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教育与科举制度废除探析

Posted 2023-01-05 国子监

篇首语：万事须己运，他得非我贤。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清代教育与科举制度废除探析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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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教育与科举制度废除探析

清代教育与科举制度废除探析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历经唐、宋、元、明、清。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历经１３００多年。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社会的进步，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等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登上历史政治舞台而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条件。因此，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清代学校

　　清代文献中的“学校”，是指各类国立教育机构。清代设有各类官学，京师设有国子监、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等。各省设有府学、州学、县学。除这些官学外，还有私人和地方社会创办的私塾、社学、义学和学院等教育机构。所有这些官办和非官办的教育机构，构成了我们现代汉语中广义的学校。

　　一、私塾、社学、义学。清代童子启蒙教育，除富人聘请家庭教师教授子弟外，公共教育机构为私塾。私塾为私人、宗族或地方社会所办，聘请儒生（一般为秀才或老童生）担任教师。私塾讲授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识字和启蒙教材，程度高的也选讲《四书》《五经》。社学和义学也属于启蒙教育机构，明初曾下令民间五十家设立一所社学，聘请教师以教育民间子弟。清初复令每乡设置社学一所，择聘文行优秀者充当社师，官府免除其差徭，并酌给薪水。义学一般为地方社会或急公好义人士集资创办，所以补社学之不足，专收孤儿和家境贫寒的生童入学。这些学生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称童生。

　　二、府学、州学、县学。这些都属于官学，由国家出资设立。童生经过考试合格入县学、州学、府学学习者称生员，又称庠生、茂才、博士弟子，俗称秀才。府、州、县学皆由朝廷设置正副学官。

　　三、国子监。清代在京师设立的国学称国子监，亦称太学，其监内肄业的学生统称国子监生，但实际上分为贡生与（狭义的）监生两类。“贡”者，贡于王庭之义，贡生即地方贡生员于朝廷。

　　贡生有五种。一是岁贡。岁贡生由各府、州、县学食饩十年后的廪生按资历深浅挨次升贡，其名额视各府州县学之大小而不等，或一年、二年一名，或三年、四年、五年乃至十年一名。二是恩贡。遇有国家庆典或登基颁布恩诏之年，以本年当出岁贡廪生出贡，称恩贡，次年再以各学廪生排在最前列者充当岁贡。三是拔贡。拔贡由各省学政对各学生员进行专门考试，选其优者充之，选拔最初无定期，干隆七年后定为每１２年进行一次。每届考试之年，由生员向自己所在的府、州、县学报名，经各学学官审查后申送本省学政参加考试。录取名额一般为每府学二名，每州、县学一名。四是优贡。优贡亦由各省学政考取，每三年一次，每省不过数人。五是副贡。清代乡试各省按正式录取举人名额的五分之一录取副榜，称副贡。以上五贡人员为正途出身，可以经礼部铨选做官，也可经考试入国子监读书（副贡不须考选）。除以上“五贡”之外还有所谓例贡，由生员和监生捐资取得。

　　监生有四种。一是恩监。由各官学生考取和以孔子及先贤之后裔的身份入监者称恩监。二是荫监。荫监分为恩荫和难荫。清代文官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俱准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这些人以及遇恩典特准入国子监者，称恩荫监生。此外京官外官三品以上不论满汉，三年任满后勤于王事死难者，准其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以及各州县正印官、佐贰官死于王事者，亦准荫其一子嗣入国子监学习，俱称难荫监生。三是优监。优监系指以附生身份入国子监学习者。四是例监。例监系指以俊秀（即没有任何功名的平民）捐资取得监生资格者。

　　国子监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书法，此外还可选修诸子和《十三经》《二十一史》。国子监生学习期间有大课、季考、月考等考试，以检验其成绩。在国子监肄业的人员，优者可按有关制度参加经廷试，任用为低级官员。由于国子监教学制度的废弛，监生并不务学，其名多为捐纳以参加乡试资格，为人们所轻视。

　　四、其他官学。清代以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什的本支子孙为宗室，俗称黄带子，以塔克什叔伯兄弟之子为觉罗，俗称红带子。清代在京师设有宗学，专收宗室子弟，设有觉罗学，专收觉罗子弟，两者皆隶属于宗人府。此外又设景山官学，选内务府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入学，设咸安宫官学，选内务府三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以及八旗俊秀入学。

