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清朝时期的“以夷制夷” ?

Posted 2023-01-05 列强

篇首语：家资是何物，积帙列梁梠。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何谓清朝时期的“以夷制夷” ?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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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清朝时期的“以夷制夷” ?

清朝的“以夷制夷”应该是通过由“美国”来制衡世界其他想入侵中国的列强国家...节录一段文章...您参考看看...

早在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和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对于西方各国对华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已经有规定。但是这些条约数十年之后，先是俄国侵占中国十分之一的国土，随后是日本企图占领辽东半岛等地，欧洲列强法国，德国和英国同时华争夺取势力范围。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在华实施，由于各国都不能够干扰和干预别国在华既定利益，该政策针对包括苏联，日本内部的欧洲各国列强而言，形成了一个列强之间相互钳制的机制，为中国维持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多边贸易局面。

面对列强在中国贸易口岸的涌入和争夺抢，清政府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但是由于“国”微言轻，连杰出的清朝外交第一把交椅李鸿章也在与列强斡旋中屡屡恰恰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国一律平等条件与中国贸易往来，从而消除了这些国家在中国贸易问题上各自为政，瓜分中国的先决条件，可谓“歪打正着”，，客观上一级的的正是列强之间相互制衡，即所谓的“以夷制夷”的作用。除了“以夷制夷”，而且是“夷”者主动约法三章自我限定。公认的是美国的实力，美国的公正，美国的友好，实现对列强的相对，这正是衰弱的大清可遇不可求的。除非垂帘听政者不省世事，否则必定在深宫重帷幕后掩嘴窃喜。

唐朝历史羁縻政策以夷制夷两宋历次联夷外交概要及其得失

宋代立国三百多年，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中国历史上重要朝代之一。但就国势而论，则自太宗伐辽失败，宋朝即显露武力不振的弱点。加以契丹之外，西夏、女真、蒙古，相继兴起，与宋人竞逐东亚大陆。宋人以积弱之势，为经略外敌或御戎图存，讲求外交，遂成重要国政，其得失影响于国运兴衰者，亦特别巨大。而宋人外交，基于传统经验，联夷攻夷或以夷制夷显然仍是主要策略。本文内容，主要就在介绍两宋历次联夷外交的概要，并对其得失略加评讲。

壹、联夷攻辽与歧沟关之役

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渊源甚早。从汉初北伐匈奴失败，中原农业社会感到对抗塞北游牧民族不易，为制驭戎狄，发展国势，便萌生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方策。两汉时期，为对付匈奴，经略西域，固己广泛采行分化，联夷，徙胡守塞及使用胡兵等策略。到了唐朝，由于突厥强大，唐室也曾使用分而制之的方法，卒予解决。其后吐蕃入寇，唐室甚至借用回纥之兵，以为应付。可见以夷制夷的政策，在以中原农业社会政权为主体的中国，早己有其传统经验。

汉唐的以夷制夷之论因匈奴、突厥强大而起，相似的，宋代的联夷外交亦展开于太宗攻辽受挫以后。

宋代建国之初，继承后周世宗雄略遗绪的太祖太宗兄弟对于重振华夏声咸，拓展国势，原是颇具自信的。所以太祖得位不久，即曾与宰相赵普商议，谋复燕云，但因趟普力持谨慎，宋代的联夷外交与国运加以反对，方始暂罢。转而先从削平割据着手。及太宗继统，南方悉定，宋廷的注意又转而北向。太平兴国四年（公元九七九年）正月，太宗已不顾北汉与契丹的从属关系，表示「太原我必取之」，并告诉契丹使节，：「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辽史景案本纪）可见宋廷在出征太原之际。实乃心雄气锐，不但对灭取北汉满怀自信，就是击败契丹，恢复燕云也己在计划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宋人当然还不会考虑到采用借助外力的联夷策略。

太宗亲征太原，虽顺利攻灭北汉，并乘胜伐辽，围攻燕京：不幸高梁河一战，被辽将耶律休哥所败，宋军大溃，辽军追击，太宗流矢伤足，乘驴车走免。丧失军械、粮馈不可胜计。

至此宋人对辽作战信心已受到严重打击。郎分臣僚纷劝太宗改采守势，左拾遗张齐贤更从儒家观点，提出安民养德之说，认为「广推恩于天下之民」、「民既安利，则远人敛衽而至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但太宗志切复仇，主战者不堪契丹连番入寇’亦建言速取幽蓟。故宋廷仍积极筹议再举。而对契丹战力既怀戒惧，连络东北诸部，共同对付契丹，以增加胜算的联夷攻辽外交遂告展开。渤海亡后的残余势力则首先成为宋人争取的对象。

渤海与契丹本为宿仇，在辽太祖阿保机灭渤海后，其残余势力仍不断反抗。辽太宗时，介入中原政局，注意力转移；继立的世宗’穆宗则不恤政事，在此有利环境的培养下，渤海残部势力更得滋长，成为契丹的隐患。

太平兴国四年，太宗攻幽州时，曾有渤海酋帅大鸾河等三百余骑来投，宋廷对东北的情况大获了解，高梁河之后既败，为布署对辽再度用兵，即设法连络。太平兴国六年，赐乌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诏，约「尽出族帐，佑予兵锋，俟其剪灭，沛然封赏，幽蓟土宇复归中原，朔汉之外，悉以相与。」同年另一渤海残部定安国亦托女真贡使附表来上，表示「契丹恃其强暴’入寇境土，攻破城砦，俘略人民」。故愿「受天朝之密画’率胜兵而助讨，必欲报敌，不敢违命」。太宗特答以诏书，重申前旨，合力攻辽。（宋史.渤海国传）

乌舍据学者考证，即辽史所称兀惹，地在今牡丹江上流。

定安国位置则在今鸭绿江中游及佟佳江流域。他们皆渤海亡后之残余势力，不甘契丹长期役属，愿与宋合作抗辽，宋廷亦把握这种情势，图藉敌忾同仇之心，动以爵赏裂土之利，联合对辽作战，期能分散契丹军力，—举克敌。

