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翁同的态度为何前后矛盾

Posted 2023-01-05 光绪

篇首语：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戊戌变法中翁同的态度为何前后矛盾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戊戌变法中翁同的态度为何前后矛盾

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在晚清戊戌变法那场震惊朝野内外的政治变局中，翁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以往政治史与法律史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往往注重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宪政思想以及变法主张的研究，而忽略对翁同的研究。毋庸置疑，康梁二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动者和主导者，然而，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初，朝中最强有力的变法支持者却是翁同。

翁同（1830—1904），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三十余载，深受帝后两宫宠幸，在朝中威望甚高。

关于翁同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表现，概而言之，是前后矛盾的:既表现出积极进步的一面，同时也表现出消极保守的一面。一方面，翁同积极支持变法。翁同日记记载，1889年2月5日，翁同与孙家鼐向光绪拜年并提出“圣贤之治，迹不尽同”的建议。同年2月6日，翁氏更是向光绪进呈冯桂芳的《校庐抗议》一书，冯桂芳是戊戌以前著名的变法思想家，该书对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宗旨作了集中阐述。另据翁氏后人翁万戈先生披露的日记手书原稿显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闰五月初九日（1895年7月1日），翁氏曾与康有为有过会面。当时翁氏对康有为极为欣赏，并积极向光绪引荐，建议打破祖宗法制，康有为可直接向光绪“条陈奏事”。另一方面，在向光绪引荐康有为之后，翁氏却又表现出对康有为以及变法运动的反对情绪。

翁氏后来为什么会对康有为以及变法运动产生反对情绪？学界对此有诸多争论。笔者认为，原因可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翁氏与康有为在变法观念上的分歧。翁同与康有为两人都主张变法，康有为逐渐成为戊戌变法的主导者得益于翁氏的引荐。尽管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翁虽然支持变法，但他骨子里推崇的仍然是程朱理学一脉，以至于与康有为产生变法的“道”“器”之争。翁氏于1889年曾向光绪推荐《校庐抗议》，事实上，该书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的生存图强之路应该“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而康有为的变法立场则显得较为激进，他主张变法不仅要从“器物”层面入手，更重要的是从“道”的层面入手，应该更为广泛和全面地变革政治制度。因此，康有为对汉唐以来既定的传统进行了系统改造（这种改造主要包括义理和制度两个方面），完全背离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主流认识。正因为如此，当康呼吁变法要改造传统义理和制度时，翁氏与康有为在变法立场上出现了分歧。

第二，翁氏个人一己权益之念。著名公法学者萧公权先生在《翁同与戊戌维新》中着重强调了这一观点。萧公权从翁氏的个人性格与心术出发，认为翁同作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在积极支持变法的同时，也致力于继续巩固自身的地位。翁同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关系一直颇为紧张，这是晚清官场中公开的秘密。所有证据指向只有一种解释，即翁氏排斥李鸿章、张之洞的目的在于获取变法的主导权。既然如此，翁氏与康有为的关系最终走向终结，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初，翁氏为了在变法中抗争李张二人，大量引进张謇、汤震、陈炽以及康有为等变法新锐力量，作为自己变法的得力助手，以弥补自己在变法方面知识的不足。在翁氏向光绪引荐康有为之后，康有为激进的变法主张更为光绪所认同和接受，逐渐取得变法运动的主导权，这是翁氏引荐之初始料未及的。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出现在总理衙门，翁氏当天日记记载:“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大端，狂甚。”“狂甚”二字，实为翁氏当时对康有为态度的真实表达。这样，为了与康有为争夺变法的主导权，翁同不惜反对康有为以及康有为主导的变法之路。

第三，帝后两宫之间在变法方面的分歧。在变法运动之初，慈禧太后对变法持支持态度。翁氏试图通过变法来缓和两宫的关系，因为慈禧和光绪至少在表面上对变法达成了共识。随着光绪对康有为激进变法思想的日益接受，慈禧开始走向反对和阻挠。翁同与慈禧的主张一致，都认为变法不能触及“祖宗法制”之根本。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引荐康有为，使得后党对翁氏展开制约和攻击，已经损害到他的政治利益。因此，翁氏为了在帝后两宫政治斗争中自保，急于修复与慈禧及后党之间的关系。修复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摆脱与康有为之间的关系，脱离变法派的阵营。

翁同后期在变法问题上左右摇摆的态度以及矛盾冲突的表现，令光绪帝逐渐对其失去信心，视翁氏为变法的绊脚石。终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廿七日（1898年6月15日），翁同被罢黜回常熟家中。同年10月21日，慈禧懿旨传来:“翁同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戊戌维新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翁氏个人的政治生命也走向终结，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变革道路更是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七一五政变前后的汪精卫对清党分共的态度为何截然不同

