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受重用

Posted 2023-01-05 朝廷

篇首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曾国藩为何受重用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曾国藩为何受重用

2、一代贤臣曾国藩，咸丰为何不肯重用他

曾国藩为何受重用

　　曾国藩，晚清四大名臣，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战略家、文学家和理学家，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在曾国藩的推动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创建了第一所兵工血堂，政府安排了第一批留美学生。曾国藩以一己之身，对清朝的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能完成这些，曾国藩必须位高权重，且深受朝廷信任。而曾国藩也是一步步爬上去的，他是怎么成为重臣，深受几朝皇帝重用的呢？

　　前几天读了一个小故事，说曾国藩之所以受重用，是在于道光二十八年那一脱上。故事是这样的：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奉命清查国库，查明国库亏空。曾国藩的政敌联合起来攻击，上书说曾国藩查明亏空，谁又能保证他自己干干净净的呢？

　　当时已经三十八岁的曾国藩，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堵住政敌的嘴，就当众将自己脱光。一脱到底之后，走进银库清点现银。这意思就是说，我清清白白的进去，干干净净的出来。

　　因为这事儿，道光帝对曾国藩空前信任。而咸丰帝继位之后，也重用曾国藩，将大清帝国的五部大权交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是不是真的脱干净衣服，进去清点现银了，这我不知道。不过曾国藩受到重用，的确因为一件事，可惜不是脱衣服这件事。

　　曾国藩虽然是宗圣的第七十世孙，但实际上到了他父亲这代，就是个普通的耕读之家，前几代还是务农出身。

　　曾国藩自己争气，靠科举出了头，随后在朝廷上一步步往上爬。但真让他走上权利巅峰的，还是晚清爆发的一场轰轰烈烈农民起义运动。你想的没错，正是太平天国起义。

　　洪秀全金田起义，因为打着均田平等的口号，深受压迫的百姓纷纷加入其中。使得起义军在短短时间内，就发展壮大，成为朝廷不可小觑的力量。

　　朝廷调集全国各地八旗军和绿营官兵前往镇压，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养尊处优的八旗官兵和绿营军，早就失去了早先的威风勇猛。

　　无可奈何之下，朝廷多次颁布诏令，鼓励各地团练。当时曾国藩正好因母丧在家，收到诏令之后，迅速借助师徒。亲戚、朋友等的关系，创建出了地方团练湘勇，也就是后来的湘军。

　　依靠着湘军，曾国藩给予太平军重创。加之后来太平军内部争斗严重，曾国藩等地方团练，最终成功镇压起义运动。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曾国藩大大小小功劳无数，最终将他推上了国之重臣的位置。而手中握着湘军这支兵，文武兼备的曾国藩在朝廷说话自然硬气不少。

　　因为这样，曾国藩的建议朝廷才多有听从，因此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曾国藩能获得几朝皇帝重用，不是脱衣服那么简单，还是靠自己一步一个功劳上去的。