公元十世纪后期的东北亚，除渤海残部之外，还有女真、高丽两大势力。当时的女真为部族分立的状态，分布于今松花江以东，长白山及鸭绿江一带，为取得物资，五代时已通中原，宋太祖建国以后，更频频入贡，沿鸭绿江与辽东半岛海岸渡渤海到登州，进行贸易：以马匹、毛皮交换绢、茶与工艺品。其后随着宋朝对马匹需要的增加，这种越海贸易规模也日趋扩大。所以，基于经济的需求，女真与宋朝发展成亲密的关系，而宋朝不但于此获得马匹的补充，并且也透过女真的协助，取得与定安、乌舍等部的连系。

高丽方面，由于契丹灭其同种之国渤海，威胁其北境，又曾遣使后百济，谋共图高丽，故高丽王廷对契丹素无好感，政治态度也一向亲附中原。赵宋建国，即迅速遣使入贡，建立关系。太宗继立，由于经略北方，更主动加强对高丽的连络。以高丽的立场而论，与宋接近，既可输入进步之文物，又可藉北宋之力，牵制契丹、女真。在这种互利的基础下，太宗时期，宋丽关系特别紧密，双方信使往还，封赠通贡，无年无之。而宋朝对高丽加意笼络，当然就是希望在宋辽抗争中，高丽能发挥牵制作用，甚而必要时能发展为共同对辽作战的军事合作。

宋廷为大举伐辽，除外交部署之外，军事上亦于边郡广屯重兵，「只俟严冬，即申天讨」。甚至契丹方面也获有「宋多聚粮边境」，「主将如五台山」的边报。似乎东北亚一场国际大战已迫于眉睫。（辽史.圣宗本纪）但此后数年，定安、乌舍可能忌惮契丹强大，不愿率先挑起战争，所以并无军事行动之消息。宋方亦以连年兵战，议者多请息民。独立进攻更无制胜把握，于是二度伐辽之役，遂告暂罢。

宋朝联合渤海残部夹攻契丹的军事订划虽未即实现，但西元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契丹已面对一种不利的国际情势。渤海残部、女真、鬲丽皆与北宋联通，甚至可能正在酝酿一场联合攻辽的国际军事行动。因此，不论为化解遭受围攻的危机，或维持北亚霸权的帝国声威，及时采取措施，突破孤立情势，已是契丹当局迫切的课题。当时契丹的对策显然是采取强力军事进攻，藉以迅速粉粹反辽联盟。而东北诸部中，鸭绿江女真不但卖马于宋，且位于乌舍、定安两部与宋通路的中途，同时又是契丹进入而丽的必经要冲，如将其制服，既可切断宋朝重要马源，阻绝渤海残部与宋人之连络，又可打开经略高丽的大门。因此，鸭绿江女真成为契丹首先攻打的对象。

大平兴国八年（公元九八三年，辽圣宗统和元年），辽廷以征高丽为名，检视兵马。十月，命宣徽使耶律阿没里等将兵东讨，次年二月，阿没里奏报「讨女真捷」。四月，全军凯旋，阿没里获授政事令。经过此次用兵，契丹势力遂达鸭绿江中下游一带，而且出入高丽之路己通。故略经休息，辽廷又于雍熙二年（九八五〉七月下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

。但以天气尚暑，辽泽沮洳，远道行军不便，乃命耶律斜轸为帅，于九月间，兴师攻打鸭绿江上游的定安国。次年正月，斜轸凯旋，掳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及其它物资。至此，不但经略高丽之路已通，就是可能来自渤海残部的侧面威胁也已清除。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雍熙三年正月），宋太宗一面遣使命高丽出兵攻辽，一面命大将曹彬、米信、潘美等分路进兵。

宋人第二次伐辽战争爆发了。

宋大宗二次攻辽。一般皆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史的记载，认为是辽景宗去世，辽圣宗年幼继位，母后当政，宠幸用事，因而宋朝乘机北伐。（见长编卷二十七，宋史卷二五八）但景宗之崩，在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宋廷若要把握契丹国君新丧，嗣主年幼，政情不稳的用兵良机，则北伐行动早应展开，何以又拖延三年余，至雍熙三年（九八六）始告后动。而且辽景宗崩逝不久。宋太宗还下令边州「各务守境力田，无得兰出边关，侵扰族帐及夺略畜产」，「违者重论其罪」。（长编卷二十三）完全是避兔生事的和守态度。相对的，契丹方面，主政的太后则选贤任能，注重刑狱，劝谋农桑，政情平稳，也无可乘之衅。另外，史载此次宋廷北伐决定颇为仓促：

初议兴兵，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长编卷二十八）

一日之内，召商枢密六次。且不与宰相计议，显示事机紧急。

因此，宋太宗第二次攻辽，不进军于辽圣宗继位之初，却拖延数年，在契丹积极经略东方，反击亲宋势力之际方始发动，并且还通知遭受契丹威胁的高丽共同进攻，这显然说明时机的选择是着眼于契丹军力分散，以及联夷外交下高丽的同仇敌忾，而不是契丹主少，母后专政。所以才为了把握戎机，匆促命将出师。

宋太宗经数年外交部署，虽因契丹主动反击亲宋势力而获得北伐良机，不幸歧沟关一役，仍为契丹所败。此后辽军乘胜，频频深入寇扰，河北大受摧残，太宗深为追悔，曾面告大臣，「卿等共视朕，自今复作如此事否。」（长编卷二十八）因此，歧沟关一战可说打垮了宋人对辽作战的信念，不得不改采守势，联夷攻辽的政策，恢复燕云的大计，皆告搁置。后来高丽遭辽攻打，遣使请宋出兵伐辽，宋朝也加以拒绝了。

由于歧沟关之败，北宋联夷攻辽以复燕云的策略目标是落空了。推究其因，当然宋军缺乏临敌制胜的战力要负主要责任。其次，渤海残部与女真的力量薄弱，禁不起契丹打击，以及高丽敷衍观望，不能发挥牵制合击的效果，也有关系。但契丹在连续用兵东方之际，仍能迅速将主力转移，应付宋人的进攻，而且保持充沛的战力与高昂的士气，似乎更是整个策略成败的关键。据辽史记载，经过一场寒冬征战，讨平定安国及附近女真的契丹东征军，甫于二月中旬还军归朝，而三月初，宋军已三路入境。辽廷即「诏趣东北兵马，以为应援」。耶律休哥得此后援，乃转守为攻。破宋军于拒马河，又败之于歧沟关。

