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立宪的羊头是多么重要

Posted 2023-01-05 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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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立宪的羊头是多么重要

晚清民国立宪的羊头是多么重要

　　19世纪下半叶，陆续有零星的清国士人注意到“立宪”，但最初仅限于那些不走寻常路的士人，比如在科举上浅藏辄止的王韬和郑观应。他们在通商口岸和传教士、商人打交道，不再把“番邦”视为茹毛饮血之国。早在19世纪60年代，王韬就曾远赴“番邦”英国，注意到“君民共治”的制度。

　　经过三波冲击，“立宪”终于被广泛接受。

　　第一波发生在第一代清国驻外使节身上。这些使节最初曾把“番邦”视为化外之国，等到远涉重洋身临其境，与王韬一样，发现“番邦”更接近中国士人推举的“三代”。为什么会这样？立宪是很重要的原因。清国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讲述了日本立宪的过程，强调官民共同受治于法律的重要性。（“朕亲裁之立宪政体，盖谓仿泰西制，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治于法律中也。”）很久很久以后，使节再到英国，只是看到了经济发展“失调”、政治体制“失灵”、社会融合机制“失效”、思想道德“失范”，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第二波是在戊戌时期。虽然光绪在宣布咸与维新的《明定国是诏》中未曾提及立宪，但是与“智囊”们讨论过立宪的可能性，最后考虑到国情等因素，决定暂缓。

　　第三波是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这场发生在清国境内的战争，以日本战胜俄国而告终。当时举国上下竟像自己战胜一样，认为“立宪战胜专制”，“立宪”一词从此被广泛接受，不仅是朝廷上下的共识，也在朝野内外达成一致。可以这样说，自此以后，虽然既得利益者常常不愿被关进立宪的笼子，找遍各种理由推脱，但是公开否定立宪者微乎其微。

　　日俄战争之后立宪进程加快：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立宪；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留日的曹汝霖曾应邀为慈禧和光绪讲立宪，光绪临终前阅读的书目中更是不乏立宪类著作。

　　后来的历史往往放大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区别，认为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但是两者是否有如此之大的区别，非常值得存疑。两者的区别，君主立宪主张保留君主，但君主的权力要被虚置；民主共和主张直接废除君主。虽然在君主存废上存在分歧，但是在立宪上，双方具有共识。

　　关于晚清新政，存在很大争议。过去认为是假改革，所以产生革命；后来发现改革力度不小，转而批评革命派太激进。但是，这又无法解释为何立宪派纷纷转向革命派，如果新政让人满意，温和派为何成了激进派？晚清新政并非一成不变，1908年是重要的分水岭。那一年，慈禧和光绪先后去世，摄政王载沣取而代之，但他并无政治和行政才能，时时“进一步，退两步”，促使立宪派和革命派合二为一。立宪派逐渐放弃“告别革命”的想法，开始接受革命的选项。从观念上说，正是立宪和革命合二为一，导致了辛亥革命。

　　1912年民主共和之后，再回到君主制几无可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结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袁世凯、张勋虽有否定民主的勇气，却不敢否定立宪。他们即使有“帝王梦”，也不会公开声称回到君主专制时代，而是以君主立宪为号召。虽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被视为倒退，但无论如何，他们不愿意成为否定“立宪”的历史罪人。

　　袁世凯称帝采取了君主立宪的形式，即“洪宪”，在“新皇室规范”里规定亲王、郡王“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等等。支持他的杨度写过一篇文章《君宪救国论》，论证“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非君主不足以立宪”固然难以成立，“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却值得三思。即使张勋“复辟”，也是以君主立宪为号召。康有为为溥仪拟定的复位上谕，表示“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

　　袁世凯、张勋所推行的所谓君主立宪，能不能做到英国的“虚君”，是可以存疑的，他们可能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公开否定立宪如何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宪的羊头是多么重要。后来国民党建立党国体制，通过“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把自己定位为训政的保姆，但同样不会公开否定立宪。因为谁都知道，谁公开否定立宪，谁就是在自掘坟墓。

晚清预备立宪为何匆匆落幕

晚清时期，迫于内外交困的不利形势，清廷突然宣布预备立宪。一时间，国人失望已久的晦暗情绪霎那间被希望点燃。大家翘首以盼，热切关注着这场关乎国家未来乃至个人命运的不同寻常的改革。

