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经典谣言的传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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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须知少年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一条经典谣言的传播路径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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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经典谣言的传播路径
公元1722年12月20日,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康熙已病入膏肓,在他弥留之际,召集了八阿哥允祀等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到龙榻前。注意,这里没有四阿哥胤禛。据官方消息称,康熙传下口谕:「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继皇帝位……」当天傍晚,康熙驾崩,没能再活五百年。
国不可一日无君,随后赶来的四阿哥胤禛在兄弟、大臣们的哭求下,「勉为其难」地登上了天子宝座,这就是雍正皇帝。
以上就是正史中记载的四爷胤禛入继大统的版本。且慢,这并非唯一版本。
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前后数十年,自皇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黜后,兄弟们更是明枪暗箭地斗了十年。到头来,大家看着四爷君临天下,心里很不痛快,只能造点谣言,给新君找点晦气。
于是民间有了另外的版本——四爷勾结大臣,将遗诏上原本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如此一来,四爷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真命天子,变成了篡改遗诏,抢夺皇位的乱臣贼子。
雍正篡位或许是古往今来关于皇帝继位最著名、最具有悬疑性、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条「谣言」。这条充满了离奇内容的传说,如同长出了翅膀,不翼而飞,雍正皇帝在位时已经搞得街知巷闻,满城风雨,以至于雍正皇帝要亲自主编一部《大义觉迷录》对种种谣言一一批驳。
但是谣言没有止于「真相」,雍正公布了文章开头的权威说法后,谣言反而传播得更加厉害,以至家喻户晓。即使在今时今日,号称「康熙遗诏原本」诏书公开展出后,依旧没法消除这流传了几百年的「谣言」。
谣言总是含有信息性、未知性、重要性、传播性四大特征。
美国社会学家纳普搜集了1942年间1000条战争谣言进行分析,得出了谣言的三点特性——信息性、传播性、未知性。美国学者奥尔波特又在《谣言心理学》中总结出重要性、含糊性两点。
如果我们将这两项研究合并,就会发现未知性和含糊性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都是指某些内容无法得到证实,以至信息残缺,充满未知。
归纳起来,一条谣言的形成需要四个要素——信息性、未知性、重要性、传播性。这在雍正篡位的案例中,一一验证。
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写了一本书《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这个书名很好地诠释了谣言的信息性特征。对于皇帝更替这个重要事件,雍正篡位正好是一种信息,包含了神秘的皇权如何移交,雍正与康熙、十四阿哥允禵、隆科多等人间的恩怨关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政治八卦。
