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竟有热毙者

Posted 2023-01-05 气温

篇首语：有山必有路，有水必有渡。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京师竟有热毙者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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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竟有热毙者

伏天已至，又逢炎夏。今年7月13日，入伏了。即便本周二开始，山西境内多地降雨，但雨停过后，那片刻的凉意就被迅速蒸发殆尽，人们感到的还是热，热，热。

热浪滚滚，席卷半个中国，“三伏天”“酷暑”“温室效应”一类的话题成为媒体关注焦点。那么问题来了，打着“温室效应”鲜明烙印的今天，是不是历史上最热的一个阶段，以后还会继续热下去吗？与现代相比，古代夏天有多热？那时没有摄氏度这样的符号，古人又是如何记录的？历史上关于气温最热的记载都说了什么？有一年仅京城居然热死了一万多人！用网络词语来形容就是――细思极恐！

A气象记录以来，山西高温极值为42.1℃

伏是隐藏的意思，据《史记》文字记载，“伏者，隐伏避盛夏也”。“三伏”是指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大约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一段时间。今年的入伏天是7月13日，恰恰山西老百姓通过体表温度感受酷暑也是在这几天开始的。我国华北、华南等地上周末起开启“烧烤”模式，山西也不例外，除朔州外，全省各地均有高温出现，最高气温超过35℃的县市有34个，其中孝义为省内最热，达37.2℃，这也是我省入夏以来范围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

山西高温天气一般出现在5月至8月，最早可在4月中旬出现，最晚出现在9月中旬，5月下旬到8月下旬是高温天气的多发时期。其中，6月下旬高温日数最多，7月下旬次之。有气象记录以来，太原历史上最热的一天出现在2010年7月30日，最高气温达39.6℃。全省高温的历史极值为42.1℃，出现在2005年6月23日，运城的平陆。

我省地处大陆东岸中纬度的内陆，东距海岸虽只有300-500公里，但由于省境东部山岭阻挡，气候受海洋影响较弱，在气候类型上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总的特征是：冬季漫长，寒冷干燥;夏季南长北短，雨水集中;春季气候多变，风沙较多;秋季短暂，天气温和。全省日照充足，热量资源较丰富，但灾害性天气较多，“十年九旱”;境内南北狭长，山峦起伏，地势北高南低，南北气候差异显著，昼夜温差也较大。

据截止到2010年的资料统计，全省11市的年平均气温在6.55～13.19℃之间（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出现在朔州市和运城市），11市的年平均气温均呈极显著升高趋势。从上世纪60年代起，50年里全省气温升高了1.475℃左右，年降水量近些年呈现出下降趋势，大部分地区降水量都减少，主要减少地区在太原、阳泉、榆社、长治、阳城。

山西气温一年比一年高，这是公众感受比较明显的。山西的气温有年代际变化特征，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处于偏冷时期;80年代后期至今，气温总体呈偏高态势。

为什么我们会感到越来越热，专家普遍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温室效应。何为温室效应？百度百科上解释是透射阳光的密闭空间，由于与外界缺乏热交换而形成的保温效应。具体说是太阳短波辐射可以透过大气射入地面，而地面增暖后放出的长短辐射却被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物质所吸收，从而产生大气变暖的效应。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工业的迅速发展，排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相应增多，同时森林被大量砍伐，大气中应被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没有被吸收，由于二氧化碳逐渐增加，温室效应也不断增强。专家提出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地球像是呆在一口倒扣的铁锅下面，吸热速度远大于散热速度，如果汽车尾气排放继续扩大，森林绿地规模持续缩减，温室效应只会加重，人们感觉到越来越热，就是必然，无法逆转。

B古代没有温度计，但会形容“七月流火”

在气象学上，一般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作为高温的标准，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温，称为“热浪”，属于气象灾害，古人称为“热灾”。摄氏度这个概念，也就百十来年吧，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知道古代有多热？尽管古代夏季气温资料极为缺乏、简单，直到明清之后才略微丰富详细起来，但古代文人笔下有关“天太热”的记述，多少弥补了气象史料的短板。

古人形容夏天炎热最出名的一句话，是“七月流火”。此说出自《诗经・国风》中的《七月》一诗，诗歌开头即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有人认为七月流火是指天文现象，但此古语现在已被通俗形容暑热）。

周代历法中的第一个月与夏历（阴历）不同，是夏历中的十一月份，比夏历正好提前两个月，也就是说“七月流火”，实际是形容夏历的“五月天”，相当于现在公元阳历的夏季六七月。从“七月流火”来看，西周时期的夏季气温确实不低，可能比现代要热。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来看，《诗经》中原意的确是指天热，表示“七月还很炎热，九月就已秋凉”。《诗经》成书于周代，其收录诗歌的创作时间可能更早至殷商，而自殷商到春秋时期，除了在西周早期有过短暂的寒冷期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比较温暖，夏季气温比现在约高2℃。

从《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的统计分析来看，热灾相对其他自然灾害并不是太多，与“霜灾”并列，约占总数的1%。历史资料上看，从隋唐到北宋初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较多。