为表诚意，清廷把欲行改良的事体按先后列出一份清单，重点有中央与地方的官制改革、司法改革，比如中央成立资政院，地方成立咨议局，议员由民众投票产生，允许一部分条件成熟的地方实行自治，司法独立等等，按年以及先后秩序逐步推行。清政府这次立宪运动虽有外力逼迫的因素，但其自身亦不乏诚意，可以说是为了顺应历史潮流与汹涌民意，抑或是借改良自救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立宪的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犹如《水浒传》中三十六天罡与七十二地煞被洪太尉一起释放了出来，局面竟至无法收拾。事情完全朝着朝廷意愿与大众希翼相反的方向走去，预备立宪竟然预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立宪比庚子新政走得更远，是一场要动真格、力度更大、更为迅猛的改革的伊始。其实，翻阅各种史料后获知清廷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有极其深刻的内因与外因，可谓内外一起发力倒逼庙堂自我革新产生的难得向好局面。从外部环境看，东西列强强烈要求清廷改革，在《辛亥条约》签署前的谈判中，各国公使都表达了这种意愿，希望清政府励精图治，自内而外进行一场彻底改革，回归到人类文明的轨迹中来。此刻，清廷早已被洋人收拾得服服帖帖，多次交锋，文的武的都不是对手，比枪炮比民主比仁义比道德全不是个。只能俯首帖耳，唯洋人马首是瞻。已沦为洋人朝廷的大清，只能看洋人脸色行事，洋大人发话只能照办。不过，站在千千万万大清草根百姓尤其是知识精英们的角度看，预备立宪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人们热切期待改革，其迫切之情可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904年在东三省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日俄战争，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强盗居然在别国的地盘上大打出手，目的是抢夺东北的实际控制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无力干预，竟无耻宣布中立，悠然作壁上观。此战以日胜俄败告终，东邻岛国日本，一直被泱泱大清视作蕞尔小邦、弹丸之地，此战居然以弱胜强击败强大的沙皇俄国，东北因此易主。当年甲午惨败，早已引发大清朝野震动;如今这弹丸之国再次击败地跨欧亚的熊霸俄国，清廷不得不惊叹日本经民治维新后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并艳羡立宪之魅力与奇效，由此自上而下反思自身腐朽落后的专制体制积弊。一些位高权重的开明官员认为，日本完胜沙俄与其说是军事的胜利，不如说是机制改良的胜利，简而言之就是宪政战胜了专制。以此类推，大清长期积贫积弱的原因在于自身老朽的封建专制，沿袭数千年之久的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万千权贵为皇帝一人所豢养，万般利益都在其中，天下为家早成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因此，除旧布新、学习近邻日本成了朝野大多数人的共识。朝廷广大中高级官吏、各驻外使节纷纷上书要求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效法日本，力倡新政。

与朝廷自我改良的迫切形成鲜明地比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则极力鼓吹排满革命，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在粤桂等省沿海、沿边各地频频发动武装暴动。这些满脑子革命狂热、只相信用武力推翻满清的人士出发点是好的，却从未或根本不屑于反思日本立宪后所带来的社会活力与民众焕发出的生命张力，或许也未想过中国长期落后挨打也是因循守旧、官本位、崇拜威权、愚弄、禁锢民间思想所致，机制不改，用暴力把满人赶走又怎样？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拗偏激，加上清廷预备立宪先天不足，总之，历史没有给大清这座庞大的破船漏屋一次自我改良、自我救赎的绝佳机会。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5年）清廷派遣思想比较开明的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别国的先进政治。第二年六月，五大臣归国。载泽、端方在呈上的考察报告中力主推行立宪，说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清、内乱可弭等三大好处，慈禧阅后颇为心动，不禁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并与载泽等彻夜长谈。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七月，清廷正式对外宣布预备立宪，上谕云：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中国政令积久相沿，日处阽危（危险），受患迫切，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不可。上谕还给出效法西洋、东洋宪政的底线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似乎与日本民治维新后的权力格局有几分类似，唯一不同的是，日本的皇权是虚，而大清是为皇位永固。回望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清廷预备立宪或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无疑是古往今来唯一一次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举措，值得点赞。回望历史，西门豹、商鞅、王莽、王安石发起的历次变法，哪一次不是为了加强皇权，哪一次又和民众有一丝一毫关系？只有这次立宪和普罗大众利益息息相关，中国首次和选票制如此接近。改革愿景很好，顺应了历史潮流与天意民心，但具体实施时间，怎么改，从哪里入手，上谕里没有宣布。这只是一个宏大的构想，可早可迟，可疾可缓，主动权全操纵在朝廷抑或是叶赫那拉氏一人之手。

