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狱案例

Posted 2023-01-05 文字狱

篇首语：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清朝文字狱案例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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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文字狱案例

清朝文字狱案例

　　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

　　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指用“壶儿”喻“胡儿”，被暗指满清。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后来干隆帝称“用朝夕之朝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干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仇家蔡嘉树检举诗中辱骂清廷，于是酿成大案，牵连的人很多，只要是涉及到一柱楼诗者，均一个不漏地查过去。干隆帝指示：“徐述夔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故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他的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认为这两人的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是嘲笑清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连干隆帝的宠臣沈德潜因为给徐述夔写过传记，又兼写过《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尽管沈德潜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徐家惨遭灭门不说，当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柜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无奈隐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马桶里以躲追究。就这样，迷惑人们十五年的干隆时期“言论宽松”的烟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是干隆朝长达三十一年的两次

　　“文字狱高峰”（即“干隆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的”第一次“文字狱高峰”和“干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的”第二次“文

　　字狱高峰”），“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干隆，不仅有了在位六十三年的奇迹，更有创造有清一代乃至中国封建专制

　　史上文禁最严，文网最密的“文字狱高峰”之辉煌政绩，远远胜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其将“文字狱”对象由上层官

　　绅扩展到粗通文墨的下层平民（连精神病患者也不放过）的招术，其开创“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的“言论检查”制度。“古稀罪”案

　　又有道学先生尹嘉铨官至大理寺卿，其父尹会一是道学家。干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尹嘉铨已离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当年四月，干隆帝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尹嘉铨忽发老来疯，一心要参加接驾盛典。然而竟没有圣旨要传召他入觐，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到老爹尹会一，便草拟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要是皇帝恩准，不但博个孝子名声，还能乘机出风头，于是派儿子将请谥奏折送去，自己呆在家中。干隆帝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奏本，为父请谥，当即恼了。遂提起朱笔，批上：“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而尹嘉铨接着又送上一本，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干隆帝当即火冒三丈：“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承办官员绞尽脑汁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等罪名，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古稀罪”：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但干隆帝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杀。

　　干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年）生员吴英拦舆献策，则被凌迟处死。

　　干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年），李一《糊涂词》有语“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糊涂”。被河南登封人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为明，你不是谋反又是什么？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

　　干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年），发生了贺世盛笃国策案。湖南未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都没及第。他平时常替别人代写词状，又把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故事之类，拉杂地拼凑出一部《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城投献，以求贷得一官半职。因为这本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这就成了“妄议胡政”，贺世盛被判斩立决。

　　其他涉及“华夷”、“明”、“清”字句的文字狱俯拾皆是。

　　江西德兴的祝庭诤，为教儿孙读书，自编一本《续三字经》，被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书中对“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着，“难华夏”是华夏遭难，“遍地僧”是全部光头，虽说是说元朝，认为是影射当朝“明系隐寓诋清”。于是判祝庭诤开棺戮尸，十六岁以上子孙辈斩立决。

　　江苏兴化人李驎《虬蜂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句，被认为故意影射，定为叛逆大罪。

　　张缙严在给刘正宗诗稿作序中有一句“将明之才”等，皆被定为逆案。

　　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干隆帝对卓氏一家深恶痛绝，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判决如下：“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安徽歙县生员方国泰收藏的其祖方芬《涛浣亭诗集》内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干隆帝认为有反清复明之心，罗织成罪。

　　有个刘三元，本就疯癫，某日失口对人说：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这个疯子因此得罪被杀。

　　有些字句是专制帝王的专用品，如果不慎误用了这些字句，就是僭越犯上。

　　山西王尔扬为别人父亲作墓志铭，用“皇考”两字，这是习语，屈原《离骚》和欧阳修《泷冈阡表》内都称父为“皇考”，却被斥为“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属僭逆”。

　　江苏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不料“赦”字只能由皇帝使用，韦玉振被指责“乃敢竟用赦字，殊属狂妄”。