　　五、书院。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元、明、清普遍设立。唐玄宗开元十一年置丽正书院，本为修书之所，而当时士人读书之地，也有称书院者，宋以后书院为讲学之所。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称湖南衡阳石鼓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庐白鹿洞书院和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为四大书院。

　　清代科举程序

　　清代士人在应科举以求功名的路上，要经过考取生员、考取举人和考取进士这三个步骤。每一过程都要经过多次考试。确言之，清代各种科举考试可以归入生员考试、举人考试和进士考试等三个系列。

　　清代的学政是中央派往各省管理教育和科举事务的官员，其制源于宋代。学政三年一任，逢子、卯、午、酉之年，八月简放，其基本任务有三：第一是主持“院试”，录取各府、州、县学的生员；第二是主持各地检验生员学业的“岁考”；第三是主持作为乡试预备考试的“科考”。学政系朝廷使节，不受督抚节制，地位很高。

　　一、生员（秀才）系列的考试。童生考取生员须经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考试：县试由州县官主持，日期多在二月。其程序是童生向本县衙署礼房报名，填写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殁、已仕、未仕之履历；出具同考五人互相保结或本县廪生的保结，保其身家清白，不属于优倡隶皂之子孙，以及没有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等情，然后方准应考。县试第一者称县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府试由知府、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日期多在四月。因故未参加县试者，可于府试前补试一场，亦可参加府试。第一场录取者即准应院试，府试第一名称府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院试由学政主持，各省学政在三年任期内两次巡回各地，称按临，主持生员的岁考和科考；与此同时，进行童生的院试。因故未参加府试以及县试、府试均未参加者，均可经补考后参加院试。

　　学政按临各地，除主持童生入学考试外，还负有整顿学风、检察生员品行和考察生员学业等责任。

　　二、举人系列的考试，即乡试。清代通过乡试选拔举人，是取古代“乡举”之义。“乡举”一语见于《周礼》，言乡大夫向朝廷推举贤能。明清士子通过乡试后，即取得“举人”永久功名，可按科无限期参加礼部会试。乡试时间和考试内容：清代乡试三年一科，称正科；遇皇帝万寿、登基等庆典增加一次，称恩科。乡试于八月举行，亦曰秋闱。顺治初年规定考试内容：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用八股文；第二场考论一篇，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顺天乡试的《四书》题和贴试诗题由皇帝钦命，其余考试内容由主考、同考官员命题，各省乡试均由主考命题。清代乡试考场设于顺天府和各省。顺天乡试亦称北闱，应考者有两部分人。一是为府、州县学的生员获得岁科考试及格者。直隶、奉天、热河等省区以及满蒙汉军的生员和贡生、监生；二是为各省的贡生、监生。各省乡试地点在省城，参考者为本省生员。清代乡试考场称贡院，据清末进士出身的商衍鎏先生《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记述：顺天贡院建在京师崇文门内东南角，大门前有一座“天开文运”的牌坊（其他与各省贡院基本相同）。各省贡院均建于省城东南，贡院大门上正中悬“贡院”墨字匾额，大门东、西建立两坊，分别书“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贡院大门外为东、西两座辕门，大门分中、左、右三门。进大门后为龙门，门内又平开四门，取《尚书·虞书》 “辟四门”以招贤俊之义。龙门直进为至公堂，是监临和外帘官的办公处所。在龙门和至公堂中间，有一楼高耸，名曰明远楼，居高临下，全闱内外形势一览无余。监临等官员可登楼眺望，稽察士子有无私相往来、执役人员有无代为传递之弊。至公堂再往后有一座飞虹桥，过桥即为内帘门。内帘的后部是正副主考和房官办公阅卷的场所。龙门、明远楼两侧是士子考试的号舍，号舍自南而北若干排，每排数十间乃至近百间，顺天和某些大省贡院的号舍总数可达万余间，中小省也有数千间。贡院四面围墙遍插荆棘，四角各有一楼。考试期间，贡院四周派军队分段驻守巡逻。乡试的场规：清代乡试场规极严，对士子夹带防范尤严，进场时进行严格搜检。为防止夹带，规定士子必须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皮衣不得有面，毡毯不得有里；禁止携带木柜木盒、双层板凳、装棉被褥；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须镂空，蜡台须空心通底，糕饼饽饽都要切开。严禁考官交通嘱托，贿卖关节，严禁士子与员役协同作弊，违禁者严处。１８５８年顺天乡试发生舞弊案，主考官、协办大学士被问斩，数十名官员、士子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严重处罚。清代乡试中额各省多寡不一，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干隆年间共取１２００余名。乡试正榜取中者称举人，此外每正榜五名取副榜一名，亦称副贡。放榜之期在九月，第一名称解元，顺天乡试的解元按例为直隶人。