在信息性的要素中,还有一点关键——信息的某种真实性。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说,一个谣言想让人相信,必须有一个「真实的核心」。也就是说,即使是谣言,它的信息也要有一部分是真的。
阿哥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几条篡位说法,都抓住了一点——康熙晚年看重允禵,让他在西北建功立业,就是为传位做准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时关于胤禛篡位的谣言,都和十四阿哥有关了。民间盛传,康熙病重时,皇十四子允禵率兵在青海打仗。康熙为传皇位,急召允禵回京,但这份圣旨被隆科多扣留了下来。隆科多矫诏,让外甥胤禛来到康熙榻前,成为皇位继承者。
另外还有两个谣言传播甚广,一是说康熙遗诏原本是「传位十四子」,但被篡改成「传位于四子」;二是说雍正端来一碗人参汤,康熙吃完后就驾崩了。随后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儿子允禵,雍正不让,太后就在铁柱上撞死了。
斯坦福大学的柴普·希斯教授说:「大脑的构造机能决定了我们更容易记住具体、感性的信息,而不是抽像的内容。」因此信息越多的谣言,越容易被传播。
对于谣言「未知性」的要素,奥尔波特又分析了三点原因:
首先,缺少新闻或新闻太粗略。大清朝当时一没有新闻媒体跟踪报道,二没有政府的信息公开。对皇帝换届这样的重大事件,老百姓只能知道一个结果:老皇上康熙龙驭归天,四阿哥承继大统。然后呢?没了。
其次,对于百姓而言,他们得到的信息绝对是矛盾的。康熙晚年看重十四子允禵,封他做抚远大将军,使用亲王规格的正黄旗纛,对外称「大将军王」,如御驾亲征。让允禵在青海建功立业,这在老百姓看来,无疑是康熙爷为传位做准备,让十四爷做了没有名分的储君。谁知最后当皇帝的不是十四爷,而是四爷。那时要是有地下赌局,估计大多数人都要输得倾家荡产。
当年宫廷政治都属于暗箱操作,不像现在的英国王室,一举一动都处在镁光灯下。通过戏曲、小说了解历史的人们,想像中的即位故事一定惊心动魄,即使没有隋炀帝那样的弑父情节,怎么也要有点宋太祖「斧声烛影」的离奇。所以普通老百姓极易相信改诏篡位的传说。
雍正在发布了辟谣性质的《大义觉迷录》后,老百姓会凭生活经验,下一个「解释就是掩饰」的判断。他们嘴上为皇上鸣不平,心里其实早就信了惊心动魄的篡位故事。
事实证明,雍正的辟谣举措是失败的。他不知道现代传播学研究,相信辟谣和相信谣言遵循的是同一逻辑,只有当辟谣的人身份绝对权威,对事件有足够透明度,且人们都愿意相信时,辟谣行为才能有效。
大清朝廷作为一个非民选政府,任何决策都是极其封闭的,因而即使雍正贵为皇帝,他的话同样缺少公信力。
最后,某些紧张情绪也会使人们不相信事实。雍正对兄弟们不怎么好是事实,一即位就召同母弟弟允禵回京,先让他去给先皇守陵,没几年就给软禁了。
八爷党下场更惨,八阿哥允祀、九阿哥允禟分别被改名为「阿其那」和「塞思黑」。这两个满语词的确切含义已不得而知,大概是讨厌的狗、令人厌恶的猪之类,后来都被折磨至死。传说中参与了篡位密谋的年羹尧、隆科多也惨死狱中,被民间看做是杀人灭口。
美国社会学家希布塔尼曾有一个解释谣言的经典公式,即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在当时的中国,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碰上一个最模糊的状况,得到的自然是一个最大的谣言。
皇帝是天下之主,国家的一切运行都是以皇帝为核心的,没有什么事情比最高统治权的更迭更重要。在没有选举的年代,老百姓只能期望出一位仁慈的好皇帝,能轻徭薄赋,能勤俭节约,能不折腾。那时每逢皇帝换届,想必人们都会默默祷告,要出一个唐太宗,而不是商纣王!
尤其康熙当了六十多年的天子,一生中除鳌拜、平三藩,扫平准噶尔、大胜雅克萨,建立了前无古人的文治武功,他会选谁来接班?康熙的儿子又太多,成年的就有二十几个,如果站一排,肯定让人眼花缭乱。