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旧唐书・德宗纪》上称“夏，热甚”。通俗说来，就是这个夏天太热了。

五代后梁开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四》记载，这天是“亢阳”，意思是太阳太厉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毒太阳”。

三伏酷暑的极端天气在两宋期间较多，而且宋代诗中多有描写。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已旬日，熏炙势自如”;陈造《立秋日》“酷暑如酷吏，顷刻不可对”……

公元1400年以前，高温热浪天气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今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这一年又恰逢大旱，灾情严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燠”的本意是温暖，史书上称“大燠”，则是“太热了”。因为对水的需求过于旺盛，《宋史・五行志二》上还说“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放在眼下，这一杯水能值十多块人民币了，搁到现在也是饮用水中的奢侈品，那时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贵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众”。

C乾隆八年的超级三伏天

老百姓喝不起一杯水的嘉定八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卷“清代气象记录（上）”中可以看到，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可以说是超级酷暑。有关乾隆八年极端炎热记录，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记录，其中就有来自山西浮山的县志记载。

“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这是乾隆年间《浮山县志》里说的。反映同一事件的官方记载，还有“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天津县志》）、“（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熏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高邑县志》）、“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青城县志》）……

由此可见，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烧烤模式”。《续东华录》中使用了“威暑”来记录当时的高温，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虎，来势凶猛。

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当时法国教士宋君荣正在北京，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中写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

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呢？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实际被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加上其他地区，死人之众可想而知。形势紧迫，乾隆皇帝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门发放药物”，以减少中暑和死亡。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专家的研究换算，乾隆八年（1743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这一极端高温纪录至今未被超过，1942年，华北出现了极端高温纪录42.6℃、仍低乾隆八年1.8℃。

清代监狱“潜规则”