耶律斜轸则驰赴山西，克复诸州，并亲自设伏，陈擒骁将杨继业。继业号无敌，攻据云、朔数州，及其败死，宋诸州宋将皆弃城遁。影响不可谓不巨。（辽史卷十一）契丹具有如此优越的机动力与持久战斗力，难怪能成为当时威霸北亚的超强。宋军既乏临战制敌之力，遂至功亏一篑，所谋无成。对辽政策也转而弃战谋和。终有澶渊之盟的订立。但由于燕云未复，「北虏」的威胁，也就成为北宋挥之不去的阴影了。

贰、联番制夏与德明就抚

北宋到太宗时期，不但伐辽失败，造成重大国防问题。另外在西北也因企图吞并西夏不成，引起边防严重困扰。西夏可以说是唐末藩镇割据的残余。唐僖宗中和元年（八八一），黄巢攻据长安。陕北党项羌酋拓拔思恭助唐讨贼有功，被命为定难军节度使，统有陕北数州，后长安克复，唐室封思恭为夏国公，赐姓李，此即西夏的起源。西夏割据陕北，历时百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九八O），西夏由李继捧继统，但宗族不服。时宋已削平诸国，割据势力惟余西夏李氏，如能加以撤藩，和平统一，自为宋廷所愿。加以伐辽新败，若得夏人献土，亦可补声威之挫。所以太宗在太平兴国七年，遣专使征召继捧入朝，遂并其所领五州之地。但西夏部族本非汉种，割据政权有其种族特性。故李继捧入朝献地，其族弟李继迁即纠合棠羽，连络族众，以兴复为号召。西北边患遂起。

李继迁叛后，请降契丹，辽圣宗妻以公主，声势渐振，宋廷则以北鄙不宁，甚至有岐沟关之败，无法专力对夏，终太宗之世，剿抚无效，边扰日甚。

至道三年（九九七），宋太宗去世，真宗即位，为解决西北并扰的困局，朝臣弭兵之论大起。对西夏问题也一意用抚，以期收拾边局。故真宗初立，即遣使谕李继迁，依其要求，授为定难军节度使，尽予李氏旧有五州之地，复赐姓名，期弭边患。但继迁声势骤涨之后，野心更大，已不以恢复故土为满足，咸平元年（九九八），边警后起，麟、府、鄜、延等陕北州郡频频告警。甚至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粮运断绝，陷入孤危。时河北边警未解，于是在西北交困的难局之下，宋廷不得不又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进行联吐蕃以制西夏。

吐蕃在唐朝中叶盛极一时，唐室饱受威胁，至唐末衰落，五代时期已微弱不足道，其东方部族以凉州（甘肃武威）、鄯州（青海宁夏）为中心，散居甘青一带，各成部落，不相统属。至北宋初年，情况犹然，而当时宋廷经营方向首在统一内部，避免生惹边事，且需要吐蕃马匹以供战备，故对吐蕃专以恩抚羁縻为策。而蕃族亦以卖马为利，倾心于宋。淳化年间（九九O一九九四），宋太宗曾遣丁惟清往凉州市马，因蕃族之请，遂留知凉州府事。宋廷亦授凉州六谷蕃酋折甫喻龙波为保顺郎将。宋朝与凉州吐蕃的关系大为增进。到了太宗末年，由于继迁势力日大，威逼吐蕃，劫扰宋蕃马匹交易，宋蕃以利害一致，故双方即从经济为主的友好关系进一步酝酿为共同对夏的军事联盟。

至道二年（九九六），宋朝出兵攻讨李继迁，吐蕃折平族已上言部落为继迁所侵，愿会兵灵州，以备讨击，太宗当时尚有自信对付西夏，故仅「赐币以答之」，及宋师进讨无功，真宗即位，归还西夏五州，反而导致西夏势张，边患更为严重，于是笼络吐蕃以弱西夏，遂成宋廷西北边防政策重心。咸平四年（一OO一），久遭继迁围困的灵州情势危急。宋廷弃守难决。这时吐蕃回鹘皆因不甘西夏侵迫，要求与宋朝合兵击夏，于是双方军事合作的时机顿告成熟，宋廷特授西凉吐蕃潘罗支为盐州防御使，以次各酋豪为怀化将军，并遣专使前往册命，「藉其戮力，共讨继迁」（长编卷四十九），接着更采纳吴淑「以夷攻夷」的建议，下诏：「西蕃诸族有能生擒李继迁者，当授节度使、赐银、彩、茶六万。斩首来献者，授观察使，赐物有差」（长编卷五十）而吐蕃诸部中，凉州潘罗支堪为最强雄长，故宋廷特命专使，拟前往凉州，谕其进攻继迁。但潘罗支不待宋使之行，已主动致书宋边，请示出兵日期，以便配合。宋朝命其「宜整师旅以俟，出师即往报」，宋蕃夹攻西夏的计划已告确立。但联合的军事行动迟迟未见展开，久困无援的灵州卒于次年三月陷落，宋军防线太幅后撤，联蕃攻夏的计划落空。

此次宋蕃联合攻夏的布署，由于吐蕃态度积极，宋朝也急于解灵州之围，双方合作理应顺利，结果未见行动，坐视李继迁获得重大胜利。此固缘于继迁机警过人，常能先发制人，掌握战局主动，但宋人秉持传统观念，视外族为豺狼，不可信任，以致疑惧滋生，决事迟滞也有关系。所以宋真宗命梅询、宋沆出使潘罗支时，指示说：

朕观盟会图，颇记土蕃反复，狼子野心之事，今已命王超等出师，若难为追袭，即灵州便可制置，沆等不须遗。（长编卷五十）

可见虽然宋朝已决定出兵援灵州，却无心与吐蕃确实合作，如果没有把握追击李继迁，便不通知吐蕃出兵。

继迁攻陷灵州，建以为都，野心更张，大力向河西发展，威诱吐蕃，欲收为己用。但潘罗支仍亲向宋朝，并请进兵会攻继迁，收复灵州。这时宋朝也顾虑如果吐蕃落入西夏之手，西北尽成继迁势力，其祸更巨。所以为争耳又吐蕃，威平六年（一OO三），升授潘罗支为朔方节度使。宋制素少以节铖颁外夷，今毅然授潘罗支以方面之任，可见重视之一般了。但实际宋廷此次结好吐蕃的用心，主要仍在巩固马源，及制衡西夏。对联兵会攻，并不积极。所以潘罗支屡请会攻继迁，宋廷朝议仍认为「西凉去渭州限河路远，不可预约师期，第诏令常为之备，俟贼侵轶，即命边兵掎角」（宋会要方域部卷二十一）已形同观望了。