在中国这片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灾难深重的广袤土地上，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易事。鲁迅曾说过：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可见改革之难。围绕着立宪与否，大清官员立刻分出两个旗帜鲜明的阵营，一派力挺，一派反对。改革，说白了就是一次权力以及利益的再分配。俗话说在权力与金钱上，没有人是君子，官员们在现实利益面前再也无法保持淡定心理与中庸之道，更无法保持沉默而不全力相争。新晋权贵袁世凯紧抓立宪这面大旗，公开表示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为行新法当以死力相争。貌似开明的袁世凯开出的具体改革方案是裁撤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归并其他政府机关，成立责任内阁。设立总理大臣一名，协理大臣两名。袁世凯毛遂自荐求协理大臣一席，总理大臣则非实权派庆亲王奕聊属。袁世凯的提议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已具现代政治之雏形，但提议一出，立马招致满蒙亲贵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一贯排斥歧视汉人的铁良与袁世凯在朝堂上激烈争吵，声言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非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铁良的盟友为数不少，和他一个鼻孔出气的铁杆粉丝有保守愚昧的荣庆等达官贵人，这些人抱成一团，力阻新政。这些因循守旧、闭目塞听之人认为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极力抗拒新政。载泽奏铁良有意阻挠立宪，在慈禧的呵责下，铁良才有所收敛。庙堂之上訾议汹汹：有保守派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全面更张，宜缓不宜急;有人议论道，内阁不如军机处，容易滋生大权独揽、唯我独尊的权臣;有的干脆反对立宪，甚至赤膊上阵，对朝廷正式颁布的预备立宪给予公开抵制。一时间，双方唇枪舌战不休，吵吵嚷嚷不止，谁也说服不了谁，直弄得庙堂之上人心惶惶，各类或真或假、来历不明的小道消息满天飞。宗室王公听说立宪后不准他们参政，于是结伙成天到慈禧面前哭诉，这些平素养尊处优的皇亲贵戚们如苍蝇般整日嗡嗡聒噪个不停，被弄得心神不宁、寝食难安、烦躁难忍的慈禧说：让我如此为难，还不如跳湖去死。

经过一段时间明里暗里的激烈博弈与相互妥协，差点夭折的立宪改革终于磕磕绊绊的定案：内阁、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保留。共设十一个部：吏部、度支（财政）、陆军部、法务部、学政部、民政部、外务部、礼部、邮传部、农工商部、理藩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清廷宣布，满汉不分畛域，不问出身，能者上，庸者下，其实明眼人还是能看出明显满人占优。文献记载，11个部尚书中，7个满人，5位汉人，一位蒙人。外交、度支（财政）、陆军等要害部门均由满族人全权掌控。这次改革，在机构设置上有很大进步，职能部门几乎减少了一半，机构瘦身，能防止衙门间相互推诿、相互扯皮，政府机关责任渐重，效率有望提高;各职能部门专业化程度有所提升，更精更专，行政与司法开始渐渐分离，相互之间可以制约、监督。但许多人认为，清政府不愿做虚君，换个名目继续大权独揽，如此立宪步子还是小了，而且朝廷有厚此薄彼、借机敛权之嫌，立即引起舆论的激烈批评。有报刊社论写道：唯汲汲于中央集权为秘计，且各部集权皆可从缓，独兵政与财政两部一若唯恐稍纵即逝者。上海《申报》更是直言不讳地指责官制改革乃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

双方足足争吵了好长一段时间，其实，非议才刚刚开始。立宪是民主政治，没有争议才怪。所谓民主政治是多数人都能参与国家的管理，都有监督质疑的权利。不再是全国民众用一人的头脑来思考，不再是只有皇上一人的声音，其他的人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而可以忽略不计，不再是只有一人有权拍板，别人都被他蛮横代表了。立宪运动的精神领袖、文胆梁启超发表了大量鞭辟入里的雄文，他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目标直刺那些恋权如命、畏首畏尾、叶公好龙式的满蒙亲贵。梁启超独立潮头，一呼百应，清廷再次感觉到来自各方的舆论压力。接着清廷又颁布了一些细则，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预定将要筹备设立资政院、审计院，其余的将依次设立，但原有的满蒙大吏，其职位大都保留，不过换个称谓而已。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嘶吼着爱国救亡的呐喊冲破了清廷严禁集会、结社、办报的制度藩篱，许多有识之人组织了强学会、保国会等七、八十个民间组织、社团，创办了一大批具有现代理念的报刊杂志，大力宣扬强国富民、救亡图存之道，一直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中国民间数千年来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戊戌变法失败后，各种团体被强行解散，报刊也星罗凋零，越来越少，中国社会又归于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阴郁之中。

立宪谕旨颁布后，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许多宣扬立宪、科普新知的团体。上海、广东等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均成立了宪政研究会，有些甚至成立了地方自治研究会，人们迫不及待地投身到这一历史洪流中来，这些团体宣传立宪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为组织立宪献言献策，和清廷预备立宪的初衷并无实际冲突，朝廷又怎么能阻止呢？