一代贤臣曾国藩，咸丰为何不肯重用他

作者：谭伯牛在中国近代史中，曾国藩是一个非常人物。誉之者说他是理学大师、大儒、圣贤、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一代名臣；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毁之者说他是卖国贼、大刽子手、杀人魔鬼。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才华「 ”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一开始，曾国藩与咸丰皇帝的关系也谈不上有多好。皇帝上台之时，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他对曾国藩并没有特别的印象。曾国藩与皇帝的有效「 ”互动”，得从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说起。我们回溯这段历史，理一理他跟皇帝的关系。那时，曾国藩组建水军，尚未就绪，皇帝就着急催他，说，你赶紧率兵出省，安徽庐州被太平军围攻，形势吃紧，你得赶紧去援助。在圣旨里，皇帝顺带提了一句，说，湘军不仅是保卫湖南的义师，曾国藩你不要妄自菲薄，而应该「 ”统筹全局”，争取平定东南。当然，这不过是一句勉励的套话，根本不是圣旨的要点，要点在于，曾国藩你别磨蹭了，赶紧去安徽救急。有意思的是，曾国藩看到「 ”统筹全局”四个字，心里一激动，还真就在回奏里面针对「 ”统筹全局”大大地发挥了一番，提出一个大战略。他说，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省，要「 ”四省合防”「 ”四省联动”，设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调度各方资源，力争早日戡定东南。也就是说，他俨然把自己当作四省的最高战时指挥人，不自觉就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思考全局。洋洋洒洒讲了一通大计，然后，他再讲为什么不能尽快去安徽，他说，水师在未来四省合防的政策里面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不能轻易出省，得等我把士兵练好了，船也造好了，钱也筹集得差不多了，再出去，待到那时，在四省合防的大框架里，水师才能发挥真正的威力。咸丰皇帝可没想到催曾国藩去安徽，竟然催出这么一篇大而无当不识时务的演讲，不由得十分生气，他在奏折上批了一段话，说，安徽省等着你去救援，你呢，偏不跟我接这个茬，非得「 ”偏执己见”，说什么「 ”四省合防”，我是知道你「 ”天良尚未泯灭”，才让你去干这个事，你呢，不好好琢磨具体事情，却把天下大局、数省军务，都要一肩扛了，那好，我问你，你掂量一下，照照镜子，凭你的才力，办这等大事，「 ”能乎?否乎?” ▲ 咸丰皇帝走笔至此，皇帝还不解恨，计算起曾国藩的旧账，说，上回你不是攻击我，说我有三个弊端吗，不是说我刚愎自傲吗，我看啊，你「 ”漫自矜诩”，你才是盲目骄傲。那会儿你调子很高，说我这不对那也不对，天底下还有谁比你更高明啊?可一旦动真格的，你什么表现呢?「 ”及至临事”，到今天这个节骨眼上，你却跟我玩虚的，吹牛不上税，借口什么「 ”四省合防”，自己不挪窝儿，明明就是个胆小鬼嘛。若你不承认胆小，非要把数省军务一肩挑了，非要从战区最高指挥官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也行，你就告诉我，具体你要怎么办，你自己放手去干，你「 ”办与朕看”! 曾国藩接到这份气势汹汹的批谕，倒不怎么害怕，因为这事有道理可讲。对于皇帝的质询，曾国藩从容应对。皇帝问，「 ”能乎否乎”，行不行啊你?他说，「 ”自度才力，实属不能”。皇帝让他「 ”办与朕看”，他说，「 ”惟有愚诚，不敢避死”。也就是说，让我去办，没问题，我没大能耐，只是，不怕死这一条，可以自信。Just do it，我能。不过，最终do成啥样，我不知道，不敢打包票。至于催促赶紧往安徽去，这才是关键问题，曾国藩不松口，说，我若仓促承诺，这叫「 ”大言欺君”，与其犯一个欺君之罪，还不如我先在湖南这边挺着，不做好准备，坚决不挪步儿，我甘愿受一个「 ”畏葸不前”之罪，也就是说，不论皇帝你好讲歹讲，我就是不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就是曾国藩的道理。他能这么说，一是被皇帝逼急了，一则是吸取教训。前此，他的老师吴文镕做湖广总督，跟湖北巡抚崇纶不对付，吃了激将法，酿成血的教训。吴文镕与崇纶，素来就有矛盾，等到太平军进犯湖北，矛盾就激化了。