　　湖南监生黎大本为母亲做寿，祝寿文内有“女中尧舜”等字句，被斥为“拟不于伦，谬妄干分”，黎大本充军乌鲁木齐。

　　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曲解为做皇帝，程明諲“语言悖逆”，斩立决。

　　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换行抬写，因此获罪的，不可胜数。有一个河南人刘峨，编印《圣讳实录》一书出售，本来是为了告诉人们应当怎样避讳，所以把应避讳的清代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却被控大不敬，惨遭斩首。清代禁书真是五花八门，令人有望洋兴叹，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实在不知道统治者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了。凡是涉及明朝，比如明人的文集，明人的诗集，明代的历史，明代人物传记，被禁毁也不算出奇，但是许多为满清歌功颂德拍马奉承的书比如什么《大清典礼》《大清天定运数》，还有干隆的爹雍正的作品《大义觉迷录》以及曾祖父顺治的作品也在禁毁之列。更离奇的还是甚至连明人选编或者写过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比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都在名单上。

　　谁也没想到，１７３６年（干隆元年），２５岁的干隆皇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

　　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遗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违反封建法制的事，干隆皇

　　帝“从之”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这一“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暂时减缓了雍正后期疾剧蔓延的“文字狱”风。１７４１年（干隆六年）的“谢济世私注《

　　大学》案”，虽然为干隆亲自揭发，但没有依祖制上纲到“谋逆”政治问题，只说谢济世“迂”，只是将谢济世私注的

　　经书及书版一并烧毁，谢济世仍在湖南粮道官职上稳稳当当。如此放松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请宽妖言”，“大煞文字狱”，“禁挟仇诬告诗文”——可让文人秀才高兴透

　　了，纷纷上表称颂干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干隆宝，增寿考；干

　　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然而乐极必然生悲。１７５１年（干隆十六年），“文字狱”突然死灰复燃，一个空前残酷的“字祸”高潮突兀而起，七十

　　多起“文字狱”一个接一个连年“扑面而来”。“文字狱”“还乡”起于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

　　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干隆十五年（１７５０）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

　　谋，编造了一个指责干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意图借此制止干隆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干隆十六年六月

　　，“伪孙嘉淦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干隆帝发现了，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到当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逮获传抄伪奏稿犯二百八十余人，湖广、江西为数更多。十八年（１７５３）二月，干隆帝下令将所谓正犯卢

　　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斩决，草率结案。本来，两个地方官以“言官”孙嘉淦名义写个希望皇帝不要“劳民伤财南巡”的建言奏折，虽然有冒名之不当，但其心

　　意却是正直善良的，借用名臣孙嘉淦名义，无非是怕自己人微言轻，劝不动皇帝。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正说明此议

　　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哪知道，在处理“伪稿案”的一年又八个月中，干隆帝坐卧不安，疑神疑鬼，一

　　时怀疑伪稿是曾静、张熙余党所造，一时怀疑出自那些读书失志的文人之手，怀疑可能是被杀掉的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亲

　　友故旧流落怨望，造谣生事。面对突发的伪稿案，干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的暗潮在全国涌起

　　，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大政方针出了毛病。联想到在廷

　　讯时，张广泗曾供称：“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干隆深有感触，对臣下说：“朕闻之，深为抱愧。水懦而玩，亦朕所深戒！”干隆由此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

　　方针”，继承和发扬列祖列宗的严猛精神，降旨说：“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

　　力为整饬”。干隆创造性地提出，要提高“皇权专制”，就要对文化思想厉行统治；而将一切禁书统统烧毁，要比单个

　　打击一个个文人更快更彻底。干隆独创了借“搜集古今群书”而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查办禁书，欲将一切“反清文字”作

　　品的旧刻新编之作者、出版者、收藏者一网打尽。干隆时的文字狱，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不过，因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这万年历中把干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干隆帝短命，“罪大恶极，人人发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结果，将智天豹处死。

　　还有个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了一首颂扬清朝的诗，其中有“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这四句诗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其实，就象安能敬自己在审讯时所说，“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顶多是颂诗写得不好，哪里是什么讥讪诽谤呢？

　　再如著名学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叙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却向干隆帝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干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几遭陷害，因朝廷官员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

