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狱的残酷与荒唐

Posted 2023-01-05 明史

篇首语：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清朝文字狱的残酷与荒唐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清朝文字狱的残酷与荒唐

2、康熙一生四大暴行之文字狱，无辜残酷屠戮文人

清朝文字狱的残酷与荒唐

清朝文字狱的残酷与荒唐

　　中学历史课本里的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让许多现代中国人都知道了清朝康、雍、干三朝实行文字狱的严酷与荒唐。而尚未广为人知的是，这严酷与荒唐既源于专制帝王的残暴，也源于某些士人的无耻、贪婪、诌媚，或是迂腐与懦弱。

　　１失明庄廷鑨约十八名士修《明史》，清初文字狱之肇端

　　专制王朝的统治者们有一个共同的癖好，都喜欢篡改历史、钳制舆论，而满清王朝尤甚。因为他们“作为外族统治者，如何抹去残酷屠杀的可耻记录，如何修改对自己不利的记载，如何证实其统治中华的合法合理，这一切，绝对要求舆论统一律的。”（李国文《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所以，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的庄廷鑨私刻《明史》案，也就成了清初文字狱的第一案。

　　庄廷鑨是浙江乌程（今属吴兴）南浔镇一富户的儿子，一些文章上说他是一附庸风雅“富而好名”的财主，其实他也是一个读书的士人。据《明朝庄氏族谱引略》记载，庄家不仅是当地闻名的豪门大户，庄廷鑨的父亲庄允城和庄廷鑨本人，都是贡生。贡生，是科举时代，从府、州、县的秀才中挑选出的成绩优异者，升入京城国子监读书的人，意谓以人才贡献给皇帝，所以叫贡生。可见庄廷鑨并非只是个土财主，庄家父子都喜读经史子集，在当地不仅有钱也很有些名气，否则也就不会闹出后来差不多是满门抄斩的清朝第一文字狱“明史案”了。

　　庄廷鑨１５岁就去了北京，进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可是很不幸，他１９岁时身患重疾，结果病是治好了两眼却失明了，庄廷鑨成了一个盲人回到了家乡南浔，虽然两眼看不见了，他仍然让人读书给他听。

　　庄廷鑨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同乡，是明朝的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明熹宗的重要辅臣，名叫朱国祯。朱国祯晚年遭奸党弹劾，不得不辞官归隐家乡，专心文史。他悉心搜集大量史料，编撰出一部“明史”，但还没有付梓印刷就去世了，留下尚需整理的稿本。此时明朝还未亡，因此这部“明史”也就不是完整的。朱国祯死后，家道中落，其子孙不孝，卖完了家产，最后竟打算把朱国祯的这部书稿以一千两银子的价格向外出售，庄廷鑨听说此事后让父亲将书稿买下。就在门客给庄廷鑨读书稿的时候，一天他突发奇想：自己读了这么久的圣人之书，现在虽双目失明，但也不能枉过一生啦。他想到了司马迁虽受宫刑却写出了名垂千古的《史记》，又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启发，既然左丘瞎了眼都能写出千秋拜读的史书《国语》，我庄廷鑨为什么不能著书立说青史留名呢？

　　可著书立说谈何容易，庄廷鑨打起了朱国祯的这部还未全部完成的书稿的主意。他想只要增删润色，修订补充，然后署上自己的大名刊行于世，不就可以青史留名了么？但他也深知，凭自己的才气和双目失明的现状，独力增删修订是办不到的，而且朱国祯的书稿需要修订的地方还不少，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庄允城。