一般来说，总督比起巡抚，在军事方面的责任更大一点，因此，崇纶就逼吴文镕，说，你的本职是负责武昌以至湖北全省的防守，你得带兵出去，天天待在武昌城里，贪生怕死，这可不是总督应有的态度。然而，吴文镕不过一介书生，毫无作战经验，这会儿让他带军队出去，那就跟送死差不多。他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写信给曾国藩，说，我现在不会出去，得等湖南援师过来，再行计议，我忍得住，不受逼，我就在这城里面待着。可是，崇纶向皇帝上奏，告了一状，说，总督一天到晚躲在城里，贪生怕死。咸丰皇帝听信谗言，批谕下来，责备吴文镕。吴文镕终于没扛住，只得离开武昌，出去作战，没几天，所部遭遇太平军，一击即溃，吴文镕也战死。 ▲ 曾国藩曾国藩吸取了这个教训，自誓没准备好的话绝不轻举妄动，任谁怎么讲，怎么骂，都得死扛。就该这样，死扛才有生机，不扛肯定死了。当然，骂了曾国藩一通之后，皇帝静下来一想，也有些悔意，觉得骂得过分了一点。毕竟到目前为止，各地军队跟太平天国作战，敢说战而胜之的，几乎没有，至于各省团练大臣，也没见谁像曾国藩这样，能迅速整出一支大规模的军队。所以，皇帝觉得，还是应该更积极一点，去鼓励曾国藩，而不要过于悲观，过分斥责。因此，又给他回了一道谕旨，说，「 ”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你求稳重，自然有你的道理，那么，你还是按自己的方式去做，至于「 ”畏葸不前”之罪，这话说重了，我没这个意思，我不怪你。在这轮对话之后不久，曾国藩率领湘军取得了解围湘潭、收复武昌的胜利，皇帝对曾国藩的印象有不小的改观，再与曾国藩说话，口气就越来越平和，甚至可以说令人感到温暖。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一部分水师追击太平军，一直追到鄱阳湖里面，结果被石达开在湖口派兵截住，入湖的水师从此不能回到长江，于是，湘军水师从这时候分为长江水师和内湖水师。冲进内湖的都是小船，留在长江的都是大船，大船行动不便，若无小艇在周边防护，就很危险。没多久，留在长江的大船就被太平军烧掉不少。曾国藩自己的座船，是水师最大的一艘船，也被烧毁，他放在船上的所有文档，包括公文、日记、诗文稿、书信、藏书，也全部被毁。今天，我们看《曾文正公日记》，从道光末到咸丰五年(1855)的部分，十不存一，就是这一次烧掉的。后来，又在长江上「 ”漂没”了几十艘大船——即被大风一刮，互相撞击导致毁损，从这时起，长江水师几乎名存实亡。于是，湘军水师建成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损失了一大半，至此只剩下鄱阳湖内一百多艘小艇。按道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此，曾国藩「 ”自请严议”，就是自行举发，请严厉处罚。而皇帝的答复是:「 ”偶有小错，尚与大局无关。”请问，这怎么叫「 ”小错”呢?这是很大的失误，甚至是失败啊。但是，皇帝说这是小错，一言九鼎，那咱们没办法，只能认同。有趣的是，皇帝不因此责罚曾国藩，却严厉谴责江西的高级官员，说他们在协同作战及后勤保障方面没有很好地帮助曾国藩，对湘军水师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曾国藩犯了错，挨骂的却是江西官吏，这不很有趣么?其实，皇帝骂江西人，是在为曾国藩开脱责任。又过了一阵，湘军水师造好一批新船，停泊在城外江面，被风刮倒，又撞毁不少;同时，陆军在江西作战，进展缓慢。对此，皇帝都没有批评曾国藩，只是安慰他说，你别急，慢慢来，有些事情不能怪你，大势如此，你又没有后援，遭遇这样那样的失败是难免的。类似宽解的话，讲了很多。不过，同时皇帝批复其他领兵大员就没这么客气，而是动不动就说，你有没有天良啊，或者，再这样下去朕就拿你是问，或者，信不信下次朕废了你之类。这一年，皇帝似乎对曾国藩情有独钟，与之对话，温馨感人，不要说曾国藩，就是读者看着这些感人的批语都觉得很温暖。咸丰皇帝对曾国藩不仅有口头便宜，还有一些实际的支持，譬如，咸丰五年六月，曾国藩用「 ”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的理由，参奏江西巡抚陈启迈——江西巡抚总是威胁曾国藩，稍不如意，就不给湘军拨饷——皇帝一听，二话没说，就将陈启迈革职，换了个新巡抚。这对曾国藩来说，是很大的鼓舞。他觉得，以后在江西，日子要好过一些，新巡抚应该会善待湘军，因为，他参谁，皇帝就革谁，这太有威慑力了，谁还敢跟他较劲? 但是，实际情况却与设想不符。后来的江西巡抚虽说不像前任那样事事针对他，处处为难他，却也没有积极配合他的工作。