后来成为辛亥元老的杨度主办的《中国时报》力主召开国会，并围绕着国会这个主题，大做文章。杨度等睿智之士认为，中国长期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僵化的专制政体和不负责任的政府，由此引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只有成立并召开国会，把专制政体化茧为宪政体制，把不负责任的政府促逼成负责任政府，愈加衰朽不堪的国势才有可能浴火重生、重现生机。速开国会，必须民众力争才行，假若民众不据理力争，没有哪个政府愿开国会让别人监督自己的。杨度的具体做法就是广泛征集各界签名，力促首鼠两端、患得患失的清廷速下决心组建国会、广纳民意、推行新政。在杨度的倡导下，各界人士纷纷签名，他的倡议也得到各省拥实权开明督抚们的积极响应，官民遥相呼应，尤其是地方实力派大佬的倾情加入，弄得清廷压力山大，十分被动。

已经没有威信的清廷，只要一颁布任何条律，人们就会用立宪作为天枰来衡量。既然立法权已被广泛质疑，就很难用所谓法律条令来大逞专制淫威了。数千年不容质疑的皇权首次被人们广泛蔑视、质疑、揶揄，朝廷终于尝到被民众监督的滋味了。其实，假若一个政府很稳固、很自信，就不怕别人监督、批评，也不怕有人挖墙脚、搞乱子，身正不怕影子歪嘛。可一贯视民如寇仇，长期与民为敌，对民不仁不义，自认家即天下，天下即家（慈禧名言）的清政府何曾有此自信呢？它的稳固建立在所有的舆论要看皇帝眼色行事，所有的喉舌只能发出一种声音，让万民因恐惧而噤口。具体就是把所有的媒体都严密控制起来只发出一种声音，但天下亿万苍生悠悠之口能全部封住吗？清末一季，各种版本的顺口溜、童谣、流言蜚语、真假难辨的谣言此起彼伏，禁得住吗？

迫于压力，清廷终于放开了一道口子。立宪会议得以大开，各省纷纷选举议员组成省议会、市议会、县议会，民主之制似乎呼之欲出，水到渠成。清廷预备立宪虽是形势所逼，但凭心而论，也是一步步走将去，并无走回头路的迹象，只是万分恋栈手中权力，除此之外其它都可以谈。倘若假以时日，宪政基础夯实，民主蔚然成风，爱新觉罗氏自愿妥协，成为享有一定权利的虚君也不是不可期待之事。但激进的革命党人早已按捺不住，他们不相信满清权要有此诚心，更不信其有此动力。第二批宪政考察团刚离开京城，一到天津站就被极度排满的党人吴樾扔了炸弹，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绍英身受重伤，吴樾也是三名死者之一。和以前不同的是，当时的报刊几乎一边倒的同情考察团的遭遇，纷纷发文谴责党人这种不顾后果的暗杀恐怖活动，认为五大臣再次出洋考察是学习国外先进政治经验，是关系到中国之前途、国民之未来的大事，凡稍有爱国心的人都应该支持，而不是暴力吓阻，希望清廷不畏艰险，不惧流血，奋勇前行。但被爆炸声吓破了胆的清政府却畏畏缩缩，想裹足不前，主张不能急就，只宜缓行。

三位受伤大臣中，绍英伤势最重，一直在洋人办的医院里治疗养伤。有人在报上撰文讥讽他，说他借口养伤，实际上在借机逃避，不准备出去考察了。绍英听后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从绍英的话里可以看出，清廷内部的开明大臣对立宪是有殷殷厚望，并不惜性命、着力践行的，只可惜有些人不愿给予时间，想用瞬间之暴力解决千年之沉疴，实在有些操之过及，一声巨响，丧失了一次和平、理性改良弊制的大好时机，殊为可惜。接着又发生数起满洲大员遇刺事件，五千余年来所仅见的大好历史机遇就这样被革命党的暴力手段扼杀在摇篮里了。

在此期间，各地发生了民众请愿风潮，诸省纷派代表赴京，利用各自渠道拜访满蒙亲贵，代表们剖肝沥胆，泣血陈情。本已决心力推新政的朝廷似被吴樾那颗炸弹炸掉了魂，态度一下子变得模棱两可起来。慈禧肯定了代表们的爱国热忱与忧民之心，但婉拒速开国会的请求。之后朝廷数次以国家幅员辽阔、财政困难、民智未开、地方灾荒不断、外有列强虎视眈眈、资政院正在筹备即将开府办公为由搪塞乃至公开拒绝了各省代表杜鹃泣血般的乞请。文献记载，以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的18省督抚、将领联合上书恳请速开国会并成立内阁，出乎意料的是，挂牌剪彩不久的资政院先行通过此议案，民众又重燃希望。各省议员、民众纷纷赴京请愿，一时间，民意汹涌，声势浩大。请愿活动声音动静虽大，但值得一提的是，都是在和平理性的氛围中进行的，并无出格戾行。各省封疆大吏与民众踊跃签名，仅奉天一省就征集到30余万人的签名。在来自庙堂内、江湖中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作出让步，宣布提前三年召开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