宋蕃联兵攻夏虽未实现，但继迁以西凉水草丰美，潘罗支不为所用，故不待宋蕃行动，又主动西进，威平六年十二月，攻陷凉州，丁惟清被杀。幸而潘罗支诈降，阴集诸族合击，继迁大败，中流矢，不久去世，而西北边局也意外获得缓和。

李继迁挫死西凉，子德明继立。潘罗支也于半年后，被亲附继迁的部族所谋杀。时契丹大举南犯，真宗议北征而深念西鄙，所以继续推行连结吐蕃的政策。追赠潘罗支为武威郡王，遣使赙恤其众，并以其弟厮铎督继为朔方节度使，尽领潘罗支旧职。

当宋受逼于辽，吐蕃新易其主之际，西夏德明亦以初即位，政权尚未十分稳固，新获之地亟须整顿经营，久战之师亦待休息，故对宋态度转变。而真宗时期的宋廷亦以靖边为务，欲藉继迁之死，收拾边局，因而诱以财货之利，招纳德明。于是继澶渊之盟的成立，宋夏也于景德二年（一OO五），展开和议。次年，和议成立，德明降宋，受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依例恩赐给俸。宋廷并晓谕诸蕃，各守疆界。纷扰二十余年的西北，获现和平之局。

综观此期宋人联蕃制夏外交的推行，实迫于继迁之扩张，西北动荡。然联盟结成以来，吐蕃跃然救试，宋人却疑忌吐蕃，渐而转成利在夏蕃分立制衡的心理，以致联兵攻夏行动迄未展开，坐今继迁北陷灵武，西破西凉。但是也由于宋朝连结吐蕃收效，终致西夏进攻凉州，继迁败死，西北边局顿然改观。

事虽出于意外，却不能不说是联蕃制夏政策的重太收获了。

宋真宗与辽订立澶渊之盟，结束对辽战争，又以联夷制夷政策，成就了西北和局。此后数十年，宋朝兵戈息止，两河陕陇恢复安定，遂能文风蔚起，开展繁荣富盛的太平时期。

参、以辽制夏与庆历相议

德明降宋后，臣事两朝，、经营商利，日益富强。同时利用宋廷之姑息厌兵，专力西向，谋取河西走廊。大中祥符八年（一O一五），攻破凉州，六谷蕃部残破。幸而此时吐蕃赞普后裔唃厮啰崛起青堂（青海西宁）、邈川（青海乐都）一带，拥兵数万，羡中国贸易赐予之利，输诚于宋，与夏对立。宋廷为保马源及制衡西夏，亦特意笼络。西北边局得以维持二十余年的平静。但到了德明之子元昊年纪渐长，西北危机又起。元昊为西夏雄杰之主，长于攻战，富于政治野心，对其父利宋贸易，臣事唯谨，不以为然。宋仁宗天圣六年（一O二八），元昊攻陷甘州（甘肃张掖），回鹘溃灭，乘胜夺取西凉。西北烽烟大起。不久德明卒（一O三二），元昊嗣位。不但联姻契丹，扩充国势，同时大攻青唐诸部。准而攻占瓜（甘肃安西）、沙（甘肃敦煌）、肃（甘肃酒泉）三州，尽有河西之地，括土三千里，掌握了水草丰美，且为中西交通孔道的河西走廊全境，威望大增，遂转而进行称帝建国的王霸事业。北宋另一次重大危机亦告爆发。

仁宗宝元元年（一O三八），元昊筑坛受册，正式称帝，并遣使如宋，要求称帝改元。宋朝对西夏向河西的扩张，没有警觉，及元昊称帝，却强硬对付。不但关闭榷场，停止互市，筹议出兵，并诏削元昊赐姓官爵，揭榜于边，募能生擒元昊或斩首来献者，即以为节度使。不久元昊主动进攻宋边，宋夏战争遂起。

自太宗西北用兵不克，以夷制夷已成宋人传统对外策咯，故元昊称帝，宋臣即纷议联结吐蕃，以夷攻夷。为此，仁宗即遣使吐蕃，授唃厮啰为保顺节度使，赐帛二万匹，令背击元昊。及康定元年（一O四0），三川口之战，大将刘平败死，关陕大震，情势急迫，宋廷急诏唃厮啰速领手下军，径往夏界攻敌，仍赐袭衣金带、绢二万匹。是年夏，宋决讨元昊，又遣专使谕唃厮啰助讨。另遣别使往河州（甘肃临夏）谕西蕃瞎毡出兵讨贼。并在陕西州县特设馆驿，专供招待吐蕃商使来往。称之曰「唃家位」（邵雍闻见录卷十三）宋朝对吐蕃攻夏的期待虽如此殷切，唃厮啰亦约尽力无负，但终未见具体行动。而宋军先后又有好水川，定川之败。藉唃厮啰攻元昊之策既未收效，宋廷只妤渐采备御之策，利用吐蕃攻夏之说，亦赵沉寂。

宋人为制元昊，对吐蕃之笼络，军事之积极，远过于真宗之对潘罗支，然夹击之议终不能行。推究其因，实乃吐蕃分裂及元昊进行破坏所致。原来唃厮啰初娶李氏，生瞎毡、摩毡角。又娶乔氏，生董毡。后李氏宠衮，斥为尼，二子被锢。李氏党不服，拥母子出奔。瞎毡据河州，摩毡角据邈川，唃厮啰不能制。元昊乘机以重贿间之，阴诱酋豪，吐蕃势力因而大衰。

宋廷虽同时笼络其父子，但嫌隙已深，分裂如故，仅能自保。

唯吐蕃既利宋赏赐贸易，亦不愿投入西夏阵营，对西夏尚有相当牵制作用。

元昊称帝之初，宋臣僚多主强硬，但经三川口，好水川两役，宋军败没，主战派气夺，不得不转采守备之策。而增兵设守，军需浩繁，宋人咸感西事日艰，和议论乃渐告抬头。庆历元年（一O四一），担任延州统帅的范仲淹曾致书元昊，以财货通市之利，劝其弃战言和。知谏院张方平也建议宋仁宗，乘南郊大礼，降赦招纳元昊。西夏方面，由于战争消耗，贸易中断，也已物价飞腾，公私交困。但元昊恃胜狂妄，和议仍未展开。