并不是说曾国藩的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好，而是因为各方职责不同，有所为，有所不为，巡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巡抚不能仅为了湘军，而去破坏全省的财政调度与行政程序，他不可能拿出全部资源去支援湘军。非不愿也，势有所不能也。江西省本就受了太平军很大的侵扰，难民需要安置，城守需要加固，而各府各县财政吃紧，本省训练军队所需经费也不少，作为一个巡抚，面对这么个烂摊子，早已焦头烂额，哪还有闲心余力去支援湘军?这是实际情况，跟人际关系好不好无关。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案。一，将湘军交给巡抚，让他去控制去指挥，这样的话，曾国藩就得让贤才行。二，要不就给曾国藩一个实际的能够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财政、人事、军务一手抓。非此即彼，否则湘军与地方的冲突永远存在，永远解决不了。可惜，皇帝在这一点上认识不够，没能给曾国藩实际的帮助。撤换一个与曾国藩作对的巡抚，根本不解决问题。如前所述，作为地方长官的巡抚天生会跟作为客军统帅的曾国藩发生冲突，这是无法调和的。皇帝不仅没能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反而在与曾国藩你来我往温言相向一年多之后，态度发生了改变。湘军在江西地区的军事行动，自咸丰五年(1855)正月水师被打成两截之后，就再也没有进展，皇帝的耐心越来越少，到了十二月，终于忍不住把久违的骂人的话又说出来了。他说，湘军水陆各军，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听到你们的战报，也就是说你们根本没作战，日复一日，你们到底在江西干什么呢?整天就告诉我鄱阳湖以内被你们肃清，可是鄱阳湖有你们水师在里面嘛，你水师打那个湖里面的土匪，当然很厉害了，人家打不过你肯定被你肃清了，可是江西省那么大一块地方，你们在别的地方怎么就没有战绩呢?你曾国藩不知道这个「 ”饷糈艰难，日甚一日”啊，你怎么能「 ”屯兵不战”「 ”耗费军需”，就是你光在这浪费钱可不行。这个已经很严厉，但是还没有出现人身攻击的字眼，就是说没有直接骂到他人身上。次年四月，曾国藩打了一个小胜仗，克复了一个小县城，当然克复这个小县城，也是先围着围着，然后太平军就自己跑了。曾国藩想这不也算一桩功劳，随后就以克复县城，写了一个奏折，同时附了一个保单，就参与有功人员多少人，我要褒奖保举一下。以前碰到这种保单，咸丰都是看都不看，就说你们就按这个保单上的东西，给他批就行了。因为这个保单在那个时候太多了，反正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奖励，就说你保谁几品几品，你保他作战英勇，那么我就批，批了之后呢，我又不用给他钱，我又不用给他一个具体的职务，等于就给他一个衔，所以对于皇帝这边来说，在战争期间，这种保举他一般不会过细地审查。可是他如果对你这个人有意见的话，他要对你有看法的话，像曾国藩这个保单，他就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然后又根据别人给他的情报，说这个城是太平军先退出，你才去占领的，你怎么能说是克复呢，然后你还保举这么多人，这可不行，我看就保你几个人算了。这个就很严厉了，意思是说连这个「 ”虚文”，就是虚有其名的保举，我都跟你较真了。十月的时候，咸丰皇帝终于发怒了，忍了一年多的怒火，全部发泄出来。这个时候有一个契机，就是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诸王互相残杀的事件，先是东王要杀天王，天王就联合北王杀了东王，北王杀得兴起又要杀翼王，翼王没杀着，把翼王一家杀掉了，翼王就跑出了南京，然后回过头来，天王觉得北王杀人过分，又把北王给杀了。天京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清军都知道了，咸丰就说这是个好机会，曾国藩你赶紧去，赶紧作战啊，你离他们那边近，他们肯定会内乱，要趁这个机会赶紧剿敌。可是没办法赶紧，因为翼王石达开离开南京，太平天国立刻就有两个后起之秀——陈玉成和李秀成，掌管了太平军本身那边的军事力量。他们俩和石达开也达成了一个协议，互相并不开战，大家划定区域，两江地区还是由太平军来掌管，石达开进入江西，他们虽然互相屠杀，南京城里屠杀是比较厉害的，但是并没有动摇他们的军事力量，包括九江守城的林启容，安庆守城的叶芸来，他们都很镇定，并没有乱。这个时候湘军或者清军，你要趁乱去攻打他们，其实是不现实的。可是咸丰皇帝没有得到这么准确的情报，他主观上认为，既然都乱成这样了，肯定我们去打他比较好。