　　直到干隆末期，文字狱才较为放宽。这主要是清廷统治日益腐败，各族人民纷纷起义，清廷连镇压起义也来不及，顾不上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无中生有。如干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年），广西抄获回民经卷书籍，“语多悖逆荒唐”，照往例会严厉追查，治以重罪。但这时甘肃的回民起义刚刚镇压下去，清廷不敢因文字细故，再激起回民的反抗。所以干隆帝说“书内字句，大约鄙俚者多，不得竟指为狂悖。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若此等回教书籍，附会其词，苛求字句，甚非朕不为已甚之意。此事……竟可毋庸办理，嗣后各省督抚，遇有似此鄙俚书籍，俱不必查办”。显然，象这类案件，如果都要彻底查究的话，势必是案件山积，株连甚众，“将不胜其扰”。在各族人民拿起武器、纷起反抗的时候，清廷不得不稍稍收敛其淫威，对文字犯罪，也不得不从宽处理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嘉庆年间，文字狱的阴影仍笼罩着文坛，知识分子余悸尚存，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及“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

　　“康、雍、干”三朝的“文字狱”比较

　　今天的学者们仔细比较了“康、雍、干”三朝的“文字狱”，发现，三朝的文字狱虽有程度不同、方式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皆是“热衷于皇权专制”的封建专制王朝的产物。考之中国三千年封建历史，并非每朝每代都有残酷的“文

　　字狱”，汉唐封建盛世基本上没有大“文字狱”，宋代虽以苏东坡“乌台诗案”开了“文字狱”先河，不过是贬官三级

　　，下放黄州流放琼崖而已；直到明代衰弱的万历皇帝，才创造了“中国第一思想犯”——将只是“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

　　非”的李卓吾，以“敢倡乱道”、“妄言欺世”罪名拿下诏狱，逼其自刎。清朝是满清入侵中原，冒充正统以自居，对天下极尽压迫与变态。康熙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１１起，“文

　　字狱”多由“汉人互相攻讦”而起；而雍正则生性刻薄猜忌，虽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２０

　　多起，其中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干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

　　言”，假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创造了１３０多起酷刑“文字狱”

　　，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编辑本段］书籍的销毁和篡改

　　至于干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干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所“汉化”深者：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