宋朝既无力制服西夏而反为所困，影响所及，遂引起契丹的觊觎，乘机胁迫宋朝，图取利益。宋人再度面临西北交逼的危机。

庆历元年十二月，辽兴宗以伐宋诏谕诸道、会诸军于燕，为威迫之计。继于次年正月，遗使入宋，要求瓦桥关南十县故地，并质问宋兴师伐夏及沿边疏浚水泽，增益戍兵的缘故。幸而宋朝对此早得情报，有心理准备。一面建大名为北京，整军备战，表示抵抗的决心。—面派富弼赴辽谈判，以维护和平关系。

庆历二年闰九月，宋军对夏战争，又有定川之败，至此，宋朝和谈之意更决。这时宋辽增币协议刚成立，辽使来宋，表示西夏有意求和，于是和谈之门开启。宋朝传告元昊，若能称臣纳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礼数必优于前。宋朝招抚之意迫切，但元昊挟军事胜利，谈判态度仍甚强硬，坚持不肯放弃帝号。宋朝只好再通知契丹，请辽兴宗依约，劝谕西夏降服。而西夏在宋朝岁赐贸易之利招诱下，仍只愿称男而不称臣，宋朝因为西夏称臣于辽，若不臣服于宋，恐有后患，所以对此也不肯让步。后来元昊为多得货利，愿以岁卖西夏所产青盐十万石，及增岁赐之数为条件，纳款称臣。宋朝同意增岁赐至二十五万，至于青盐，因关系宋朝官营之解盐销路，且予夏太多，恐引起契丹再生枝节，所以不能接受。僵持到三年十二月，元昊虽同意称臣，却坚持通市青盐，增岁赐至三十万，宋廷不允。

元昊怒掠秦州，宋夏和议已濒于破裂。但在此僵持之际，辽夏却爆发了冲突，使西夏态度骤然转变。

宋辽增币交涉，宋方以增付十万为代价，由辽谕夏降服，辽兴宗满怀信心，以为指呼之间，便令元昊依旧称臣。不料元昊数胜宋师，雄心益炽，自称西朝，以契丹为北边，对契丹迫和之谕，不甘服从议久不决。而兴宗素以强盛夸中国，对元昊不受约束，遂以为耻，思加讨伐，以立威望。此外，元昊娶兴平公主，为兴宗之姊，元昊待之甚薄，怨病而死，兴宗更为不平。西夏方面，以辽向为对宋同盟，今契丹却利用夏与宋战之机会，坐取增币之利，反而迫其向宋臣服，积怨遂起。此时适有契丹西南部分党项羌族叛附西夏，元昊受之，并出兵援护。兴宗大怒。决心伐夏。

庆历四年七月，辽遣使告知宋朝将伐西夏，并以「元昊负中国，当诛」（长编卷一五一）为借口，要求在辽夏交战时，如元昊求和称臣，宋廷应予拒绝。接着在十月间，辽就动员骑兵二十余万，分三路渡黄河攻夏，但元昊诱敌深入，辽军入境四百里，即为所败，死者不可胜计。

辽夏冲突既起，宋夏和议遂急转立下。因为元昊恐两面受敌，闻契丹来攻，印放弃顽强的谈判态度，遣使入宋，表示接受岁赐二十五万五千的最后条件，而称臣纳款。宋朝虽顾忌契丹的态度，一时朝议纷纷。但终于采取了比较主动的策略。遣使告知契丹，宋夏达成和议，事在辽夏冲突之先，故宋方难拒西夏的称臣纳款。并于十二月间，正式遣使册封元昊。宋夏和议遂告成立。另外宋朝曾于九月间，先告知西夏，即将遗使封册，这也使元昊得以专力抗辽。辽师既败，遂不敢轻宋。宋朝可说既舒北忧、复解西师。进而争西东亚国际运用的主动地位。这应是宋廷数年间，博采群议，运用财货，以夷制夷的外交收获。（参见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

要之，当元昊之叛，宋人以承平已久，天下富盛，乃采强硬政策，谋制西夏。不料西师屡挫，甚至引起契丹要索，西北交困。至是宋廷以实力不足，只得藉财货外交，对辽让步，以夷制夷。从而引发辽夏战争，元昊亦称臣纳款。虽然仍不能免于岁币买和之讥。但总是解决了危机，安定得以恢复了。

肆、联金灭辽与靖康之祸

宋人自太宗伐辽失败，到真宗订盟输币，恢复燕云的大计不得不告搁置。但澶渊之盟订立不到四十年，契丹乘宋败于夏，勒索关南地，宋被迫增币二十万始获解决，而且在交割文书中，使用不平等的「纳」字。仁宗为此，曾当大臣之面，落泪涕泣。负责交涉的富弼恳请益修武备、匆忘国耻。神宗青年继位，厉行新政，更强调「北方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增数十万以事之。为子孙者宁有是乎」。显然图燕复仇，实为变法图强的目的。其后哲宗、徽宗两朝，新党执政，亦以绍圣。崇宁为号召，可见其一贯政策之所在。

宋朝变法，虽志在图燕复仇，但对契丹之强，却深怀忌惮，故其步骤是先灭取西夏，以断匈奴右臂。主持变法的王安石曾正告神宗：

方今四夷，南方事不足计议，惟西方宜悉意经略。经略西方则当善遇北方，匆使其有疑心。缘四夷中，强大未易兼制者，惟北方而已。（长编卷二三六）

在这种计划下，有神宗元丰年间之五路伐夏，虽兵败灵武，所谋不成，但哲、徽两朝仍继起图功。尤其徽宗崇宁以后，更以童贯总兵，摧破吐蕃。收复涅鄯，继而深入河陇，攻逼西夏，终使西夏势屈，向宋谢罪请和。新党以开边有成，又有宿将精兵可用，好事之辈，遂倡兴北师。适女真崛起，契丹不支，在联夷攻夷的传统经验下，海上邀盟，联金灭辽，就成宋人图燕复仇的良策了。