　　庄允城本身也是个明朝天启间的贡生，当然极力支持儿子的想法，父子俩经过几天的商讨，最后确定了１８位当地名士，接着就发出聘书，邀请共同完成“明史”修撰大业，而且提供的报酬极为诱人，每千字“润笔费”为纹银三十两，这就是在今天也是一笔很高的稿酬了。一时间，各名士纷至沓来，开始这一浩大工程。但也有人慕名前来后，认为庄廷鑨全无史学知识，不过是一沽名钓誉之辈，所编撰之书也“冗杂不足道”，就离开了。可参与编书的名士们有人颇有才华，有人在当地也有不小的名气。但总的看来，这支拼凑起来的修史队伍相当松散，有的是因家贫为求重金而来，有的则是反清复明意识强烈，秉笔直书，言辞激烈，而有的名士根本没有参加，是庄家为充脸硬列上去的，这些在史籍和地方志中都有不少记载。但大家多认为编史修志是一件大功业，不少人因未能名列其中而遗憾万分。

　　２李廷枢和吴之荣弄权作奸，造成“明史”冤案

　　然而，上天好像知道这是一桩祸事一样，没等“明史”修编完稿，庄廷鑨又生了一场大病，于清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弃世而去。如果此时修史一事就此停下，也许就没有后来牵连２０００多人的“文字狱”了，但庄廷鑨的父亲庄允城悲恸万分，一心要完成儿子的“大业”，他放下了手中的一切生意，不吝钱财，继续致力于书稿的修订工作。庄廷鑨的岳父朱佑明也资助了银两。庄允城还亲自跑到湖州请在当地的声望和名气极高，当过南明礼部主事的李令皙作序。

　　南明失败后，满怀救国热情的李令皙已经归乡隐居，而且也和庄廷鑨一样，双眼因病完全失明了。李令皙得知是为新修撰的明史书稿作序，没有推辞，也没有亲自动笔，而是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他的同学陶铸。陶铸没有推辞，而是慷慨激昂一挥而就，随后交给李令皙。李令皙署上自己的名字交给了庄允城，并从中得到“四币十二金”的润笔费。

　　在庄允城的不懈努力下，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操劳，终于一部全景描绘明朝始末的书籍问世。庄允城将儿子庄廷鑨列为总纂，自己列主刊，其他十八位参编人员都榜上有名。书题为《明史辑略》，简称“明史”，内容上又增添了崇祯朝的史事。接着，庄允城请当地最好的刻工汤达甫、最好的印刷工李祥甫，在南浔镇北圆通庵开始工程浩繁的刻板印刷工作。幸而庄氏家底殷实，耗费巨资，于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冬，《明史辑略》正式问世。一共有一百余卷，可堪称煌煌巨著。这时庄廷鑨已经死了５年了。

　　庄允城毕竟是个商人，他一边将印好的《明史辑略》送给亲朋好友，一边将书运往各处出售，定价为每部六两银子。《明史辑略》一经问世，立刻受到广泛关注。而其六两银子一套的价格颇有些昂贵，但销路却一直不错。一时间街谈巷议，无不以庄氏《明史》为话题，巷闾之间，遍论明廷与满清的是非功过。

　　此时有两位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人物盯上了这本书，他们叫李廷枢和吴之荣。正是这两位士人的败类弄权作奸，造成了“明史”冤案。

　　李廷枢，是江苏震泽人，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的进士，后谋得浙江督粮道的职位，主要职责是监督征收粮食和押运粮船，被视为一个有实权的肥缺。李廷枢利用手上的权力，中饱私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贪官。吴之荣，江西抚州人，顺治七年（１６５０）任归安（今属吴兴）知县。此人一贯善于钻营，心狠手辣，贪赃枉法。很有戏剧性的是，这两人的坐牢，还是他们自己相互揭发，惊动了远在京师的顺治皇帝，将二人革职查办，查得李廷枢侵吞钱粮至白银六七万两，吴之荣也是贪污白银八万两。于是将二人同时治罪，判处绞刑，入狱等待处决。李、吴二人在狱中花去大把银子，托人找关系，让绞刑一拖再拖，一直拖了６年也没有执行。两人蹲了六年的监牢，到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被赦出狱，但必须追还赃款。经过一番狗咬狗的折腾，两人共历患难，竟然尽弃前嫌，化敌为友，并结成了儿女亲家。这两位士人的人品由此也可见一斑。