　　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

　　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

明朝文字狱案例，明朝时文字狱的典型事例有哪些

明朝时文字狱的典型事例有哪些

明代的学校和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它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中。读书人为猎取功名，埋头于四书、五经，写空洞的八股文，一切有用的知识，概不留心。这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明初，士大夫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态度。一部分故元遗老和原张士诚的臣僚，对新王朝抱有敌对情绪。这些不肯俯首称臣的士大夫，有不少人被明太祖用杀、关、徒等刑法加以镇压。大部分地主文人虽归依了明朝，但明太祖对他们也不放心。这位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的皇帝，十分敏感，忌讳别人揭其老底，披阅奏章，动生猜疑。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替人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则”与“贼”同音，明太祖认为是骂他做过贼，一概处死。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读作“僧”，便被处死。诸如此类，等等。这种为维护赫赫皇权而深文周纳的文字狱，使许多知识分子无辜遭祸。补充：从朱元璋主观方面探析，朱元璋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在那个讲出身、讲正统、讲龙种的年代，他深以自己出身不合正统为耻辱，深以当过乞丐、和尚和土匪（贼军）为耻辱，在他内心深处，这是一个不能触及的心灵伤痛和自卑情结，朱对与自己出身完全不同的士大夫们既工作上依靠、心理上羡慕，但内心又想压制他们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加之朱生性猜疑，亘古少有。凡此种种，使得他冷酷、嗜杀，有虐待狂倾向。而贵为"天子"，又使得这种屠杀和伤害达到了超级女生“想唱就唱”般的"随心所欲"。有史书之述为佐证：“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朱元璋）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朱杀徐的理由自述得很清楚，生与僧同音，光就是秃头，则同贼音，讽刺我老朱当过和尚，剃过光头，还当过土匪，罪该当诛，于是乎，拖出去，一刀把脑袋砍掉了，真是谈笑间，文人首级殒落。补充：朱元璋幼时没读过多少书，这确是事实；但他虚心好学，好结交文士也是事实。及长，以自修和面授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学了不少知识，读了很多的书，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文化修养，以现情度之，亦能与在职研究生学历的人水平相当，因此在研究分析人家的文章时也颇有一套，比之如今的国语教师，可以说是自成风格。史书言其“深文纳周”，常常能从别人文章的细微处得些许收获，微言大义。从《皇明记略》中就可以看到明太祖在治学训诂方面的功绩。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澧州学正孟清作《贺冬表》中有“圣德作则”，“则”与“贼”同，被朱元璋视为骂太祖起兵当过贼，斩。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帝扉”被视为“帝非”，立斩。祥符县教谕贾翥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取法”同“取发”，太祖以为其讽刺当过和尚的那一段经历，斩之。台州训导林云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太祖分析出“法坤”与“发髡”同，“藻饰”与“早失”同，斩。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太祖经过泛读就得出“道”与“盗”同，立斩吴。状元张信训导王子，引用杜甫诗“舍下荀穿壁”出题，太祖精读中发现实为讥讽大明天朝，张被腰斩，从腰部砍断，施刑难度大于斩首。补充：不但大臣因文字横遭不测，就连藩国朝鲜也不能逃脱，《国初事迹》记载有：朝鲜国王李成桂朝贡大明王朝时所进表笺，朱元璋查悉有犯上字样，当即下令将进贡物品全部退回，责令检讨，并责成朝鲜方面交出撰写此文的郑总，对其问责。朝鲜朝野震惊，深为恐惧，旋将郑总引渡至南京，太祖亲自签发判决书，发配郑至云南劳改，仍然令辽东都司不得为高丽人签证，禁止高丽人入境，还搞了经济制裁，不许商客贸易。如果文字狱仅限于奏章也罢，朱元璋一次微服私访，深入基层，在一庙墙上看到题布袋佛的诗，诗云：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无妨。朱元璋先是泛读，复精读，诗里问题多多，这可犯了太祖之大忌也么歌。朱元璋气不打一处来，把这个寺庙的和尚诛了个精光。朱元璋本来虔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是敬重的，后来僧来复回国，行前作《谢恩诗》一首表示对朱的感谢，有“殊域及自惭，自惭无德颂陶唐”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这个和尚到死可能也没想到本是歌功颂德的诗，怎么到了朱元璋那里，就成了反诗，迷迷糊糊中就交了户口本。追问：还有吗？挺好的回答：洪武年间之所以在文字狱政策方面严酷到这一步，其实与朱元璋手下的文武大臣相互倾轧、争功邀宠有很大关系，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武将与文官们之间就有矛盾了，于是武将们就想出了一个新主意，集体上访至朱元璋那儿告文官们的御状。朱元璋这人其实挺精明的，一看那班一起打仗的战友来了，就知道是反映文官之事来了，他就说：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马上可以得天下，但治天下之事却是非用文人们不可的。武将一代表就上前说道：“陛下您说得很对，不过文人们是不能深信的，否则你被他们卖了还在帮他们点钱呀，例如张九四（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后来成为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敌手之一）一生就对这些文人好，给他们不错的待遇，三天两天的请他们大吃大喝，做了王爷后，要起个书（官）名，这些个文人们就给他起个士诚。”朱元璋一听，就说：“这名字好啊！很儒雅的嘛”。这个武将代表又走上前说：“不是这么回事，老张是上大当了的，《孟子》上有‘士，诚小人也’这一句吧？但也可以读作为‘士诚，小人也’（古时候文章是没有句读的，是由读书人来破句的）。骂老张是小人，他哪里想到这点呢？让人叫了一辈子的小人，到死都未曾明白，真是很可怜啊（作同情状，挤出两滴眼泪）！”朱元璋听了武将们的这次集体告状后，就去查《孟子》一书，果然是这样的。于是，对文人们开始留心起来，在阅读文章时力求认真仔细，务必在文章中找点弦外之音，查出点反对和讥讽朱元璋及他的大明王朝的意思来，立斩撰写者，以儆效尤。这里面既有他本人对文人及文字的恐惧成分，也有其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朱家天下的万分在里面了。 ^_~、.宀钡的感言：谢谢，好多哦！

明朝文字狱

自隋以降，文字狱之风渐盛。至明朝洪武年间，是文字狱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天下，皇位坐稳后，便屡兴文字狱，自洪武十七年始至洪武二十九年止，历时13年之久，欲究其兴文字狱的原由，窃以为应从明太祖主观世界和当时客观历史背景两方面来探析。