阿骨打得金使之报，认为宋意绝好，遂自行攻辽。宣和四年（一一二二）正月，破辽中京，三月入西京，天祚西奔。留守燕京的契丹大臣拥赵王淳为帝。宋相王黻鉴于辽师屡败，内部分裂，国力大衰，燕地可取。否则为女真所得，中国不免事之。且若独立取燕，可免岁币及盟约的约束。而童贯以平方腊之乱，亦自信军威大振，请举兵图辽。于是徽宗意动，不顾大臣郑居中等的反对，命童贯督西师诸将北进。但在五月间，范邹一战为辽所败。徽宗闻败，大惧，即命班师。适耶律淳于六月病死，其妻萧氏听政。王黻闻讯，力主再战，徽宗乃复命童贯治军。九月，辽常胜军帅郭药师又以涿州来降。箫后为此遣使奉表请称臣，惜童贯不受，并遣刘延庆将兵十万北伐，然仍为辽所败。士卒蹂践，军实委弃，狼狈更甚于前。

宋军初次攻燕，金人恐宋先取燕京，岁币不可得，即主动遗使来议。宋朝由于兵败范村，又思利用金人之力，故遗赵良嗣等赴金报聘。重申前约，义无更改。但却把夹攻解释为宋进兵至燕京，金亦自古北口等处进兵至燕京。而且仍要求事后平营等州也给宋朝。金人则坚持夹攻灭辽之后只交宋人燕京所属六州（平、营不在内）。宋廷还不肯放弃，而童贯以二次攻燕失败，己完全失去作战信心，竟密遣王镶赴金，请金依约进攻。十二月，阿骨打三路进兵。萧后等出走，燕京遂为金人所据。

燕京的攻陷，全为金兵之力，宋人毫无夹攻之实，金人轻宋之心大启。因此在归地交步时，虽未拒绝，却漫为要求。宋朝为速成复燕之功，曲意迁就。除原许岁币五十万之外，另输燕京代税钱百万缗。为换取山后诸州，又同意犒军绢二十万匹，及借粮十万石。宣和五年四月，金使持誓书以燕京六州来归。至此，经过三年多的往返交涉，宋金盟约始正式缔订。宋军随即入燕，但所在金帛，富户皆为金人席卷而丢，宋人所得，几为空城。

宋以军旅难恃而心切燕云，至不惜联金灭辽，本非得计。

但宋不伐辽，辽亦将亡。宋人委曲求全，施以厚币笼络，终使燕地归宋，故联金灭辽，尚非全无所得。遗感的是宋人既自知无一战之力，则理应善守信约，勤修武备，免予金人启血半之机，期维持和平于相当岁月。不料宋廷在下列三事却处置乖方，致复燕年余，金人即败盟南侵。

一、纳张觉之降：金撤兵东归，驱迫旧辽官吏富户东徙。燕民流离道珞，不胜其苦，遂说平州守将张觉叛金降宋，纵燕民复业。徽宗竟采信王黻的建议，诏命接受，厚加安抚。及金重兵来攻，觉败逃投宋。宋纳而匿之。后因金人来索，并责纳叛，宋又杀觉，以其首级与金。金既不满于宋，而燕之降将及常胜军亦告解礼。

二、西京交地纠纷：宋金曾协议以粮十万石及银绢二十万为代价，辽西京之地给与宋朝。而金帅粘罕以宋人招纳叛亡，违反盟誓，反对与宋。结果只交割了武、朔二州。而金人索所许之粮，却为宋两河燕山路宣抚使谭稹所拒，金人更加愤恨。

三、宋谋联残辽：由于宋金交恶，而辽天祚帝尚有残余势力，宋廷竟又异想天开，遣番僧以御笔绢书诏诱天祚，欲迎其入宋，待以皇弟之礼，留为后用。事为金人所知，遂有南侵之意。

宣和七年（一一二五）二月，天祚被俘，辽亡。至是金别无他顾。这年十一月，金兵即分东西两路，大举南下。宋金盟好破毁。东路金兵由斡离不统帅，由于郭药师叛降，燕京迅速被陷。至于河北边防，因太平日久，早已废驰败坏，故望风奔溃。金兵费时不过月余，即已渡河犯汴。而徽宗闻金兵南寇，即禅位太子，离汴出走。钦宗仓促继位，如何应付局势，全由朝议左右。当时大臣多认为金兵势强，京城难守，主张钦宗离京避敌’再图恢复。独李纲坚持迎战御敌。他强调天下城池未有如都城之固者，舍此何之。此外更举澶渊之盟的历史经验以斥避敌之非。他说：

昔者契丹拥百万之师，直抵澶渊，当时若从避幸之请，岂得天下太平百有余年，赖祖宗之灵，社稷之福，寇莱公坚欲御驾亲征。鸾舆既渡，遂殄挞揽，戎人丧气，遣使请和’河北遂复。今日之事与之同矣，岂可缓也。（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七）

钦宗受此激励，一度下诏亲征，寻又改为留京御敌。并以李网为「御营京城四壁守御使」，总司其事。

宋朝原采强干弱枝政策，屯劲旅于京师以制天下，但其后为防备辽夏，禁旅外移日多，京师兵力日趋薄弱。徽宗以后，蔡京、童贯相继用事，开边西北，京防更为做坏。故徽宗闻金兵南下，急急下诏勤王，又禅位出走。李纲总司城守，即以兵力不敷使用，只好榜募敢勇效命，甚至令百姓上城，协助守御。汴京战备如此，当时情势可谓危殆。因此，钦宗虽勉强留汴，却心怀恐惧，另遣使节赴金求和。而斡离不以西路军被阻太原’未能来会，攻汴不易。故仅元月七、八两日攻城不克，即遣使勒索金帛，及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等事为退兵条件。钦宗用主和派之言，已决定接受。这时刚好西北宿将神师道督部分秦凤兵入援，四方勤王之师亦渐集城下。钦宗转用李纲急战之论。惜二月一日，宋军夜袭金营失败。宋廷大惧，罢李纲以谢。遂屈从金人要求，尽括京城金帛以付，并割三镇。斡离不以悬军远入，且宋西北边军入援，不无顾忌，因而饱载退师。

这次汴京解围，并非守城宋军一战克敌，或城防坚固，金人屡攻不逞。而是粘罕受阻太原，关陕西兵大举入援，金人心存顾忌，宋廷又以土地、金帛饱餍所欲，方始换得的屈辱结果。宋人既惧金虏难当，理应谨守新盟，避免纠纷，并整军经武，以图将来之恢复。但金兵甫退，困李纲等主战派之反对，宋廷悔割三镇。并谋策动降金之辽将为内应及联西辽以报仇于金，而其书函皆为金人所得。于是金廷益怒，复于八月，分兵两路南侵。这时入援之关陕边军已因奉命赴援三镇，相继败覆，故金兵所过辄破。十一月，汴京又告警被围。