大清皇帝的即位问题,不仅国内老百姓很关心,中国的传统友邦朝鲜也密切关注。《李朝实录》的说法是,康熙病重时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藩属关注宗主国没有问题,只是他们这句话让另一个谣言传了好几百年,那就是康熙属意弘历,所以才传位胤禛。
民间也知道,康熙为立储伤透了脑筋,两次废黜太子,皇子们各自结党,皇长子党、四爷党和八爷党在朝中各有一批势力,互不相让,最后胤禛完胜。围观的官员与群众,显然都急于了解新皇帝即位的内幕。
雍正篡位谣言有了以上几点做铺垫,还怕没有传播性吗?尤其是在雍正推动下,掀起《大义觉迷录》的全民阅读热后,原本少数人私下里说说的事情,读书人一下都知道,很快不识字的老百姓也从地方士绅那里,听说了皇位继承的各种疑点。
人有分享的欲望,很多时候,我们讲政治八卦,不见得自己相信,其实就是出于一种「我知道,你不知道」的炫耀心理。大家都想炫耀,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雍正篡位就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的必备话题。
雍正不管是作为一个皇子,还是作为一个皇帝,都算得上成功了。
如果说他一生做了什么蠢事的话,那就是让《大义觉迷录》成了畅销书。本来大家说起来心惊胆战的事,一下成了人人能说,不说反而是不学习「中央精神」的行为了。
于是这条本属皇家私密的谣言,得到了正当的传播渠道,妇孺皆知了。
谣言迎合了恐惧、猎奇、希望和仇恨四种心态。
奥尔波特在《谣言心理学》中总结了谣言迎合大众的四种心理状态:恐惧、猎奇、希望和仇恨。在雍正篡位的谣言中,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的是仇恨和猎奇。
四爷党取得了政治斗争的胜利,十三爷允祥、田文镜、张廷玉一批大臣成了显贵。原本八爷党的成员,即使没有革职查办,也都从此升迁无望,他们对雍正肯定心怀怨恨,知道了新皇帝的丑闻,也就不管真假见人就说,使篡位谣言先是在京师官员圈子里流传,很快就又扩散到了各地。
在这个谣言样本中,那些被发配到边疆的八爷死党,对新皇帝肯定恨得直咬牙。在所经的地方,对任何人都大讲雍正谋朝篡位的故事。老百姓一则出于猎奇的心理,二则对说话人身份的信服——宫中人的说法不会是空穴来风。
老百姓虽然对谁接班当皇帝这件事很关心,但是毕竟不管谁当皇帝,自己都要种地、纳税。失意皇子们散布的雍正篡位谣言,到了老百姓耳朵里,其实就是一个传奇故事,就像戏台上《狸猫换太子》的现实版。到了20世纪初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里,帮胤禛改诏书的就成了江湖侠客。
还有人参照秦始皇和吕不韦的传说,说年羹尧和胤禛母亲私通,生下胤禛。后来就是年羹尧修改遗诏,让私生子当了皇帝。雍正要掩盖丑闻,一不做二不休,杀了本是亲生父亲的年羹尧。这恰好说明,编谣言的人如果依据已有传说,更能增加谣言可信度。谣言传到后来已经和八阿哥、曾静说的大不一样了。这些谣言一直传到今天,成了清宫影视剧的绝好题材。
关于康熙选胤禛即位,还有一种谣言——康熙让老四当皇帝,为了是以后让弘历接班。仅就辟谣这一点上来看,乾隆比他老父雍正,确实聪明多了。
乾隆一上台,就把流行多年的畅销书《大义觉迷录》给禁了——这种宣扬宫廷丑事的东西,本来就不该出!被雍正宽恕的曾静、张熙也和他们「精神导师」吕留良一样治罪,被凌迟处死。
雍正篡位的谣言就此结束了吗?当然没有。民间很快又有了新的理解:看来雍正爷的辩解不能让大家心服,所以乾隆爷干脆不辩解了。
雍正篡位谣言的传播路线
雍正继位后,逐渐打击了八弟、十四弟的小集团,巩固了皇位。他知道民间有关于他篡位的谣言,而且已经在部分地区造成不好的影响,打击了他即位的合法性。但苦于没有机会出来澄清,雍正一时间也只好忍着。
从曾静的一封信追查谣言源头
直到雍正六年,一个名叫张熙的书生将一封书信交到了川陕总督岳钟琪手中。岳钟琪是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人,当时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岳钟琪身上的谣言也不少,说他要为汉人报仇,说雍正猜忌他、要夺他兵权。某些书呆子一听就乐了,这显然切合了他们心底的「希望」。张熙是湖南秀才曾静的学生,为老师投书的目的只有一个:策反岳钟琪。