　　李廷枢出狱后，为还清被追缴的赃款，四处寻找发财良机。这时，他风闻庄家编“明史”一事，觉得大有文章可做。他花了六两银子从书店里买到一部“明史”，废寝忘食地翻阅一遍，以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但他深知自己如今无权无势，撼不动庄家根基，就想到了自己的亲家吴之荣做事极有手腕，且如今囊中羞涩，必定对此感兴趣。于是他揣着那部“明史”敲开了吴家的大门。

　　吴之荣出狱后不仅丢了官职，而且官府一直在追缴那八万两银子赃款。此时见李廷枢携“明史”过来探访，凭着他的嗅觉，深知满人的忌讳，想以“告讦为功”，重获满清朝廷任用，便跑到杭州将这件事向将军旗人松魁告发，松魁将案子移交给巡抚朱昌祚，朱昌祚又把它交给了督学胡尚衡。这一次，庄允城层层疏通关节，很快就把事情摆平了。然后将“明史”做了一次修改，对李廷枢吴之荣抓住的那些犯忌的章节词句进行了删改，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吴之荣死死咬住庄允城不放了。小人之恶是没有底线的，吴之荣专门买了一本初刻本的“明史”，把所有犯忌的地方一一标示了出来，然后跑到北京城去告发了。此时是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八月。到了北京的吴之荣，以“明史”一书仍奉明朝为正朔，不将大清放在眼里为由，告到了辅政大臣鳌拜的手上。

　　３涉《明史》案者２０００多人，７０多位惨遭屠戮

　　１６６１年２月，年仅２４岁的顺治皇帝突然退位了，留下的诏书对后事做了详尽的安排，由８岁的儿子玄烨承继皇位，命索尼、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为辅政四大臣。玄晔继位后，改年号为康熙，是为康熙帝。因其年幼，大权就落在四位辅臣手中。顾命四大臣中虽索尼为首辅，但鳌拜自恃功高，把揽朝政，为树立自己的权威，打击异己，常常小题大做，肆无忌惮，必闹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对他毕恭毕敬方才称心。所以收到吴之荣的检举信后，立即指派刑部侍郎、满人罗多即刻奔赴浙江调查此案，并指示严惩涉案人员。

　　罗多不敢怠慢立即动身，到达湖州后，首先拘捕了庄允城和庄廷鑨岳父朱佑明，押至湖州巡抚衙门，打入死牢，等候发落。之后，罗多押解庄允城、朱佑明于是年十月抵京，交刑部审讯。这时庄允城因年纪老迈，经不住严刑拷问，于腊月二十三日死于狱中。

　　次年正月，鳌拜再派两位侍郎赶赴杭州，会同浙江督抚按照初刻本“明史”所列人员名单，包括主编的、参订的、刻版的、印刷的、卖书的、买书的、作序的、审查的、谈论的等等，一律满门拘捕，关入大狱，集中会审。据资料记载，被抓人员达２０００多人。庄廷鑨的五个兄弟，无论与编书有没有关系一律被抓，关入死牢。李令皙家七十多人被抓。经销“明史”的书商陆德儒，家中正在置办嫁女喜事，全家老小和迎新亲友无论男女均被逮捕。抓捕行动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包括到外地追捕。２０００多名案犯大多关押在杭州驻防清军虎林军营内。

　　康熙二年五月廿六日，公元１６６３年６月３１日，“庄廷鑨明史案”正式结案，所有被羁押的人在杭州集中宣判执行。这一天，在清兵虎林军营内，上千名囚犯集合在弼教坊广场上等候发落。宣判者的声音摄人心魄：“朱佑明（庄廷鑨的岳父），凌迟处死；庄廷钺（庄廷鑨的二弟），凌迟处死；李令皙（作序者），凌迟处死……”执刑的刽子手听到名字，随即将人押至刑场行刑。一时间，血流成河，惨叫声响彻长空。

