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李鸿章访问俄国曾收受贿赂300万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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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李鸿章访问俄国曾收受贿赂300万卢布
李鸿章
1896年5月18日,中国特使李鸿章到俄罗斯旧都莫斯科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根据美国记者的报道,在参与典礼的各国来宾中,李鸿章所受到的欢迎最为热烈,其排场仅次于加冕典礼的主角沙皇夫妇的入城仪式。
当然,在红地毯、仪仗队和隆隆的十九响礼炮声中,俄国人所要传达的,绝不只是对一个“大政治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语)的景仰,也绝不只是展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而是有着更为现实的利益考量:“借地修路”,借中国之地,修俄国之路。西伯利亚铁路可以从赤塔直线通向海参崴,所“借”之地归俄国所有,并可以派兵驻守。在这个如意算盘之外,一道精美的包装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中俄结盟,对抗日本。
这当然是一笔大买卖,所以俄方坚持要求李鸿章出访,而清廷也愿意玉成好事。甲午战败后,俄国联合法、德,强压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在中国朝野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感激,甚至也引发了清廷外交战略的大调整。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宗侗就认为,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国的外交由“一体拒外”变为“有联有拒”,而“联”的对象,首先是俄国。李鸿章以古稀之年出使欧美,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天朝帝国终于放下身段,开始主动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了。
除俄国外,欧美各国也纷纷向李鸿章发出邀请。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回忆录中说,俄国当时很担心李鸿章先访西欧再到俄国,那样李鸿章可能会“深受欧洲各政治家种种诡计之影响”。因此,沙皇专程派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得港迎候李鸿章。李鸿章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行程的电报中也说,已经与俄国约定,“免由法德行,至多周折”。
李鸿章访问俄国,是一台“加冕典礼搭台、中俄盟约压轴”的大戏。在俄期间,李鸿章多次受到沙皇接见,有时甚至完全是极度机密的会谈。俄方强调对中国并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李鸿章与沙皇秘密会见(1896年5月7日)后,报告北京说:“(沙皇)谓我国(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
中国方面主张联俄的,不少还是李鸿章的政敌。李鸿章的首要政敌翁同就曾在日记中说“联俄结俄之事,同已视为必然”。在李鸿章离京前,翁同居然专程拜访,密谈联俄大事。而李鸿章从俄国所发回的所有密电,也均由翁同与张荫桓亲自译码,连军机章京都不能经手。
对于联俄的必要性,张之洞认为,五大国中,英国为商业利益大挖中国墙脚,法国依仗教会诱拐中国百姓,德国无任何殖民地与中国接壤,美国从不肯卷入他国的纷争,因此只有俄国能“立约结援”。而且自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已经是有着两百年交往的“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就是说,为了与俄结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俄国开出的价码,仅“借地修路”一项,当然令清廷喜出望外。仅经过几次电文往来,中俄密约就迅速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吊诡的是,尽管李鸿章此时正夹着尾巴做人,对北京的指令言听计从,日后这笔“卖国”的账却依然只记到他一个人头上。
李鸿章在俄国的长时间逗留,令西方各国嗅到中俄之间正在发生某种大事。这一时期的西方报纸,都充斥着对中俄密约的猜测,以及两国政府对此的坚决否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疑案是:俄国政府为密约向李鸿章行贿300万卢布。当时任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罗曼诺夫,和李鸿章在俄期间的“全陪”乌赫托姆斯基,都提到过有这样一笔特别经费。这笔对李鸿章的政治品格杀伤力极大的特别经费,虽名为“李鸿章基金”,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李鸿章收取的贿金。能够确认的是:一、的确存在这样一笔“交涉特殊用项之基金”;二、这笔基金一直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账户中,由俄国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三、这笔基金的确有170万卢布被中国人领取;四、该笔基金更多的是被沙皇本人当做了小金库,支出浩大。