清代“文字狱”事例，越多越好

1所有描写鞑子（包括匈奴，契丹，女真等）不好的文字，不是删了，就是改了；

2所有描写汉人抗击异族英雄人物（冉闵等），事迹的文字，不是删了，就是改了； 3所有描写宋朝，明朝等和异族对抗时期的汉人皇朝的政权，皇室优秀的文字，不是删了，就是改了； 4包括以上内容的正史，野史，小说，话本，技术生产类书等（天工开物等）全部删改；技术类书籍里面有大量人物图画，里面有人物穿汉服，没辫子； 5关于军事技能方面的书籍（战例双方兵力对比，伤亡人数，获胜战术特点，相关兵器等），全都删改，防止汉人了解军事知识； 6满鞑子现在搞“金源文化”，要找回鞑子丢失的文化，笑话！还要来花汉人的钱，去找回摧毁汉人文化的鞑子垃圾！中华浩劫还没停！汉人什么时候把满鞑子文字狱毁掉的书籍找回来？！？！！？国家应该立项“找回文字狱被毁书籍”！！！

明朝文字狱和清朝文字狱有什么区别？

明朝文字狱只是朱元璋和朱棣偶尔搞一下。清朝文字狱是入关以来到嘉庆亲政150多年间的“基本国策”之一，上到皇帝下到平民大家一起搞。光乾隆时期就制造了130多起文字狱，之前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文字狱的两倍多。而乾隆之前的文字狱又大部分发生在清朝。

明朝的文字狱有什么危害？

希望对你有帮助：文字狱的兴发对于历史文化来说完全是毁灭性的浩劫，不仅使许多珍贵的书籍、作品遭到禁毁，戕害无数文化精英，而且使思想文化严重地被扭曲，出现畸形发展的后果。文字狱给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理造成极大的创伤。为了躲避“文祸”，他们不得不对现实采取逃避的态度，对社会现实不闻不问，对国家前途命运漠不关心，把治学的兴趣移向远离社会现实的学术领域，从故纸堆中寻求精神寄托。中国社会出现的这种封闭状态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又有文化上的原因，不能简单而论。就文化方面而言，封建统治者大肆推行惨烈的文字狱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历史上明朝的文字狱真的是写错一个字就要被处死吗？

文字狱是但凡有一个字涉及到敏感问题这个作者都难逃死刑的，而且明朝是历史上第一个会因为文字问题致死的朝代。

明代文字狱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李贽，李贽的这个案件的影响特别恶劣，因为李贽的案件基本与政治无关，没有涉及任何一个权贵，他只是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认为儒家思想实际上是愚民政策，他认为儒家提出来的至人之治不对，因此被学术竞争对手迫害。

然后从李贽开始，明朝的文人开始以政治手段迫害对手，曾经有人写匾额，因为"门"字少最后一勾，就被说是阻碍皇帝取贤纳士，然后因此被关进监狱，备受折磨后死亡。

除了以上两件事情以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也死在这场文字狱中，那就是明教五散人周颠，周颠在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就隐居了，他在他隐居的地方立下了一块碑，这块碑就是非常有名明太祖御制周颠仙人传，在文字狱开始之后，周颠当然也没有逃过，就因为他这块碑上面的文字，被竞争对手诬陷，然后就因为文字狱被杀了。

明朝的文字狱最坏的一点就是，很多真正有学识的人不敢去做官，读了一肚子的诗书，最后只能回去种田，如果有书要编撰，那么一旦编纂完，作者就会马上跑回家，甚至还有很多人写完书以后假死，选择用这种方式逃避文字狱。

明朝的文字狱直接影响了清朝的文字狱，而且这对文学是一种极大的伤害。

明朝曾经发生了哪些文字狱事件

明朝基本没有文字狱这种东西。相反，当时的文官以骂皇帝为荣，以博取清名。而皇帝因为害怕担上杀“忠言逆耳”之官的名声，对胡乱骂皇帝的官员也往往无能为力，最多责骂几句。而受到责骂的大臣往往以此为荣，以“忠臣”自许，并且大力将自己受责骂的事迹得意洋洋向别人夸耀，证明自己“犯颜直谏”。有某几任皇帝干脆不上朝来逃避，因为一上朝就要与大臣吵架。对大臣的过度纵容其实是明朝灭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哦，补充下，因为明朝的八股取仕，所以录取出来的文官往往只是一些读死书的人，真本事没有多少，博取清名的欲望却大的要命。面对实际问题时他们往往没有什么可行的应对之策，但是搞搞党派斗争搞内讧却都是一把好手。所以，我认为八股最终要了明朝的命。明朝(326)文字狱(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