英文,其父谢日昌在澳洲经商,为澳洲中华独立党领袖,谋取反清复汉,谢瓒泰到香港书院读书,毕业后任香港工务局书记,结识了杨衢云,两个人一拍即合,共同创建秘密革命组织“辅仁文社”。1895年1月,孙中山携陆皓东、陈少白等人登陆香港后,认为辅仁文社具有强烈的反清思想,力求两个组织联合,孙中山和杨衢云会面,杨衢云愿意取消辅仁文社,同组香港兴中会。新组织虽然成立了,但党内派系却出现了,以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为一派,以杨衢云、谢瓒泰、余育之为一派,对于临时大总统的人选,两派泾渭分明,陆、陈、郑认为非孙中山莫属,杨、谢等人则坚决力挺杨衢云,尤其是谢瓒泰极力反对孙中山担任最高领袖,他在6月23日的日记中,如此写道:

孙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他早晚会发疯的。我也是一个认为不能把领导运动这个重大责任信托给他的人!

杨衢云不仅派系根基牢固,而且,在武装起义筹备过程中,他牢牢地掌控着经费物资大权。另有两位香港富豪为革命党做资金支持,黄咏商和余育之,这两个人都属于杨派,而孙派筹集经费能力极差。杨衢云还掌握着大批武器弹药,招募了大约400人的武装。可以说,没有杨衢云,武装起义就无经费,无弹药,革命党就会弹尽粮绝!

所以,面对突如其来的逼宫,孙中山哂然一笑,说道,完全可以!兄弟我也早有此意啊!一番虚与应付,送走杨衢云。孙中山马上召集陈少白和郑士良开会,言及杨衢云夺权,孙中山痛心疾首,情绪十分低落,战斗尚未打响,形势如此紧迫,内部竟然发生政变!郑士良听罢,拍案而起,痛骂杨衢云叛徒,说“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去杀他,非杀不可!”言罢,即要夺门而出,被孙中山极力阻止。

陈少白老谋深算,拦住郑士良,款款对孙中山讲道,先不急,我们杀了杨衢云,就在香港做下人命案,起义就搞不成了。不如我们先去搞起义,成功了,什么事儿都好说;失败了,随便什么人做总统都是没有关系的。孙郑二人会心颔首。

事不宜迟,孙中山连夜召集紧急会议,会议伊始,孙中山主动提出辞职,把总统大位“无理由”地让给杨衢云,代表们深感意外,纷纷反对,有代表说,孙总统经民主选举产生,怎能朝令夕改?有代表说,大战在即,不能临阵换帅。郑士良盯着杨衢云,话里藏刀,谁敢夺权,谁搞政变,革命党上上下下必杀之!杨顿感局促,尴尬万分,冷汗透身。谢瓒泰冷漠不语,隔岸观火。孙中山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笑道,我们这里都是兄弟,没有野心家,大家不可误会。我到前线指挥,无法兼顾港岛,接济事大,理应成为总办,并领大总统。我个人也确实不适合总统大位。现在,我们再举行一次选举,兄弟我选杨衢云!

会议只好再次投票,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自然领会孙中山意图,孙派全部支持杨衢云,表决结果通过孙中山提议。由此,24小时之内,杨衢云一跃成为香港兴中会总办,暨广州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顾全革命大局,避免内讧,虚怀让大位,辞去大总统,这一年,他年仅29岁。所以,孙中山第一次辞让大总统,非1912年辞让袁世凯,乃是此番辞让杨衢云。

历史人物 嫁给孙中山并非爱上他

宋庆龄嫁给孙中山的内情:嫁给孙中山并非爱上他

  1913年夏,“二次革命”失败后,曾经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成为北洋政府的通缉对象,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此时,从美国留学毕业的宋庆龄,由父亲宋耀如引领,来到孙中山身旁,成为他的重要助手和战友,成为他终生不渝的伴侣……

  壹

  从小就非常仰慕孙中山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战友宋耀如的女儿,从小就知道孙中山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英雄,了解父亲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因而对他非常仰慕。

  宋庆龄在自己的《自述》中曾说“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在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1907年宋庆龄到美国读书以后,她的父亲仍经常给她去信,寄发剪报材料,把国内发生的情况告诉她。

  宋庆龄当年同学的忆述:“沉默寡言的庆龄把心思用于另外一种方面——潜心思考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内在意义,考虑她父亲宋查理和他的朋友孙逸仙博士魂牵梦萦的革命事业的是非曲直……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忠贞不二地谋反了。”

  贰

  她的思想发生了飞跃

  宋庆龄在大洋彼岸知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时,这个一向沉静温雅的姑娘,在她著名的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中,对新生的共和国充满憧憬:“中国以其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爱,应该作为和平的化身屹立在世界上。”

  这篇论文表明了宋庆龄对革命的理解,她把共和制度取代封建专制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还在五个月前,她在校刊上发表过《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揭露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但却认为这种状况可以通过留学生出身的官员的“言传身教”实现改革,“‘自由’与‘平等’不是靠罢工、骚动和政治混乱,而是靠更为普及的教育和启蒙运动来保证的。”

  辛亥革命使宋庆龄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这为她不久以后全身心地支持和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叁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