　　三、进士系列的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进士”一词，指可以进授爵禄之人，至隋朝开始成为取士科目，后为历代沿用。清代举人中式后即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经会试、复试和殿试取中者，称进士。清代会试于春季在京师贡院举行，试期多在三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因由礼部主持，也称礼闱。会试每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年举行；遇乡试恩科，翌年之会试即为会试恩科，是年正科或提前或延后一年举行。会试考试、阅卷、场规和考试内容等基本同于乡试。会试四月放榜，中式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经会试取中的贡士，接着要参加复试。清初贡士本不进行复试，康熙五十一年因发生科场案，会试后进行了复试。雍正、干隆两朝，复试间行之，至嘉庆初始成为定制，地点在皇宫保和殿。复试考《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当日交卷。第二天派阅卷大臣评定成绩，分一、二、三等，列等者即准参加殿试；殿试于会试放榜一月后举行，干隆二十六年定四月廿一日举行，廿五日传胪（公布名次），著为定制。殿试最初在天安门外，顺治十四年改在皇宫太和殿东西阁阶下，干隆五十四年，又改太和殿在保和殿。殿试的内容为时务策一道，由读卷大臣拟出若干题，送皇帝钦定圈出，作为试题。殿试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四、武科考试。清代科举考试除文科外，还有武科，在紫禁城箭楼前广场举行。武科中童生考取生员的童试，其县试、府试略同于文科；其院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武科的童试分内外场，第一、二场为外场，考试马射、步射、硬弓刀石；第三场为内场，考理论知识。武科的乡试和会试也分为三场。会试后经复试、殿试，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名、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六名授蓝翎侍卫，其余以守备（绿营官职）在兵部注册选用。

　　五、制科。上述生员、举人、进士系列的考试，均为科举制度中的常科考试。除常科外，清代科举也有制科，或称制举，举行的次数很少。制科由皇帝在殿廷亲自进行。康熙十七年、干隆元年两次开博学鸿词科，令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举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均可应考。其试题为诗、赋、判等，成绩列在一、二等者俱授翰林官。除此之外，每逢皇帝登基之年令各地举孝廉方正、皇帝巡幸召试，也属于制科。

　　清代科举制度的废除

　　鸦片战争后，强大的中华民族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东亚病夫”，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风雨飘摇之中，迫切需要“经世应变”的科学技术人才、军事强国人才、经济振兴人才和政治改革人才。然而，以五经四书为内容的八股取士科举制度却日益脱离社会需要，不能适应时代潮流，以“世界五大发明”科举制度就走到了穷途末路。科举制度也试图改革注重时务以适应形势，光绪十四年（公元１８８８年）戊子科增加算学，照章录取１人。１９０１年清政府颁布上谕，命自第二年起在乡试会试中废止八股文。１９０５年９月，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

　　作者简介

　　王晓杰，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士、河南省博物馆学会会员、河南省古建筑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青年摄影家协会会员，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

　　曾获“南阳市十大杰出青年”、“南阳市青年科技奖”、“河南省十大文化新人”、“河南省十佳青年典范”等荣誉称号。已出版有《历代名人在内乡》、《七星揽胜》、《解读内乡古衙》、《古衙奇案选》、《内乡县衙楹联集锦》、《内乡县衙摄电视系列剧》、《宝天曼峡谷漂流摄电视系列剧》、《印象内乡》、《揭秘内乡县衙》等书。