曾静书信里最狠的一招是把矛头指向了雍正,列举皇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项大罪。岳钟琪看了书信后,当即惊出一身冷汗。他一面紧急审问张熙,一面以密折飞报雍正。雍正很重视,将涉案人犯全部押往京师。
曾静供称,他知道的这些事情,都是听来的。如康熙病重时,皇十四子允禵率兵在青海打仗。康熙为传皇位,急召允禵回京,但这份圣旨被隆科多扣留了下来。隆科多矫诏,让外甥胤禛来到康熙榻前,成为皇位继承者。
此外,还听算命先生陈帝西说了其他一些谣言。算命先生当然要知道得比别人多些,不然怎么唬人?陈帝西这种人平时就是「包打听」,然后在各个饭局上吹牛皮,属于典型的谣言集散者。
源头最终追溯到八爷党的门人
陈帝西很快归案,他早就记不得自己听谁说的了,想了半天才招供:「我曾偶遇四个从北京王府去广东出差的旗人,他们在凉亭休息时说起皇上篡位的事情。」雍正再一查,那几年发配广西的犯人中,也有大多是八阿哥允祀、九阿哥允禟等人家中的奴仆。
各省巡抚撒网访查,终于获得了线索。耿精忠之孙耿六格说,他被发配在今黑龙江依兰时,在十阿哥允我的奴才八宝家,听八阿哥允祀的两个心腹太监说到两件事,一是「十」字改为「于」字,十四爷变成四爷;二是雍正弑父杀母。
「三藩余孽」耿六格和八爷党成员们一道,在所经的地方,不管是对差役,还是对路上的老百姓,都大呼: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把一个惊天秘密告诉你们,好让你们向别人传说。「雍正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大讲雍正谋朝篡位的故事。
在猎奇心理、说话人身份,以及对失败者的同情交织之下,百姓们对篡位的谣言一下就信了五六分。
一个谣言链就这样清晰地展现在了雍正君臣面前,不过曾静听信谣言的原因和那些村民有所不同,竟和八阿哥造谣的初衷不谋而合:希望借此推翻雍正。
志愿军到底多少女兵被俘 军史6大谣言真相曝光
网络的普及为人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巨大便利,同时也带众多不良和虚假信息的传播。网络中有关军事和历史问题的虚假传言,长期以来也为数甚多,且以讹传讹、一用再用,导致不少人信以为真。为向广大读者澄清谬误,笔者特地针对近年来流传甚广的一些不实传言来说明真相。
国民党政府在西藏有过“驻军”吗?
近年一些重要网站上多次发出过题为“驻西藏的国民党军”的照片,有些人就此炒作,其实这是张冠李戴编造出的标题。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1911年清王朝崩溃时西藏分裂势力在英印当局支持发动暴乱宣称“独立”,将清朝驻藏的5000余名川军解除武装并通过印度驱逐回内地。
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一直不承认其所谓“独立”,坚持认为西藏是“五族共和”的民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还算体现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不过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的其他政府乃至国民党政府都因忙于内战,从来没有向西藏派遣过军队驻扎以行使主权。
只是1940年十四世达赖作为灵童在青海被选定要入藏时,重庆国民政府指定青海军阀马步芳派出一个营护送其从西宁去拉萨,随即返回。网站上所发的身着国民党军装而以藏区为背景的部队照片,是驻在四川西部康区(当年为西康省)的国民党川军第24军刘文辉部,该部也从来没有派兵越过金沙江进入西藏。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人民解放军便开始了进行雪域高原大进军,翌年进入拉萨,这才真正使西藏重新回到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怀抱。
出兵抗美援朝“影响”了台湾问题解决吗?