在清代，监狱的非正常死亡是非常严重的，当时这叫做“瘐毙”，即在监狱里病死了。曾经当过四川按察使(相当于主管政法的副省长)的清人张集馨在其自撰年谱上说：“前此通省瘐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一个省每年非正常死亡的在押人员，竟然高达一二千人！
之所以有这种超高的致死率，直接原因是清代监狱的生存条件高度恶化，犯人受到非人对待，但归根到底，弊根则在于当时监狱管理者的权力恶性膨胀。
清代的文学家、桐城派祖师爷方苞曾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因为受一起文字狱的牵连，被关进了刑部大牢。狱中禁卒为所欲为、鱼肉在押人员的丑恶现象给方苞留下深刻印象。出狱后，他写了一篇《狱中杂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清代监狱刀俎格局的窗口。
方苞说，他在牢中，看到“死而由窦出者日三四人”，每天都有三四个“瘐毙”的犯人被从墙洞里抬出去。方苞到底是读书人，不知江湖险恶，所以觉得不可思议。同狱中有一位姓杜的监友，原是洪洞县的知县，他告诉方苞：“这是瘟疫发作了。现在气候顺正，死者尚稀；往年这时候，每日也有病死数十人的。”
杜知县说，你看这刑部大牢有四所老监，每所老监有五个牢房，禁卒住在中间一间，墙有窗户，屋顶也开了天窗，可以透气通风，住着就比较舒坦。其余四间，则不开窗户，经常关着两百多号犯人，落锁之后，犯人便溺、饮食、睡觉，全在里面。加之冬天时，贫苦的犯人席地而卧，到了春季，地气变化，很少有不生病的。而且监狱夜里又不开锁，常常人死了，活人还得跟他挤在一块睡，所以受瘟疫传染的人很多。
除了上述四所老监，刑部大牢里还有五间板屋，生活条件相对“人道”一点，叫做“现监”，即临时羁押所的意思。按旧典，这是用来关押犯事官员、轻罪犯人及涉案证人的。但是现在，犯下重罪的大盗反倒住进现监，罪轻的穷人则关入老监受罪。与方苞同案的朱翁、余生，罪不应重罚，却都在老监里“瘐毙”了。还有某氏，控告儿子不孝，结果左右邻居都作为证人被戴上刑具、押入老监，“号呼达旦”。
后来，方苞发现这刑部大牢内外，寄生着一个以监犯膏血为食的权力集团，主要由刑部“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等人员组成。他们视监狱为财源，抓犯人很积极。哪怕是稍有牵连的人，也是先抓起来再说；抓人之后又不问有罪无罪，一概铐上枷锁铁链，先投入老监，关上几天。所以刑部大牢里总是人满为患。然后，禁卒就来找囚犯做思想工作：你是想继续呆在这老监，还是交笔钱出来，换个牢房，或者取保候审？你看着办。至于钱的数目，视囚犯的家境而定，到手后，由禁卒、狱官等瓜分。
囚犯的命运，除了被关押，还要受审受刑。古时，对犯人的审讯与处罚之权，只掌握在具有司法资格的主审官手里，胥吏、杂役之类是无权自作主张的，但老奸巨猾之辈，却能够上下其手、擅作威福，借此敲诈犯人。
方苞了解到，在刑部大牢内，那些专管给犯人上枷锁、打板子的吏役，会暗地里向犯人索贿，如果犯人交了钱，他们在用刑时就会暗做手脚，减轻犯人的创伤，否则就会让犯人大吃苦头。有三个与方苞同案的人，被捕后都曾被主审官刑讯逼供过，其中一人送了吏役二十两银子，结果骨头微伤，病了一个月才能走路；另一人给了四十两银子，只伤及皮肉，二十天左右伤就痊愈了；还有一人，出手最大方，送了一百多两，当晚就“行步如平常”。方苞向人打听，囚犯富贫不均，既然都交钱了，又为什么要以交钱多少区别对待？知情人说：“如果不区别对待，那谁还愿意多交钱？”
在监狱的刀俎格局中，即使是那些死到临头的死囚，竟也难逃被狱吏敲骨吸髓的命运。方苞说，凡有死刑案报上去，刽子手就早早来到监狱外，支使与他有勾结的禁卒向死囚索要财物，这笔钱当时有个名目，叫做“撕掳”，意译过来，大概就是“张罗费”的意思。
那么死刑犯还需要“张罗”什么呢？原来，对于被判凌迟处死的人，行刑人就告诉他：“给不给钱，给钱就先刺心脏，让你死个痛快；不给，就千刀万剐，四肢割完，人还死不了，活受罪。”
对于要处绞刑的死囚，则告诉他：“交钱，绞一次就断气；不交钱，绞三次再加上其他刑具，才死得了。这钱你掏不掏？”
就为了死得痛快一点，有钱一点的死囚，不得不在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掏出几十、一百两银子，没有钱的，也要典当衣物，换点钱行贿刽子手。
有意思的是，那大牢内，又有一些奸诈、凶狠的囚徒，慢慢适应了刀俎格局，从“鱼肉”的角色变成“刀俎”的角色，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上了“刀俎”宰割“鱼肉”的权力代理与帮凶，并从中分一杯羹。这类角色，叫做“牢头”。
方苞的文章提到了一个李姓牢头的故事。李是山阴县人氏，因为杀人蹲了监狱，每年都能从监狱中捞到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皇上大赦，李某被放了出来，在家呆了几个月，却无聊得发慌。同乡有人失手伤了人命，李某居然出来给那同乡顶罪，目的就是为了回到监狱中。按清律，过失杀人并非死罪，只需长期关押，这正合李某之意。
如果不了解牢头在监狱刀俎格局中的角色与收益，恐怕很难理解山阴李某的行为。方苞没有细说那个李某是如何参与刀俎格局的分肥的，不过，我们可以从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的记述中找到参考：
四川资州有个叫做周鸣同的人，因推跌父亲致死，被判了终身监禁，坐监日久，成了牢头。凡有新囚入监，必须向牢头孝敬钱物，不然就会受到种种凌虐。周鸣同虐待新囚很有一套：吊在木柱上，将水桶挂在背上，用竹签拷打逼赃，甚至迫着犯人用嘴吹尿壶。平日，周鸣同还在监狱内聚众赌博、做典当生意、放高利贷──这当然不会是平等、自愿的商业行为，而是建立在刀俎──鱼肉关系上的霸王交易。
周牢头之所以能在监狱里呼风唤雨，除了他够心狠手辣，手下有一班囚犯听他使唤之外，更离不开狱官狱吏的庇护与纵容。当时主管监狱的资州吏目(相当于县司法局长)叫姜淳，每月接受周鸣同的规礼，所以对周从不过问，任其胡为。有一回，邻县一名官差押解犯人进省，路过资州，寄宿在监狱内，也遭到周鸣同吊打逼赃。这名官差忍受不了羞辱，跑到资州衙门喊冤告状。知州舒翼问明情由，下令将周鸣同枷号，周竟鼓动众犯鸣锣击鼓，放火烧监，舒翼生怕事情闹大，竟不敢再深究，释放了周鸣同。
不过周鸣同最后还是受到了查处，被判秋后处死，他的保护伞资州吏目姜淳也被判了绞刑。这是因为周所得罪的那名官差不屈不挠，跑到省里控告，惊动了省政府。周的致命错误，是他过于狂妄自大，居然将不是刀俎格局内的官差也当成了鱼肉对象。如果他只是在监狱这个小天地内对囚犯们作威作福，恐怕他还将继续逍遥法外。
监狱这地方，自古就盛开着各种奇异的恶之花，其土壤便是那个刀俎格局。蹲过大牢、见识过监狱恶之花的方苞期待“圣上好生之德”，能够改善监狱生存条件；与他同监的杜知县则认为，再造一所管理人性化的监狱，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而在我看来，只要监狱里的刀俎格局不改观，不管是圣上“推恩”也好，另建监狱也好，都阻止不了狱官狱吏、牢头狱霸鱼肉囚犯，阻止不了“瘐毙”事件的发生。
潜规则监狱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