从废除科举到抄袭日美，新式教育是否利大于弊

民国时期，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但是学校教育的这一进步并没有换来教育界的掌声，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片指责。在教育家盈盈不断地批评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学校教育存在着大量的弊病，由此引出创办社会教育的必然性。一些教育家认为教育应延长期限、扩大对象范围、迎合中国国情，这些主张恰恰就是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民国时期的教育制度并没有深入参考中国当时的国情制定，而是大多来源于日本与美国，一些教育界人士对这一点直言不讳。1931年，俞庆棠指出「 ”中国自从采取新教育以后，先仿日本，后学美国，均不适合国家的需要”。陈果夫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批评当时的学校教育制度道「 ”多抄袭欧美，未加融化，违背国情，不适需要”。黄问岐更是直言「 ”时而抄袭日本，时而模仿美国，近更诱人主张效法欧洲，凡此皆皮毛之谈而非根本办法”。持有类似态度的还有雷沛鸿等人，中国教育制度当时的抄袭问题被教育者批判的一无是处。民国教育家傅增湘除了抄袭的问题，当时的教育制度也严重缺乏创新，其精神还在延续科举时代的内核。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以「 ”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为根本目的，读书就是当时他们走上仕途的最重要道路。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孔子说过「 ”学也禄在其中矣”，「 ”书中自有黄金屋”更是明清时代读书人信奉的纲领。这一思想延续到了民初，虽国情大改但是思想却没有改变。教师依然默守陈规，没有创新，只把教学当做工作而已，学生则将读书作为升官发财的途径，进入学校之后就完全脱离其原先的生长环境。家长的想法更加现实，期望通过读书让自己的孩子光耀门楣光宗耀祖。蔡元培为当时的教育形式感到痛心，他多次批判当时的教育制度并未摆脱科举时代的精神。1920年，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说时说过「 ”现在教育不脱科举时代之精神”，半年后，在他的文章《对于学生的期望》中又提到「 ”吾国办学二十年，犹是从前之科举思想”。与他观点类似的还有梁启超，其实早在1917年梁启超就说过「 ”教育未脱科举余习”、「 ”形式上虽有采用新式教科书，而精神上仍志在猎官，是与科举尚无甚出入也”。彼时的教育制度下，学生一心走仕途，再无改变国家现状的理想。作为农业大国，学生却在这种教育制度下一心去往都市，远离农村。「 ”新式教育”在梁漱溟的观点中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一批一批地将农村人家子弟诱之驱之于都市而不返。又以我工商业之不发达，糜集于都市之人乃不得不假政治名义重剥农民以自养；乃不得不争夺其所剥削的地盘而酿发战祸。故新式教育于农村曾无所开益，而转促其枯落破坏。” 陶行知也感慨说：「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 雷沛鸿更是指出其现实的问题：「 ”中国民众的大多数虽散处于各处乡村，从未曾集中于都市，然而国内学校辄集中于城市所在地。至于城市以外之农村，则甚少有任何学校。惟其如是，学校在中国只成为政治上之一种装饰品，而未能有多大裨益于大多数民众”。这些教育家的观点足可以表明，当时的学校教育侧重城市化，对于农村并无增益。除了以上弊病，当时的学校教育还存在实用性的问题。学生学习只求功名不求实用，「 ”毕业即失业”。当时的教育家纷纷批判，教育只是换汤不换药，陶行知在1927年曾表示：「 ”卖尽力气，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老八股\'与民众生活无关，‘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当时的普通学校教育对于生产技术没有多大作用，而职业教育又不够发达，这就使得整个社会产生恐慌：学生的消费欲望增多，而生产能力又跟不上。1931年的苏州教育专家会以中有过这样的言论：「 ”近人恒言，普通教育愈发达，社会失业者愈众。虽因果关系，未必尽然。但毕业高级小学，不能升中学；毕业中学，不能升大学，一岁间无虑数十万。” 1932年11月，程天放批判说：「 ”大学毕业、中学毕业甚至小学毕业的学生，大多数都成为安坐而食的不生产分子。大家都往政界、教育界挤，挤不进去就失业。”1940年，董渭川说：「 ”办了四十年的学校教育，而大家感到一个严重的苦闷，就是辛苦培养出来一批一批的人才，离开了学校没有出路，毕业就是失业几乎成了一句格言。” 在国民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将整个教育界呈现出来的危机总结为「 ”六滥”、「 ”四恶”、「 ”三害”，也就是学校滥、办学之人滥、师资滥、教材滥、招生滥、升学滥。