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天赋不高被小偷鄙视

Posted 2023-01-05 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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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因天赋不高被小偷鄙视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但真正能够实现者寥若晨星，而曾国藩正是其中之一。这一曾因镇压太平天国备受谴责的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首领，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己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致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他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生使命，被称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曾国藩是清末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中国建造第一艘轮船，开启了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如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近代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有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说法。在近代政界人士眼里，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37岁官至二品，在清汉人仅此一人;第二，他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他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了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于中国官场，既可呼风唤雨，又能明哲保身。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据考证，曾国藩一生曾为清朝廷举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其中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从各自的视角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他认为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足为吾人之师资，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国藩小时候的天赋却并不高。

据曾国藩回忆，小时候他曾遭遇这样一件尴尬事：有一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万籁俱寂，少年曾国藩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朗读很多遍了，还是背不下来。背不下来不能睡觉，他只好一直诵读此文。

这时候，家里来了一个小偷，潜伏在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曾国藩去睡觉，只听他还是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贼人大怒，实在忍不住了，跳出来大声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曾国藩目瞪口呆：只见那贼人将那文章很流畅地背诵了一遍，然后轻蔑地看了曾国藩一眼，扬长而去。

这件事对曾国藩触动很深。这个小偷是很聪明，至少其天赋要比曾国藩高许多，但是他却荒废了天赋沦落为梁上君子;而曾国藩从此知耻而后勇，刻苦治学，奋发图强，通过后天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封建社会中罕有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奇才。

中国历史崔浩功高被诛族

崔浩功高被诛族

公元378年，崔浩生于清河门阀、吏部尚书崔宏之家。少年崔浩，朱唇皓齿，面若桃花，身材窈窕，文质彬彬，恰若一美貌女子，人称“美妇人”。他少好书史，博览百家，玄象阴阳、科律制度及经术之学，无不精通，且有经帮治国之雄心，因而，他的言行举止，成了同龄人模仿的榜样。

公元386年，鲜卑族首领拓跋珪建立北魏。公元395年，17岁的崔浩被任命为秘书郎中。他废寝忘食，恭勤供职，常常深夜不归，为此，魏道武帝拓跋珪特赐御粥给他，并将其迁官著作郎。

魏明元帝拓跋嗣继位后，北魏政权面临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夏国占领着河套与陕北高原，后秦控制着关中和洛阳地区，南燕在山东半岛，北燕在渤海北岸，而北方广漠的荒原上又活动着强悍的柔然等部，他们时时骚扰北魏。在南方，以正统自居的东晋政权，又不时发出北上的信号。处于这种四面受敌的境地，战略上的任何失误都可能严重影响全局。战乱之际，危难之间，崔浩帮助拓跋嗣制定了首伐柔然，然后各个击破的方针。他呕心沥血、斟酌筹划，因而魏军得每战必胜，所向无敌。416年，魏军进占中州，基本上奠定了北魏的规模，崔浩因功被赐子爵，职升博士祭酒。这时，拓跋嗣对他言听计从，宠信备至，甚至常用自己的马车接其入宫商讨大事，决断疑难。崔浩与皇帝并排坐在马车上，在武士的簇拥下，浩浩荡荡，穿街过巷，那华美的仪仗和雄伟的气势曾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和夸耀。崔浩也开始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是，崔浩政治地位的真正巩固还在其提出的由大臣辅政建议之后。泰常五年（420年）后，灾异屡见，拓跋嗣偶感微疾，身体颇不适，想到霸业未成，诸子年幼，不觉潸然泪下，于是密诏崔浩，告以心事。浩曰：“陛下春秋富盛，圣业方融，德以除灾，这点小病何足介意？况今民殷国富，四境安宁，完生可以安居乐业。但为长远之计，应及早应嗣，以防后患。同时还应委托最信任的大臣，协助处理国事，陛下即可优游无为，贻养长寿，不为政务所累。”拓跋嗣称善。随后，崔浩又推荐德高望重的四世老臣孙嵩，足智多谋、能言善辩的奚斤，处事干练、通情达理的安同，顾全大局、执法如山的穆观等6人为辅臣，制理内政，拓跋嗣听其处理军要，果然是配合默契，井然有序，郁积在心头多年的忧虑顷刻化解。大臣辅政从此作为一种制度沿袭了下来。

