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圣人康有为为做帝王师叛变革命不择手段

Posted 2023-01-05 光绪

篇首语：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伪圣人康有为为做帝王师叛变革命不择手段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2、说谍1939年，军统南京潜伏电台系统全部叛变加入汪伪电台系统

伪圣人康有为为做帝王师叛变革命不择手段

导读：

中国的悲剧也许就出在文人涉政上？文人容易上天入地，说好听是高度的浪漫主义精神，说不好听是巫婆神棍作法，自己都不知道要干啥。光绪遇到康有为这样一个半路杀出来的半吊子帝师，不知道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反正这帝师看不到他的帝无有实权，看不到宫廷里的运作套路，缺少基本的政治常识。结果人仰马翻，自己流窜了，光绪囚禁了，帝国搁浅了，战友没命了。

流窜海外时，除了口舌之能，宣传鼓动，康有为也曾想过起兵勤王来着。1900年初，设总局，制订了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的战略计划。他以自己的门生为骨干，内以财源茂盛招诱会党入伙，外以勤王军威动员华侨捐款。两边来回吹，直吹得国内的会党以为华侨就不差钱，国外的华侨以为胜利就在眼前。会党狮子大开口，满心想着捞大钱，至于忠君爱国，根本不在他们头脑意识之内。华侨以为光绪马上就能复出，强国富民为时不远了。搞得两边都很亢奋。说实话，中山先生的大炮精神，康有为也不是没有。而且这种大炮作风，连他的高徒梁启超都看不惯了，称其师常作大言。虽然看不惯，但他自己也难躲此路数，跟同仁交待说，捐款聚众两事，不妨往大里说。但是等同仁们给他汇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他自己首先往打折里估算：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所以梁启超担心：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

康有为自己倒是没有这等不安。圣人做事，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何况救皇上事小，他还想救天下苍生呢。

康有为最宏大的理想，是大同。不过宏大得他自己都害怕，一直秘而不宣，以致于直到今天我们还弄不清他这思想的起始与渊源。当然，大略地说，其名称来自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其内容除了《礼记》之大同精神，还有中国传统的均平观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他的大同社会里，国都不存在了，全世界在一个公政府统治下，没有贵贱，没有贫富，没有家庭，没有夫妇（男女同居一年就得换人），没有坏蛋，没有司狱，没有私产私企，没有污吏专制，没有外交，没有军备，没有危险，没有战争……总之，人类所能想到的好事，他都想到了。而人类所能做到的坏事，却不在他考虑范围。

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事实上，这种寻找很具有历史的吊诡。严复寻找到了真正的真理。但是英伦求学归来，每有局外人之感，尤其对自己仕途之不达深感沮丧，甚至留下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诗句。当年与伊藤博文一道毕业，毕业成绩，严复全班第一，伊全班第二。伊成了日本名相，明治维新的元勋。严复则啥也不是，只能做些翻译工作，把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一古脑地翻译出来供奉给国人，好歹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启蒙大师。但是这位大师在义和团时代，则成了义和团名单上的特大汉奸，必欲杀之而后快。最后在大刀王五的掩护下跑到租界，才算保住了小命。启蒙大师成为启蒙对象眼里的特大汉奸，也只有近代中国这样神奇的土地才能出产此类荒诞故事。

民国时期，严复搞起了孔教会。不过，严复历来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他认为，一日民智未开则一日民主共和不可行。老实说，君主立宪对当时中国那样一个人多民傻的老大难国家来讲，当然是一种历史的飞跃，跃上，站稳，就是巨大的成功。可惜晚清没弄成，袁世凯想弄，却被喜欢一夜跑进共和的激进国人认作不要脸从而彻底翻盘。严复给袁世凯做过宪法起草员，做过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称帝，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对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表示不满。社会经验挺丰富。有人说，严复晚年消极了，保守了。要我说，搞孔教，可算是保守;支持君主立宪在当时绝对不能算保守，即使消极保守，那也是被逼的。人多民傻，自己玩了一辈子都玩不转他们，不消极不保守行吗？我一直认为，激进从来就不是好东西。简单来讲，英美之路是保守而稳健的，法国之路是激进而飞跃的。如果想了解激进的丑恶，可以看看法国大革命，雨果的《九三年》是这方面最好的著作，看了之后我保你比严复还消极！

孙中山本是走的英美之路，武昌起义后他明确向国人宣布：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把他的英美共和给轰走了，原先说的话也忘了，一头扑向了俄国那边。洪秀全寻找到了上帝，弄出的却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其族弟洪仁\\鼓捣出一个《资政新篇》，与洪秀全政府的实际运作风马牛不相及。就连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是半吊子东西。理论上是均贫富等贵贱，实际上却是分贫富划贵贱;表面上是反封建主义，实质上比他要推翻的王朝还要封建。

因为康有为也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所以他的救天下苍生，站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祸害苍生了。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之时，梁启超并不希望公开明办，因为他怕清廷迫害会员在内地的亲属，康有为的答复是：非如此，不大不固。也许，清廷越迫害会员家属，康圣人越兴奋——你看看，我说慈禧太后不是东西，果真不是东西吧？至于同党内部，不听他话的，不愿意拿出大量家财供党和他个人使用的，他也会想些绝招甚至暗杀的手段去对付他们！手段不正义，结果如何正义？用惯了不正义的手段，上台后可能比前任还要不正义！