　　上边的圣旨明确了此案的惩处范围和力度，凡参与编书的、组织的、刻书的、装订的、印刷的、买卖的以及有书不上缴的，都必须处以死刑。各家财产全部没收。其男性家属凡年满十五岁以上的，都获死刑，为“明史”作序的李令皙宁死也不供出真正作序的陶铸，被判凌迟处死，其四个儿子被斩。幼子刚满１６岁，审判者怜悯他，让他减供一岁，可以免死。小儿子却悲伤欲绝地说，父亲兄长都赴死，我怎能一个人活着？

　　案犯女性眷属都被绳子拴着，赶上停在江边的官船，发配东北沈阳附近的宁古塔，给披甲人（普通士兵）为奴，永世不得赎回。犯罪情节较轻者的家属变卖给富家做丫鬟，所得银两收为官库。白发苍苍的老妪、怀抱婴儿的少妇、尚未成人的儿童呼天抢地，泪水横飞，闻者无不为之心酸。

　　庄廷鑨、庄允城父子虽已身死，也被掘墓剖棺戳尸。庄廷鑨的尸体被悬吊在杭州城北关城墙上示众三个月，后被寸磔，骨架被抛入护城河。

　　其中有的只挂了名，并未参与写作的人也被判了死刑。有的都已经死了，尸体也被从棺材中挖出，肢解成三十六块。有一位叫张寯的，参与了修订，案发前三年已经削发为僧，遁入空门。当时都已经７０多岁了正在灵隐寺内诵经，也被捆绑押走，其家男女老小也一起锒铛入狱。更为冤枉的是，刻字工汤达甫、印刷工李祥甫，仅是为养家糊口，也惨遭屠戮。

　　一些官员也未能逃脱这场文字狱的劫难。湖州原任知府陈允命已经被罢官，在返乡途中得知风声日紧，知道在劫难逃，自缢于旅馆。结案时其棺材被运回杭州，开棺磔尸，尸体被肢解成三十六块。其弟江宁县知县陈永赖，也同时被斩。甫上任半月的知府谭希闵被判绞刑。归安、乌程两县教谕赵君宋，以匿书不缴罪被处斩。据史料记载，被杀者７０余人，其中１４人被凌迟处死。杭州将军松奎、浙江巡抚朱昌祚以下所有官员，被革职查办。

　　７０多位无辜者的血染红了吴之荣的顶子，他成了维护满清王朝野蛮统治的有功之臣。最近我又从资料上查到，这个士人的败类最后如愿以偿，得到了庄廷鑨和其岳父朱佑明两家大量的财产。

　　４清朝文人的“避讳”与鲁迅对文字狱的记述

　　无论是篡改历史，还是隐瞒真相，只要是略知羞耻的民族都会把它当成见不得人的苟且之事。而有清一代却特别擅长把坏事变好事，化无耻为权威，将篡改历史、隐瞒真相公然说成“避讳”。避讳，说白了就是为了附合“圣”意，理直气壮地篡改历史、隐瞒真相。

　　满清王朝为实行极度狭隘敏感的文化专制，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将认为内容“悖谬”和有“违碍字句”的书分别“销毁”和“撤毁”（即“全毁”和“抽毁”）。除了“销毁”和“撤毁”之外，另一个办法就是“避讳”。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说：“清之避讳，自康熙帝之汉名玄烨始，康熙以前不避也。雍干之世，避讳至严，当时文字狱中，至以诗文笔记之对于庙讳御名，有无敬避，为顺逆凭证。”（转引自黄裳《笔祸史谈丛》５５页）

　　既然是否“避讳”被满清帝王视为“顺逆凭证”，那么奉命编纂《四库全书》的汉族馆臣们也就顾不得什么史实的真伪了。陈垣先生曾经极为详密地揭露四库馆臣在用《永乐大典》辑集遗书时所作的手脚，共总结出《四库全书》中的十项避讳：忌虏第一，虏改敌，虏骑改敌骑，北虏改契丹，虏主改契丹主；忌戎第二，戎改契丹，戎王改契丹王；忌胡第三；忌夷第四；忌犬戎第五；忌蕃忌酋第六；忌伪忌贼第七；忌犯阙第八；忌汉第九；杂忌第十。避来避去，忌来忌去，不仅史实被删改得面目全非，而且文理不通，不堪卒读了。