崔浩得宠，引起众官嫉妒，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群臣联合上书“弹劾”，有的说：“崔浩无缚鸡之力，全凭三寸不烂之舌，蛊惑圣上。”有的说：“他经常深更半夜把块碳铜放在醋罐子里，弄神使鬼，名曰观天象，纯粹是胡弄人。”有的说：“他经常说汉朝官员长得天庭饱满，有富贵相，这不是讽刺我们这些鲜卑旗人不能为政当官吗？”种种谄言使年轻的拓跋焘将信将疑，于是乃将崔浩放归乡里。此后，他从师道教大师寇谦之研究道教《神中录图新经》，论古今之乱，通治国大计，著文30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以图来日再展宏图。不久，崔浩再次被起用。他自恃才高智广，不但不接受教训，反而更加锋芒毕露。

在讨伐夏主赫连昌的战役中，天气骤变，飞沙走石，黑地昏天，宦官赵倪小心翼翼地进言魏主拓跋焘：“天气怪异，必有灾雄……”话没说完，崔浩立即批驳道：“天时、地利不如人和，我主西征讨逆，乃应天命顺民意，风沙岂能阻挡?”赵倪只好怏怏而退。

公元429年，拓跋焘召集群臣讨论是否出击柔然问题，宰相刘絜坚持汉代人早已提出的观念：“漠北荒寒，得其地不能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奴，其人轻捷无常，难得而耕，损国耗民，徒劳无益，而且千里行军，敌方将以逸待劳，万一南朝乘虚，则腹背受敌。”太史令张渊、徐辩也附会赞同。崔浩却坚持要出兵，并提出四条理由：一是刘宋兵力无暇北顾，二是柔然扰国骚民，是国家的巨大威胁，不能不除，三是本国人英勇善战，有百战百胜的历史和信心。四是柔然当前毫无战备，攻其不备，胜券在手。他驳斥刘絜一伙：“陋矣哉，公卿也!”言辞激烈咄咄逗人,刘絜等人面红耳赤，威风扫地。刘絜向来骄横专利，哪受过这等责难，从此埋下嫉恨的种子。(此后处处与浩为难，以至故意贻误战机，以证实崔浩计策之失误，不慎事发遭诛。）

依崔浩的布署，拓跋焘亲率大军，出平城度阴山，治溺水一直攻到涿邪山（今外蒙古西南境）。拓跋焘看到数10万篷帐，百余万家畜牲口的战利品堆满山旁水畔，称赞崔浩说：“您真是才智渊博啊!今后，还请您多多帮助我、督促我，不能有什么顾忌。”并立即加封崔浩为侍中、抚军大将军等职。同时下令尚书省，今后凡军国大事，众议不能定时，可问崔浩，然后实行。大臣们表面遵旨，实际上心中不乐。

公元431年，崔浩擢升为司徒，高贵的门第和显赫的地位，使崔氏家族满门生辉，为官者数以百计。势力越大，崔浩办事就越少顾忌。

崔浩外甥卢玄，通古博今，与崔浩交往甚密，崔浩曾经说：“面对子真（玄字）使我思古之幽情更深。”崔浩打算严格执行九品中正评定的等级，辨明官员们的出身阶级和姓氏高低，卢阻止说：“创立一个新的制度、改革一种即成的规章，必须把握适当的时机，目前欢迎这项变动的只是出身显贵但自己本事不大的极少数人，不可为少数得罪多数，况且当今政局未稳，宫中府中矛盾重重，此法一开必引起更多矛盾。”崔浩不听，一意孤行，结果遭到众多官员的谴责和反对。

浩敢于与众多的官员对抗，全仰仗皇帝对他的特别信任和宠爱。拓跋焘商讨国事、研究天文历法，甚至下棋对弈、占卜问卦，都愿找崔浩，还经常出入崔浩之家，有时突然驾到，令崔浩迎接不暇，甚至连官服上的腰带都来不及束。崔浩入宫也很随便，有时甚至进入拓跋焘的寝殿，这在当时是决无第二人的。

崔浩与拓跋焘还有一点相同处，即他们都不信佛，这与当时盛行佛教的时尚是极不相宜的，焘说：“佛教来自胡人，不是正统炎黄子孙可以信奉的东西，我们祖先是黄帝子昌意的后商，决不受佛教蛊惑愚弄。”崔浩一向厌恶佛教，其妻信佛，趁他出门时偷看佛经，被他发现，夺过佛经当场烧掉，并将纸灰倒进厕所里。他对拓跋焘说：“佛教不仅虚无怪诞，而且浪费大量的钱财，盖寺院、雕佛像……真是误国害民。”