说谍1939年，军统南京潜伏电台系统全部叛变加入汪伪电台系统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国民党军统局特务二处（后来的军统局，此时的军统局为大军统）为了在敌后潜伏，事先经周密策划，潜伏下来一支完整建制的人马，留在沦陷区从事地下抵抗活动，以便掌握日伪情况。以后这成为了军统南京特区。该区组织庞大，人员众多，情况复杂。又是单线联系，秘密往来，各找关系，伪装身份，绝对保密。南京特区区长钱新民，黄埔四期毕业，授以少将。副区长尚振声，秘书谭某，大队长张某，组长李云声，会计安少如，译电员杨国栋、杜雪帆等。另外再留下一部电台，由两个女报务员负责，一个名叫周光球，一个叫周英杰。在南京尚未被攻破前，区长钱新民已率领部分人员撤出南京城区，到江北六合县瓜埠镇附近设立区本部，对外以开办一家五洋杂货商店为掩护。城内组织由副区长尚振声负责领导，后来形势不利，工作难开展，便留下秘书谭某为留守负责人。在南京沦陷后，电台女特工周光球、周英杰二人在其亲戚掩护下进入难民区，潜伏下来。尚振声 1938年4月，南京城经过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后，情况开始缓和下来，南京特区本部发出指示，尽快将城内留守电台装架就绪，以便与重庆本部取得电讯联系。但是由于技术问题，两位女报务员未能完成安装架设。区长钱新民命令在江北的国民党航空气象情报第26分台台长张云飞潜返南京城，主持安装任务，恢复了与重庆本部电台的联系。钱新民命令张云飞和周光球以夫妻名义在一起，遮人耳目，负责收发各项情报电讯。同时把周英杰调出南京城，派到六合县瓜埠镇附近与刚从汉口航空气象总台调来的88分台台长潘俊滔（潘光祥）在一起工作。该台除向航空气象情报总台报告气象情况及日军飞机动向情报外，还为南京区收发各项情报电讯，同时又与城里张云飞台保持联络，收发区部与城里组织间的来往电讯。后来为了加强南京城内的组织电讯工作的力量，又将航空气象情报第85台台长温酿调至城内潜伏，加派报务员刘正凡随同前往，搜集日伪活动情报，即时向区本部和重庆本部汇报。 1938年年底，汪精卫在河南叛逃。 1939年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护送下先至上海，着手筹备汉奸政府。而奉日本人命令，在上海的由李士群、丁默邨主持的汉奸特工组织76号（特工总部）决定，把伪总部三处（电讯处）迁到南京北平路38号，同时宣布成立「 ”南京无线电通信总台”。另在上海、广州、汉口、苏州、无锡、镇江设立支台，各占领区县设立分台，相互通讯，及时电汇南京总台，形成一个较大的无线电报（情报）通讯网。该处（电讯）处长为晋辉，副处长余介，总台长阮行舟。秘书沈锡宝，译电室主任沈寿桐，科长周鼎、谢乃光、严经为等。报务长先是谢熙、张民权，后是潘俊滔。机务长黄国璋，股长有朱笑萍、陈凯等。在总台设有专门听抄重庆中央社与延安中共新华社的新闻电讯稿的部门，由总台整理后分送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等人亲阅参考。另外，又在张府园70号设立研究室，在长乐路某处设立侦察总台，专事窃取对方电台的密电电频，进行技术性的研究翻译。其中主要成员为杨家英、万德浩、马成、黄焦、汤友梅、林植等人。和汉奸特工情报部门建立无线电通讯网的同时，所谓的汪伪军事委员会下也设立了无线电军事总台，由张和卿（张亦璞）担任少将总台长。在各地伪军中（军、师级）设立支台，或分台，由总台委派负责人与驻军筹办，形成军事系统电讯网。此外，周佛海控制的伪金融系统，即伪中央储备银行也单独设立银行总台和各省、市支台，又成一套体系，与军事、特工成三足鼎足之势，各自为政，互不从属。该台表面上主要任务是收发银行业务往来电讯和经济金融动态、市场行情变化、外币金银涨跌等消息。但后来周佛海把总台作为他与重庆军统秘密往来的渠道，也成了变相的特务电台。伪中央储备银行就有重庆派来的特务陈克祥等人，周佛海待如上宾，均安插在财政部、银行中，委以重要职位，外人不明真相。伪中央储备银行总台人员是由特工总部三处晋辉那里调来，总台长是原来特工总部总台长谢熙。其他人员则由谢熙推荐，总行批准。（周佛海事实上实际控制着汪伪的特工系统）伪储备银行这样，汪伪政府具备了特工、军事、银行三个无钱电台的体系，但架子容易，技术人才和力量则需要真正的补充进来。 1939年8月，军统南京特区城内组织被汪伪特工侦破，两部潜伏电台及工作人员均为汪伪特工所获。其主要人员秘书谭某、杨国栋、张云飞、温酿等人被一网打尽。由于汪伪政权正是急需搜罗特工电讯人材充实力量，经过软硬兼施，高价收买，所有被捕人员，摇身一变，成了汪伪特工的电讯技术骨干。张云飞担任了特工三处侦察总台研究室主任，温酿担任科长、后接任新华无线电学校校长。光靠叛徒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培养电讯工作的人员，汪伪在南京办了两个无线电学校。一个是南洋无线电学校，地址在韩家巷，校长是伪军委总台长张和卿兼任。一个是新华无线电学校，在王府园，校长是余介。余介被军统暗杀后，便由温酿担任校长。而自从南京城区军统组织遭到破坏，并且全部叛变，江北区本部也难以立足，钱新民旋即从六合瓜埠镇转移到八百桥镇附近。由潘俊滔负责的电台亦随区部一齐转移到八百桥。时值军统与汪伪特工组织在沦陷区的暗杀正是高峰期，同样，为了惩办南京城内组织投敌叛变者，戴笠发出了制裁令，严令该区对主要投敌分子进行坚决暗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