金人二次南寇，来势较前役凶猛，但宋廷之应付仍甚慌乱。钦宗一面改用主和派，—面又遣使求和。而对金人坚索的三镇是否割弃，则争议不决。直到金兵逼临黄河，始决定割让三镇，但金人又改欲画河为界。等到钦宗决定接受条件，金兵已经渡河了。另外，对于钦宗是否离京避敌，也一再争论。老将种师道罕皆主避敌，钦宗却不能迅速决断。最后领开封府何卤入见，强调周之失计，未有东迁之甚者。钦宗以足顿地曰：今当以死守社稷。（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七）守城之议遂定。未几金兵围城，更以何卤为相，主持大局。

钦宗虽又在何卤以历史经验说服下，再度留京应敌，实际上却也遣使许割两河，期循前役，守城约和，化解危局。但当时汴京武备之薄弱，较之年初，更为恶化，有谓仅卫士三万可用者。而金兵东西两路，全师十万，攻城之强猛，远非前役可比。在这种敌寇凶劲，外无强援，内乏练卒的危急情况下，刚断寡谋的何卤竟乞灵于术士郭京，以市井无赖出战，致为金兵所乘。守城仅二十余日，京师即告沦陷，遂至和无可议。

平情而论，北宋末年，金以方兴之锐，破辽如摧枯拉朽，而童贯以秦晋素战之兵，两次伐燕，皆为辽所败，宋弱金强，其势甚明，故联金灭辽，非为得计。但在宋人财货笼络下，终究得偿复燕的宿愿，因此尚非全无是处。宋人之误是复燕之后，敔衅召寇。而取祸之尤，则是钦宗胸无定见，和战徘徊。不顾汴京空虚，采取了景德冒险迎敌的策略，却背弃了真宗持重守盟的态度。主和者畏思无谋，主战者轻躁致败，卒有沦亡之祸。可见靖康之祸，并非联金灭辽的必然结果，而是人谋不臧的意外国难。当然，历史经验对北宋国是的影向。也是深值吾人省思的话题。

伍、联蒙灭金

汴京沦陷，徽、钦二帝被俘后，宋高宗采取避敌、抗战、求和的方针，经十余年的战争，终于与金再成和议，成偏安之局。此后虽有完颜亮南侵被弑与孝宗北伐失败，及韩侂胄开边丧师，宋金关系大致维持稳定。直到十二世纪末年，蒙古诸部渐强，对金的威胁日益严重，东亚大陆的国际形势才增加—个强力的变动因素。这时南宋对蒙古的兴起颇为注意，常令赴金使节随时询访。有的报告认为其人骁勇剽悍，意气方锐，金国受此侵扰，久而兵连祸结，危亡之兆，端在于斯。而韩侂胄的北伐，其中一部分的诱因就是以为金为蒙古所困。情势可以利用。

韩侂胄北伐的同年（一二O六年），蒙古铁木真即汗位建国，数年后即发动大规模的攻金战争，东亚大局为之骤变。金兵经过三年的抵抗，势渐不支，遂于宋宁宗嘉定七年（一二一四）迁都至汴，凭借黄河及潼关之险，阻抗蒙古。宋人如何处理这种新形势，一时议论纷歧。一则担心金都南迁，对宋不利。另外也顾虑新兴的蒙古是南宋更大的威胁。所以虽然不少人认为金是必报之世仇，应把握金为蒙古所逼的机会，断绝与金的屈辱关系，将岁币移用于边备，振奋民气。但也有人认为金固为宿仇，却为当前的屏障，宜遣使予币，使得拒鞑。由于对金的畏惧，当时宰相史弥远倾向扶金以为屏障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国有适当的善意对应，宋朝是可能采行助金抗蒙的政策的。可惜在金迁都汴京后，宋遣使赴金贺节，并向金宣宗表达减少岁币的愿望。金国不但没有同意，反而在嘉定十年，利用蒙古主力西征的机会，发动对南宋的侵略，以为取偿之计。金国的南侵，迢行了七年，损耗了实力，更严重的是加深南宋对金的仇恨。宋助金抗蒙既不可能，联蒙攻金之论遂告抬头。

由于金人大举南侵的剌激，宋朝开始遣使与蒙古连络。蒙古也因攻金不易，企图假道宋境，所以对与宋通好，表现积极。双方使节往返，似颇热络。但不久，宋朝又对此趋于冷淡。

因为联金灭辽的教训，使宋人不得不谨慎。如真德秀强调「蒙古之在今日，无异昔者女真方兴之时，一旦与吾为邻，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真西山集卷五）另外，也有人认为蒙古兴起，万一占取中原，与宋为邻，也无非是景德之契丹，建炎之女真。同时金国方面，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金哀宗继位，也改变政策，在第二年宣布停止对宋界的攻掠。宋金和平恢复。联蒙的行动随之作罢。

南宋在史弥远当政之下，虽然对通好蒙古，采取谨慎的态度，但对蒙古崛起可能带来的威胁，并无警觉。只知被动维持现状。无意改革弊政，强化边备。一幅因循苟安的景像。因而在应付金、蒙的问题时，越来越陷于被动与劣势的地位。

宋理宗宝庆三年（一二二六），成吉思汗灭西夏，次年去世，未及完成灭金的计划。但他临终时，留下假道于宋以灭金的遗训。指出金精兵在潼关，南捂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破之必矣。（元史卷一）绍定二年（一二二九），窝阔台继承汗位，又大举攻金。金北凭黄河，西掘潼关，蒙军仍少有进展。于是假道宋境灭金，成为不得不采用的战略。

蒙古对宋假道，是用蛮横的武力强行方式。绍定四年三月，蒙军自宝鸡越秦岭，攻入宋境，连陷陕南川东要地。所至辙肆为寇掠破坏，甚至全城屠杀。然后向宋人提出假道的要求。

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御敌无方，遂在蒙古重兵的胁迫下，同意提供蒙军粮草，并派人担任向导，引蒙古军通过宋境，进入河南。金人闻警，急调大军堵截，但次年正月，钧州（河南禹县）