公元446年，拓跋焘率兵讨伐地方叛乱，抵达长安（陕西西安）时，偶入佛寺，在和尚的禅房里，发现了许多武器，焘说：“佛门静地，怎能有这等凶器，定是要造反。”遂逮捕寺内和尚，全部诛杀。在没收寺内财产时，又发现了酿酒用具以及地方长官和大富豪所委托寄存的财物，多达万计，还发现寺内有与贵室妇女淫乱的地下密室，崔浩乘机劝说拓跋焘下了灭佛决心。这年，拓跋焘下令诛杀长安城内和尚，焚烧佛经，捣毁佛寺。不久又下诏通令全国灭佛，凡佛寺、佛学皆摧毁、焚烧，僧人皆杀之。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矛盾错纵复杂的时期，阶级矛盾、汉官与鲜卑官员之间的矛盾、鲜卑贵族自身的矛盾等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皇帝本人既难以超脱，崔浩自然也陷于这矛盾的旋涡之中。

导致崔浩遭难的导火线是修国书一事。北魏国书的编写，早在魏道武帝拓跋珪时就开始了。为了记载自己的光辉帝业，拓跋珪曾命尚书邓渊撰写《国记》10余卷，但没有完成，谁来继续这项工作呢？人们推荐崔浩，确实，要论学问、才识，无人超过崔浩。于是拓跋焘立即召见崔浩，很恳切地对他说：“我大魏国积德累仁，泽流苍生，将千秋功业永载史册，是万世不朽之功。你是我最信任的老臣，所以将此重任托付给你，望你不要推脱。”崔浩非常感动地说：“臣生来禀性弱劣，力不及健妇，也没有其他本领，只能学点知识报效国家，今蒙皇上厚爱，使我得以发挥才能，我一定效犬马之劳，只不知圣上有何指教？”焘指示说：“综理史务，述成史书，务存实录，至于褒贬损益、润色增删，由你审处。”年迈70的崔浩以为这是一项流芳千古的美职，便欣然从命了。

崔浩全然没去想修国史之艰难与危险，领命后，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编写，并一再地向参与编写工作的高允叮嘱，要体现皇上的“实录”原则。高允是个非常正直而又很谨慎的官员，他提醒崔浩说：“‘实录’是每个史官都应具备的品质，但修者应考虑到修史的目的，拓跋族虽是我东北一游牧部落，但建立本朝后，吸取中原文化，学习汉族政治，发展经济，实为前所未有，修史应将这些辉煌业绩记录下来传之后世，要以歌功颂德为主，至于以前的……”话未说完，就被崔浩打断：“高允兄过于小心了”。这一善意提醒被他顶了回去。但是参与国史修撰的著作令史闵湛、郄林却是两个奸佞小人，以吹捧拍马、花言巧语的手段蒙蔽了崔浩，他们上疏给皇帝，说崔浩所注《五经》纠正了旧注疏的许多错误，请皇帝下令全国学习崔浩所注《五经》。崔浩得知后大为高兴，他们二人又趁机进言讨好崔浩，要求将他编写的《国书》刻于石碑，让国人共览。崔浩认为这真是件提高声望的好机会，便欣然同意了。于是，便在平城大建石碑，用工300万，在石碑上刻《国书》置于郊外，让人们自由浏览。高允听说此事，非常担心，对著作郎宋钦说：“闵湛三寸不烂之舌，恐怕会造成崔门万世之祸啊！”

果然，大祸临头了。《国书》刻碑之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石碑《国书》中关于拓跋族如何从漠北崛起，鲜卑族留发辩、穿短衣、游牧为业、同族通婚等落后习俗成了汉人嘲笑鲜卑贵族的话柄，这自然引起了北魏统治者的“公愤”，他们认为这是汉官向鲜卑族的挑衅，是图谋不轨，纷纷上书要求严惩。拓跋焘，这个鲜卑后裔，虽有雄才大略，但性格暴躁，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对自己及祖先的轻蔑，因而立即下令逮捕了崔浩，囚于死牢。此时的崔浩已有口难辩，他只恨自己当初没有听高允的话。这时，刘时、赵倪、刘絜一伙及在“新九品中正”中受排挤、受压抑的一些官员纷纷上书弹劾崔浩，必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只有高允冒死进谏，然而大局已难以挽回。结果崔浩及其一家被满门抄斩，崔浩的亲戚太原郭氏（妻族）、范阳卢氏(母族)以及河东柳氏等门阀大族也被灭族，被杀者达2000余人。

曾因天赋不高被小偷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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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崔浩功高被诛族

中国历史崔浩功高被诛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