　　更加可笑的是，在这股避讳之风影响下，雍正连同代文人刊印的书籍都看不懂、闹不明白了：“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至也。”（见黄裳《笔祸史谈丛》页５６）他还宣称，如果今后不加改正，将“照大不敬律治罪”。他这简直是让那些以文为生的士人没法儿活了，在左右为难，再三权衡之下，四库馆臣们还是不敢相信这些手握生杀大权的满清帝王，该避讳的时候，还得继续避讳。

　　“避讳”不仅仅是为统治者伪造了历史，其伤害所及，已经波及到各个文化领域。许多文稿不得不因此反复删改，惟恐因此召来笔祸。黄裳先生曾经以《红楼梦》为例，说明当时文人的惶恐不安之情。曹雪芹在《红楼梦》旧抄本的“红楼旨义”中曾经这样写道：“此书不敢干涉朝政，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去……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为此，他还改掉了“大明角灯”之类的危险字面，删去了许多涉及满人的情节。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两篇有关清文字狱的文章，一是《隔膜》，一是《买〈小学大全〉记》，都收在他的著名杂文集《且介亭杂文》里。在《隔膜》里面，他引述《清代文字狱档案》第八辑中“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在清文字狱中士人的另一种表现。

　　“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生员，听说干隆将谒泰陵（雍正的陵墓，在河北易县，原注），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在这里犯不上抄录，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一大段，却是十分特别的——” （《鲁迅全集》第六卷页４３）

　　这“自传”似的文章所以“十分特别”，是因为冯起炎除了介绍自己的简历之外，还说到自己同时看上了两个表妹，却不知如何表白，即使是表白了人家也未必肯许他，于是想到“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直奔当地官府，那这两件婚事就一定能成，他也就如愿了。

　　鲁迅先生就此总结道：“这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实的结局却不大好。直隶总督袁守桐拟奏的罪名是‘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披甲上阵。旗丁中按照身份地位，分为阿哈、披甲人和旗丁三种。阿哈即奴隶，多是汉人、朝鲜人；披甲人是降人，民族不一，地位高于阿哈；旗丁是女真人。披甲人即为普通士兵）为奴。俟部复到日，照例解部刺字发遣。’这位才子，后来大约单身出关做西崽去了。”

　　与《隔膜》中引述的那种小案子不同，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里追溯的则是颇具影响的尹嘉铨案，但是，也同样荒唐。《小学大全》的编纂者就是尹嘉铨，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孝子，干隆曾经写诗给过褒扬，他本人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曾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清朝皇族旁支子弟学校的主管）。他的这部书，当然也曾“进呈”，干隆见到后还曾写下过：“好！知道了。钦此。”这么几个字，也算是给予了嘉许。

　　到干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按说已经一大把年纪，应该淡泊名利，颐养天年了，可他还是忍不住想求个虚名。结果，却招了大祸。这年三月，干隆行经保定，尹嘉铨便指使儿子送上去了一本奏章，为他父亲请谥，可换来的朱批却是“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当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居家，汝罪不可逭矣！钦此。” 尹嘉铨预先并没想到会碰这么大一个钉子，所以在上面的那本奏章送上去后，紧接着又上了一本，请求准许“本朝”大臣们在祀孔庙的同时，也顺便祀一下他的父亲。这回可真是把皇帝惹恼了，发起了雷霆之怒，再下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然后，经大学士三宝（满洲正红旗人、当时官至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等人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好干隆还算宽大：“尹嘉铨着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按照当时的标准，尹嘉铨也算是一代名儒，一个严守孝道的道德楷模，而且还曾经受到过“圣上”的嘉许。也就因为图个虚名，结果惹恼了干隆，落个“晚节”不保，横尸法场。独裁者的喜怒无常、残忍暴虐，以及士人的自贱求荣，都包含在这桩“奇案”里了。