附近一战，金军大败，主力尽丧。黄河天险亦失，汴京危急。

六年六月金哀宗奔蔡州（河南汝南），为蒙军所围。

联金灭辽，议起于宋。联盟灭金，则主动为蒙，绍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橶使宋，议夹攻金国。朝臣皆以为可遂复仇之举。虽有人提醒宣和海上之盟，迄以取祸，不可不鉴。理宗不听，即命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使报许。次年双方议定，合攻蔡州。（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另一方面，金则遣使来宋，以唇亡齿寒之理，欲说南宋，同御大敌o但为宋所拒。（金史卷十八）这年（一二三三）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率军赴蔡州会攻，并助济蒙古军粮。金兵虽顽强抵抗，终难挽颓势。

激战至吹年（理宗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正月，宋军首先登城。蔡州遂陷，金哀宗自缢，金国灭亡。

宋蒙灭金以后，双方各自退军，大致以陈（河南淮阳）蔡二州划界。但为时不过半年，双方战争即告爆发。宋蒙由联合灭金，迅速变为正面军事冲突。不过这并非重踏宋人联金灭辽的覆辙。因为宣和之约坏于金兵败盟南侵。而蔡州之约则败于宋人的主动北伐。事实上，金国亡后，以赵范、赵葵兄弟为首的宋朝边帅就提出乘时抚定中原，彷金人守河据关的建议。这种恢复之说，当时除宰相郑清之极力赞成之外，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以南宋的国力，无法取河南，纵取之，亦不能守。当务之急是改革毙政，增强军备实力，不可轻举妄动。（宋史卷四一六）而理宗皇帝因权相史弥远去世，初亲国政，一时颇想有作为，建立功业，又以灭金成功的鼓励，遂起了恢复失地的愿望。于是宋廷授赵范为两淮制置大使，节制沿边军马，刻日进兵。六月，宋将全子才、赵葵相继率军进发。沿途所过，类皆空城，一片残破荒芜景象，亦未遇敌战斗，故顺利方公七月进入汴京、洛阳。但蒙古敛兵北退，并非要放弃河南，而是伺机待发。当宋军在进兵途中，窝阔台即召诸王集议，定下灭宋方针。故宋军入洛阳不久，即遭蒙军突击，加以粮运不继，被迫撤退。蒙古军乘势掩击追杀，宋军大溃，所得诸地复失。

蒙古既有灭宋的方针，又有宋军进侵汴、洛的借口，当然不会放弃攻宋良机。端平二年（一二三五）春，蒙古除发动第二次西征之外，另由皇子阔端、曲出等帅师，分别从四川、京湖、两淮大举攻宋。寇川蒙军陷沔州（陕西略阳）、阶州（甘肃武都），入成都，屠民焚城而去。京湖方面，蒙军屠枣阳（湖北枣阳）、德安（湖北陆安），陷襄阳，直抵江陵，谋渡长江未成。适因曲出去世，川、湖蒙军北返。战局始告缓和。两淮地区则宋军防御较成功，蒙军攻光州（河南黄川）、庐州（安徽除县）、真州（江苏仪征）皆不下。虽然曾一度到达建康（南京）对岸，也为宋军挡住。退军而去。但为时不到一年，蒙军在度南下，蹂躏西川、两准州郡，直到淳佑元年（一二四—），窝阔台去世，此后数年，由于蒙古汗位未定.，政局动荡，对南宋的攻势才告灭缓。、（参见胡昭曦.宋蒙关系史）

联蒙灭金，宋方由于蒙古主动邀约，当时金己难免灭亡之运，宋若拒蒙古之邀，可能为蒙古所侵，也会引起蒙古的不满。加以宋军在灭金之役中，表现不错。所以南宋与蒙古会师灭金之举，并非失策。固然男宋接着北伐，引发了蒙古的南侵。

但蒙古原有征服宋朝的野心。所以端平入洛，只是给蒙古很好的南侵借口而已。至于南宋灭亡，是四十多年以后的事，自有其和战过程的转折为因果。不是联蒙灭金所应负责的。

结语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对宋代的联夷外交政策可进一步得到三点认识：

（一）由于宋太宗伐辽失败，宋朝暴露武力难恃的弱点，以后联夷攻夷或以夷制夷就成宋朝对外经略或御敌图存的惯用策略。北宋时期，这替联夷外交多由宋人主动。南宋时期，则以联金灭辽的教训，对联蒙外交较为谨慎被动。

（二）虽然联夷外交中，联金灭辽与联蒙灭金先后演变成靖康之祸与蒙古入侵的危局，但这是宋人处置失当与客观条件使然，并非是联夷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宋真宗联蕃制夏，曾使李继迁挫死西凉，德明就抚。宋仁宗以辽制夏，更造成辽夏冲突、宋夏和议成立。所以联夷外交仍有重要收获。

（三）宋太宗联渤海、女真攻辽及宋仁宗联唃厮啰攻元昊，都是联弱攻强，故难收成效。真宗联吐蕃（潘罗支）制西夏（李继迁）及庆历以辽制夏则是以强制强，故能变化情势。联金灭辽与联蒙灭金，都是联新强以报旧仇，政策在基本上，有其可行之道，只是后续对应不言，本身军事战力又不足以为后盾，致使超强成为新敌，宋朝步步陷入被动。

宋人张升曾谓：「（宋）内无大臣跋扈，外无藩镇割据，独夷狄为可滤。」（邵雍.闻见前录卷十九）宋朝军事不振，安徽除县）、真州（江苏仪征）皆不下。虽然曾一度到达建康（南京）对岸，也为宋军挡住。退军而去。但为时不到一年，蒙军在度南下，蹂躏西川、两准州郡，直到淳佑元年（一二四—），窝阔台去世，此后数年，由于蒙古汗位未定.，政局动荡，对南宋的攻势才告灭缓。、（参见胡昭曦.宋蒙关系史）

而面对辽、夏、金、蒙古等迭兴的「夷狄」优势武力，周旋其间，竟能立国三百余年，并形成了高度的文明；这固然不能不承认其外文的策略有相当贡献。但宋代最后仍由于外交乖谬、朝政不纲。国防败坏，不免为「夷狄」所亡。此实为吾人谈史所不得不深思长叹者也。

何谓清朝时期的“以夷制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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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历史 羁縻政策 以夷制夷 两宋历次联夷外交概要及其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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