中俄密约墨迹未干,俄国便突然翻脸,先是和德国一起演了出双簧:德国借口要为被“暴民”杀害的传教士讨个说法,出兵胶州;俄国以协助中国为名,随后派出军舰占据旅顺大连。史家一般认为,在中俄密约一事上,中国被暗算了,黄遵宪在挽李鸿章的诗中就有“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的慨叹。
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未必是权宜伎俩。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攻。”在甲午战争“伐交”层面上,日本正是在英日条约修订后的次日,才敢下达向中国开战的总命令的。而英国扶持日本的目的就是遏制俄国。作为反制,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是必然的战略选择。英国报刊上就有评论认为,中俄结盟完全是有利双边的选择。
维特则认为,俄国执政者后来的短视,破坏了中俄密约的战略意图。他直率地指出,俄国强占旅顺大连的“侵夺行动,实为反条约,达到极点”。他担心如此背信弃义,会将刚赢得的中国对俄的好感一扫而空,对俄罗斯极为不利。为此,他与军方进行了激辩,甚至要求俄军立即从旅顺大连撤军,用实际行动赢回中国人的谅解。
维特的担心成了事实,俄军的铁蹄令中国人、尤其是李鸿章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被出卖、被愚弄的痛苦和愤怒。经此创痛后,中国的外交再度由“有联有拒”往回收缩,且不只是退回到“一体拒外”,而是“一体仇外”,终于爆发了玉石俱焚的义和团运动。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尽管清政府宣布中立,但无论朝野,都一边倒地站到了日本的一边……
一段以海誓山盟开始的浪漫情感,本可以发展成相濡以沫的模范婚姻,却在野心者的短视中成为苟且的偷情,中俄之间从此注定挣扎在互不信赖却不得不时时勾肩搭背的孽缘之中。而对于1896年正沉浸在加冕盛会狂欢中的李鸿章而言,他所能做的的确只有为自己“以夷制夷”的再度成功而自豪,并终于有了足够良好的心情,去会见那等候在下一站的伟大的俾斯麦……
李鸿章真是卖国贼吗
1896年访俄时,与俄私订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并接受巨额贿赂。“密约签订后,维特(沙俄财政部长)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某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 国内有人对李鸿章在当时寄给总理府的电报中数次替俄国恫吓清朝感到迷惑不解,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李受了贿,怎能不吃里扒外?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
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
1898年李鸿章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沙俄为此贿赂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各50万两银子(《红档杂志有关中俄交涉史料选译》,页210)。整个东北因这两个条约便实际上落到了俄国的控制下。
李鸿章卖国一生究竟受贿多少?除两次受俄国巨额贿赂曝光且有据可查外,其余具体事项恐只有天知道。但时人皆传“宰相合肥天下瘦”,及留美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则此卖国巨贪之胃口可见一斑。
在甲午之战中,李鸿章把北洋水师当作私家卫队,在辽东危急时禁止北洋水师增援辽东,又禁止北洋水师出海作战,致使朝廷花重金建立的北洋水师被倭寇捂在港内全歼。李鸿章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卖军火给日军,得银数十万两。清政府命王文锦确查具奏,王文锦奏称,张士珩所卖军械,多被日本人买去。清政府命张之洞、福润将张士珩设法密速查拿。张士珩被迫向张之洞投案,清政府命张之洞提审张士珩,按律惩办,最后,张士珩以玩视防务被革职。
李鸿章的另一位外甥,时任军械局书办的刘芬被日本间谍石川伍一收买,出卖大量清军情报,事情败露后落得个“绑赴市曹,斩首处决”。
此外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李鸿章还对清军抓获的间谍明显袒护,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回国。
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清廷奏参李鸿章,称李鸿章“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此若为真,则李鸿章和日本之间有私利作祟,并非马关和谈之合适人选。
而日本方面,也确实点名只和李鸿章谈,而拒绝清廷派遣的其他人选。联想一下“镇南关大捷”后李鸿章在中法谈判时的反常行为及之后在《中俄密约》里的受贿卖国,估计李鸿章还真极有可能与日本人有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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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中国近代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鸿章被认为是卖国贼,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年代。而现在李鸿章又被很多人洗白,认为他其实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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