汪精卫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备受争议，这是因为他竟然能够在同一件事情上采取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这不得不让人惊讶。这件事情就是清党分共。我们知道，“七一五政变”是汪精卫发动的旨在清党分共的一场反革命政变，但其实在此之前，汪精卫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却一直是“联俄容共”。汪精卫究竟为什么在“七一五政变”前后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呢？在国共合作破裂之前汪精卫一直以左派领袖的形象出现，蒋介石背叛革命时也曾大力鞭笞，但仅仅三个月之后汪精卫就炮制了七一五分共事件，正如在他日后的人生历程中表现的那样“一生分作两回人”，在这一事件的前后，汪精卫也作了两回人，在这一事件的前后汪精卫是什么态度呢？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生于1883年5月4日，亡于1944年11月10日，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曾经刺杀清朝摄政王，赴法国留学。回国后追随孙中山积极命，支持并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在1927年背叛孙中山，紧随蒋介石之后实行分共清党，更在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在这次合作开始时国民党内部反对的力量就不小，但那时由于孙中山在国民党内的威望和地位，使得合作得以继续，然而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国民党几位元老张继、谢持等人便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妄图结束国共合作，然而此时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他们的气焰被压下去了。继而又发生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一系列的摩擦，最终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党”，国共合作最终失败。在分党事件之前汪精卫始终以左派领袖的形象出现，一直声称要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 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之后，汪精卫处理不力，被蒋介石排挤，因而出国。1927年4月1日正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准备叛变革命的时候汪精卫由法国返回上海。汪精卫返回上海之后汪精卫即与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等人密谈，在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关于清党谈话中李宗仁回忆说“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之后国民党内部又召开两次会议，俱是要求汪精卫留在上海领导清党，据李宗仁回忆汪精卫“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而在汪精卫的《武汉分共之经过》中讲到“见面之后，蒋同志等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庭；一是分共。从四月一号到五号一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这两件事。蒋同志等对于这用件事，很坚决的以爲必要马上就做而兄弟则以爲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在后来汪精卫寄李石曾书中汪又指出，“十三年改组精神不可轻变”如果以武力清党，汪精卫认为会使国民党陷于危险之中。由此可见汪精卫并不赞同蒋介石等人的“清党”，但是由于支持人数众多，汪精卫在压力之下同意分党，但是不同意采取蒋介石的办法，马上就做，而应该采取“合法”的手段，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4月5日，当国民党内部正在开会讨论“清共”的问题时，报纸上却登出了《国共两党领袖王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宣言中称“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对于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可见即使是在国民党内部已经磨刀霍霍之时，汪精卫也不主张分共清党，甚至隐约有继续国共合作的思想。李宗仁回忆说当时与会人员哗然，吴稚晖当即讽刺汪精卫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我看也不见得。”“汪氏当时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当晚汪氏遂秘密乘船到汉口去了”。 为什么蒋介石等人声称要汪精卫作为领导人领导清党，而汪精卫却坚持反对呢？首先是汪精卫需要武汉国民政府和苏联及共产党的支持与蒋介石抗衡。支持汪精卫的幕僚陈公博，将领唐生智等人在武汉，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孙科等人也反对蒋介石。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左派居于主导地位，汪精卫也是在苏联和共产党主导的“迎汪复职”的声浪中回到中国的，当时蒋介石由于北伐攫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自认为国民党之领袖，汪精卫要与蒋介石抗衡就必然寻求武汉国民政府和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且蒋汪之间素有争斗，蒋介石即使提出让汪精卫领导，汪精卫也是不敢相信的。况且上海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而与会众人也大多是支持蒋介石的，如果汪精卫此时同一留在上海领导“清党”，汪精卫也只是个傀儡。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必然要回到武汉，由于武汉的时局，汪精卫必然不能马上就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翻脸。 第二汪精卫深知蒋介石掌握着军权，而他却只能依靠掌握着军队的唐生智等人的支持，所以他就要牢牢掌握住党权与蒋介石的军权相抗衡。“兄弟以爲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蒋同志等说道，中央已开过第三次全体会议了，全爲共产党把持。兄弟说过，如此可以提议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新决议来变更旧决议；而且南京已经克复，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可以由武汉迁到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可以在南京开会。