近年不少网站上的文章谈及1950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得失时,认为这“影响了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错误认识主要是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因果关系所致,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人故意混淆视听以图以否定抗美援朝战争。
看一下历史进程的顺序便可知道,远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前的四个月,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便发表声明派兵入朝参战,并宣布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以“阻止对台湾的攻击”。当天,第七舰队的军舰便从日本驶入台湾海峡,美军第13航空队随即也进驻台岛基地,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还于7月间访问台湾同蒋介石达成“共同防御”协定。后来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称,当时他连天在夜间“祈祷中共军队能渡海攻台”,这样便可用美国的飞机军舰歼灭那些木船。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也非常清楚,解放军几乎没有可使用的海空作战力量,在美国强大海空军拦堵下用木船渡海攻台湾是根本不可能的。
周恩来后来曾对此解释说,美国在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战略方向上对中国形成威胁,可选择来进行较量的三个战场中只有在朝鲜最为有利,因为在此最有利于发挥中国军队的陆战优势。同年10月19日,鉴于台湾问题已无法解决,美军又逼近中朝边境,新中国的军队才以“志愿军”的名义正式入朝参战,10月25日正式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了解历史进程人都能清楚看到,不是出兵抗美援朝战争“影响了台湾问题解决”,恰恰是美国阻止新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出兵朝鲜。至于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内战是否影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呢?以前国内外曾有很多人对此持肯定观点。
不过1983年美国政府关于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解密后,研究者从中可看到美国出兵台湾的计划从1949年起便开始讨论,远东美军司令部和五角大楼积极主张干预,国务院则认为这可能把中共推向苏联一边,杜鲁门总统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决定采取“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1950年2月毛泽东在访苏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军政首脑认为离间中苏已不可能,4月间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发出的第68号文件便确定要干预台湾,远东美军也积极进行出兵准备,只等待一个借口。
1950年6月25日朝鲜北方同南方爆发了内战,美军马上利用这一原本与台湾无关的事出兵台海。有些人认为朝鲜战争(并不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使台湾“绝处逢生”,从表面看虽是如此,若是细读美国解密的档案却能发现,中苏结盟后不论朝鲜是否爆发内战,美军阻止解放军攻台的态度已确定下来。冷战时代铸成的战略格局,特别是美国对新中国的敌意,才造成了台湾问题在当时无法解决。
西沙海战时蒋介石是否“协助”过大陆?
从90年代以后,国内一些小报和文学作品叙述1974年1月西沙反击战时,曾以小说式笔法说蒋介石得知解放军舰只穿越台湾海峡时下令“放行”。近年网上一些文章不仅引用此传言,还为美化蒋介石越写越玄,甚至还有“护航”、“供应”和“打开航标灯”等离奇细节。
真实的历史事实是,1974年解放军海军同南越海军发生西沙海战时,因南海舰队力量不足,从东海舰队调几艘舰通过台湾海峡南下,途中未遭国民党军拦截,却并非台湾当局故意“放行”。1965年八六海战和崇武以东海战后,台方海军因遭痛击已不再向解放军海军主动攻击,解放军也不主动打击对方,大陆的舰船在台湾海峡的活动未受拦截已成多年惯例,至于“护航”“供应”等说纯属向壁虚构,“打开航标灯”是属违反航海常识的胡编。了解台海地理的人都知道,海峡宽度最窄处也有130多公里,而并非狭窄水道,在如此宽阔的航道打开岸边“航标灯”,船上的人谁看得见?
如果看一下1974年1月西沙反击战时的国际战略背景,恰恰可看出当时蒋介石仍同侵犯中国西沙群岛的南越政权站在一边。南越当局从1956年起便开始侵占中国的西沙和南沙岛屿,而从50年代后期起台湾当局就同美国、韩国一起援助南越政权,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在西贡派驻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并和参战的空运人员,由蒋介石欣赏的将领胡琏长年以“大使”身份在那里主持并向南越军提供“剿共”经验。
1973年春美国从南越撤军后,台湾军事顾问团仍留西贡,此后两年间继续向其提供军事援助。1975年4月南越政权遭越南人民军总攻而崩溃时,台湾军事顾问团才最后撤离,西贡政权末代“总统”阮文绍因怨恨被美国抛弃,选择了台北作为逃亡后的栖身地,以显示感激之情。这些史实,在当年是关心国际时事的人所共知的。说蒋介石在大陆与南越政权发生冲突时“协助”大陆,这岂不是因别有用心而颠倒历史的谬谈?岂不是在有意欺骗那些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中青年人?
中印边界反击战时中国军队是否进入了印度境内?