而在曾国藩这边，越是石达开从南京跑出来，他们江西所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大，因为石达开的大军全到江西来了，很快的时间，江西一大半地区就已经沦陷，被太平军占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翼王石达开带来的一支军队，反而使江西压力更大。你还说趁乱，人家趁你的乱还差不多，所以曾国藩没有出去，虽然被催了几回也没有出去。咸丰忍不住了，说你「 ”老师糜饷”，「 ”老师”就是你的军队越来越老越来越衰，「 ”糜饷”就是浪费钱，「 ”日久无功”，就算我不给你加一个「 ”贻误”的罪名，你在那边花了这么多钱，那边的百姓那么拥戴你，你觉得你对得起江西的百姓吗，你还有什么脸在那里长期待下去啊? 对外曾国藩没有援兵，湖南那边的援兵，湖北那边的援兵都过不来，在内又没有将才，还整天要受江西地方官的欺侮，要受皇帝的责备，而他所抵抗的，又是石达开、林启容这样的太平军名将。所以他接到这封诏旨，实在觉得受不住了。只要有机会走，他肯定就会离开。当然，他没有明白说过，我们通过他的行为看得出来。我们知道，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出山，那时候他母亲逝世，他本来是要回家去守丧的，可是郭嵩焘劝了他几句，他父亲劝了他几句，他就出来了，没有太多的波折。而这一次，咸丰七年(1857)二月，他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就向皇帝发了一封丁忧奏折，报告父丧，然后不等皇帝对这个折有什么指示，九天后就离开江西，直接回到了湘乡老家。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曾国藩两次守丧的表现。 ▲ 曾国藩认为对人才要广收慎用，图为概念图母亲逝世，他尚未担负军务重责，完全可以推辞团练大臣的任命，这一次呢，身上有如此重要的责任，他却「 ”擅离职守”，撒脚就跑。不客气地说，父亲的死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解脱的好机会。咸丰皇帝或许知道他有牢骚，想借回乡料理丧事的机会调整心情，但没料到他是这么回事，是不干了。于是，皇帝给他批了三个月的假，说假满之后还是得回军营。按道理，回去三个月，处理各种事情的时间足够了，按照上次母亲逝世曾国藩的做法，应该会按时再次出山。可是，三个月假期一到，曾国藩不动身，而是再上一封奏折，说要休满二十七个月。这是清代的制度，官员父母有丧，就要回家守满三年之制，所谓三年之制，并不是说休满三十六个月，而是休足二十七个月就够了，等于打了七五折。曾国藩说，三个月不够，我要再休二十四个月。说到这里，要插叙几句。咸丰五年(1855)二月，曾国藩上《统筹全局折》，里面有一段话，是名句，他描述自己在江西的苦困，说:「 ”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春风，就是东风，风自东来，正好与太平军水师「 ”西征”的方向一致，顺风满帆，占了先机。所谓「 ”贼帆之上驶”，指太平军水师向长江上游进攻。那个时候，他的水师都打没了，已经无法控制长江，太平军要上来，他也没办法，因此，他「 ”每闻春风之怒号”，「 ”每见贼帆之上驶”，就「 ”寸心欲碎”，就「 ”彷徨”无寄。他用这么文学化的语言写给皇帝看，就是想表达他多么需要来自皇帝的支持，有了这份支持，其他环境再差一点，他也能坚持下去。但是，皇帝跟他的关系，在此期间已经趋于破裂，他再怎么「 ”哀号”，皇帝也无动于衷。所以他觉得再待下去，怎么也不会有好成绩。而且，他也曾经很直接地向皇帝要地方官的权力，他说过，如果没有巡抚这样的职位，任何人在这个地方都不能打好仗，另外，在报告父亲逝世的奏折里，他也提到这件事。甚至，最后回到湘乡，三个月假满，他打报告请求续假，还是透露出一丁点儿希望，说如果给他一个地方职位，那他可能还会回来。皇帝肯定能看懂这个意思，但是，除了同意曾国藩休满剩下的二十四个月丧假以外，皇帝再没有多说一个字，对曾国藩需要地方权力的请求视而不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彻底灰心，在皇帝同意他续假之后，上折谢恩，又在附片写了短短的几句话，说，从今以后，若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就不会再「 ”专折奏事”了，也就是说，湘军的事情我再也不管了，朝廷的事情我再也不问了。牢骚满腹，心绪恶劣，正常人尽管不能帮他做点什么，少不了可以安慰他几句。只可惜皇帝贵为天子，不是常人，看了之后，文宗仍然没有理他，就批了三个字:「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