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能赞成的。“随后又写一封信给李石曾同志，说明十三年改组的精神不可牺牲，党的纪律不可不守，党的组织不可破坏。”由此可以看出汪精卫坚持可以分共，但是要按照党的纪律和章程来，不能单独蛮干，要维护的国民党的党统。即使是蒋介石此时也不得不做出姿态表示要汪精卫领导奋斗革命，可以预见召开会议汪精卫必然以国民党领袖的姿态出席，召开党内全体会议讨论分共问题也是对汪氏地位的肯定。 第三，汪精卫坚持孙中山所定三大政策，紧抓孙中山这面旗帜，以获取政治资本。汪精卫早年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孙中山在世之日，汪精卫一直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又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这些都是它的巨大的政治资本。坚持三大政策有利于将国民党左派聚集到他的身边。孙中山去世之后，汪精卫认为自己应该为国民党的当然领袖。一向以孙中山的信徒和继承人自居的汪精卫，孙中山在世之日汪亦积极维护三大政策，如果孙中山去世不久，汪精卫就改变“总理手订”的政策，则不利于他对自己的形象的定位，此时自然不能轻易变更“总理所手定”的三大政策。虽然当事人的回忆有不同之处，但是可以看出汪精卫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对于“清党”，汪精卫并不赞同，但是在众多的反对合作声浪中，汪精卫也认为国共合作“绝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须依据党的纪律，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武力可以迫成。蒋介石、吴稚晖等人坚持马上就做，以武力“清共”，而汪精卫则坚持要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决定。然而他们此时已无法达成一致，因此汪精卫即返回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在上海可以说是与蒋介石等人不欢而散，回到武汉后讲“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尤其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汪精卫发出反对蒋介石的通电“既违反中央命令，且与总理扶助农工政策大相刺谬”“似此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此后汪精卫又发表了一系列反蒋演说，指责蒋介石违背孙中山的政策，狼子野心，破坏国共联合。在武汉国民政府持续向左的状态之下，且汪精卫本人坚持三大政策态度之坚决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仅仅过了三个月，以左派领袖自居，多次表示要坚持总理三大政策的汪精卫又会向共产党举起屠刀呢？首先，汪精卫始终认为国共合作不能长久，他内心并不同意苏联和共产党的主张。汪精卫认为当初之所以联俄联共是由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宣称为了帮助国民党革命，但实际上苏联和共产党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终有一天国共两党会分道扬镳的，联俄联共只是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因时而变，不可能长久。“联俄与容共政策，为应付时代和环境所取的一种政策，不能与三民主义同样有长久的时间性。时代与环境变了，政策也即随之而变化的”，当国共两党在领导权上发生争执的时候，当武汉国民政府遭遇困境时，汪精卫就像曾经的战友举起屠刀了。 第二，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处于危机重重之中。蒋介石不断秘密策反驻扎在武汉的国民党军官们发动叛乱，企图里应外合颠覆武汉国民政府。他同帝国主义势力、地方军阀联合起来，切断武汉的对外交通联络，禁止各地与武汉进行贸易，帝国主义在武汉的工厂商店纷纷倒闭关门。而武汉的许多资本家也缩小经营规模或抽逃资金，甚至是关门关店。这些都导致了武汉国民政府财政困难，被迫颁布现金集中令，大量发行纸币，以解决财政危机，但是这些政策使得武汉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失业人口骤增，市民生活动荡，人心浮动。此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取得了胜利，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苏反共，事实上倒向了蒋介石一边，使得武汉国民政府的情况更加危急。 第三，在当时的武汉地区及附近省的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十分尖锐，各地也出现了一些农运过火的现象。“到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们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也逐渐突出，工人频繁游行开会，部分导致本身的工作荒废。此时革命内部可说是矛盾重重，由于土地问题可以说国民党左派中的很多人如宋子文、孙科，徐谦等人对国共合作产生很大不满。频频抱怨武汉“社会秩序紊乱”。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掌握军权的许多人如杨森、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人也相继叛变。 第四，共产国际及苏联代表也认为武汉国民政府不可靠，下发五月指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等人训令苏联驻汉口领事以及中国共产党，坚决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成立军事法庭，承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而此时的中共五大也指出“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接受苏联的五月指示，在农村中分配土地，以农会代替乡村豪绅掌握乡村政权，组织工农纠察队，这实际上大大侵犯了国民党党左派的利益，这本应该是及其机密的事，但是这些东西被共产国际代表鲁易告诉了汪精卫，鲁易本意是是希望汪精卫能够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共同奋斗，然而“汪氏大惧，乃召集中央领袖密议防共之计”。至此，汪精卫及其集团分共势在必行，经过密谋，汪精卫等人于7月15日举起反共屠刀，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其残忍程度，不亚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至此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