「 ”学校往往成为个人制造势力之工具，一恶也。蔡元培教员与学生，虽有天才，亦遭其戕贼，二恶也。不能养成一般青年与物质之欲望，三恶也。为社会增加分利失业之徒，为国家斫丧民族托命之根，四恶也。”所造成的结果就是「 ”三害”：「 ”一曰害个人，二曰害社会，三曰害国家。”1929年，当时任教育次长的马叙伦引用了这一结论，从而使得这些结论得以传遍全国，一时之间，学问界无人不知。这一情况到了1933年也没有得到改观，教育家陈礼江对当时的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非常气愤，他认为当时的教育制度下，不仅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好的影响，更是滋生了许多弊端。新式教育用的教材、教学方法脱离了当时的中国国情，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盲目地模仿别国不能给当时社会带来积极影响，只会使得学生羨慕国外的物质生活，而忽略了本身受教育的意义。他指出，在当时的教育之下，学生只是嘴上喊着支持国货，然而实际上却对洋货有着异常地热情。对西洋的过分追捧使得学生迷恋都市生活，再也不愿意返回到乡村。在学生之中也形成了不正常的生态链，混得好的，大学生教中学，中学生教小学；如果混得不好，那就找不到工作，成为社会流民，国家的负担。这种畸形的现象虽然不完全是新式教育的结果，但是与其推广也不无关系。新式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直到1949年还在继续受批判，董渭川在当时就指出学校教育「 ”一是不适合本国的情形，二是与生活不想干，三是在儿童、青年的身心上吃不消，时间不经济，四是贵族平民分道扬镳而造成些半身不遂的人，五是造成些洋化的士大夫。” 在那段时期，新式教育被批判地一无是处，虽然有些教育家的抨击过于激烈，观点也显得极端，甚至将当时的政治混乱、民众贫困等原因全都归结到新式教育的罪过上来，这些观点当然是有待商榷的。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当时的新式教育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效，这一点恐怕无人反驳。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首先就是教育形式上没有创新，完全照搬外国的。当时日本与普鲁士大兴教育，国家得到大力发展，国人看到这种先例，便决定效仿他们。要知道，他们采用这种教育形式，是因为其国情适合，而当时的中国却恰恰相反，直接照搬的结果就是妄图社会向教育形式靠拢，这显然是不科学的。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没有地方接受，学生在学校中接受了教育，步入社会却成了无用之人，久而久之必然形成民族自卑心理。学校中学到的技能在中国成为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这些学生自然也就成为社会的寄生虫，本来是追求进步而兴办的学校教育就此被淡化光彩。民族自卑心不能说人人都有，但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其形成原因不完全是新式教育的结果，但是新式教育也没有在遏制其发展的态势上起到良性的作用。自信心的丧失使得学生的心态日渐堕落，对国外的推崇也与日俱增。教育领域洋化严重，从课本到教学方法统统西化，使得学生乃至教师对世界各国的相关知识均了如指掌，唯独对于本国知之甚少。其实当时学校教育存在弊病，其根本原因应当归结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同样的教育制度能够在日本及欧美适用，是因为当时他们处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充裕的条件办学。而在我们国家则没有这样的条件，强邻环伺，军阀割据，工商业落后，社会仍靠农业支撑。传统的私塾与书院等办学模式虽然也有弊端，但是适用于农业社会，而新式教育中的学费就称为最大的问题，一般家庭的子弟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高等教育，贫苦家庭就被受教育的机会拒之门外了。此时正是需要政府介入，但是当时国家用于小学与大学投入的比重，竟达到了1:200之多，然而欧洲各国均没有超过1:10的。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完全忽视了广大民众的教育问题，而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集中在了少数人手里。而且高等院校也集中建立在几个大都市，这就使得弊端更加严重，形势发展愈加畸形。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来自教育界的各种抨击，而推行社会教育也迫在眉睫，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