  1913年8月,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后,到东京去看望随同孙中山流亡日本的父母时,会见了久仰的英雄孙中山。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有关档案资料记载,宋庆龄与孙中山有频繁的接触,并且还有不少书信往来。

  由此,宋庆龄加深了对孙中山及他的事业的理解,当宋霭龄因婚事不再专任孙中山的秘书时,她继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工作,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国的民主革命。

  爱情,孙中山从未真正体会过的感情,不仅给他以慰藉,也成为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年轻、美丽、温柔、深情,充满朝气的宋庆龄还带来了西方的民主主义。

  而结婚对于宋庆龄,当时只意味着“委身革命”。多年以后,宋庆龄向埃德加·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时,用风趣和幽默的口吻表达了她当时的感情: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肆

  中国儿童应有鞋穿

  她的家庭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拥有西方教养和生活方式的富有的家庭。她在给美国同学的信中说:“我们的住房与衣着与欧洲人无异,甚至屋内的布置也是欧化的……我们的房子舒适而宽敞,各种现代化的设备一应俱全……”

  是孙中山帮助她认识自己的祖国。“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孙中山帮助宋庆龄具体深化了她原来的认识,“压迫导致革命”。

  伍

  追随在孙中山左右

  宋庆龄婚后继续全力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讨袁、护法、北伐诸役,孙中山的所有重大行动,宋庆龄都追随左右。她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二次讨袁宣言》,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并亲率红十字会员支持北伐,陪同孙中山观察军事要塞。

  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怀着极度的苦闷回到上海,(历史人物 www.cha138.com)是宋庆龄以温柔体贴的照顾抚平了他心中的伤痕,并协助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孙中山著述《建国方略》时,宋庆龄则担当了资料员、打字员和翻译。

  1918年夏,宋庆龄、朱执信帮助孙中山起草了致列宁和苏维埃的电文,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当“五四运动”发生并影响广州后,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致广东政府电,要求释放被捕工学界代表。几个月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陆

  孙中山不再兜圈子

  孙中山的许多文件、声明、函电等等,都出自宋庆龄之手。但她也不是机械地执行孙中山的指示,而是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理解熔铸其中。她对孙中山思想的能动作用与影响,可通过她对斯诺的讲述而窥见一斑:

  “他说得很谨慎,而他的著作也是经过编辑的,以免他的追随者闹分裂。我们办事必须慎之又慎,他常常告诫我说:‘要按中国人的方式办事——兜圈子——不能径直冲向目标’。”

  孙中山因年龄、阅历以及地位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他迈进的步伐有时会显得十分审慎。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宋庆龄,以她敏锐、活泼而激进的思想,对孙中山肯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孙中山后来制订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虽然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包围和反对,受到国外反动势力的威胁,可是他不再“兜圈子”,而“径直冲向目标”了。

  柒

  熬不过时请把我枪毙

  陈炯明的叛变,使宋庆龄经历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火的考验。这个外表纤细文弱的优雅的妇女,在叛军炮轰他们的住处时,“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护。

  她在卫兵的保护下逃离已成火海的总统府时,她“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打算“熬不过”时,就请卫兵“把我枪毙”,以免落入叛军手中。

  当她辗转于叛军控制的广州并于翌晨登上停泊于珠江水域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时,“真如死别重逢”,这对于坚持在军舰上惩罚陈炯明的孙中山,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孙中山很快又振作起来,愈挫愈奋,继续探求救国的道路。

  当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开始后,列宁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充分肯定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功绩,同时指出他们的弱点。他还预见到辛亥革命的悲剧性结局,指出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条件。

  捌

  与列宁的往来函电

  宋庆龄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视着它的进展。他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时高兴到了极点,在1918年,他拍给列宁一个电报,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

  “孙中山十分珍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把这些教训变成了行动,修改了他的革命纲领,复兴了国民党。”据她回忆:“在1922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可惜的是,这些信件在那年6月陈炯明广州叛乱中火烧总统府的时候被焚毁了。”孙中山与列宁直接往来的函电,“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起草。

  1922年初,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国共两党的代表,并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表达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真诚愿望。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最后确定了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

  玖

  她对国共合作的促成

  李大钊在上海多次拜访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宋庆龄常常参加这些讨论。李大钊的真诚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透彻分析,使孙中山、宋庆龄深为敬佩,他们常常“畅谈不厌,几乎忘食。”

  上世纪30年代,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这段历史时曾说:“在1924年,为国共合作问题正在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消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还多次说起她与孙中山的这点共识:“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作出这个(国共合作)决定。他在回答时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

  通过讨论,宋庆龄以这种极其尖锐明晰的“提问”,帮助孙中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观点更明确,认识更深化,态度更坚定。

  拾

  她的作用无人能替代

  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更反对三大政策。即使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如胡汉民、汪精卫等,或是有条件地支持,或心存疑惑。只有廖仲恺、宋庆龄是最坚定的。她忆述当年国民党内尖锐激烈的斗争时说:

  “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

  田桓亦有类似的回忆:“他们中的某些人,当时以为宋庆龄同志年轻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过她来影响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当即遭到宋庆龄同志义正词严的拒绝。”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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