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Posted 2023-01-05 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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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简介：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中进士。李鸿章简介知多少？我们一起来看看李鸿章简介。

　　李鸿章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１８５８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１８６０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１８６２），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６０００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１８６３年和１８６４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李鸿章简介：从６０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１８６５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１８６６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１８７０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２５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１９０１年１１月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着有《李文忠公全集》。

封疆大吏曾泄露皇帝秘旨

导读：

古话说，机不密祸先发。要件泄密，历来都备受关注。晚清曾频发泄密事件。

刘坤一

时任江西巡抚刘坤一泄密事件

同治九年（1870年）“庚申，刘坤一以漏泄密谕，褫职留任”。刘坤一时任江西巡抚，作为封疆大吏，竟然泄露了皇帝的秘密谕旨，问题很严重，处理结果是“褫职留任”，此事被白纸黑字地记录在《清史稿》中。

《大清穆宗实录》也记录了这起事件：同治九年，“吏部奏，江西巡抚刘坤一漏泄密寄，遵旨严议。刘坤一应比照例案，于降一级留任例上从严加等。议以革职留任。从之”。

有意思的是，刘坤一在泄密受到处分后，仕途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官运亨通。1875年，刘坤一署任两江总督，翌年晋为两广总督。1880年起，担任了两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与张之洞一起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主导者，并在晚清诸多历史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香港和上海报纸泄露军事机密

同治十三年（1874年）2月，日本政府派兵三千进攻台湾。3月23日，日军在琅乔强行登陆，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反击。

3月29日，清廷发出密旨：“日本使臣上年在京换约时并未议及派员前赴台湾生番地方之事，今忽兴兵到闽，声称借地操兵，心怀叵测……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该处情形如何？必须详细查看，妥筹布置，以期有备无患……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应如何调拨兵弁之处？着会商文煜、李鹤年及提督罗大春等酌量调拨……并着李鸿章、李宗羲随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办。”

这份密谕显然属于国家军事机密。但5月12日香港《华字日报》即将全文刊载。此后，“林华书院新报、上海汇报，一系五月二十三日刊发，一系五月二十八日刊发”。而且还刊发了沈葆桢4月19日的奏折。

上海属于两江总督管辖地。6月20日和7月25日，清政府连发两道谕旨，令两江总督李宗羲严查，并严格规定了文件管理办法：“嗣后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务当益加慎重，不得稍涉疏虞，致干咎戾。并着照该大臣所请，嗣后奉到谕旨及陈奏折片，除抄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应行函寄各处外，其余均不必抄咨，以昭严密。”而李宗羲把“皮球”踢到了福州，泄密事件并非起源于上海，两江衙门没有责任。

晚清社会对泄密案件的态度

晚清的著名报人汪康年在笔记中说：“以己国消息输于外人，从前未有发之者，近乃纠惩一二。意从前吾国之事，坏于此辈者不知凡几，真狗彘不若矣。”可见，他对于泄露国家机密与外国人之举，深恶痛绝。并且，他的笔记中还记载了两件事：

一是“相传从前有密约适在某枢相手中，枢相性谨密，置靴掖中，不外露。某习于其家，则赂相之孙，乘相睡时窃取捷抄去，得巨金”。二是“又前年梓宫奉移时，某署人均出，惟留二三供事，则有以重赂入，发其机要之柜锁，抄取密要文件以去”。最后，他又指出了机要密件泄露“为之者固不胜诛，然藏之者亦尚嫌疏漏”。

无论是刘坤一泄密事件的处理，还是《华字日报》泄密案，或者是汪康年所列举的泄密事，都暴露出晚清在国家机密管理上的严重问题，而且，政府对于泄密案的处理敷衍潦草，几乎都不了了之，也属于晚清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