近些年来网站的文章谈及1962年的中印边界反击战时,在宣扬胜利时使用了不少夸张描述,甚至说中国军队已经深入对方境内纵深,逼近某主要城市等。其实仔细看一下国内出版中印边界反击战的战史及地图,以及看一下国外负责任的书籍便可知道,当时中国军队进行的反击战在东西两段进行,西段反击只拔除了印军跨境建立的43个据点,东段的反击虽越过了原先的“实际控制线”前进了百公里左右,也没有越过中国地图上标明的边界线即“传统习惯线”。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的规模是很有限的,中国军队动用兵力只有四个师4万多人(根据当时的后勤能力和边境恶劣的自然条件,也不可能大量调兵),歼敌不到万人,对印度这样一个大国给予了一定的教训,使其后来不敢再进犯便达到了战略目的,中方并未想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
在反击战期间,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深入印境,反击成功后乘胜即收,很快又撤回到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之内(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后勤能力决定了这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至于反击战的主战场东段距离新德里有千公里之遥,也根本不在一个战略方向,对那些荒诞无稽的传言,只要看看相关的严肃的历史书和地图便可知其错谬。
中国在抗美援朝和南疆反击战中有多少女兵被俘?
近年一些网站的贴文中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绘声绘色地描写抗美援朝和1979年南疆作战有多少“被俘女兵”,并大篇幅地描述所谓悲惨细节。真实的史实却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只有一名女兵成为战俘,即1951年第五次战役期间被俘的第180师护士杨玉华。美军因感到对单个的中国女俘不便关押,便将其送入朝鲜人民军女战俘的战俘营。1953年停战后,杨玉华被遣返时在板门店交换场地展示了自己在战俘营中缝制的国旗,受到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的当面慰问。
在1979年南疆反击作战中,中国军队没有任何女兵被俘,被俘的240人全系男性。在那场作战的阵亡军人中也只有一名女军人,系在汽车上遭伏击中弹牺牲。至于网上的诸多炒作和描写,都纯属子虚乌有,从某种意义上还反映出编造者的一种不健康心理。
中国军队有“文职将军”吗?
网站上提到解放军近年授衔的将军时,有些人将一些从事文艺、科技工作的文职人员称为“文职将军”,甚至还把某些人具体地说成什么“文职少将”。事实上,中国军队的军语和衔级中根本没有“文职将军”,军队报纸上对此也专门有过澄清,未注意到这一点的网友仍相信或沿用这种不正确的称呼。
解放军和武警中的文职人员(包括演艺人员)只有专业技术级别,而没有军衔。社会上一些人误将他们中间某些级别高的人称为“文职将军”,主要源于2001年2月军队四总部提高高级专家待遇规定中对服饰的更改。根据这一待遇规定,文职专业技术三级以上的人员的军装帽饰改金黄色,肩章加将军松枝叶,由此从外观看有点像已授军衔的少将(若看将星还是有重大区别)。这些人享受的待遇,也相当于军级干部,甚至在收入方面更高些。
军队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演艺人员)得到较高级别待遇,发给的军装上有些饰物变化,体现了中央军委对他们的关怀,却并非授予“将军”这一有很高军事荣誉的军衔。类似情况在地方部门也有很多,例如一些高级专家和演员也享有相当于部长、副部长乃至更高的待遇,却不能根据“官本位”的观念和待遇级别将他们称为“部长级专家”、“副部级演员”,社会上和网站上对“文职将军”这一流传甚广的错误称呼自然也应予以纠正。
网络上谈到军事和历史问题时,错误的传言可谓不胜枚举。例如近年网站上转载的一些长篇的战史文章,有许多是从胡编乱造的“地摊书”和一些人为谋利杜撰出的所谓“纪实”、“实录”中抄来,在许多问题上误导了读者。再如一些讲述抗日战争史的网贴,也大量引用当年国民党政权和台湾方面夸大吹嘘的虚假资料。在如今的信息社会中,出现这类混淆视听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对待方式应是及时揭露其谬并说明真相,这才是对读者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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