　　数千年来，既卑躬屈节又愚昧自大的中国的士人愧对了自己，也愧对了我们这个民族。不说那些势利小人，就连那些享誉历史的名士们，其最高境界也不过是退隐江湖，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形式苟且偷安而已。他们或者不断麻痹自己，或者不断愚弄民众，使这个民族在一个又一个历史轮回中始终停滞不前。

　　京剧《法门寺》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奴才站惯了，不想坐。”中国士人的关节早就因长期缺钙而严重退化，连站都站不住，更别说坐了。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曾多次引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参见《左传·僖公十四年》）这个成语，把知识分子比做“毛”，具有天然的依附性。过去，他们依附有权人，皇帝、上级、首领、帮主……；现在，他们依附有权人的同时，还依附有钱人，总裁、老板、董事长、企业家……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士人来说，连谈论快乐这个问题都是奢侈的，因为，他们至今还没有找到自我，既没有找到本应属于自己的社会位置，也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主体价值。世事变幻，循环往复，他们始终随波逐流，忙忙碌碌，在为新老权贵们“帮忙”与“帮闲”的同时，还得腾出手来，与其他士人同类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呢。（杨黎光）

康熙一生四大暴行之文字狱，无辜残酷屠戮文人

康熙时期的文字狱，客观的说，康熙制造的文字狱和其他两个清朝皇帝雍正乾隆相比并不算多，但也并非没有，而且有些案件的性质也还是很恶劣的。

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的朱方旦案，值得一提。

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家孟森专门写过一篇《朱方旦案》的文章，其中说

士大夫谈清代轶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详，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贤、徐鸿儒之类。此缘专制时代官文书所束缚，又政教不分，学问中禁阏自由思想，动辄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经遭戮，传者遂加甚其词，印定耳目，无能言其真相者矣。清末如四川井研之廖平，经学臣吴郁生奏参，几罹于法，尚是专制束缚之余习。迹朱方旦之所犯，并无罪名。当时侍讲王鸿绪所参三大罪：一则谈传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阶级也;二则信徒之多也;三则发明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由今观之，前二者皆宗教家面目，而其后一端，所谓新发明之脑力作用，尤为生理之定义，学界之雅言，略以为大罪，则今日之书籍皆当焚禁，学校皆当封毁矣。

在《清代禁书总述》一书内的《清代文字狱纪略》也有对此案的介绍，不妨简略摘录如下朱方旦之狱——康熙十九年（1680年），湖广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聚徒横议，撰《中说补》，谓中道在两眉间山根上。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侍讲王鸿绪得方旦所刻《中质秘书》，指摘其中有诬枉君上，悖逆圣道，蛊惑民心之处，次年二月，九卿议复‘乞正典刑，以维世道’。结果朱方旦被斩，弟子陆光旭、翟凤彩、顾齐宏亦被判为斩监秋后处决

按照孟森总结的朱方旦罪状，前两条的话，那估计明代的王艮甚至王阳明在康熙统治下都免不了被杀头的命运，王艮不必说了，出身盐丁的平民思想家，狂妄自大，以圣人自居，门徒无数，仅仅这就足够在他在清朝康熙统治下被杀头了，至于王阳明，那光他说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在康熙统治下，得一个离经叛道的罪名不在话下，更何况他也是聚徒讲学，轰动四方，被门徒拥戴成圣人。

如果论最后一条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这其实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无知，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早在明末许多知识分子那里就已经流传开来了，何以到了他这里变成立说新异，以至成为杀头的罪名。这本身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愚昧专制的表现。

如吴伯娅的《朱方旦》中说表现清朝统治者愚昧无知，顽固落后，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学和进步观点而遭到杀害的典型事例。

还有康熙统治下发生的戴名世之狱，也称《南山集》案。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这个案件广为人知，这里也就不必浪费篇幅多介绍了。

还是那句话，对于制造这些文字狱的皇帝，不谴责其暴虐也就罢了，若称颂其为仁爱，则似于事实偏离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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